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汶川大地震后的第二天，我在北川县城里四处搜寻。然而，我的一段少年时光已经无处凭吊，几乎一切有关那段回忆的物证，都在这个世间无迹可寻。
5月13日，我在震后第二天的北川县城里四处搜寻，采访，突然之间意识到，我在亲历一个怎样的历史事件。或许几十年后，我们像今天的唐山大地震幸存者一样，在席间对子孙们讲述今天发生的一切；但就在眼前更为直接的是，我的一段少年时光已经无处凭吊，几乎一切有关那段回忆的物证，都在这个世间无迹可寻。
我的老家是北川县桂溪乡，桂溪距离北川42公里，距离江油市37公里，桂溪人购物，置办酒席都去江油，这让很多桂溪人对江油有更多的认同，甚至觉得自己压根就不是一个“北川人”。可惜这种心理上的自尊并不能得到回应，在我上高中以后，常常被同学嘲笑我的江油口音，说“白菜”和“萝卜”这类双音节词的时候，他们说我发音总要“拐弯”。
叛逆
我与北川真正发生关系，是在15岁上高中以后。北川中学是全县仅有的两所高中之一，虽然不情愿，我只能还是去了我并不喜欢的北川。当时学校的领导对刚刚流行起来的“半军事化管理”情有独钟，每天早晨6点学生就要起床跑步，食堂的饭食令人厌倦，还有繁重的校园清洁任务：扫教室，扫花台，扫操场，扫厕所。
高中三年，我始终没有对这所学校建立起正面的感情，每天从熟睡中被体育老师吵醒，机器人一样整齐划一地做广播体操，每天中午和下午长达一个多小时的校园清洁工作让我觉得这一切都只是为了扼杀学生自由支配的时间，或者说，借助令人疲倦的体力劳动让学生失去自由思想的时间和精力。
于是我和我的很多同学都成为这种体制的叛逆者，叛逆的方式就是越是学校禁止的事情我们越是要做，比如偏要抽烟，喝酒，学校11点检查学生寝室，我们就11点30分再爬起来点着蜡烛看小说，打扑克。谈恋爱是学校严防死守的，可是每天晚上下了晚自习以后，总有男女学生冒着被老师和保卫处发现的危险在漆黑的操场散步。一到周末，胆大的女生甚至敢于和男朋友在20分钟就可以转一整圈的县城里吃饭，逛街，打游戏机。学校不允许学生带BP机，所以BP机就在很多班级人手一部，学校在操场边装了两部IC卡电话，号码我很多同学至今都记得，要约会自己的男女朋友，就打这个电话，对方一看电话，马上就会过来。
我的暗恋也发生在这个时期，她比我高一个年级，她在高中的最后一个生日是周六，晚上在歌厅唱歌以后，我们三个男生冒险第一次跟她们几个女生钻进女生寝室，为了不引起注意，我们没有点蜡烛，五六个人围坐在寝室中间的小桌子周围，只有男生嘴上的烟头一明一暗，除了我以外他们都已经高三，开始畅谈以后读什么大学，以什么为业，她很认真给大家建议工作，提到我的时候，她说你做记者或者律师最合适了。
震后我经过她家的楼房时，楼房还没有倒，但无从知道她和家人的下落。
那时候母亲住在桂溪老家，父亲住在县教育局大院。在今天，由于地震带来的山体崩塌，那里是被毁灭最彻底的地带，剧烈的地震居然把一辆汽车的前轮放到了倒塌的五楼楼顶上，靠山的楼房被推到了河边，原来建在河边的房子被推下了河堤。而在那个时候，我每周六放学就去告诉父亲晚上想吃哪一家馆子，饭后和他的同事们一群人在公园散步直到天黑。
北川终于有了第一家专卖店，是FUN的（有多少人还记得这个牌子？），我花98元在那里买了一件T恤，至今珍藏，基本上我们像成年追捧“小熊猫”牌香烟一样追捧FUN，它的任何一款T恤都会在校内和无数人撞衫。
总体上来说，面对成人世界，叛逆期的我对北川人的权力崇拜深深失望，2000年左右当县城里的公务员流行抽刚面世的“小熊猫”的时候，这种烟就在县城里断货了，我还记得陪着父亲在江油的烟铺里成条地购买“小熊猫”香烟，我那时候愤世嫉俗，宣称这是因为北川没有发达的商业和多元化的生活方式，公务员就是最大的“主流人群”，就是县城流行文化的风向标。因此人们才学公务员一样，用三个指头端酒杯，作出羌族的姿势一饮而尽，用羌语唱祝酒歌。
和解
我的一位伯父可算是北川县里第一流的学者，退休之后他的主要工作是研究羌族文化和北川民俗，北川的文化工作者有一个心愿，就是让北川成为被全国承认的“大禹故里”，觉得这样就可以得到国家的重视，或者至少可以开发旅游资源。
2003年，在很多年的努力之后，北川终于成为了羌族自治县，国家将加大对北川的扶持力度和政策优惠，连我父母的工资都因此上涨。北川很是普天同庆了几天，我刚好放假回家去父亲一位同事家里吃饭，饭后我们徜徉在今天很多媒体报道过的北川“两桥一洞”的跨河大桥上，听他们说涨工资以后怎么给上大学的女儿多拿一点，怎么存钱买房子，北川以后会怎么发展，一种对他们很尊重的感觉突然出现在心里，我第一次和故乡和解了。
5月10日，地震前两天，我对高中同学网上给我转贴的一篇关于物价和税收的小文章充满了好感，一问原来是另一个高中同学写的。我和他本无交往，只是高考时候同住在一间屋里，结果通了一个电话，晚上就在一起吃饭了。他说我仍然是高中时候的样子，愤世嫉俗，放浪不羁；而他呢，如今在图书出版社工作，业余爱好历史和经济学，已经和同样来自北川的未婚妻在成都买了房子，高中时候行为拘束，满脸书生气，如今完全变了一个人，家里喝酒高兴的时候，甚至可以换上羌族衣服给人唱祝酒歌。
地震发生后我们失去了联系，我在县城里的救援人员中看到高中时候的网吧老板，出租车司机，汽车售票员，但没有遇到他。这堆巨大的废墟仿佛把所有的一切都断裂掉了，我在5月18号的《成都商报》上看到，北川县城废墟上不会再重建县城，这里大概会成为一个地震灾害纪念园，北川人将迁往新址，不会再有人的青春在这里留下来，也不会再有一代一代的年轻人从这里走出来。
在一堆断壁残垣中间，在民兵救人的队伍里，5月14日我在北川遇到高中同学贾刚，他在绵阳市卫生局工作，震后专门回来救灾，他说他的父母应该都已遇难，他现在只看看能不能多救几个别人。还有初中和高中同窗六年的蝉西，他穿着一身羌族的衣服，告诉我他是县政协幸运的活下来的几个人之一，我们紧紧拥抱，我低声对他说，还穿羌族衣服呢！他说是啊，你就从来都不穿。
我心里涌起一句话，岂曰无衣，与子同袍。
北川建县于北周武帝天和元年（566），唐太宗贞观八年（634）析北川县地置石泉县，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并北川县入石泉县。民国三年（1914），因四川省石泉县与陕西省石泉县同名，且陕西省石泉县设置在先，便将四川省石泉县复名北川县。
北川县今隶绵阳市管辖。绵阳自古为川北重镇，为涪江所横贯，三国即以此江为名，称为涪县，唐时称绵州，为绵州巴西郡郡治，该州建置历经若干中央王朝和地方割据政权，延续至民国三年，改州为县，是为绵阳县。
北川县西北部与茂县、松潘、平武接壤，东南部毗邻川西平原。四川平原经绵阳往西北延伸，经江油和安县，就走到了尽头，被青藏高原的东段余脉迎头挡住去路，而北川恰就在这平原与高原交界的首道关隘上。历代封建王朝无论是采取哪种手段控制境内的少数民族，目的基本一致，就是使这一番、汉结合部成为“藩蓠”，以保蜀地安全。
1950年1月1日，北川和平解放，后迁县治由禹里至曲山，至今未变，幅员2689平方公里。
2004年底，北川羌族自治县辖3个镇（曲山、擂鼓、通口）、16个乡（桂溪、香泉、贯岭、禹里、坝底、小坝、片口、白什、开坪、都坝、马槽、墩上、青片、漩坪、白坭、陈家坝）、1个民族乡（桃龙藏族）。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总人口160301人。
5月13日，我在震后第二天的北川县城里四处搜寻，采访，突然之间意识到，我在亲历一个怎样的历史事件。或许几十年后，我们像今天的唐山大地震幸存者一样，在席间对子孙们讲述今天发生的一切；但就在眼前更为直接的是，我的一段少年时光已经无处凭吊，几乎一切有关那段回忆的物证，都在这个世间无迹可寻。
我的老家是北川县桂溪乡，桂溪距离北川42公里，距离江油市37公里，桂溪人购物，置办酒席都去江油，这让很多桂溪人对江油有更多的认同，甚至觉得自己压根就不是一个“北川人”。可惜这种心理上的自尊并不能得到回应，在我上高中以后，常常被同学嘲笑我的江油口音，说“白菜”和“萝卜”这类双音节词的时候，他们说我发音总要“拐弯”。
叛逆
我与北川真正发生关系，是在15岁上高中以后。北川中学是全县仅有的两所高中之一，虽然不情愿，我只能还是去了我并不喜欢的北川。当时学校的领导对刚刚流行起来的“半军事化管理”情有独钟，每天早晨6点学生就要起床跑步，食堂的饭食令人厌倦，还有繁重的校园清洁任务：扫教室，扫花台，扫操场，扫厕所。
高中三年，我始终没有对这所学校建立起正面的感情，每天从熟睡中被体育老师吵醒，机器人一样整齐划一地做广播体操，每天中午和下午长达一个多小时的校园清洁工作让我觉得这一切都只是为了扼杀学生自由支配的时间，或者说，借助令人疲倦的体力劳动让学生失去自由思想的时间和精力。
于是我和我的很多同学都成为这种体制的叛逆者，叛逆的方式就是越是学校禁止的事情我们越是要做，比如偏要抽烟，喝酒，学校11点检查学生寝室，我们就11点30分再爬起来点着蜡烛看小说，打扑克。谈恋爱是学校严防死守的，可是每天晚上下了晚自习以后，总有男女学生冒着被老师和保卫处发现的危险在漆黑的操场散步。一到周末，胆大的女生甚至敢于和男朋友在20分钟就可以转一整圈的县城里吃饭，逛街，打游戏机。学校不允许学生带BP机，所以BP机就在很多班级人手一部，学校在操场边装了两部IC卡电话，号码我很多同学至今都记得，要约会自己的男女朋友，就打这个电话，对方一看电话，马上就会过来。
我的暗恋也发生在这个时期，她比我高一个年级，她在高中的最后一个生日是周六，晚上在歌厅唱歌以后，我们三个男生冒险第一次跟她们几个女生钻进女生寝室，为了不引起注意，我们没有点蜡烛，五六个人围坐在寝室中间的小桌子周围，只有男生嘴上的烟头一明一暗，除了我以外他们都已经高三，开始畅谈以后读什么大学，以什么为业，她很认真给大家建议工作，提到我的时候，她说你做记者或者律师最合适了。
震后我经过她家的楼房时，楼房还没有倒，但无从知道她和家人的下落。
那时候母亲住在桂溪老家，父亲住在县教育局大院。在今天，由于地震带来的山体崩塌，那里是被毁灭最彻底的地带，剧烈的地震居然把一辆汽车的前轮放到了倒塌的五楼楼顶上，靠山的楼房被推到了河边，原来建在河边的房子被推下了河堤。而在那个时候，我每周六放学就去告诉父亲晚上想吃哪一家馆子，饭后和他的同事们一群人在公园散步直到天黑。
北川终于有了第一家专卖店，是FUN的（有多少人还记得这个牌子？），我花98元在那里买了一件T恤，至今珍藏，基本上我们像成年追捧“小熊猫”牌香烟一样追捧FUN，它的任何一款T恤都会在校内和无数人撞衫。
总体上来说，面对成人世界，叛逆期的我对北川人的权力崇拜深深失望，2000年左右当县城里的公务员流行抽刚面世的“小熊猫”的时候，这种烟就在县城里断货了，我还记得陪着父亲在江油的烟铺里成条地购买“小熊猫”香烟，我那时候愤世嫉俗，宣称这是因为北川没有发达的商业和多元化的生活方式，公务员就是最大的“主流人群”，就是县城流行文化的风向标。因此人们才学公务员一样，用三个指头端酒杯，作出羌族的姿势一饮而尽，用羌语唱祝酒歌。
和解
我的一位伯父可算是北川县里第一流的学者，退休之后他的主要工作是研究羌族文化和北川民俗，北川的文化工作者有一个心愿，就是让北川成为被全国承认的“大禹故里”，觉得这样就可以得到国家的重视，或者至少可以开发旅游资源。
2003年，在很多年的努力之后，北川终于成为了羌族自治县，国家将加大对北川的扶持力度和政策优惠，连我父母的工资都因此上涨。北川很是普天同庆了几天，我刚好放假回家去父亲一位同事家里吃饭，饭后我们徜徉在今天很多媒体报道过的北川“两桥一洞”的跨河大桥上，听他们说涨工资以后怎么给上大学的女儿多拿一点，怎么存钱买房子，北川以后会怎么发展，一种对他们很尊重的感觉突然出现在心里，我第一次和故乡和解了。
5月10日，地震前两天，我对高中同学网上给我转贴的一篇关于物价和税收的小文章充满了好感，一问原来是另一个高中同学写的。我和他本无交往，只是高考时候同住在一间屋里，结果通了一个电话，晚上就在一起吃饭了。他说我仍然是高中时候的样子，愤世嫉俗，放浪不羁；而他呢，如今在图书出版社工作，业余爱好历史和经济学，已经和同样来自北川的未婚妻在成都买了房子，高中时候行为拘束，满脸书生气，如今完全变了一个人，家里喝酒高兴的时候，甚至可以换上羌族衣服给人唱祝酒歌。
地震发生后我们失去了联系，我在县城里的救援人员中看到高中时候的网吧老板，出租车司机，汽车售票员，但没有遇到他。这堆巨大的废墟仿佛把所有的一切都断裂掉了，我在5月18号的《成都商报》上看到，北川县城废墟上不会再重建县城，这里大概会成为一个地震灾害纪念园，北川人将迁往新址，不会再有人的青春在这里留下来，也不会再有一代一代的年轻人从这里走出来。
在一堆断壁残垣中间，在民兵救人的队伍里，5月14日我在北川遇到高中同学贾刚，他在绵阳市卫生局工作，震后专门回来救灾，他说他的父母应该都已遇难，他现在只看看能不能多救几个别人。还有初中和高中同窗六年的蝉西，他穿着一身羌族的衣服，告诉我他是县政协幸运的活下来的几个人之一，我们紧紧拥抱，我低声对他说，还穿羌族衣服呢！他说是啊，你就从来都不穿。
我心里涌起一句话，岂曰无衣，与子同袍。
北川建县于北周武帝天和元年（566），唐太宗贞观八年（634）析北川县地置石泉县，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并北川县入石泉县。民国三年（1914），因四川省石泉县与陕西省石泉县同名，且陕西省石泉县设置在先，便将四川省石泉县复名北川县。
北川县今隶绵阳市管辖。绵阳自古为川北重镇，为涪江所横贯，三国即以此江为名，称为涪县，唐时称绵州，为绵州巴西郡郡治，该州建置历经若干中央王朝和地方割据政权，延续至民国三年，改州为县，是为绵阳县。
北川县西北部与茂县、松潘、平武接壤，东南部毗邻川西平原。四川平原经绵阳往西北延伸，经江油和安县，就走到了尽头，被青藏高原的东段余脉迎头挡住去路，而北川恰就在这平原与高原交界的首道关隘上。历代封建王朝无论是采取哪种手段控制境内的少数民族，目的基本一致，就是使这一番、汉结合部成为“藩蓠”，以保蜀地安全。
1950年1月1日，北川和平解放，后迁县治由禹里至曲山，至今未变，幅员2689平方公里。
2004年底，北川羌族自治县辖3个镇（曲山、擂鼓、通口）、16个乡（桂溪、香泉、贯岭、禹里、坝底、小坝、片口、白什、开坪、都坝、马槽、墩上、青片、漩坪、白坭、陈家坝）、1个民族乡（桃龙藏族）。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总人口160301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