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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2008年的四川汶川大地震，让人们联想起32年前的唐山大地震。不仅仅是因为这两场地震的震级相近，而且也因为它的波及面都达半个中国以上。以对中国人心理触及的深度而言，只有今天的这场地震能与唐山大地震相比。
地震棚：封闭又动荡的城市生活
那天晚上我在工厂上“小夜班”，也就是12点半就下班，到宿舍睡还可以睡半夜。夜里3点42分，我被剧烈的震动撼醒。窗户玻璃发出“咣咣”的巨响，第一个念头是：中苏开战了！
楼道里有人喊快下楼，地震了，黑暗中人们来不及穿衣就往下跑，说实话，当时没感到有多恐怖，只是紧张与兴奋。跑下来的人开始清点人数，发现有一位姓吴的师傅没下来。我们开始扯着嗓子喊。在微微发亮的天色中，终于看见她穿戴整齐地下来了。我们嘲笑她要面子不要命，这时才互相看看，穿得实在是太少，真有些难堪，于是，一个个不顾劝阻又溜回去穿衣服。
北京的正常生活从此被打乱了。这时没人敢再回屋里睡觉。形形色色的地震棚出现在大街小巷。
这么一个数百万人口的大城市，生活完全进入一种非常状态。印象中，街上没多少汽车，满城都是地震棚。居民院子里都搭满了，街边上也都是。开始时是个人搭的简陋小棚，后来是单位出面，在所有可能利用的空地上搭起像模像样的帐篷，供职工及家属们栖身。
所有的家庭，此时都没了隐私。在棚子里，每家拥有一席之地：有一张席子，几个小凳，和几只暖水瓶。邻里关系空前融洽，不融洽也不行，因为本身都彼此融到一起了。
这样的地震生活记忆，并没有多少悲惨之处。在我的记忆中，倒记得当时广泛流传的一个段子：说是某浴室在营业时，正赶上一次余震，男女浴客们光着身子纷纷跑出，他们很自觉地分成了男一堆，女一堆。过了一会，看看平静下来了，他们又各自循着跑出来的路跑了回去。
这就是当时的都市氛围。在我的记忆里，我只记得伴随大家的，是各种流言。那个年头，政治是生活中第一重要的内容，偏偏那年发生的政治事件又非常多……大家传播着各种小道消息，历数中央已经分成了哪几派阵营，积聚着对“四人帮”的不满和对国家前途的忧心。我们还不知道，中国将结束文革，开启新的历史，完全是天翻地覆。只是后来才听说，这场地震对重病中的毛泽东打击非常大，曾令他嚎啕大哭。
但是对于地震本身的情况，我们只有一个信息渠道，就是官方的渠道。我们得知，地震发生在唐山，那里的军民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又创造出了抗震的奇迹。关于什么时候会有新的地震，新的震中会在哪里，震级将达几级的谣言满天飞。而对于唐山大地震的真实情况，北京人还要等10年，等到钱钢的《唐山大地震》出版。
原来以为，所有的这些地震记忆并不足以道。因为它不够惨烈也不够传奇。但到现在，我才知道，原来住过抗震棚的，何止是北京人。在许许多多的中国城市里，或许有过数千万的人，都曾住在地震棚里，经历过那么长时间的动荡而脱离正轨的、封闭又惴惴不安的城市生活。这场地震也因此才会在中国人的心里留下这样深的烙印，以至于它成为一个标准：说某一场地震是不是严重，“没有赶上唐山那次”就算还好，如果比唐山的还厉害，那就是巨大的灾难了。
预报：认识的路没有到头
当年读《唐山大地震》，印象最深的是这样几点：
真实震情的残害之烈。在7.8级地震的大自然之力面前，人的生命如脆弱之花，瞬间即灭。那种人间地狱般的情景，都是过去的报道中读不到的，从来的抗震报道，都是“人定胜天”的故事。
灾难面前的人性。那些人到了生死关头被激发出来的巨大能量，超出极限的顽强，人与人之间的真情，都让人落泪。
为什么没有预报。在唐山大地震之前，1975年的海城地震曾被成功预报。而这次唐山地震的预报问题，也曾在地震局内部有过激烈争论。看到这些当年争论的内幕，你不能不扼腕：如果这次的争论是坚持要预报的人占了上风呢？
实际上，所有这些真相，我们应该在当年就知道，而不是要等到10年之后。
但是，这样的灾难记录，却不可能在当时出来。2003年，钱钢在一篇文章中直言，在1976年那个历史条件下，出这本书是不可能的。当时地震的消息和人员伤亡数字都是秘密。在地震的现场，如果有人带一部照相机又没有官方身份，立刻会被警察抓起来，相机也会被没收。
2006年，在纪念唐山大地震30周年的时候，钱钢回忆道：当时23岁的自己，看到了很多非常惨痛的现场，但那时他并没有把这些写进文章里，他记得更多的是阶级友爱——这是当时官方所要的主流价值观。或许，当年拍唐山地震最有名的摄影记者李耀东的一个回答更说明问题：央视记者后来问他，为什么照片中唐山孤儿只有拿着苹果特别开心的照片，他们失去亲人的痛苦你们有没有拍？他说他拍了很多，但现在都不知道湮没在哪些底片当中了。记者又问：是有人要求你这样做吗？他说不是，是我自己的世界观。这个世界观背后的判断，就是要正面报道地震。
所以，历史能不能被真实记录，有时并不完全取决于你是否在现场。1976年时的人，挣脱那种时代的束缚，即使是钱钢这样的先行者，也要10年。
而钱钢在书中写到的一位幸存者，姚翠芹，在后来写的回忆文章中，写到她哥哥看到她被压在木板下面动不了，却没救她，而是先去救别人。她疼得撕心裂肺，她哥哥却在救完3个外人之后才来救她……然而央视记者柴静在地震过去30年后采访她时发现，这个细节并不真实，真实的情况是，她哥哥当时非常着急，和别人一起把她抬到担架上。
也就是说，时代的局限，甚至可以影响到当事人，令他们虚构。
不管怎么说，《唐山大地震》的出版，使得另一部分唐山地震记忆进入了中国人的脑海，它颠覆并完整了中国人对唐山地震的记忆。
2005年，唐山作家张庆洲的长篇调查《唐山警世录》出版。它的主题直指当年的地震漏报或说是瞒报的问题。它反映出中国人对于这场地震的一种潜在意识：与其说唐山地震是天灾，不如说更是人祸。
当中国处在文革这样一个高度政治化年代，人民毫无话语权的时候，对于灾难的认识，很容易往人祸的思路上走，尤其是在受到当时官方的压制的时候。一旦这种压制解除，这些倾向和情绪很自然地会释放出来。
关于地震的征兆，预报与瞒报问题，在此次四川大地震中也是一个舆论热点，《唐山大地震》的作者花了大量的篇幅，写到地震前的种种预兆。
但是，到2003年，钱钢本人曾写过一段回忆：“1996年的一天晚上，当年准确地预报过唐山地震的科学家，跑到我家，敲门说：不得了了！北京要地震了，要地震了！他说，你看，北京孔庙里的井啊，水没有了！还有什么地方的鸟啊，又跟唐山地震时一样哗哗飞过去！我真的相信要地震了，然后我把中央电视台的记者请到家里来，然后开始采访，说现在是7点36分，我们的地震工作者，在这谈一谈他的判断。这天晚上，很多人都跑到外面院子里去，那天天气真的是特别怪，特别地闷热，那天晚上，我在院子里走到夜里二三点钟，地震没来！所以说，人类认识自然真的是‘路漫漫其修远兮’，非常长的一条道路。”
到了2006年，纪念唐山大地震30周年的时候，钱钢明确地说：我不同意“人祸”这种很政治化、情绪化的说法。他认为地震的预报至今还是全世界没有攻克的难题。
实际上，回顾这些年中国人对于唐山地震的认识，从“人定胜天”，到真相出来，人们开始追究漏报瞒报的责任之“人祸”，是一种历史进步。然而，对自然灾难的认识不可能只停留在“人祸”的水平，如钱钢所说，“唐山地震是一个尚未被人类完全认识清楚的巨大的天灾”。
记忆：刻下每个死难者的名字
在5月12日四川地震影响北京的时候，我的一位朋友正在14楼的办公室里。他们一屋子人都没有跑，也没有惊慌，看着邻屋的人们挤进了电梯。因为心里很清楚，如果真的发生大震，跑是来不及的，更不该坐电梯，不如看看周围的屋角有没有可躲的安全地方。这份镇定或许是当年的地震给北京人留下的遗产。
但是，这份遗产会有多少今天20多岁的北京人能继承？2006年唐山地震30年时，钱钢特意带了自己20多岁的儿子去唐山，这位年轻人，此前对于唐山地震几乎一无所知。
让钱钢感触的是，真正经历过地震的唐山人，有许多人也不愿回忆这场地震。他们会买回钱钢的书，但都不看，宁肯压在箱底，而且，也不愿把这些事讲给后代听。
当时央视记者柴静问到一位老医生，你会给她(小孙女)讲地震吗？她说，我从来不说，我希望她什么都不要记得。
“你不怕被遗忘吗？”柴静问。而那位医生反问她，“你能记得住的东西有多少？你不知道的事情有多少？1962年大饥荒你知道吗？”
这些唐山人告诉记者，每年纪念唐山地震的时候，“去的好像都是当年去首都送信的那几个人。”他们并不认为这样的仪式代表他们自己。他们真正的痛苦和哀伤不能通过这种公共仪式得以表现。柴静说，“当一个人在群体中找不到内心的呼应的时候，他当然就会退守回自己的生活里。这种退守意味着你只有自己来承担，这种代价太大了，以至于他们不愿意再将这种东西留给后代。”
唐山地震在人们记忆中，曾经被描写成抗震救灾人定胜天的“英雄凯歌”，后来又被人们质疑为草菅人命漏报瞒报的“人祸”。到唐山去看地震纪念馆，多是抗震救灾的宏观叙事，新唐山的成就，但却见不到有多少关于个人的叙事。
有一对老夫妇，在唐山地震30周年的纪念里，在他们失去的双胞胎儿子的骨灰盒上，放上了一块巧克力。这情景被香港记者报道出去后，令许多香港读者落泪。当时，柴静曾问过这对老夫妇：将来如果有纪念墙，你们会不会把孩子的名字刻上去？他们说，孩子又没对国家做什么贡献。她又问，需要贡献才能刻上去吗？老夫妻说，他们只是孩子。
作家马立诚曾为此写过一篇文章《刻下每个死难者的名字》，“在华盛顿，华裔女孩林璎为美国的越战死难者设计的黑色花岗岩纪念碑，一行行刻着每个死难者的名字，已经成为世界知名的场所。在日本广岛和平公园原子弹爆炸死难者纪念墙上，刻着237062个死难者的名字……每一个普通死难者都值得纪念，因为国家与民族正是由个人组成——没有一个个鲜活的个体，哪有国家与民族？”
唐山现在有一个商业性的“哭墙”，上面刻了1万多个死难者的名字，每刻一个，要交800到1000元——既然是商业性的，经营者有这样做的理由。但是，这件事，是不是应该由政府来做？为什么这种个人纪念，或者被认为“没有贡献”而不值得做，或是变成商业行为？它本来应当是我们全民族的一笔精神财富。
柴静说，她当时吃惊于香港人为什么隔着那么老远会对唐山地震感兴趣，会被那对老夫妇的巧克力如此感动。后来有一个在香港读书的人写了这样一段留言，他说，作为小孩子的我并不明白这段历史，但是我们看了流泪，是出于天性的推己及人。
我们究竟有没有对我们国土上的一个具体生命给予足够的尊重和珍视？
“我为什么对一些陌生人，和我没关系的，一些死掉的人感兴趣？其实他就是你自己，你对他不感兴趣，很多人也会对你的生命不感兴趣，生命就会因此受到践踏，还不被记住。”柴静说。
地震棚：封闭又动荡的城市生活
那天晚上我在工厂上“小夜班”，也就是12点半就下班，到宿舍睡还可以睡半夜。夜里3点42分，我被剧烈的震动撼醒。窗户玻璃发出“咣咣”的巨响，第一个念头是：中苏开战了！
楼道里有人喊快下楼，地震了，黑暗中人们来不及穿衣就往下跑，说实话，当时没感到有多恐怖，只是紧张与兴奋。跑下来的人开始清点人数，发现有一位姓吴的师傅没下来。我们开始扯着嗓子喊。在微微发亮的天色中，终于看见她穿戴整齐地下来了。我们嘲笑她要面子不要命，这时才互相看看，穿得实在是太少，真有些难堪，于是，一个个不顾劝阻又溜回去穿衣服。
北京的正常生活从此被打乱了。这时没人敢再回屋里睡觉。形形色色的地震棚出现在大街小巷。
这么一个数百万人口的大城市，生活完全进入一种非常状态。印象中，街上没多少汽车，满城都是地震棚。居民院子里都搭满了，街边上也都是。开始时是个人搭的简陋小棚，后来是单位出面，在所有可能利用的空地上搭起像模像样的帐篷，供职工及家属们栖身。
所有的家庭，此时都没了隐私。在棚子里，每家拥有一席之地：有一张席子，几个小凳，和几只暖水瓶。邻里关系空前融洽，不融洽也不行，因为本身都彼此融到一起了。
这样的地震生活记忆，并没有多少悲惨之处。在我的记忆中，倒记得当时广泛流传的一个段子：说是某浴室在营业时，正赶上一次余震，男女浴客们光着身子纷纷跑出，他们很自觉地分成了男一堆，女一堆。过了一会，看看平静下来了，他们又各自循着跑出来的路跑了回去。
这就是当时的都市氛围。在我的记忆里，我只记得伴随大家的，是各种流言。那个年头，政治是生活中第一重要的内容，偏偏那年发生的政治事件又非常多……大家传播着各种小道消息，历数中央已经分成了哪几派阵营，积聚着对“四人帮”的不满和对国家前途的忧心。我们还不知道，中国将结束文革，开启新的历史，完全是天翻地覆。只是后来才听说，这场地震对重病中的毛泽东打击非常大，曾令他嚎啕大哭。
但是对于地震本身的情况，我们只有一个信息渠道，就是官方的渠道。我们得知，地震发生在唐山，那里的军民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又创造出了抗震的奇迹。关于什么时候会有新的地震，新的震中会在哪里，震级将达几级的谣言满天飞。而对于唐山大地震的真实情况，北京人还要等10年，等到钱钢的《唐山大地震》出版。
原来以为，所有的这些地震记忆并不足以道。因为它不够惨烈也不够传奇。但到现在，我才知道，原来住过抗震棚的，何止是北京人。在许许多多的中国城市里，或许有过数千万的人，都曾住在地震棚里，经历过那么长时间的动荡而脱离正轨的、封闭又惴惴不安的城市生活。这场地震也因此才会在中国人的心里留下这样深的烙印，以至于它成为一个标准：说某一场地震是不是严重，“没有赶上唐山那次”就算还好，如果比唐山的还厉害，那就是巨大的灾难了。
预报：认识的路没有到头
当年读《唐山大地震》，印象最深的是这样几点：
真实震情的残害之烈。在7.8级地震的大自然之力面前，人的生命如脆弱之花，瞬间即灭。那种人间地狱般的情景，都是过去的报道中读不到的，从来的抗震报道，都是“人定胜天”的故事。
灾难面前的人性。那些人到了生死关头被激发出来的巨大能量，超出极限的顽强，人与人之间的真情，都让人落泪。
为什么没有预报。在唐山大地震之前，1975年的海城地震曾被成功预报。而这次唐山地震的预报问题，也曾在地震局内部有过激烈争论。看到这些当年争论的内幕，你不能不扼腕：如果这次的争论是坚持要预报的人占了上风呢？
实际上，所有这些真相，我们应该在当年就知道，而不是要等到10年之后。
但是，这样的灾难记录，却不可能在当时出来。2003年，钱钢在一篇文章中直言，在1976年那个历史条件下，出这本书是不可能的。当时地震的消息和人员伤亡数字都是秘密。在地震的现场，如果有人带一部照相机又没有官方身份，立刻会被警察抓起来，相机也会被没收。
2006年，在纪念唐山大地震30周年的时候，钱钢回忆道：当时23岁的自己，看到了很多非常惨痛的现场，但那时他并没有把这些写进文章里，他记得更多的是阶级友爱——这是当时官方所要的主流价值观。或许，当年拍唐山地震最有名的摄影记者李耀东的一个回答更说明问题：央视记者后来问他，为什么照片中唐山孤儿只有拿着苹果特别开心的照片，他们失去亲人的痛苦你们有没有拍？他说他拍了很多，但现在都不知道湮没在哪些底片当中了。记者又问：是有人要求你这样做吗？他说不是，是我自己的世界观。这个世界观背后的判断，就是要正面报道地震。
所以，历史能不能被真实记录，有时并不完全取决于你是否在现场。1976年时的人，挣脱那种时代的束缚，即使是钱钢这样的先行者，也要10年。
而钱钢在书中写到的一位幸存者，姚翠芹，在后来写的回忆文章中，写到她哥哥看到她被压在木板下面动不了，却没救她，而是先去救别人。她疼得撕心裂肺，她哥哥却在救完3个外人之后才来救她……然而央视记者柴静在地震过去30年后采访她时发现，这个细节并不真实，真实的情况是，她哥哥当时非常着急，和别人一起把她抬到担架上。
也就是说，时代的局限，甚至可以影响到当事人，令他们虚构。
不管怎么说，《唐山大地震》的出版，使得另一部分唐山地震记忆进入了中国人的脑海，它颠覆并完整了中国人对唐山地震的记忆。
2005年，唐山作家张庆洲的长篇调查《唐山警世录》出版。它的主题直指当年的地震漏报或说是瞒报的问题。它反映出中国人对于这场地震的一种潜在意识：与其说唐山地震是天灾，不如说更是人祸。
当中国处在文革这样一个高度政治化年代，人民毫无话语权的时候，对于灾难的认识，很容易往人祸的思路上走，尤其是在受到当时官方的压制的时候。一旦这种压制解除，这些倾向和情绪很自然地会释放出来。
关于地震的征兆，预报与瞒报问题，在此次四川大地震中也是一个舆论热点，《唐山大地震》的作者花了大量的篇幅，写到地震前的种种预兆。
但是，到2003年，钱钢本人曾写过一段回忆：“1996年的一天晚上，当年准确地预报过唐山地震的科学家，跑到我家，敲门说：不得了了！北京要地震了，要地震了！他说，你看，北京孔庙里的井啊，水没有了！还有什么地方的鸟啊，又跟唐山地震时一样哗哗飞过去！我真的相信要地震了，然后我把中央电视台的记者请到家里来，然后开始采访，说现在是7点36分，我们的地震工作者，在这谈一谈他的判断。这天晚上，很多人都跑到外面院子里去，那天天气真的是特别怪，特别地闷热，那天晚上，我在院子里走到夜里二三点钟，地震没来！所以说，人类认识自然真的是‘路漫漫其修远兮’，非常长的一条道路。”
到了2006年，纪念唐山大地震30周年的时候，钱钢明确地说：我不同意“人祸”这种很政治化、情绪化的说法。他认为地震的预报至今还是全世界没有攻克的难题。
实际上，回顾这些年中国人对于唐山地震的认识，从“人定胜天”，到真相出来，人们开始追究漏报瞒报的责任之“人祸”，是一种历史进步。然而，对自然灾难的认识不可能只停留在“人祸”的水平，如钱钢所说，“唐山地震是一个尚未被人类完全认识清楚的巨大的天灾”。
记忆：刻下每个死难者的名字
在5月12日四川地震影响北京的时候，我的一位朋友正在14楼的办公室里。他们一屋子人都没有跑，也没有惊慌，看着邻屋的人们挤进了电梯。因为心里很清楚，如果真的发生大震，跑是来不及的，更不该坐电梯，不如看看周围的屋角有没有可躲的安全地方。这份镇定或许是当年的地震给北京人留下的遗产。
但是，这份遗产会有多少今天20多岁的北京人能继承？2006年唐山地震30年时，钱钢特意带了自己20多岁的儿子去唐山，这位年轻人，此前对于唐山地震几乎一无所知。
让钱钢感触的是，真正经历过地震的唐山人，有许多人也不愿回忆这场地震。他们会买回钱钢的书，但都不看，宁肯压在箱底，而且，也不愿把这些事讲给后代听。
当时央视记者柴静问到一位老医生，你会给她(小孙女)讲地震吗？她说，我从来不说，我希望她什么都不要记得。
“你不怕被遗忘吗？”柴静问。而那位医生反问她，“你能记得住的东西有多少？你不知道的事情有多少？1962年大饥荒你知道吗？”
这些唐山人告诉记者，每年纪念唐山地震的时候，“去的好像都是当年去首都送信的那几个人。”他们并不认为这样的仪式代表他们自己。他们真正的痛苦和哀伤不能通过这种公共仪式得以表现。柴静说，“当一个人在群体中找不到内心的呼应的时候，他当然就会退守回自己的生活里。这种退守意味着你只有自己来承担，这种代价太大了，以至于他们不愿意再将这种东西留给后代。”
唐山地震在人们记忆中，曾经被描写成抗震救灾人定胜天的“英雄凯歌”，后来又被人们质疑为草菅人命漏报瞒报的“人祸”。到唐山去看地震纪念馆，多是抗震救灾的宏观叙事，新唐山的成就，但却见不到有多少关于个人的叙事。
有一对老夫妇，在唐山地震30周年的纪念里，在他们失去的双胞胎儿子的骨灰盒上，放上了一块巧克力。这情景被香港记者报道出去后，令许多香港读者落泪。当时，柴静曾问过这对老夫妇：将来如果有纪念墙，你们会不会把孩子的名字刻上去？他们说，孩子又没对国家做什么贡献。她又问，需要贡献才能刻上去吗？老夫妻说，他们只是孩子。
作家马立诚曾为此写过一篇文章《刻下每个死难者的名字》，“在华盛顿，华裔女孩林璎为美国的越战死难者设计的黑色花岗岩纪念碑，一行行刻着每个死难者的名字，已经成为世界知名的场所。在日本广岛和平公园原子弹爆炸死难者纪念墙上，刻着237062个死难者的名字……每一个普通死难者都值得纪念，因为国家与民族正是由个人组成——没有一个个鲜活的个体，哪有国家与民族？”
唐山现在有一个商业性的“哭墙”，上面刻了1万多个死难者的名字，每刻一个，要交800到1000元——既然是商业性的，经营者有这样做的理由。但是，这件事，是不是应该由政府来做？为什么这种个人纪念，或者被认为“没有贡献”而不值得做，或是变成商业行为？它本来应当是我们全民族的一笔精神财富。
柴静说，她当时吃惊于香港人为什么隔着那么老远会对唐山地震感兴趣，会被那对老夫妇的巧克力如此感动。后来有一个在香港读书的人写了这样一段留言，他说，作为小孩子的我并不明白这段历史，但是我们看了流泪，是出于天性的推己及人。
我们究竟有没有对我们国土上的一个具体生命给予足够的尊重和珍视？
“我为什么对一些陌生人，和我没关系的，一些死掉的人感兴趣？其实他就是你自己，你对他不感兴趣，很多人也会对你的生命不感兴趣，生命就会因此受到践踏，还不被记住。”柴静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