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7月31日，袁世凯发出“二次革命”后的第一张通缉令，通缉黄兴、陈其美、黄郛、李书城四人，各有赏格：黄兴10万元、陈其美5万元、黄郛和李书城各2万元，下面还有一句话：“不论生死，一体给赏。”这四个人中，其实只有陈其美最初就是支持孙中山用兵的主张，黄兴等人是反对动武，主张法律解决的。当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横遭暗杀之后，革命党内意见并不统一，有意思的是赞成动武的大致上都是文人，军人却大多持慎重立场。目睹那一幕历史的黄郛夫人沈亦云说：“文人喜谈兵，武人好论政，是当时一畸形现状，而以前者尤甚。主张郑重，人即以为富贵不再革命，甚至疑其通敌。有人言两部小说，支配当时南北人情：袁氏熟读三国演义，尽纵横捭阖之能；革命党有水浒气息，患难时共生死，一隔膜即起疑心。”
　　袁世凯身居临时大总统之位，名器在手，又掌握占有绝对优势的武力，这一点黄兴、黄郛、李书城这些革命党的军人看得很清楚。面对宋教仁之死，最痛心疾首的无疑是与其公私交谊最深的黄兴，但黄兴认为人死不可复生，而“民国根基未固”，力主慎重。他说：“民国已经成立，法律非无效力，对此问题，宜持以冷静态度，而待正当之解决。”当时法律解决的路确实没有走尽，上海地方检察厅5月8日曾票传嫌疑人、内阁总理赵秉钧到庭，赵虽以生病的理由没有到庭，也不得不以书面做出答复。在国会之内，国民党籍议员占有多数席位，可以提出质询、弹劾案，在法定程序的范围内寻求问题的解决。还有一点，黄兴征求过许多国民党内实际掌握兵权的人意见，如广东的陈炯明、湖南的谭延闿，南京第八师的师旅长陈之骥、陈裕时、王孝缜、黄恺元等人，他们都不肯此时出兵反袁，与他“论交深在十年前”的云南都督蔡锷更是反对动兵。孙中山、陈其美、戴季陶等主战的意见最后占了上风，黄兴仓促前往南京起事。这正好是袁世凯所期待的，如果不动武，他就没有借口用武力来对付政治上的对手，解散选举产生的合法议会，整个中国尤其是南方的地方自治格局也触动不了，他虽居元首之位，也不能不受法律和制度的约束，他那套《三国演义》中学来的权术、权谋也不会有用武之地。按宋教仁的设计，革命党此时应该向普通政党转型，在共和国的制度框架内运作，所以他组织了国民党，积极筹划参与第一次国会大选。
　　
　　革命党终究还脱不了水浒气，只能选择习惯的暴力反抗之路，而不是陌生的法律程序和国会搏弈之路。革命党与国民党看起来是同一回事，实际上不能混为一谈，可是不仅局外人常常混淆，就是局中人也不大注意。革命党不是某个组织的特称，而是民国之前参与革命者的一个泛称，提起革命党，人们自然会联想到那些抛头颅、洒热血、舍生取义的烈士，民国以后，把革命党叫做“民党”，含有褒义，就是指那些努力创建民国的人，革命党人也自称“民党”。 这个说法与正式组织国民党之间有复杂的关系，局外人更加搞不清楚。
　　在袁世凯的优势兵力和人心厌乱的舆论下，“二次革命”迅速归于失败，孙、黄等民国元勋再次踏上流亡之途。几十年后，当初曾随黄郛亡命异乡的沈亦云在回忆录中有这样的反思：
　　“癸丑二次革命有两件很大后果，影响国家：其一、动辄以武力解决政治，拥兵即为政治资本，中国又经过一个‘战国’时期。其二、革命由同志集议而变为领袖指导，且以教条为重，则去民主自由反远也。
　　如果当年与民国成立有关系的革命前辈，思想能再进步一层，多以‘民国根基未固’为重，知道‘容忍’和‘守法’是民主自由的基石，而建设必由‘和平’开始。不将辛亥已成之局，掷于一旦，而培养：国家胜于党派、理知胜于冲动、恢宏胜于狭窄、条理胜于攘夺的下一代。吾人闭目以思，今日的中国为何如耶？”
　　历史无法假设，如何走出“三国”和“水浒”，却是中国近代以来重要的历史命题。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