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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赵春生是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锡伯族代表性作家之一，赵春生小说是当代锡伯文学园地中的一块瑰宝。作为一名锡伯族作家，赵春生有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士人精神，他秉持儒家积极用世、针砭时弊的人生态度，关心社会底层人民，揭露社会丑恶现象。赵春生本着“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现实关怀，创作出了一系列现实主义小说，意图批判经济大潮下人们的道德滑坡，希冀重塑社会的公序良俗。
关键词：赵春生 小说 批判现实主义精神
赵春生是当代锡伯族作家中的佼佼者，其小说因内容的丰富性和主题意蕴的深刻性，正在受到越来越多读者的关注。赵春生小说，特别是短篇小说，充满了对现实的关注与批判。赵春生虽然终生居住于新疆伊犁的边陲小镇，但是他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和知识分子的正义感。他疾恶如仇，眼里容不得社会丑恶的沙子；他忧国忧民，期待社会朝着好的方向前进。基于此，赵春生创作出一组紧贴社会生活的现实主义小说，从社会现象和个人道德层面两个维度展开批判。可以说，赵春生正是用他的铁笔，与社会上不公不正的现象做斗争。
一、赵春生小说对社会丑恶现象的集中批判
赵春生始终秉持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正义感和担当感，对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10年代社会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进行着冷峻的观察和沉重的思考，他从官场腐败、市场经济中的尔虞我诈行为、不良“社会经验”、“何谓真正的孝敬父母”等四个方面，对其时社会中焦点性的丑恶现象进行了抨击，以期揭露世风日下，批判道德滑坡。
第一，对官场腐败现象的批判。赵春生是锡伯族作家中较早开始注意官场腐败现象并创作反腐败题材小说的开路人之一。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社会上腐败之风逐渐露头，并且有愈演愈烈之势。赵春生对小县城的官场腐败深恶痛绝，所以他写出了《猫头鹰叫了》这篇小说，剑指官场的贪污腐败现象。小说的主要故事情节是，检查局局长阿文追查县城一位官员的腐败行径，他紧紧咬住水泥厂的经济腐败案不放，排除干扰，一查到底。在阿文到外地搜集犯罪证据时，他的弟弟在医院遭到腐败官员的暗算。腐败官员为了报复阿文，想通过医院医生之手，神不知鬼不觉地将阿文的弟弟置于死地。此时，正好在医院的“我”保护了阿文的弟弟。阿文回来后，带来了振奋人心的好消息：“中央已经下定决心，一定要严惩腐败，尤其是领导干部的腐败问题。”最终，县城的贪污腐败官员得到惩治，阿文的反腐败事业取得胜利。小说塑造了检查局局长阿文公正廉洁、光明磊落、与腐败官员作坚决斗争的高大光辉形象。值得注意的是，在小说的前后两部分间均出现了“猫头鹰叫了”这个意象，但不同的是，上半部分的“猫头鹰叫了”预示着不吉利。下半部分，作者“我”破除了“猫头鹰叫了”这个劫咒似的寓言，猫头鹰虽然叫了，但是并不代表着以阿文为代表的正义力量的失败；而恰恰相反，猫头鹰“像哭像笑又像嚎”的叫声是叫给腐败官员的，“猫头鹰叫了”象征着腐败势力的彻底失败。
第二，对市场经济初期尔虞我诈现象的批判。赵春生对市场经济初期人们道德滑坡的现象忧心忡忡，他想以其小说呼唤人们道德感和良知的回归。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市场经济的浪潮汹涌澎湃，冲击着人们旧有的思想道德观念。追求利益最大化成为人人趋之若鹜的现象，其中，在义和利之间，人们往往顾利而失义。在赵春生看来，人们的道德品质并未随着经济的发展而进步，反而在某些方面还有倒退的趋势，比如坑蒙拐骗、尔虞我诈、不讲诚信，忽悠占便宜等问题层出不穷。赵春生以短篇小说来反映和讽刺当时市场经济中出现的不良现象。正如其在小说《破案》中所写：“不知是哪里出了毛病——经济发展了，社会进步了，但偷盗抢劫也在不知不觉中像瘟疫一样蔓延开来。”
小说《卖牛》批判的是市场经济中人们在选择面前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功利主义思想。巴老汉在卖牛前对牛价的心理预期是800元就可以卖，所以当一个“小胡子”年轻人第一次出价900时，他还想再高，因此喊出了1000元。之后，市场上的牛贩子们似乎摸透了巴老汉的心理，集体不买他的牛。在牛卖不出去的情况下，巴老汉将牛价一降再降。最终，他以320元的极低价把牛卖给了先前那个“小胡子”。然而，颇具反讽意味的是，当巴老汉拿着卖牛的钱逛完百货商店后再回到活畜市场时，发现自己的牛已经被屠宰切割，并且以远远超出市场行情的翻了好几倍的离谱价格在卖。小说中，在买家和卖家的博弈中，以买家的大获全胜而告终。实际上，作者创作这篇小说大有深意。其一，表现了市场经济中作为生意人的“小胡子”的精明和故弄玄虚，刻画了“小胡子”这个小商贩在买牛过程中的奸诈狡猾；其二，讽刺了市场经济下人性中的不知足和逐利行为；其三，隐晦地反映出我国刚刚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农民，对市场买卖营销行为的不适应。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刚刚走向市场经济，农民和从事市场经营的小商小贩对市场价格和供求情况等信息的掌握是不对称的，这就导致了农民在市场交易行为中的劣势地位，从而常常吃亏。当然，赵春生创作《卖牛》，绝非仅仅是想表现市场行为中买家和卖家的善与恶、好与坏的二元对立，他有着更大的社会关怀，他在进行着更深层次的思考，那就是，刚刚从集体计划经济中走出来的农民，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该如何自立前行？
第三，对不良“社会经验”的批判。《怪谁呢》和《破案》是赵春生批判不良“社会经验”的两篇佳作。赵春生选取了人们见怪不怪的两种典型的社会现象，通过巧妙的情节设计，提示人们，社会中见义勇为的行为是不能缺席的，对偷盗行为也绝不应该姑息。
《怪谁呢》采用了倒叙的叙事结构。小说主人公萨来曾经在市场上见义勇为，帮助一位女子夺回了钱包，但他自己却因为追击窃贼而被歹徒刺伤。然而，那个女失主在拿到萨来追回来的钱包后消失得无影无踪，当时周围的人也没有人愿意站出来帮萨来作证。因此，萨来的妻子阿香责怪萨来，让他以后不要再做见义勇为的“傻事”。但是有一天晚上，当萨来看到两名歹徒拦路抢劫一名妇女时，他想起了妻子阿香的警告，“多管閑事没有好结果”，所以最后选择了悄悄走开。然而当阿香回到家时，萨来发现刚才自己碰到的没有施救的原来是自己的妻子。这个充满极大反差的故事充满了辩证的哲理。从人性本善的角度出发，见义勇为行为本来应该得到褒扬，但是由于现实的无奈和社会的无情，人被改造和异化了，变得冷漠，见死不救。对于阿香来讲，因为好人未得到好报，因此她不让萨来再做见义勇为之事似乎也无可厚非，但小说恰恰塑造的是，当有一天，需要救助的人是她自己的时候，丈夫却因为按照她的要求放弃救助，从而使她未能得到及时的救助，最终落得个钱财损失殆尽的下场。作者精心设计的这样一个巧合，不光是感叹社会现实中人情之冷漠，更重要的其实是要教育人们回归人性本善，并呼吁见义勇为之正确社会价值观的回归。 小说《破案》可以看作是赵春生对所谓“社会经验”的一种批判性反思。“我”给女儿买的新自行车丢了。本来丢了车去报案是天经地义的事，但是“我”根据多年积累的自以为是的丰富“社会经验”，认为警察管的都是大案要案，像这种小案件即使报了案也是白报，所以“我”就索性放弃了报案。后来女儿让“我”到派出所给她另外买一辆要处理的旧自行车。结果出人意料，“我”从派出所买回的廉价自行车竟然就是女儿之前丢的那辆自行车。小说最后用警察的一句话教育了和“我”有相同想法的一批人，“现在的人不知道怎么了，丢了车子也不报案，涉案追缴的自行车也不少，就是没失主来认领”。社会在发展的过程中，人们被浸染的看似老道的“社会经验”似乎越来越多，却忘记了最简单的道理。“老辣”和“复杂”的人们将越来越多的不正常看作正常，而将正常的和应该的做法反而看作是不正常的和不应该的。所以小说《破案》依然是作者对社会发展后人们丢失了“初心”和丧失了本真观念的理性反思。
第四，批判社会上所谓“尽孝就是给父母钱”的错误观念。小说《孝心》中，一位母亲含辛茹苦地拉扯大了兄弟俩。大儿子“他”刚工作的时候还不时地回家探望母亲，后来成家并被提拔为领导后，由于工作繁忙，就以给母亲寄钱的方式表达孝心。但是钱是寄给“他”弟弟的，“他”的弟弟和弟媳却并未将这些钱用在年迈母亲的吃穿用度上，也没有将哥哥寄钱的事情告诉母亲，以致母亲误以为“他”这么多年都没有再给她寄过钱。最后，母亲临终前都无法释怀的是“他”为什么不尽孝心给她寄钱；“他”抱憾终身的是自己寄给母亲的钱她并没有收到，以致这些年来让老母亲经常挨饿，最终饿着离开人世。这篇小说抨击了“他”的弟弟和弟媳不孝敬母亲的伪善恶行，但是更令人深思的是，造成这样的悲剧，其中有没有“他”自己的责任呢？“他”不能仅仅限于悔恨，也不能只是觉得断绝了与弟弟的手足之情就心安理得了。试想，如果“他”能经常或者哪怕偶尔去看望一下母亲，就会知道“他”寄的钱母亲是否收到，这样“他”弟弟的谎言就会不攻自破，母亲也会安度晚年。这篇小说深刻的批判意义在于：对于儿女尽孝来讲，光寄钱给父母是远远不够的。在外工作的儿女，最好能常回家看望和陪伴父母，这才是赵春生想要警示世人之处。
文学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赵春生对社会的丑恶现象深恶痛绝，所以他用现实主义的小说，对于他所处的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社会上出现的负面现象，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和深入的批判。赵春生针对社会丑恶面所创作的这组批判小说，富有教育意义，引人深思。
二、赵春生小说对个人道德层面的批判
赵春生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的第二个维度是针对个人道德层面的。他选取四个典型片段，对个人的不良道德进行批判，旨在呼唤良知，救治人心，以期使人不忘初心。
第一，批判讹诈陌生人的恶习。小说《拜访阿富老师》中，刘洋在农村苦苦摸索诗歌创作而无果，在他苦闷彷徨之际，得到了素未相识的阿富老师写来的信件的热情鼓励和悉心指导。出于感激，刘洋拿着一百枚鸡蛋去看望和答谢阿富老师。由于车的颠簸，鸡蛋被碰破了五六个，但是刘洋却将责任全部推给刚上车的一位中年男子，让他赔了一百个鸡蛋的钱。刘洋这种讹诈行为其实是一种对陌生人占便宜的心理。最后，具有极大反讽效果的是，当刘洋来到阿富老师家时，发现刚刚在车上被自己讹诈的人正是他此行想要答谢的阿富老师。故事至此达到了最高潮，阿富老师的一句“要想当诗人，先做人”，让刘洋刻骨铭心。由此可见，对待陌生人的行为选择有时候才是一个人道德品质好坏与否的试金石。阿富老师对刘洋的帮助是无私的、不求回报的，但是刘洋对陌生人却未能做到公正和无私。赵春生通过小说中两位主人公对待陌生人的反差极大的行为，鞭辟入里地直指人性中的功利主义思想。
第二，批判个人的“势利眼”行为。小说《一车草》的故事是循着两条线索发展的。第一条线索是：“我”无私地帮了苏昌很多忙，苏昌好说歹说非要送给“我”一车草以答谢“我”，“我”勉为其难地接受了，但是最后苏昌没有信守诺言，他拉着一车车的草从“我”家门口经过，并没有送给曾经答应过“我”的一车草。第二条线索是：品行恶劣的赖哈保通过陷害“我”的表叔当上了镇长，但他在掌权期间由于做了很多坏事而下台了，然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赖哈保下台之后又重新当上了镇长。小说的解读难点在于，苏昌为什么会失信？关于此点小说中没有明言，这需要从上述两条线索的关系来分析。从表面上看，小说似乎是把并无关联的两件事放在了一起，但在更深层次上，从“我”和赖哈保貌合神离的对话中即可推断出，当赖哈保等恶人重掌小镇的权力后，“我”便成了失势之人，所以苏昌立马变了卦，不再给“我”草了。作者正是通过这种更为隐晦的方式表现了苏昌见风使舵与背信弃义的小人行为，揭露了人与人关系中的一种丑恶嘴脸：势利眼。小说的最后，赵春生坚持了其一贯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叙事模式，苏昌积攒的牧草被一只烟蒂全部烧毁了。
第三，剖析人性之美和人性之丑。在短篇小说《难忘的一天》中，司机小刘为穆县长尽心尽力地开车，深得穆县长信任。后来小刘因为开车不慎撞伤别人而进了监狱。孤身一人的小刘在监狱中望眼欲穿地等着自己视作“亲人”的穆县长来探监，然而最终他都没有等来期盼已久的穆县长。令小刘意想不到的是，最终来看望他的却是他曾经在路上救过的一位难产孕妇的婆婆，虽然小刘当时对其儿媳的救助因为不情愿而显得勉强，但最终他还是施以援手将孕妇送到了医院，从而保住孕妇和婴儿的性命。这篇小说对人性的穿透力很强，小刘和穆县长是因为工作而形成的上下级关系；小刘和老太婆一家是因为救急而形成的无私帮助关系。在小刘锒铛入狱时，他原本以为关系最亲近的穆县长会来看他，但最终并没有来，而他曾经勉强帮助过的人，却在他患难之际来看望他。小说延续了赵春生一贯使用的对比和反差的创作手法，赞扬和讴歌了人与人之间的友爱之美、无私帮助之美。
第四，批判自私自利，弘扬博爱精神。小说《好人一生平安》中，乐于助人的庚老师曾经资助了很多孤儿上学。庚老师退休后，他的两个儿子不光阻止父亲继续捐资助学，而且还为老父亲的退休工资和存款如何支配的事情大打出手。这些糟心事使庚老师晚年常常焦虑不安。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就在庚老师伤心恸哭之际，他曾经资助过的孤儿宝山事业成功后回来报答庚老师当年的无私帮助之恩。巨大的反差让其两个儿子和儿媳目瞪口呆，故事至此戛然而止。通过对比，小说批判了庚老师的儿子过分注重金钱的自私品质，宣扬了好人必有好报以及种下善因必会结出善果的因果逻辑，高扬了人性的光辉和正能量。
赵春生有着自己的社会担当，他带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道义感进行创作。他看不惯物质生活進步后人们道德精神的倒退与社会风气的败坏，所以他将自己的所见、所思、所想勇敢地写进小说，呐喊呼号个人道德水平的提高。
三、结语
虽然赵春生写的是小说，但影射的却是社会中的丑恶现象。他以笔为刀，以笔为枪，像一个对社会丑恶现象的“扒粪者”，将刀枪源源不断地投向了社会的黑暗面，投向了社会中丑恶的人、丑陋的事、丑陋的现象。在作家赵春生身上，我们似乎看到了鲁迅的影子。铁肩担道义，妙笔著文章，这正是赵春生铮铮铁骨式的担当。正所谓爱之深责之切，赵春生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批判不是目的和终点，而是起点。赵春生正是想通过对社会和个人两个层面的批判，穿透人心，倡导人们对真善价值的回归，并重塑社会的公序良俗。赵春生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给人带来了无尽的启迪。
参考文献：
[1] 赵春生.山地故事[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17年新疆社科基金项目“新疆少数民族文学现代转型研究（编号：17BZW074）”阶段性成果
作 者： 赵洁，文学硕士，伊犁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丁玲，伊犁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2016级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水涓 E-mail：shuijuan3936@163.com
关键词：赵春生 小说 批判现实主义精神
赵春生是当代锡伯族作家中的佼佼者，其小说因内容的丰富性和主题意蕴的深刻性，正在受到越来越多读者的关注。赵春生小说，特别是短篇小说，充满了对现实的关注与批判。赵春生虽然终生居住于新疆伊犁的边陲小镇，但是他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和知识分子的正义感。他疾恶如仇，眼里容不得社会丑恶的沙子；他忧国忧民，期待社会朝着好的方向前进。基于此，赵春生创作出一组紧贴社会生活的现实主义小说，从社会现象和个人道德层面两个维度展开批判。可以说，赵春生正是用他的铁笔，与社会上不公不正的现象做斗争。
一、赵春生小说对社会丑恶现象的集中批判
赵春生始终秉持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正义感和担当感，对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10年代社会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进行着冷峻的观察和沉重的思考，他从官场腐败、市场经济中的尔虞我诈行为、不良“社会经验”、“何谓真正的孝敬父母”等四个方面，对其时社会中焦点性的丑恶现象进行了抨击，以期揭露世风日下，批判道德滑坡。
第一，对官场腐败现象的批判。赵春生是锡伯族作家中较早开始注意官场腐败现象并创作反腐败题材小说的开路人之一。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社会上腐败之风逐渐露头，并且有愈演愈烈之势。赵春生对小县城的官场腐败深恶痛绝，所以他写出了《猫头鹰叫了》这篇小说，剑指官场的贪污腐败现象。小说的主要故事情节是，检查局局长阿文追查县城一位官员的腐败行径，他紧紧咬住水泥厂的经济腐败案不放，排除干扰，一查到底。在阿文到外地搜集犯罪证据时，他的弟弟在医院遭到腐败官员的暗算。腐败官员为了报复阿文，想通过医院医生之手，神不知鬼不觉地将阿文的弟弟置于死地。此时，正好在医院的“我”保护了阿文的弟弟。阿文回来后，带来了振奋人心的好消息：“中央已经下定决心，一定要严惩腐败，尤其是领导干部的腐败问题。”最终，县城的贪污腐败官员得到惩治，阿文的反腐败事业取得胜利。小说塑造了检查局局长阿文公正廉洁、光明磊落、与腐败官员作坚决斗争的高大光辉形象。值得注意的是，在小说的前后两部分间均出现了“猫头鹰叫了”这个意象，但不同的是，上半部分的“猫头鹰叫了”预示着不吉利。下半部分，作者“我”破除了“猫头鹰叫了”这个劫咒似的寓言，猫头鹰虽然叫了，但是并不代表着以阿文为代表的正义力量的失败；而恰恰相反，猫头鹰“像哭像笑又像嚎”的叫声是叫给腐败官员的，“猫头鹰叫了”象征着腐败势力的彻底失败。
第二，对市场经济初期尔虞我诈现象的批判。赵春生对市场经济初期人们道德滑坡的现象忧心忡忡，他想以其小说呼唤人们道德感和良知的回归。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市场经济的浪潮汹涌澎湃，冲击着人们旧有的思想道德观念。追求利益最大化成为人人趋之若鹜的现象，其中，在义和利之间，人们往往顾利而失义。在赵春生看来，人们的道德品质并未随着经济的发展而进步，反而在某些方面还有倒退的趋势，比如坑蒙拐骗、尔虞我诈、不讲诚信，忽悠占便宜等问题层出不穷。赵春生以短篇小说来反映和讽刺当时市场经济中出现的不良现象。正如其在小说《破案》中所写：“不知是哪里出了毛病——经济发展了，社会进步了，但偷盗抢劫也在不知不觉中像瘟疫一样蔓延开来。”
小说《卖牛》批判的是市场经济中人们在选择面前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功利主义思想。巴老汉在卖牛前对牛价的心理预期是800元就可以卖，所以当一个“小胡子”年轻人第一次出价900时，他还想再高，因此喊出了1000元。之后，市场上的牛贩子们似乎摸透了巴老汉的心理，集体不买他的牛。在牛卖不出去的情况下，巴老汉将牛价一降再降。最终，他以320元的极低价把牛卖给了先前那个“小胡子”。然而，颇具反讽意味的是，当巴老汉拿着卖牛的钱逛完百货商店后再回到活畜市场时，发现自己的牛已经被屠宰切割，并且以远远超出市场行情的翻了好几倍的离谱价格在卖。小说中，在买家和卖家的博弈中，以买家的大获全胜而告终。实际上，作者创作这篇小说大有深意。其一，表现了市场经济中作为生意人的“小胡子”的精明和故弄玄虚，刻画了“小胡子”这个小商贩在买牛过程中的奸诈狡猾；其二，讽刺了市场经济下人性中的不知足和逐利行为；其三，隐晦地反映出我国刚刚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农民，对市场买卖营销行为的不适应。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刚刚走向市场经济，农民和从事市场经营的小商小贩对市场价格和供求情况等信息的掌握是不对称的，这就导致了农民在市场交易行为中的劣势地位，从而常常吃亏。当然，赵春生创作《卖牛》，绝非仅仅是想表现市场行为中买家和卖家的善与恶、好与坏的二元对立，他有着更大的社会关怀，他在进行着更深层次的思考，那就是，刚刚从集体计划经济中走出来的农民，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该如何自立前行？
第三，对不良“社会经验”的批判。《怪谁呢》和《破案》是赵春生批判不良“社会经验”的两篇佳作。赵春生选取了人们见怪不怪的两种典型的社会现象，通过巧妙的情节设计，提示人们，社会中见义勇为的行为是不能缺席的，对偷盗行为也绝不应该姑息。
《怪谁呢》采用了倒叙的叙事结构。小说主人公萨来曾经在市场上见义勇为，帮助一位女子夺回了钱包，但他自己却因为追击窃贼而被歹徒刺伤。然而，那个女失主在拿到萨来追回来的钱包后消失得无影无踪，当时周围的人也没有人愿意站出来帮萨来作证。因此，萨来的妻子阿香责怪萨来，让他以后不要再做见义勇为的“傻事”。但是有一天晚上，当萨来看到两名歹徒拦路抢劫一名妇女时，他想起了妻子阿香的警告，“多管閑事没有好结果”，所以最后选择了悄悄走开。然而当阿香回到家时，萨来发现刚才自己碰到的没有施救的原来是自己的妻子。这个充满极大反差的故事充满了辩证的哲理。从人性本善的角度出发，见义勇为行为本来应该得到褒扬，但是由于现实的无奈和社会的无情，人被改造和异化了，变得冷漠，见死不救。对于阿香来讲，因为好人未得到好报，因此她不让萨来再做见义勇为之事似乎也无可厚非，但小说恰恰塑造的是，当有一天，需要救助的人是她自己的时候，丈夫却因为按照她的要求放弃救助，从而使她未能得到及时的救助，最终落得个钱财损失殆尽的下场。作者精心设计的这样一个巧合，不光是感叹社会现实中人情之冷漠，更重要的其实是要教育人们回归人性本善，并呼吁见义勇为之正确社会价值观的回归。 小说《破案》可以看作是赵春生对所谓“社会经验”的一种批判性反思。“我”给女儿买的新自行车丢了。本来丢了车去报案是天经地义的事，但是“我”根据多年积累的自以为是的丰富“社会经验”，认为警察管的都是大案要案，像这种小案件即使报了案也是白报，所以“我”就索性放弃了报案。后来女儿让“我”到派出所给她另外买一辆要处理的旧自行车。结果出人意料，“我”从派出所买回的廉价自行车竟然就是女儿之前丢的那辆自行车。小说最后用警察的一句话教育了和“我”有相同想法的一批人，“现在的人不知道怎么了，丢了车子也不报案，涉案追缴的自行车也不少，就是没失主来认领”。社会在发展的过程中，人们被浸染的看似老道的“社会经验”似乎越来越多，却忘记了最简单的道理。“老辣”和“复杂”的人们将越来越多的不正常看作正常，而将正常的和应该的做法反而看作是不正常的和不应该的。所以小说《破案》依然是作者对社会发展后人们丢失了“初心”和丧失了本真观念的理性反思。
第四，批判社会上所谓“尽孝就是给父母钱”的错误观念。小说《孝心》中，一位母亲含辛茹苦地拉扯大了兄弟俩。大儿子“他”刚工作的时候还不时地回家探望母亲，后来成家并被提拔为领导后，由于工作繁忙，就以给母亲寄钱的方式表达孝心。但是钱是寄给“他”弟弟的，“他”的弟弟和弟媳却并未将这些钱用在年迈母亲的吃穿用度上，也没有将哥哥寄钱的事情告诉母亲，以致母亲误以为“他”这么多年都没有再给她寄过钱。最后，母亲临终前都无法释怀的是“他”为什么不尽孝心给她寄钱；“他”抱憾终身的是自己寄给母亲的钱她并没有收到，以致这些年来让老母亲经常挨饿，最终饿着离开人世。这篇小说抨击了“他”的弟弟和弟媳不孝敬母亲的伪善恶行，但是更令人深思的是，造成这样的悲剧，其中有没有“他”自己的责任呢？“他”不能仅仅限于悔恨，也不能只是觉得断绝了与弟弟的手足之情就心安理得了。试想，如果“他”能经常或者哪怕偶尔去看望一下母亲，就会知道“他”寄的钱母亲是否收到，这样“他”弟弟的谎言就会不攻自破，母亲也会安度晚年。这篇小说深刻的批判意义在于：对于儿女尽孝来讲，光寄钱给父母是远远不够的。在外工作的儿女，最好能常回家看望和陪伴父母，这才是赵春生想要警示世人之处。
文学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赵春生对社会的丑恶现象深恶痛绝，所以他用现实主义的小说，对于他所处的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社会上出现的负面现象，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和深入的批判。赵春生针对社会丑恶面所创作的这组批判小说，富有教育意义，引人深思。
二、赵春生小说对个人道德层面的批判
赵春生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的第二个维度是针对个人道德层面的。他选取四个典型片段，对个人的不良道德进行批判，旨在呼唤良知，救治人心，以期使人不忘初心。
第一，批判讹诈陌生人的恶习。小说《拜访阿富老师》中，刘洋在农村苦苦摸索诗歌创作而无果，在他苦闷彷徨之际，得到了素未相识的阿富老师写来的信件的热情鼓励和悉心指导。出于感激，刘洋拿着一百枚鸡蛋去看望和答谢阿富老师。由于车的颠簸，鸡蛋被碰破了五六个，但是刘洋却将责任全部推给刚上车的一位中年男子，让他赔了一百个鸡蛋的钱。刘洋这种讹诈行为其实是一种对陌生人占便宜的心理。最后，具有极大反讽效果的是，当刘洋来到阿富老师家时，发现刚刚在车上被自己讹诈的人正是他此行想要答谢的阿富老师。故事至此达到了最高潮，阿富老师的一句“要想当诗人，先做人”，让刘洋刻骨铭心。由此可见，对待陌生人的行为选择有时候才是一个人道德品质好坏与否的试金石。阿富老师对刘洋的帮助是无私的、不求回报的，但是刘洋对陌生人却未能做到公正和无私。赵春生通过小说中两位主人公对待陌生人的反差极大的行为，鞭辟入里地直指人性中的功利主义思想。
第二，批判个人的“势利眼”行为。小说《一车草》的故事是循着两条线索发展的。第一条线索是：“我”无私地帮了苏昌很多忙，苏昌好说歹说非要送给“我”一车草以答谢“我”，“我”勉为其难地接受了，但是最后苏昌没有信守诺言，他拉着一车车的草从“我”家门口经过，并没有送给曾经答应过“我”的一车草。第二条线索是：品行恶劣的赖哈保通过陷害“我”的表叔当上了镇长，但他在掌权期间由于做了很多坏事而下台了，然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赖哈保下台之后又重新当上了镇长。小说的解读难点在于，苏昌为什么会失信？关于此点小说中没有明言，这需要从上述两条线索的关系来分析。从表面上看，小说似乎是把并无关联的两件事放在了一起，但在更深层次上，从“我”和赖哈保貌合神离的对话中即可推断出，当赖哈保等恶人重掌小镇的权力后，“我”便成了失势之人，所以苏昌立马变了卦，不再给“我”草了。作者正是通过这种更为隐晦的方式表现了苏昌见风使舵与背信弃义的小人行为，揭露了人与人关系中的一种丑恶嘴脸：势利眼。小说的最后，赵春生坚持了其一贯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叙事模式，苏昌积攒的牧草被一只烟蒂全部烧毁了。
第三，剖析人性之美和人性之丑。在短篇小说《难忘的一天》中，司机小刘为穆县长尽心尽力地开车，深得穆县长信任。后来小刘因为开车不慎撞伤别人而进了监狱。孤身一人的小刘在监狱中望眼欲穿地等着自己视作“亲人”的穆县长来探监，然而最终他都没有等来期盼已久的穆县长。令小刘意想不到的是，最终来看望他的却是他曾经在路上救过的一位难产孕妇的婆婆，虽然小刘当时对其儿媳的救助因为不情愿而显得勉强，但最终他还是施以援手将孕妇送到了医院，从而保住孕妇和婴儿的性命。这篇小说对人性的穿透力很强，小刘和穆县长是因为工作而形成的上下级关系；小刘和老太婆一家是因为救急而形成的无私帮助关系。在小刘锒铛入狱时，他原本以为关系最亲近的穆县长会来看他，但最终并没有来，而他曾经勉强帮助过的人，却在他患难之际来看望他。小说延续了赵春生一贯使用的对比和反差的创作手法，赞扬和讴歌了人与人之间的友爱之美、无私帮助之美。
第四，批判自私自利，弘扬博爱精神。小说《好人一生平安》中，乐于助人的庚老师曾经资助了很多孤儿上学。庚老师退休后，他的两个儿子不光阻止父亲继续捐资助学，而且还为老父亲的退休工资和存款如何支配的事情大打出手。这些糟心事使庚老师晚年常常焦虑不安。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就在庚老师伤心恸哭之际，他曾经资助过的孤儿宝山事业成功后回来报答庚老师当年的无私帮助之恩。巨大的反差让其两个儿子和儿媳目瞪口呆，故事至此戛然而止。通过对比，小说批判了庚老师的儿子过分注重金钱的自私品质，宣扬了好人必有好报以及种下善因必会结出善果的因果逻辑，高扬了人性的光辉和正能量。
赵春生有着自己的社会担当，他带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道义感进行创作。他看不惯物质生活進步后人们道德精神的倒退与社会风气的败坏，所以他将自己的所见、所思、所想勇敢地写进小说，呐喊呼号个人道德水平的提高。
三、结语
虽然赵春生写的是小说，但影射的却是社会中的丑恶现象。他以笔为刀，以笔为枪，像一个对社会丑恶现象的“扒粪者”，将刀枪源源不断地投向了社会的黑暗面，投向了社会中丑恶的人、丑陋的事、丑陋的现象。在作家赵春生身上，我们似乎看到了鲁迅的影子。铁肩担道义，妙笔著文章，这正是赵春生铮铮铁骨式的担当。正所谓爱之深责之切，赵春生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批判不是目的和终点，而是起点。赵春生正是想通过对社会和个人两个层面的批判，穿透人心，倡导人们对真善价值的回归，并重塑社会的公序良俗。赵春生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给人带来了无尽的启迪。
参考文献：
[1] 赵春生.山地故事[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17年新疆社科基金项目“新疆少数民族文学现代转型研究（编号：17BZW074）”阶段性成果
作 者： 赵洁，文学硕士，伊犁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丁玲，伊犁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2016级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水涓 E-mail：shuijuan3936@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