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教育与人文素质
　　
　　人总得生活在一定的时段和一定的环境中，这两者构成的坐标就是人所生活的那个“点”。记得“二战”时期曾有一首著名的苏联歌曲，其中唱道：“我们自幼所喜爱的一切，宁死也不能让给敌人！”所谓“自幼所爱”，就是在你所生活的那个时段中，你周围的山川河流、父老兄弟、风俗习惯、神话传说……以至家里的桌椅板凳、锅碗瓢盆和你在那段时间所感受到的、沉淀于你的记忆中的一切。无论你走多远，这一切都会潜藏在你心的深处，诱你回归。
　　钱锺书先生一九四七年三月曾在《书林季刊》（Philobiblon）上用英文发表了一篇有关还乡与乡愁的文章（The Return of the Native）。他说，他发现了一个堪称所有道家及禅宗说教之核心的隐喻，即漫游者回归故土的隐喻，或浪子回到父亲身边的隐喻，或只是一般意义上的还家。他引庄子的话说：“旧国旧都，望之畅然”（《杂篇·则阳第二十五》），又引庄子设计的“云将东游”与“鸿”的对话，其中后者劝说前者“返归故土”，“仙仙乎归矣……各复其根”（《外篇·在第十一》）。钱先生还引了《妙法莲华经·信解品第四》所讲述的一个寓言，讲说一个“年幼乞儿，舍父出逃，漫游经年，复归故里，父启其智，乃识乡邻”的故事并联系到“新柏拉图主义的修习者会立刻联想到Proclus对灵魂朝圣三阶段的划分：居家，旅行，还乡”。
　　如今，怀旧、乡愁，仍然是人们普遍的情怀，然而，“旧”和“乡”已是渐行渐远，人们对自己的历史和乡土所知越来越少，一个不爱自己的历史和乡土的人又如何能爱自己的民族和国家呢？上面提到的《妙法莲华经》所说的“父启其智，乃识乡邻”，就是说要启发人们对乡土、邻里，也就是对自己周围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理解和热爱，这确实是当今爱国主义教育的极其重要的一环。可惜中国历来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大国，多有中央文化对地方文化的普及以至覆盖，中央却少有对地方文化的了解，更谈不上地方文化对中央文化的反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贵州读本》（钱理群、戴明贤、封孝伦主编，贵州教育出版社二○○三年版）的出版确实是一个创举，是先驱，是号角，是旗帜；它的文化价值和现实意义再高的评价也不为过。
　　有谁真正了解和关切贵州呢？过去，人们对于贵州多半只有一些似是而非的，甚至带有歧视性的印象，浅近一点的，如“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之类，高雅一点的还有“黔驴技穷”，“夜郎自大”等等。总之，贵州是一个又苦、又穷，又没有文化的穷山恶水之乡！然而，钱理群等人精心编辑的《贵州读本》却给我们展开了一幅完全不同的图景。这里有“集五岳之奇险”、仅森林树种就有七百三十余种的梵净山；有在赤水河谷延续了两亿年，号称“古生物活化石”的桫椤树国家自然保护区；有“上侪禹碑，下陋秦石”，“壁立万仞”，首字高七尺，末字高二尺六寸，至今未有识者的十行“红岩天书”；在这里还可以看到至柔之水与至刚之石如何结成千古奇观的黄果树瀑布和天星桥，它们或雷霆轰鸣，天河狂泻，或石临水而巧妆，凝固若镶嵌于蓝天的白云，或水绕石而弄影，秋波低徊，千娇百媚……难怪国画大师刘海粟要说：“贵州山水在孕育着交响乐的情绪，当文化积累到高峰时期，一定要出震古烁今的大天才，来吟唱中华民族心灵深处的大悲欢！”
　　然而，这“文化高峰时期” 何时才能到来呢，作为一个在大学教书的贵州人，我往往不能不为故乡高考成绩连年徘徊在全国最低水平而焦虑，而汗颜。其实，贵州教育也并非从来如此。贵州于明代建省以来，见于记载的书院就有文明书院、阳明书院、贵山书院、正习书院、正本书院、学古书院等一百五十余所。其中历史最悠久的是始建于元朝皇庆年间（一三一二——一三一三）的文明书院，据记载明朝正德四年（一五○九），春、夏、冬三季，王阳明都曾在此居住和讲学，他采用咏歌、问答、闲聊等多种教学方式，开一代新风。清代雍正十三年（一七三五年），贵州巡抚元展成重修贵山书院，“用银一千两，增建学社五十间，购买经史子集各类书籍千余卷，又设置学田，作为生员膏火来源”（《贵州读本》，228页）。光绪二十九年（一九○三），学政严修改革学古书院，增设算学、外语、格致（物理化学）诸科。他为学生写下三十二字座右铭：“礼义之学，孔孟程朱，词章之学，班马韩苏；经济之学，中西并受，中其十一，而西十九”（同上）。在一些有远见卓识的官员和一些被贬谪而来的大学者（除王阳明外，尚有弹劾严嵩父子的张、冒犯权相张居正、被廷杖八十发配的邹元标等）的倡导下，贵州教育也曾盛极一时，以致不仅在明清两代五百四十三年间，出现了“六千举人七百进士”的好成绩，而且在辛亥革命前后也涌现出一批志在改革的优秀人才。
　　可见一切并非宿命，要紧的是“事在人为”。当我得知钱理群教授退休后，到中学教语文，志在探索如何通过语文课，自幼培养一个高洁的灵魂时，我感到了深深的愧疚和震撼！我们常常埋怨“世风日下，道德沦丧”云云，但作为一个教育者，我们为改变这种现状究竟做过什么呢？“无奈”——这只巨魔之手似乎扼杀了我们的进取之心，甚至覆盖了我们生活的全部！钱理群教授不仅身体力行，真正为教育献身，而且高瞻远瞩，开风气之先，和贵州的先觉者们一起编写了这第一部乡土教材——《贵州读本》，它在时间和空间的坐标上，极其丰富地展示了贵州，这一片热土的历史沿革，山川地貌，风土人情，并以充沛的激情和平易的语言出之。我愿再说一遍：它的文化价值和现实意义再高的评价也不为过。
　　
　　法国“文化例外”主张的衰亡
　　
　　单万里
　　当美国之外的几乎所有国家都在大声疾呼抵御美国文化帝国主义侵略的时候，似乎很少有人关注这样一个问题：美国历来就是一个没有文化部的国家，而且政府也没有完整的文化政策。美国政府甚至认为，一个国家的政府不应制定任何文化政策，在对待文化的态度上政府处于相对被动的角色比较合适。设立在华盛顿的“艺术和文化中心”是美国专门从事文化政策研究的“思想库”，近年来该中心连续发表文章，在分析了美国政府在文化管理方面的利弊之后，建议政府加强对文化的管理，并提出了具体的对策，但时至今日这些建议和对策仍未得到政府的重视。事实上，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政府越来越放松对文化的管制，越来越对文化采取无为而治的态度。
　　美国政府反对制定文化政策的主要理由是：文化政策会对个人的创造力造成伤害；政府制定文化政策会导致政府干预文化的发展；由于政府的使命是顺应私营部门的引导，所以政府不必制定文化政策。在美国，文化历来是作为产业而存在的，通过市场进行运作，主要是由私人团体和商业文化集团经营和管理，政府对文化的发展从不进行过多干预，而是将之抛给市场。虽然国务院、内政部、教育部等许多联邦政府职能部门都制定过与文化发展有关的政策，但总体来说政府是把文化事务当作商业活动看待的，无论拍摄电影、制作音乐、出版报刊图书还是生产飞机汽车牙刷肥皂之类的活动，主要是归商业部管理。
　　相比之下，那些感到遭受美国文化侵略的国家可能是过分把文化当回事了。将貌似高雅神圣的文化事务抛给看似低俗不堪的商品市场，这种做法的狡猾或聪明之处在于：承认物质与文化是一体的，文化与物质无法截然分离。
　　“文化例外”（法文l’exception culturelle，英文cultural exception，台湾学者译作“文化免议”）主张的致命弱点，在于过分强调“文化”可以例于“物质”之外，以这样的主张来对抗“文化即物质”或“物质即文化”的观念难以行之久远。法国最早提出“文化例外”主张是在密特朗时代，到希拉克时代便让位给了“多元文化”原则。虽然“文化例外”作为一种主张被明确提出是在二十世纪末，但许多欧洲国家很早就已开始采取与这个主张相关的做法，主要包括：加强“文化保护”措施，高举“文化主权”旗帜，提高“文化安全”意识等等。事实表明，欧洲国家在利用“文化例外”主张抵御美国电影侵入方面确实起到过积极作用，总体看来却是收效甚微。尽管欧洲各国历来以强制的贸易配额来限制好莱坞电影的进口，甚至通过各种手段联合起来进行抵御，但是美国电影仍然控制欧洲电影市场达四分之三世纪之久，而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这种状况也许仍将继续下去。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主要原因在于：
　　首先，“文化例外”难抵“法律例外”。说到底，“文化例外”仅仅是一种“主张”，没有任何法律地位，没有被写进任何国际协议或条约，也就是说在法律上是例外的。虽然WTO和其他一些现有的国际贸易协定都考虑到了文化商品和服务的特殊性，但这些条约的影响是十分有限的。大量事实表明，虽然许多欧洲国家长期以来实行“文化例外”的做法，但都没有能够从根本上阻挡美国电影的长驱直入。如果没有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和积极有效的保障措施，终将有一天文化产品会被当作牙刷肥皂之类的普通商品对待。退一步说，即使有了公正、透明、可参与性强的贸易框架体系，如果各国的文化产业发展不起来，没有高质量的文化商品可以出口，再公正的贸易协定也不过是一纸空文。
　　其次，“文化例外”难抵“规则例外”。美国向来善于通过一些国际机构根据“自己的形象”设计世界。从克林顿政府开始，美国逐渐摒弃通过联合国的传统做法，转而利用新成立的WTO输出其包括文化商品在内的所有商品。这个“新的工具”使美国能够更加深入地介入别国的内部事务，强迫别国改变相关的法律和措施。对于“自由贸易”的狂热，意味着美国可以随意违背贸易协定。正如美国议会法律顾问索菲尔公开声明的那样，在对待国际事务方面，美国自始至终的原则是：“对于任何本质上属于美国内政的事情，美国不接受强制性的仲裁，是否属于美国内政的标准，也应由美国自己决定。”当联合国的大多数成员能靠得住并且附和华盛顿的观点时，联合国就是一个适用的论坛，而当大多数成员国在重大国际问题上联合起来反对美国时，联合国就是一个不适用的论坛。对于美国来说，WTO也只不过是这样一个论坛。
　　第三，“文化例外”难抵“电影例外”。很多人认为好莱坞电影以赢利为目的，把电影当作产业和大众娱乐消费商品，这种做法必然有悖于电影艺术创作规律，而且不利于发挥电影艺术家的独创精神。可是，人们经常忘记这样一个事实：电影不同于任何其他艺术的重要特征就是它首先是一种产业，而且是一种现代产业。在所有艺术门类中，任何其他艺术都是先成为艺术后成为产业，惟有电影是先成为产业后成为艺术，而且是耗资巨大的艺术，赔不起的艺术，没有资本的运作和赢利就不会有电影艺术。在许多国家的电影由于没有观众或观众太少连成本都无法回收的情况下，商业化的好莱坞却成为了举世无匹的巨无霸。在所有文化产业中，电影是与产业结合最为紧密的，也可以说是文化产业中的一个例外。
　　第四，“文化例外”难抵“市场例外”。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是，提出“文化例外”主张的往往是政府，在电影创作人员那里也能得到积极的响应，而阻碍这个主张贯彻执行的却是本国的电影发行商和放映商，尤其是由广大观众构成的电影市场。以法国为例，“二战”期间维希政府根据德国的命令禁止进口好莱坞影片，然而，战争刚刚结束，美国军队的心理作战部就为法国带来了四百多部美国影片，这些影片在法国受到极大欢迎。法国政府迅速采取行动，重新实施部分进口限制的举措。虽然这些举措赢得了法国制片商的支持，却遭到了放映商的抨击，因为他们的影院正是由于美国电影大受欢迎才门庭若市的。一九四五年八月，法国电影放映协会会长告诉政府的一位部长：“如果你们想从背后给美国人来一刀，请不要在我们的电影院里这么干。”法国政府出台的限制措施既未顾及广大法国观众的爱好，也未解决电影发行和放映部门的担忧。
　　最后，“文化例外”难抵“观众例外”。这一点可以说是“文化例外”主张难以得到根本贯彻的最大障碍。仍以“二战”后的法国为例。说法国影院“正是由于美国电影大受欢迎才门庭若市的”，这句话其实是不完整的，完整说法应该是法国影院“正是由于美国电影大受法国观众的欢迎才门庭若市的”。当美国电影潮水般地涌入法国影院之后，法国百分之五十以上的电影制片厂被迫延缓甚至停止拍片计划，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电影专业人员失业。在这种情况下，“保护法国电影委员会”应运而生，数以千计的电影专业人员冲上巴黎街头进行抗议示威，然而法国观众根本就不关心这类灾难性的事件，而是纷纷涌入影院观看那些被长期的战争拒之门外的好莱坞电影。主张抵制好莱坞电影的大多是美国之外的各国政府，而放映和观看好莱坞电影的却是这个政府领导下的人民。这种现象表明，美国政府与（或通过）好莱坞在跟其他国家的政府争夺人心。
　　进入二十一世纪，“文化例外”主张遭到了质疑和挑战，而且首先发生在最早提出这个主张的法国。二○○○年十二月，法国人让—马丽·梅斯耶购买了美国娱乐网，合并了维旺迪—环球公司，形成了包括水资源、移动通讯、影视娱乐等多项产业在内的跨国公司。鉴于美国电影业的经验，梅斯耶一针见血地指出：“法国‘文化例外’已经死亡！（L’exception culturelle fran峚ise est morte！）”并解雇了法国电影业举足轻重的人物——法国电视四台的老板皮埃尔·莱斯居尔，此举在法国影视界引起了巨大的恐慌，法国媒体也是纷纷扬扬。如果法国电视四台改变政策停止对电影业的投资，法国电影业无疑将遭受重大创伤。由于梅斯耶的主张不得人心，也由于法国的电影资助制度根深蒂固，所以迄今为止除了人员上的变动之外，法国的电影资助政策并无实质性的改变，而二○○一年法国电影的大丰收（尤其是《天使爱美丽》等影片取得的巨大票房成绩），更使法国电影界的各路人士扬眉吐气。
　　然而，二○○一年法国电影的空前盛况也是诞生在传统的法国电影资助制度受到威胁和动摇之际，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以吕克·贝松、让—皮埃尔·儒内（《天使爱美丽》的导演）为代表的一批在好莱坞洗过脑的法国中青年导演的努力，这些人虽然为法国电影创造了巨大的票房价值，却迟迟得不到保守的评论家们的承认。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法国政府对本国电影的保护和资助政策仍将继续下去，这也是目前几乎所有遭受美国文化商品侵入的国家采取的两种措施：一是对外国文化商品的进入设置关税壁垒和贸易配额，二是政府采取财政补贴的办法资助本国的文化产业。
　　制订文化保护措施的理论依据主要是“文化保护主义”，但在美国人看来这种做法不仅无济于事，反而会阻碍本国文化产业的发展，何况美国人会以“自由贸易理论”回应这种保护主义。美国人认为，全球化趋势导致产品和服务在世界范围内更加自由地流通，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只要有需求存在就可以得到满足。消费者喜欢全球化为他们带来的选择，并且，他们可以和其他国家的消费者一样得到同样多的选择。一九九八年，美国波士顿萨福克大学国际商业与战略管理教授高皮纳曾经撰文，质问那些试图通过保护主义手段限制外国文化商品进口的政府：“政府在文化产业中所进行的这些干预管用吗？法律和壁垒能挡住迈克尔·杰克逊的摇滚乐或麦当娜那张性感的脸吗？……在现在这个互相联系的世界上，对其他文化的限制会起作用吗?”
　　不仅关税壁垒和配额措施不会起作用，而且这些国家资助本国文化产业的做法也不会起到积极的作用，反倒会产生有害的结果。与欧洲国家不同，加拿大主要采取政府补贴或投资生产的方式以促进本国文化产业的发展，而不是主要凭进口壁垒来保护国内的文化产业。最近，两位美国学者威尔德曼和希维克通过研究指出：“面对外国的竞争，本国文化产业的生存并不需要政府的经济支持。”通过研究意大利和拉丁美洲国家的电视节目生产和贸易统计数据，他们发现：“发展商业电视是增强当地节目制作者和电影生产者实力的关键。……外国竞争所削弱的仅仅是国家控制和拨款的媒体。”他们还认为：“对电影和电视节目贸易的限制，特别是数量上的限制，会使消费者的需求得不到满足，于是从正常渠道得不到满足的这部分需求，便常常由盗版来满足。”
　　另一篇匿名文章的观点与威尔德曼和希维克的论调几乎如出一辙：“配额就像四轮马车一样不适合于现代社会。任何人若想在黄金时段观看美国电视节目，只需在为数众多的电视频道之间进行搜索，或者干脆租一盘录像带或光盘。配额容易导致的一个有害结果是，鼓励一些本地公司为了得到政府的补贴，仅仅迎合政府的意志而进行影视节目的设计、制作，生产出许多‘配额快餐’。”更为糟糕的是，“政府的拨款很容易流向那些最少需要它们的人手中。法国国家电影中心把最大的补贴给了国内最为成功的两家电影制片公司。在英国，有三家电影公司获得了英国国家彩票的大笔资助，其中一家公司曾拍摄过近年来英国最走红的两部电影《四个婚礼和一个葬礼》和《迷幻列车》。从好的方面说这意味着得到公助资金资助的电影应该拍好；从坏的方面说，这意味着有能力的生产商花在说服政府得到补贴上的时间和精力比花在制作精品电影上的时间和精力要多”。
　　美国学者戈兰萨姆也毫不掩饰自己完全站在美国国家利益的立场上说话的态度，认为法国人就为了这么一个无关全球贸易宏旨的影视节目配额，差点毁了“关贸总协定”，这种做法是十分不理性的。他说：“这些文化产业上的小插曲的重要性在于法国人攻击好莱坞的方式：他们似乎是更强调审美和心理方面的连贯性，从这些方面来获得力量，而不是真正从产业的、经济的和文化的方面来获得力量。但是，早期世界电影领袖百代公司是无可挽回地衰落了；赫里欧的配额政策只是造成了对法国电影产业的伤害；布拉姆—伯恩斯协定更救不了法国电影；‘无国界电视’配额形同虚设，如果这些都是事实的话，那么，从审美和心理的连续性方面得出的政策结论会有什么效果，很明显，也是十分值得怀疑的。”
　　贸易配额、关税壁垒以及政府资助，所有遭受美国电影产品倾销的国家的政府采取的办法在大多数美国学者看来统统不灵。那么，这些国家的政府究竟应该怎么办呢？一些美国学者建议说：“由于采取了先进的宣传推广方式，发行量巨大，美国在推销其产品、服务和观念时通常都占有极大的优势。如果一个国家感到它的文化具有与美国文化相同的力量，它就应向美国学习，向国内外的人民普及它的文化，而不是试图把它保护起来。”另一些美国学者认为，面对好莱坞的冲击，“需要先把这头野兽喂饱”。还有一些美国学者说：“法国制片人需要学习好莱坞讲故事的技巧，学习它的随机应变之道。他们应该与好莱坞制片公司结成联盟，利用它的技巧和市场威力……不管文化保护主义者是出于畏惧还是出于嫉妒而抵抗美国的现代性，如果他们以为他们可以通过补贴和配额来指导人们的欣赏趣味的话，他们就错了……法国文化部的那些官员们应该少一些恐惧，多一些思考。”
　　许多国家采取的种种抵御措施都没能阻挡美国电影的侵入，这种状况确实值得深思。归根结底，电影如同语言或其他任何媒介一样只是一种载体，承载的是文化价值观。一个国家的语言或电影具有全球优势，说明其所承载的文化价值观能够为全世界的大多数受众认可和接受。一位中国学者在谈到英语风靡全球的原因时指出，英语的“世界性”与其文化价值观密切相关，“相比其他文化而言，英美文化价值观能更多地鼓励创新、能容忍‘异己’。也许正因为如此，像比尔·盖茨这样的人物可能只能出现在美国，他不太可能出现在强调集体主义的欧洲和东方国家”（参见郭可：《国际传播中的英语强势及影响》，载《现代传播》杂志二○○二年第六期）。问题在于，难道美国人就不强调“集体主义”观念吗？在向全世界推广好莱坞电影的过程中，好莱坞各大公司之间以及好莱坞与华盛顿政府之间不也是密切合作一致对外吗？或许美国人早已认清了这样一个道理：只有个体强大才能集体强大，只有强大的个体才能组成强大的集体。
　　法国提出的“文化例外”主张固然有缺陷，但在某种程度上也有其存在价值。美国对待文化的放任态度，有益处也有弊端。益处在于有利于个人才智的发挥，在很大程度上符合了文化艺术的创作规律，以市场为导向的政策也符合了文化产业的发展规律，政府部门宽松的管理模式大致符合自治社会的要求；弊端在于政出多门，在分散管理的体制下美国文化艺术的发展被过多地抛向市场，造成了文化艺术过度的市场化和商业化，甚至诱发了文化生产的庸俗化，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道德沦丧等一系列社会问题。近年来美国对别国事务的过分干涉已经引起各国公众的担忧，数月来美军虐俘事件的频频发生，使得美国向来引以自豪的文化价值观越来越受到世人的怀疑。
　　相对于“文化例外”主张，“多元文化”原则可能是一种历史的进步。然而，放弃“文化例外”主张也可能是一种倒退。谁知道呢？问题在于“多元文化”意味着什么，是“多美元文化”还是“多欧元文化”？如果以“文化即物质”或“物质既文化”的观点来衡量，最终要看哪个“元”多，以及哪个“元”坚挺。然而，辩证法是极其玄妙的，文化与物质之间既存在着“一分为二”的辩证关系，又存在着“合二为一”的辩证关系……
　　
　　有趣的“平均数”渲染
　　
　　王则柯
　　二月上旬，“北京近六成居民收入低于全市平均线，贫富差距继续拉大”的说法，在各地报纸和新闻网站不胫而走，按照这种说法，“贫富差距继续拉大”的根据，就是“六成居民收入低于平均线”。
　　如此高论，实在叫人叹为观止。
　　当今世界，请问有哪个地方，收入低于平均线的居民不在六成以上？北欧福利国家瑞典挪威，居民收入差距之小，为世所公认。可是即使在那里，收入低于平均线的居民，也在六成以上。
　　其实，六成或六成以上居民收入低于平均线，简直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规律。怎么能够由“近六成居民收入低于全市平均线”，得出贫富差距继续扩大的结论？假定一个地方，居民收入从低到高分成平均的十组，每组只递增15％，这应该相当温和相当公平了吧，按照这种温和的差距幅度，最高收入大约只等于最低收入的3.5倍。可是非常简单的计算即可表明，即使在如此公平的情况下，收入低于平均数的居民也超过六成。
　　大家知道，基尼系数是衡量贫富差距的基本度量。基尼系数越小，社会分配越平均。有兴趣的学生，还可以作为经济学练习，就上述平均的十组每组只递增15％这样的情况计算一下基尼系数。算出来的基尼系数很小，已经把瑞典的接近0.27和挪威的大约0.26远远抛在后面。可见，“平均十组每组只递增15％”的参照性模型，是人类历史上没有出现过的、按照“平均至上”的标准非常理想化的模型。按照这样几近乌托邦的理想化模型，收入低于平均线的居民也在六成以上，我们又怎么能够把“北京接近六成居民收入低于平均线”，作为贫富差距继续扩大的依据？
　　说实在，首次看到“六成居民收入低于全市平均线”的说法的时候，我疑心它是多少成居民“收入低于全市贫困线”的笔误。可是转念一想，就知道不是这样的笔误，因为不管北京有没有设立贫困线，即使有这样的贫困线，稍许讲得过去的说法应该顶多是一二成居民收入低于贫困线。同时把一二成误为六成、把贫困线误成平均线，这样的事情不容易发生。于是我又疑心它是“北京六成居民收入低于全国平均线”的笔误，不过同样很快又放弃了这个猜想，因为以北京居民总体之富，说“北京一成居民收入低于全国平均线”，也难以有人相信。
　　包括记者、编辑在内，一些作者的文字喜欢煽情。以六成或六成以上居民收入低于平均线的事实为“依据”发表“贫富差距继续扩大”的报告，就是煽情的一个例子。这些年，媒体上不少十分煽情的东西，其实却非常苍白，经不起推敲，而人们对于这种情况，见怪不怪，也已经麻木。面对吸引“眼球”的激烈竞争，新闻要赶着发，语句要有震撼力，追求语不惊人誓不休，记者、编辑、写手们，也着实不容易。每念及此，何忍求全责备？
　　想不到在这当口，一份理应要求有经济学素养的经济类大报，却在头版醒目位置发表长篇的“时评”，渲染“六成人收入低于平均数”的发现。文章在详细引用各报和新闻网站关于在过去的二○○三年北京城镇居民收入提高的资料和文字以后讽刺地说，“又是一个丰收年”，“说实话，看到这样的好年景，你不能不感到高兴”，“可有一个瑕疵终究是掩不住的，北京市仍有近六成的居民收入低于全市平均线，高、低收入户之间的收入差距比上年又拉大了近二千六百元”。主要的关切，是“北京市仍有近六成的居民收入低于全市平均线”。
　　作者接着写道：“看到这个数字，我无法形容我心里涌起的无奈。到目前为止，我只看到某某青年报报道了这个‘近六成的居民收入低于全市平均线’的消息，而其他媒体，都是乐呵呵的‘比上一年逐步提高’。”作者的表白“无奈”，就煽情得很。
　　写到这里，不妨说说我对那份青年报和这份经济类大报的印象。由于在一九九八年以前很少上北京，我在一九八七年底因一位编辑电话索稿才知道那份青年报。后来，因为那份青年报文章上网及时，我就常常浏览它的网页，总的印象不错。记得三四年前为了支持一位年轻的朋友，有一段时间我每周要写近两千字。其实我的职业事务很忙，朋友担心我太辛苦，我宽解说不要紧。我说：“只要打开那份青年报的网页，我就能找到素材。那份青年报的特点是敏锐快捷。一些观察不那么深入，一些分析不那么准确，正好留给我做文章。”敏锐勤快是基本的优势，非常要紧，我们总不能要求这样的报纸在学理学术方面十分高明。
　　大概是稍后一点时间，有人找我为这份经济类大报写稿。我发现这份经济类大报时有深刻的甚至堪称大手笔的文章，难能可贵。一些见解可以商榷，却也反映不同的视角。细心的读者可以证明，我还讲过这份经济类大报的好话。可是现在面对头版位置更大力度渲染“六成人收入低于平均数”的“时评”，实在有点惊愕。
　　如何兼顾敏锐和准确，媒体要努力把握分寸。当然，做好这件事情很不容易。下面，我贡献一个小小的意见。
　　避免煽情的文字。萨缪尔森《经济学》的早年版本（第十版，商务印书馆中文版，高鸿业译），开宗明义就告诫读者要警惕“文字的暴政”。
　　萨缪尔森写道：世界已经够复杂的了，何况还可以出现类似下列的混乱和含糊：一、不知道两个名称实际上是指同一事物；二、不知道同一名称用来指两种不同的事物。
　　萨缪尔森还告诫：文字也同样是靠不住的，因为人们对文字的反应并非不偏不倚。例如，赞成政府加速经济增长规划的人可以把该规划称为“有远见的计划”，而反对者可以把同一行动称为“极权主义的官僚管制”。谁能够反对“有远见的计划”呢，又有谁能够原谅“极权主义的官僚管制呢”？虽然它们所指的可以是同一件事。我们不一定要成为语义学的专家才能理解：科学的讨论要求我们尽可能地避免带有感情的用语。
　　上述时报时评，感情色彩的用语就特别多。最典型的，是下述长篇文字：
　　比如，终于吃上白面馍馍的高兴，比起那原本没车买了车，原本没房买了房的高兴，本质上是不一样的。可是，这不一样的高兴，落到统计数字上，或者说，落到新闻报道上，却几乎就是一样的高兴，就是“比上一年逐步提高”。
　　当然，北京在“比上一年逐步提高”中仍有近六成的居民收入低于全市平均线，让我们在高兴当中，有了些许不高兴。可这未必不是一件好事。能吃几碗干饭以及这干饭吃得滋味如何只有自己知道，虽然比别人能吃饭也可以看做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因为这也可以理解为你比别人身体好。但话还要说回来，假如这干饭里沙子有点多不光硌了牙，还吃坏了肚子，这个时候牙痛肚子痛就只能怪你自己了”。
　　正的，你比别人身体好，负的，你干饭里有沙子，这一切，究竟与贫富差距论述有什么关系？
　　萨缪尔森的第一个告诫，实际上是提高经济学素养的要求。对于面向大众的媒体写手，这个要求也许太高。萨缪尔森的第二个告诫，即避免感情色彩的用语，对于面对吸引“眼球”的激烈竞争的媒体写手，因为饭碗所系，恐怕也难以做到，而且一般也不必做到。但是，当我们像经济类报刊头版时评那样摆开架势论述一个重要的社会经济问题的时候，是否还是努力避免感情渲染为好？
　　“人们对文字的反应并非不偏不倚”。的确是这样。“上海的孩子半数达不到平均高度”和“上海的孩子半数超过平均高度”，说的其实是同一件事，可是受众的感觉就硬是不一样。在论述重大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的时候，慎用文字应该是社会责任心的一个标记。
　　其实，上述时报时评的作者，是知道文字的道理的。网上可以查到，就在几个月之前，因为北京市统计局的最新统计表明有57.5%的城镇居民收入低于平均数，他就发过这样的感慨，并且具体写道：“说话的确是门‘艺术’，‘艺术’不仅在于‘说什么’，更在于‘怎么说’。”可惜的是，他的说话艺术用得不是地方。
　　六成或六成以上居民收入低于平均线，这个事实本身，是正常的社会现象。“贫富差距继续拉大”的结论，并不能从“近六成居民收入低于平均线”的事实得到支持。上述青年报是一份很不错的报纸，而那份经济类大报这次对她的表扬和连带的发挥，却掉了自己的身份。
　　贫富差距大，是我们面临的严重问题。需要明白的是：要说这个事，得找别的理。经济类报刊的记者、编辑读读萨缪尔森《经济学》这样的书，一定很有好处。
　　
　　做乘法的凯尔泰斯
　　
　　王威廉
　　阅读凯尔泰斯·伊姆莱，首先需要的不是阐释，而是理解。这也是接近一切伟大作品和心灵的前提。对寻求故事和情节的读者来说，凯尔泰斯像一块尘封的岩石，丑陋坚硬难以抵达内部。他艰涩的美学风格像一件过时的羊皮大衣，套在伤痕累累的语言身体上，虽然温暖和实用，却不讨人喜欢。正是因为这种对文学的偏见，使凯尔泰斯在二○○二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前几乎是个不为人知的隐士（甚至他的邻居都不知道他是个作家）。借助这个世界性的文学大奖，凯尔泰斯的作品在二○○三年才进入到汉语的语境中。但可以预料到的是，凯尔泰斯并未由此在汉语语境中产生深刻的影响。
　　假如非要分析出凯尔泰斯作品的受众，那么在读完他的作品后，我认为他的作品是写给作家的，或者说，是写给希图在历史境遇中寻找自身命运的人的。这位大屠杀中的幸存者，或许是二十世纪最后一位伟大的伦理学家。他对苦难有着令人惊心的敏感与反思，一个个日常生活的细节被他诗人般的捕捉到作品中。他选择的表述形式是小说，但假如他不是背叛了小说这种体裁的话，则无疑是拓宽了它。正如加缪说过：“我们最伟大的伦理学家们并非是箴言录的作者，他们都是些小说家。”
　　凯尔泰斯进入汉语语境的小说仅有几篇不长的作品，我只读过其中的《英国旗》（余泽民译，作家出版社二○○三年六月版）、《笔录》和《寻踪者》。但它们已经打开了通向凯尔泰斯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并非仅有他孤独一人，你还会遇见埃利·威塞尔（罗马尼亚裔美国作家，一九八七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保罗·策兰（德语诗人）等许多所谓的“大屠杀作家”，他们是一个独特的文化群体，用自己黑暗的命运在人类脊背上书写着苦难的词典。他们可能风格各异，但他们的写作都被死亡的黑色所覆盖。在大屠杀之后，写作如何可能？埃利·威塞尔说：“言说可能是歪曲。不言说则可能是背叛和掩盖。问已经是对软弱的承认，而答则是对失败的承认。”保罗·策兰则撕心裂肺地写道：“什么缝在了/这声呼喊里？缝在何处/这声呼喊/此时此地，还是别处？”——这种障碍和苦难是无法克服的：大屠杀是不幸的，而作为一位大屠杀作家是更为不幸的，因为，这意味着难以承担的重负和责任。一九七○年四月底，保罗·策兰在塞纳河自溺身亡。大屠杀的阴影仍覆盖着他。
　　只有了解了上述的这一切，才能了解凯尔泰斯和他的作品。凯尔泰斯作品中描述的事件或许远离了大屠杀：指向了政治中的专制主义、或是人类被禁锢的隐喻性，但开启他作品内核的钥匙仍是上述的“大屠杀障碍”。凯尔泰斯被纳粹投入奥斯威辛集中营时，只有十四岁，而童年的苦难正是作家写作的隐秘源泉，因此集中营的心灵体验几乎浸染了他的一切作品，也变异了他的作品形式。在小说《英国旗》中，仅有的现实具象是一九五六年匈牙利“纳吉事件”中，在纷乱的人群中驶过一辆汽车，车窗里一只苍白的手臂挥舞着一面英国旗。这是文本中仅有的小说的传统因素。而构成文本的其他大段言说，则是作者貌似杂乱的回忆与独白。文本的形式游离于小说与诗之间，现实细节与隐喻象征相互对应并指涉。其中涌现了对这个时代见证的诸多箴言。比如：“一个无须表述、已经哑然逝去了的生活本身，就是一种表述。”“个体的存在，总是以某种‘隐秘的带有犯罪感的认知形式’通报关于自我的讯息。”从这些格言体的写作中，可以感到作者在为自己辩护——一方面承担责任的去表述，一方面为自身的表述惶恐不安：这种表述或写作与大屠杀以及历史的苦难相匹配吗？凯尔泰斯在这篇不长的小说中多次使用了“摄像头”这个意象，隐喻一种历史的再现。但是，如果真的赋予他在当年摄像的权力，就真的能做到历史的再现么？凯尔泰斯对此也并无把握，因为他是用怀疑的口吻来提起摄像头的。这仅仅表示着他努力的向度。
　　可我感到悖论的是，苦难恰巧是在凯尔泰斯文学化、小说化的处理方式下激增并裸露出来的；一般而言，文学的体裁和形式决定了批判的剑刃将溶解在艺术的液体中。正如英国学者鲍曼可以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一书中，对大屠杀表露出的现代社会机制中的道德和人性缺陷做出了痛快淋漓的批判，而凯尔泰斯则没有做，或说做不到，这并不取决于他的睿智和知识程度，而是因为他选择的艺术家身份。艺术家是竭力靠近永恒的人，因此事件必须和它出生的土壤拉开距离，为了对所有的人说话——包括死去的和未诞生的。表面看起来尖锐性受到了延缓，实际上不仅是表述的难度增大了，而且意味着苦难将会一直逼迫着你的灵魂，渗透进你的生活。
　　在小说《笔录》中，这种艺术家的苦难被凯尔泰斯置放到了具体的生活事件上。在抵御精神的虚无与苦难时，艺术家可以借助艺术的形式作为屏障；然而，在实际生活中这种屏障将不复存在：易损的肉身不但被权力轻松地伤害，而且艺术还会为行动带来犹疑甚至懦弱；所以，这种苦难在实际中就变成了双倍。他用箴言的口吻写道：“要在一个不道德的世界做一个道德的人，这本身就不是一件道德的事。”——典型的凯尔泰斯式的绕弯、犹疑与精辟：表面上是逃避的托词，实则成为绝望的深痛。从艺术角度看这篇小说庆幸的是小说是有“情节”的，但是一件看似普通的事（一名翻译家有事需要出国，可是路上却障碍重重只得无功而返），被他的思虑型语言带到了一个陌生却深刻的境地。从中可以看到他作为小说家的叙事能力，以及从日常生活中洞察人类存在与局限的深刻性。
　　另一篇《寻踪者》继承了卡夫卡式的荒诞写法，人物思虑不多，一直在行动，却比绕弯的思虑走得更远。如果说在卡夫卡的《城堡》那里人物的命运是“进不去”的话，那么凯尔泰斯则是“出不来”。在这里，凯尔泰斯隐约地批评了政治存在对人本质存在的遮蔽，另外，更重要的是，历史变成了难以逃脱的樊笼。正如寻踪者在一系列认真的搜索之外，没有发现任何异常，人的延续性活动轻而易举地抹去了往昔的痕迹；然而，寻踪者仍然无法卸去自身神圣却虚无的重担。很明显，这是他作为大屠杀文化承受者的精神自传。不过，假如非要拿凯尔泰斯与卡夫卡相比的话，他们共同的犹太血统是值得重视的。埃利·威塞尔还说过：“做一个犹太人意味着记忆，而不是仇恨。”
　　写到这里，我不禁想到本雅明（又是一个“大屠杀”的受难者！）对幸福与救赎的论述：“在我们的心目中，幸福和救赎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历史哲学论纲》）凯尔泰斯是幸福的吗？难道在对苦难的转化中他获得了一种被虐的快感？自然，这是作家的私人问题，但具有意味的是，对救赎的希望构成了幸福的基本支点；也即是说，历史和过去的意义以及合法性都隐潜在未来救赎的终极性之中。所以，凯尔泰斯并不是绝望的代言人，他用作品中的犹疑照亮了叙述的黑暗；小心翼翼的犹疑：正是微弱却顽强的希望之光。这也正是加缪描述过的西绪弗斯的幸福，语言和苦难成为了凯尔泰斯手中需要永远推动的石头，岩石粗糙的表面使他一直保持清醒的态度，无疑，这种清醒是一种幸福。
　　凯尔泰斯的作品带给了汉语文学多重的品质，我觉得其中最重要的是对苦难的担当和对自身存在与身份的深刻犹疑。因为在汉语文学中有太多的历史苦难被改写成平面的狂欢与嬉戏，有太多浅尝辄止的、缺乏痛感的对自身的追问。人，永远是历史的亲历者，而不是旁观者。或许，可以自我辩解地说，这并不是一个道德上的优劣问题，毕竟哲学与文明的传统不同，我们在苦难面前倾向于道家无为的境界，用减法来计算我们头顶的重量。所以《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被我们热爱，因为它是减法；而凯尔泰斯被我们的阅读趣味冷漠，因为他不仅是加法，更是乘法。阅读凯尔泰斯，不要因为他仅仅是诺贝尔奖得主，更重要的是，用他代表的品质来矫正汉语文化中流行的游戏性格。
　　需要指出的最后一点是，凯尔泰斯并不需要创造哲学，他最终需要的还是文学，虽然，“令人担心的是，人们对生活的表述一旦浸泡进文学的溶解液里，就永远不会再恢复到原来的浓度和生活的真实了”（凯尔泰斯语）。但是，对于展现苦难来说，没有比文学更有力的形式了。这逼迫我们一定要接受另一种对文学的观念，这种观念是由凯尔泰斯及其前辈努力的结果：相对于苦难，文学需要能与之匹配的凯尔泰斯式的艰涩、犹疑与深刻。
　　
　　缺乏理论的实践
　　
　　吴玉章
　　理论与实践是应该结合在一起的，但是，现实中的司法改革运动又一次提醒人们，至少目前，司法改革的理论与实践还严重脱节。我们的司法改革运动还是一种缺乏理论指导的实践。说它缺乏理论指导不是指缺乏国外经验的介绍和借鉴。在司法改革运动中，学者们至少介绍过日本、英国等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并对英美及大陆国家司法制度也做过各种角度的说明。说它缺乏理论指导也不是指它没有历史经验的介绍和分析。学者们对于历史上的我国司法制度，以及清末以来司法改革都有过非常专业的研究和介绍。说它缺乏理论指导更不是指司法改革运动没有现实需要。无论是解释司法改革的缘起，还是强调这种改革的合理，学者们都强调过现实因素的重要作用。这里，说它缺乏理论指导是指司法改革还没有证明自己的合理性，特别是还没有从逻辑方面证明自己的合理性。然而，这样一种证明又是不可缺少的。因为，尽管前面的几种说明方式有一定的用处，但是，无论是叙述历史，还是解释现实需要，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因人而异。张三看成漆黑一团的现象，李四完全可以热烈欢呼“好得很”！毛主席当年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不就说明了这个问题吗！与之相比，逻辑的证明就一致多了，因为逻辑的证明诉诸的是人们都具有的理性。因而，只要证明的逻辑起点和过程没有问题，其结论应该是被普遍接受的。此外，从逻辑上论证司法改革还有一个作用，那就是确立另一个认识司法改革合理性的坐标，使司法改革的合理性不必依赖国家权力的认可，更不必随着官方认识的转变而转变。
　　从逻辑上证明司法改革的合理，当然需要返回到什么是法律这个基本问题上。如果不能从法律概念中引申出司法改革的必要，所谓的司法改革就很难与政治改革划清界限。例如，法律是一种约束人们的行为规范，也是解决人们争议的一种标准。司法改革实际上就是改革司法工作，使之能够更好地解决人们之间的某些纠纷，而更好地解决纠纷也就再次确立了作为行为规范的法律的作用。从逻辑上证明司法改革的合理，也需要重新认识人权原则的重要性。如果不是为了确立人权原则对于整个司法的指导，司法改革不改革又有什么关系呢！从另一个角度看，司法制度的建设也必须从人权和公民权利的角度加以设计。当然，从逻辑上证明司法改革的合理，还需要解释司法改革与现行政治制度的关系。
　　我能够感觉到，有些人会对我的说明不以为然，称其为过于“学院化”。按照一般的、心照不宣的共识，学院化意味着脱离实际，在“象牙塔”里讨生活，而一旦出“塔”，那就善恶不辨、东西不分。当然，对于追求理论的善意提示是非常必要的，它有助于人们关注现实生活，但是，也许这里反映的问题还是在于对理论分析的轻视。那么，就司法改革运动而言，理论分析能够提供什么呢？当然，它不提供司法改革必胜的信念，但是，它将提供对于司法改革合理性的证明，它将提供对于司法改革形势以及相关因素相互关系的深入分析，并会通过一个或数个核心概念将所有相关因素重新排列组合，使现实中的司法改革运动能够持续地、但又分阶段地发展下去。可以说，我所呼唤的理论不仅是一种法律理论，它应该在法律的范围内解释司法改革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这种理论还应该是一种政治理论，它应该解释司法改革在整个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
　　总之，司法改革的理论应该反映司法改革的真相。因为，由于种种原因，关于司法改革已经产生了许多认识，这其中真实虚假共存，精华糟粕并在，似是而非与入木三分同眠。因此，理论就需要对以往的认识加以“清算”（马克思语）或在理论的田地中开荒。没有清算，没有开荒，理论就不能更加真实地反映现实，就不能从新的角度认识现象。真的这样，理论就危险了。那么，理论要反映真相又是什么意思呢？一方面，应该反映司法改革的自然意义的真相。例如，当前的司法改革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它的障碍在哪里，尽量保留那些反映真实的认识；另一方面，理论所追求的真相还包括应该意义的真相，即如何推动司法改革克服目前的困难。
　　我们看两个例子。近代初期，意大利产生了一位相当“异类”的政治思想家，这就是《君主论》一书的作者马基雅维里。他当时无情地揭穿了古代传统政治说教的伦理色彩，并热烈赞扬不择手段维护权力的近代君主。经过当代至少两位重量级学者（斯特劳斯和阿尔都塞）的深入分析，我们知道：马基雅维里有感于当时意大利四分五裂的政治局面，强烈呼唤统一的新兴民族国家的产生。为此，他分析了意大利当时的政治形势，并且使之与当时西欧先进国家相互比较。然后，他以自己提出的“近代君主”概念将所有因素重新安排，使之向组成统一的意大利民族国家方向发展。他的理论为意大利民族国家的形成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再看我国革命运动。毛主席根据当时旧中国的现实，深入分析了影响当时中国生存和发展的几个突出矛盾，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指导伟大的中国革命，并取得了胜利。
　　回头看，我们目前热火朝天的司法改革运动又有什么理论呢？当前我们正在经历的社会转型与其他国家的类似转型有没有普遍规律？它的方向在哪里？今天面临的根本任务究竟是什么，是建立现代政治法律制度还是建设现代国家？当前的司法改革运动是要最终确立司法独立吗？而司法独立与党的一元化领导又是什么关系？应该如何在现有条件下实现？司法的日益专业化、技术化就一定导致审判公平吗？还有，西方社会的司法独立之真相究竟如何？这些，还包括其他一些根本问题都没有得到认真的回答，人们说干就干起来了，然而，时过境迁之后，就难免说停就停了！
　　由于缺乏一种比较彻底的理论，当然也可能有别的什么原因，现实中的司法改革运动就成为几种力量各自解释和蚕食的对象。有的学者这样归纳：司法机关把它看作是改变自己社会形象的机会，看作是强化自己权力的场合；学者希望把司法改革视为实现什么目标的工具，但又失之于“隔靴搔痒”；而大众则只是简单地希望改革后的司法能够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利益，但又经常因为自己的权利不能得到有效的司法保护而失望，而诉诸其他的解决争议的手段。回避理论问题，或“机智地”绕过这些问题当然会导致重大的后果。首先，回避或绕过理论问题将使我们对司法改革的思考丧失一种彻底精神和整体思考，因而我们对于司法改革的种种说法都很难反映真实。其次，绕过理论问题使目前的司法改革运动具有一种奇怪的逻辑，那就是见缝插针、见好就收、见堵就绕。这一运动的特点似乎就是不知疲倦地发现新的具体问题，或贬或褒之后，再去发现新的问题，永远奔波……我甚至感觉，推动司法改革的力量就好像是一支机动灵活的游击队，它可以抓“舌头”、锄“汉奸”，可以有效地骚扰敌人，也会产生一些影响，但是，它无力发动正面的攻坚战。从讨论的题目看，司法改革已经越过了千山万水，而实际上，如何评价司法改革的成果和“胜利”还真是见仁见智。以个人之浅见，它恐怕只是在比原地踏步更大一些的范围内绕圈子而已。第三，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于，由于不能彻底地解决一个具体问题，司法改革运动原本计划要加以改革的对象，却由于“刺刀不见红”的攻击而一次次增加着自己的抵抗力。结果，每当司法改革欢呼自己胜利的时候，被改革的对象也在庆祝自己的“改后余生”。这恐怕是一种让人尴尬的“双赢”。
　　目前也还有人责备当前的司法改革研究缺乏对于实际问题的关注和深入思考。对此，我不想多说，但是，无论是检讨司法改革的理论不足，还是责备它的关注现实问题不够，我感觉其中的共同之处在于，目前针对司法改革的研究缺乏彻底的理论和认真的态度。也许，司法改革只有在包括改革司法，改革关于司法改革的理论时，才有一个真实的、美好的前途吧！
　　
　　沪申画廊落成感言
　　
　　陈嘉映
　　作品与话语有相通之处，都是让我们看到新东西。你告诉我江边的月圆了，你告诉我那个满口“五讲四美”的长官利色熏心，你让我看到我没看到的东西。有人絮絮叨叨，好说街上太挤、房价太高、他太聪明而世界太愚蠢，he speaks a lot but says nothing，因为他所说的，人人不用他说都看得一清二楚。
　　话语让我们看到新东西。但作品还不止此。你告诉我的，我没有看到，但若我刚从江边来，我也会看到圆月，若我和那个长官打过交道，我多半也会看到他利色熏心。作品则不然，一件作品让我们看到新鲜的东西，而且，非通过这件作品我们就无法看到。邓肯起舞，你看到人生的热烈和无奈交织在一起，舞姿时急时缓，热烈和无奈却越织越紧。生活中的某种东西，心中的某种东西，你只在邓肯的舞蹈中看到。所以，人们说，一件真正的作品永远是独特的。
　　通过作品，我们看到了平时我们在世界中看不到的东西。作品不是日常世界的延伸，作品展现了世界的另一种景观，非这件作品，这个景观就无从呈现。这是作品无可取代的存在。
　　二十世纪，作品的涵义似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实际上，一切都天翻地覆，方方面面都天翻地覆。怎样以偏概全呢？柯瓦雷说：宇宙坍落；荷尔德林说：众神隐遁。
　　这个过程早就开始了。如果非要找一个时间点，那让我们从伽利略在望远镜中看到了月球上的环形山开始。在古代，天和地是分开的，地上万物有兴衰生死，天上存在的则是纯精神的事物，谱写出来的是永恒的法则，用我们中国话说，“天不变，道亦不变”。希腊的宇宙，cosmos，意思就是以天地界分为主轴的万物秩序。但伽利略从他的望远镜里看到，月球、木星，乃至无比遥远的星云，都是一些像地球一样的物质实体，天上的星星和地上万物一样，服从同样的运动规律。不再有一道神力把天和地分开，此柯瓦雷所谓“宇宙坍落”。众神原本高居天界，天界坍落，诸神无所栖居，逐渐隐遁。
　　艺术和科学从相反的方向勾画出这一转变。物理和化学结合到一起了，宏观天体的演变和微观粒子的互相作用聚成了同一个理论，生理学也进入了分子研究的层次。林林总总的科学门类，正在合成“统一科学”。相反，在艺术领域，新主义层出不穷，新形式目不暇接。单看架上画，单看中国当代的架上画，罗中立和蔡锦之间，方力钧和丁乙之间，相去不可以道里计，且不说音乐、电影，且不说装置艺术、行为艺术。
　　把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放在一起是一回事，把里奇腾斯坦(Roy Lichtenstein)、达利、莫里斯·路易斯放在一起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回事。十八世纪，艺术爱好者很可能喜爱当时各家各派的绘画，尽管他会有所偏爱，对各个画家有高低不同的评价。对音乐也是这样。今天却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意趣(趣味、taste、Geschmack，我觉得都不好，不如“意趣”)回到了它原来的含义：意趣不仅有高下之分，也有趣向之别。各种意趣不再筑成一个金字塔，仿佛意趣只有高低之别、雅俗之别。品位还在，仍然，有些是高品位的意趣，有些是低品位的意趣，表现主义画家有棒的有差的，超现实主义有雅的有俗的，但我们没有同一把规尺来衡量表现主义和超现实主义。这不是更像人生吗？仍然有善恶，仍然有高低，但在这个标准化的全球生产机器里，不再有一个标准体系来衡量人性的一切善恶，品格的一切高低。
　　其实，在其他领域里发生了同样的转变。黑格尔曾是哲学之王，是一切既有哲学思考的归宿，是一切新生哲学思考的标尺。然而，黑格尔始弃世，各种另类思想就丛生于世，把那个博大精深的体系抛在一边。与其说尼采、克尔凯郭尔超过了黑格尔，不如说他们扭转了整个局面。哲学不再是一个统一的王国，思想的广大疆域里仍然漫步着三五退位的王者，但不再有一个王，不再需要一个王。
　　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但且慢悲叹道术为天下裂。若没有这一裂，就不会有儒墨老庄的百家之盛。
　　何况，后世之人，也不见得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古典艺术、古典哲学，仍然高高耸立在那里。我认识的艺术家，尽管没有哪个仍在以古典方式创作，但没有一个不极口赞叹古典的辉煌。古典的成就不可逾越，但这并不意味着后来的艺术只因黔驴技穷，在绝望中花样翻新来欺骗自己和别人。金字塔仍然威严耸立在沙原上，但我们不再建造金字塔，哪怕我们有这个能力。
　　杜尚成了传奇，但拿他来比拉斐尔这样的古典大师毫无意义，也非杜尚本人之所愿。我们干嘛非要拿“走下楼梯的裸女”去和西斯汀圣母像相比？它们是艺术的不同形态，坐落在不同形态的生活之中。
　　在我看，物理、伦理和艺术向之聚拢的核心已经爆裂，大爆炸已经发生，我们无可选择地跌入了一个膨胀着的宇宙，一个狂欢或癫狂的世代。物理真理像蛛网一样越织越密，越织越牢，小行星的碎片和SARS病毒，物无巨细，无一能逃脱科学知识之网，统统粘牢在上面。而我们对世界的观感，相反，挣脱开来、迸裂开来、飘浮起来、沉迷进去。现代艺术已经变得面目皆非，艺术圈内的人艺术圈外的人好多都不愿再叫它什么艺术，倒更愿意叫它反艺术；但是有一点似乎没变：艺术家仍然最敏锐地感觉着世界，展现着世界的实际现象：统驭万有的神明已经隐遁，精神要寻觅居所，只还剩人的灵魂，人的纷繁多样的灵魂。艺术不再吁请神明，它直接向个人发出召唤。
　　艺术类型的多样化和艺术接受的个人化却带来了一个严重的困境。科学、艺术、文学、哲学，这些东西曾是受教育阶层交往的共同平台。就说科学吧，十六七世纪新科学兴起的时候，多一半科学讨论不是在大学里进行的，而是在沙龙里进行的。气压计流体的高度取决于外部压力，这样的道理我们一听就懂。为了展示大气的压力，盖里克可以在马格德堡向公众展示他的实验，两个半球套在一起，圆球里抽空了空气，十六匹马也拉不开这个圆球。今天，如果不是苦学过十年物理学，你就别想知道粒子对撞机里发生了什么。
　　科学最早成为专家的事业。的确，科学从一开始就希望把我们从直接的感觉引开，进入客观的世界，一个越来越纯客观的世界。对这个世界，我们不再有所感觉。我们普通人只能通过科学技术的果实知道科学的存在，日常如塑钢门窗、移动电话，不日常如核电站、载人飞船。我们享用科学的成果，但我们不再理解科学。
　　科学把我们从纷繁的感性世界引开，把繁复的事物分解为简单的成分，然后用这些简单的成分重新构造世界。人生的意义在分解中失去了，而且也无法通过重构召回——生存的意义无法从粒子的互相作用推论出来。这个重新建构起来的世界由粒子的基本力量统制着，这里，一切都是铁一般的客体，这里没有主体。把主体漂洗干净而专骛客体世界本来就是科学的职责。
　　然而，艺术也可以这样吗？艺术，无论是抽象的还是具象的，无论前卫的还是好莱坞的，不能不直接诉诸我们的感性。只有可感的，才是有意义的。不仅是诉诸感性，而且是诉诸我们的感性，普通人的感性。科学可以只有科学家才懂，它还可以通过生产和我们联系，艺术却不能成为只有艺术家才懂的东西，艺术所“生产”的，本来就是和我们直接联系着的意义。
　　创造必然超出既定的规度。创作是一种冒险，从不确定的可能开始。不过，创新不仅仅是发生，创新是劳作，作品创造出来，落在现实之中，落在我们的感性之上。我们的感性是由作品参与塑造的现实，有待作品重新开启的现实。作品先行到未来，在未来与受众见面，让由它本身敞开的心灵来对它进行评判。今天与从前一样，艺术创造不可能只是对传统的盲目反抗，更不会“无论什么都行”。
　　作品之先行到未来，与进步史观无涉。进步史观中的未来是无论如何都会实现的东西，未来的人们将从什么东西顺应了历史必然性来评判它的优劣长短。创作却不是从铁的必然性推论出作品，它把未来作为一种可能性开放出来。因此，创作是一种冒险，索求牺牲。不过，未来将不在意谁顺应了历史的必然性，未来将依照未来的善恶美丑法度来品评前人的作品。作品由此葆真——管作品所从出的世界已经逝去，作品仍然屹立在那里。善恶美丑永远不是用谁顺应了历史来衡量的，真正的艺术家不可能为艺术潮流将涌向何处来指引自己的创作。我们在未来之中回顾，真诚的失败者就像成功者一样得到纪念。
　　作品的意义只能由作品本身展现。我们只有站在作品面前，才能了解作品全部丰富的存在。我们厌倦了道听途说地谈论作品，我们期待谁来给我们开辟一个与作品共在的场所。
　　当代作品五花八门，很容易让我们头晕目眩，良莠莫辨。滥竽充数、浑水摸鱼者自古有之。由于不再具有统一的标准，今天来滥竽充数浑水摸鱼会比以往更加容易。贡布里希大概是对的：“文艺复兴时期有差的艺术，但现在差的艺术更多。”不过，现在的艺术不都是差的。由于作品直接和个人的灵魂交涉，我们往往无法判明那是一件于我陌生的作品抑或是一件低劣的作品。作品在那里，我们毫无感觉，甚至感到厌恶，但我们不要轻率加以判断。我们尤其不可以某件作品来概观整个当代艺术。没有哪件作品代表当代艺术。在集体信仰的时代，我们需要集体的艺术，在个人面对自己灵魂的时代，我们渴望与我们的灵魂直接呼应的艺术，骚动的、厚重的、飞扬的、绝望的，与其去指摘与你无缘的，不如虚怀以待那和你呼应的。
　　就此而言，沪申画廊将在较宽幅度上展现中国的当代艺术，宁不让人期盼！它将有助于消除时人对当代艺术的偏见，同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公共空间，让艺术回到普通人的现实中来。中国一两百年来民生艰难，政治成了当务之急，说到公共空间，说的差不多总是政治空间。但政治不是惟一的公共关切。全球化机器轰轰隆隆转动，我们渴望一角安静的所在，心灵能在那里娓娓交谈，或者，沉默着互相欣赏，又有什么不好？
　　我是新近从乡下来到上海的移民，尤有理由感激这个画廊的出现。因为长期以来，上海的民间文化实在有点儿萧条。上海雄心勃勃，要把自己建设成一个文化都市，据说上海政府已经为此做了不少规划。上海人善于规划，在经济规划上也颇为成功。但我对文化规划却心存疑窦。文化或culture，讲的是“化”、“培养”，这和“建设”、“规划”有很大的不同。“文化建设”“文化规划”“文化战略”是近乎自相矛盾的用语。上海在经济上生气勃勃，但在文化领域却远不足与北京相比，余秋雨、陈逸飞、上海宝贝卖得很火，但那还是该算作经济事业的一部分，和文化艺术关系不大。我相信，都市文化的生命来自边缘、来自专精，要是没有边缘的专精的来提供养分，通俗文化慢慢就变成庸俗文化了。还得说北京是文化之都。搞现代艺术的，到北大蹭课的，小酒馆里的大作家，各色人等，雅的俗的，规矩的放浪的，于是就有意思了，有文化了，这些都不是规划出来的。弱智都知道，艺术、学术、文化上的事情，只有民间能办得好。沪申画廊其所谓焉？
　　
　　作家的“苦旅”
　　
　　邹 蓝
　　臭名昭著的“金三角”，因毒品种植和走私祸害全球而为人所注目。毒品贩子的武装走私活动猖獗，令人惟恐避之而不及。他们的活动又是异常的诡秘隐蔽。因此，长期以来，世人对介于缅甸、老挝和泰国三国间这个偏僻闭塞的毒品“金三角”的认识，向来是支离破碎而经常互相矛盾的。这，更增加了“金三角”的神秘感。
　　“金三角”的大毒品贩子中，国民党前军人和来自中国的前知青比重颇不小。这是什么原因呢？毒品为什么在那个地方和那个时间段迅速崛起呢？
　　这些问题，在名作家邓贤教授的长篇纪实《新浪金三角》里，都得到了很透彻的回答。因为邓贤于一九九八年只身孤胆深入金三角腹地，采访了数百人，上至前国民党军队的高级将领及毒品集团的首领，下至老兵，前知青，马帮赶马人，毒品贩子和山民，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国民党的军队溃败到云南境外的缅甸泰国北部的高山密林中，就马上面临生存的问题。在反攻大陆的可能性消失后，他们原来的政治使命也告结束。他们没有听美国的去掺和藏独阴谋，美援也停止了。要自我谋生，于是他们介入了毒品行业。有了他们和他们的精良武装的保护，毒品种植和贩运便日见其盛。中国知青到缅甸支援世界革命的梦幻灭后，有些人便投奔了这群来自中国的前军人，干起了教书育人的行当；有些则也上了毒品贩运的贼船。
　　这次我随着邓贤在金三角流浪一遍，跟着他经历了闯龙潭虎穴的采访；体验了他被人跟踪，怀疑是刺客杀手的恐惧；也陪他一起在毒品贩子处死犯了他们忌讳的人的二十米深的黑地牢呆了六小时而心惊胆战。以前，在南京栖霞山偏僻处国民政府立的抗战空军英烈墓调查，邓贤与夫人险遭洗劫；这次在金三角又熬四十摄氏度的高温和热带雨林的湿热。以一个中文系教授，为了作品而如此劳其筋骨，苦其心志，标榜“苦旅”的某人便显得矫情非常。
　　邓贤在长江三角洲乡间走了一大圈，追踪抗战的遗痕，于是有了全面描述正面战场上淞沪悲壮决战的《落日》。在滇西插队故地的红土地上到处探访目击者和当事人，于是有了关于抗日战争中怒江战役奏捷的《大国之魂》。为了插队知识青年的经历再现，他在云南、北京、四川等地到处采访和调查，便有了那引起轰动的《中国知青梦》。为了这些，他吃尽了苦头。他凭着的，是一颗尊重人的心，一腔火热的使命感，一种敢冒险的精神，再加上坚忍不拔的毅力，还有自己不鼓的钱包。
　　在云南德宏的陇川县插队，他自然对近在咫尺的金三角不陌生。身为知青，他对从云南边境越境到缅甸去参加世界革命的知青内情也很熟悉。身为滇缅远征军军人之后，他对那里发生的战事也很了解。作为也曾在缅甸流浪过的青年，他对那边地形气候山林的阴险也有所知。从他这本新作，我才明白，《大国之魂》里他语焉不详卖的在缅甸漂泊数月的这个关子，原来就是他这段时间内也曾为肚子计而给人打工种过罂粟。
　　所有这些，导致了他到泰国开会时因为听见“金三角”三个字而兴奋得不能自持，遂决定自费到泰国实地采访，探索金三角毒品产业的缘起缘落和其中夹杂的国共抗衡背景，国军官兵的困窘和介入毒品产业的由来；知青的热血是如何地冷却，在培养中国人子弟的教育中宁静下来，还有在金三角流落的中国人对故土的依恋和他们死后都将自己的坟墓面向北方的故土。还有就毒品产业的替代，以及金三角生态环境的观察和思考。
　　书的结尾处读到邓贤兄的这段文字，我心中也激动起来。
　　座南面北！面北……
　　请跟我来读懂那群流浪的中国人吧！他们长眠在地下，这些炎黄子孙，龙的传人，无论他们生前做过什么，当兵打仗，离乡背井，抗日战争，反攻大陆，走私贩毒，龙蛇争霸，你争我斗，效忠朝廷，他们死后都亲热地拥挤在一起，背向金三角，背向异域和陌生的印度洋。他们与我目光交织，那是何等热切和期盼的生动目光!于是我明白了，在我脚下的这片土地上，一群漂泊无根的中国人，他们永远面向北方，那是他们共同的祖国和家乡，是他们魂灵和精神永远向往的归宿之地!
　　哦，北方!我的永远的……北方啊!
　　这群背井离乡的中国人，他们个个面向祖国，至死不渝!
　　数以千计的坟墓，一律整齐地面向北方，面向祖国。这是一个何等惊天地恸鬼神的感人场面啊!各处汉人难民村墓地，居然全部惊人地一模一样，无一例外者!
　　是的，人可以死，尸体可以腐烂，墓碑可以剥落，名字可以遗忘。但是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与祖先血脉相连，敬畏永存。有这分思念，这种姿态，这种永不改变的炎黄子孙对故国故土的感激之情就够了。他们长眠金三角，但他们永远是中国人。
　　我伏身而跪，向死者，向我魂牵梦萦的同胞之魂，重重地磕了三个头。
　　如此感人的真情流露，若非是用全身心来写，是伪装不出来的。
　　捐弃政见的不同，四海华人都是一家，流落到金三角的也不例外。否则教育、政治背景和年龄都有偌大差别的红卫兵知青和国民党军人，又怎能在金三角汇合呢?只有一个最大公约数：大家都是在异域谋生的中国人。邓贤兄的金三角之旅，揭示了海外中国人的人性和故乡情。
　　我觉得，邓贤这样的旅行写作，才是真正的文化之旅。其他的，皆鱼目混珠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