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日本SM不是SM。的确，以西方SM理论诠释日本的SM现象，时常会行不通。日本SM与美的藕断丝连即若即离，及其暧昧含蓄的民族禀性，注定它乖离SM概念，形成了具有“幽玄”审美情趣的东方SM文化。约莫一个世纪以前，年轻的谷崎润一郎在西方Masochism概念的研习中，完成了“恶魔耽美主义”的宣言，开垦出东方Masochism的妖艳世界。而在他过世后的1960年代，另一位日本鬼面作家团鬼六，同样以官能之美为始发点，较系统地定义出一个形而上的、东方式的Sadism幻境。
　　团鬼六的女性受虐束缚图谱，与谷崎氏“女性上位时代”的男性嗜虐形成了相映成趣的对照。团鬼六以美为基准，在作品中酣畅地宣泄他病态的肆虐私欲，矫揉地编织Sadism的极乐乌托邦，并使他的那些精神健康的读者们如坠雾中。
　　团鬼六的Sadism小说被搬上银幕多达五十几次--有些他亲任编剧、导演甚至主演，其中《花与蛇》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从1967年至今，历经了数次翻拍。
　　Sadism是非现实的，是大脑的性幻想。真实的施虐要么为权利关系的象征（譬如古代刑法），要么为犯罪。团鬼六小说很显然见证了它的缥缈本质，他的Sadism故事不会为满足普通读者的“代入感”而设定平凡的角色，而需诉诸官能敏锐、想像力丰富的异人的“幻想”得以实现：譬如《不贞的季节》中的SM作家、《花与蛇》中的画家……事实上Sadism文化正是在艺术媒介的温床里开花结果，小说、摄影、漫画、电影等载体，孕育了日本式的Sadism。
　　SM电影，可看作一场较高级的SM的Cosplay吧。它把SM小说中的空想视觉化了，比起追求造型之美的SM摄影更进一步，比SM漫画心惊肉跳，是“乐而不淫”的官能刺激。因而电影成了表现SM的最佳载体，具有普及性。
　　团鬼六的东方Sadism的标志之物，即“绳束美女调教”。男子凭其各种令人瞠目结舌的、很花俏的“羞辱"手段，促使天性羞臊的东方女子完成“束缚肉体，解放灵魂"的心灵超度。它反而跟西方Sadism的生理理念——疼痛时大脑产生的“安多酚快感”——存在很大差异。
　　西方SM中索求快感的男女双方大抵是平等的，而日本不管Sadism抑或Masochism都“放大”了男权（或者是倒错的男权，三池崇史的《切肤之爱》，曾对这里的男权做过很有趣的揶揄）；西方的Sadism讲究双方的生理享受，日本Sadism无疑更倾向于女方的内心解脱；倘使说男方还扮演着另一个角色的话，那就是美（残酷之美）的观察者/挖掘者。它们共同构筑了《花与蛇》的立意。
　　石井隆把《花与蛇2》的故事移植到萨德侯爵（Marquis de Sade）的故乡，无疑是别有用心。巴黎的地下拍卖场，脸遮面罩的法国S们济济一堂，然而，这里没有皮革、丝袜、高跟儿……而是身着和服、布袜、兜裆布的高贵人妻——百依百顺的被动者，所遭受的纯日本式的紧缚与调教。借用村上龙一部小说的意蕴，即是：赤裸着俯瞰Sadism的故乡——巴黎。这是石井隆彰显SM民族风尚的策略。
　　


　　漫画家出身的石井隆，在影像塑造、氛围搭建上向来十分考究，石井以静谧而瑰丽的镜头，梦幻与现实交叉的叙事，描绘了一个超脱人世的、迤逦多姿的、象征的幽玄世界。固然它存在着形式大于内容的纰漏，但是作为一部SM电影，正好恰如其分。
　　值得注意的是，石井昔日的电影往往被称作女权电影，譬如《血光光五人帮2》、《黑天使》系列、《不溶性侵犯》……那么，《花与蛇》系列是其一贯艺术主张的变奏么？
　　关于老夫少妻故事的源头，大概是谷崎润一郎晚年的情欲名篇《键》（又译《钥匙》），团鬼六的《花与蛇》，无疑受了《键》的启示——可以说，是以它为艺术铸模和理论依据的。就连悬疑成分的添加，亦与前者如出一辙。事实上团鬼六的其它作品（譬如《不贞的季节》），也是此类作品的衍变。比较有趣的是，Masochism作家谷崎润一郎并没有把《键》写成M小说，团鬼六却在此嵌入了Sadism的浓郁佐料，但两者的动机，皆源自无能的性（按照弗洛伊德“泛性论”的解释，这是性倒错＋性错乱的症状）：老人费尽心思地把年轻妻子献给别人，通过窥视——以“妒忌”来刺激自己衰竭的性欲，从而完成“性爱死”的涅槃，抵达性的三昧境界。
　　故事结局暗示了女权的胜利：在丈夫病态的怂恿下，静子由伊始任其摆布的、拱手等现成的顺从被动者，成功嬗作嗜虐的主动者，她那些所谓的教养和妇道、伪善的贤淑、做作的高雅的保护层，悉数抛之脑后，即是她获得了性的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