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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的狭义是指借贷资本价值运动的特殊形式；广义的信用除包含狭义外，更强调遵守诺言，实践约定，取得信任所形成的无形资产。其特征是：(1)存在的依附性。它依赖于作为市场行为主体的个人、企业、政府等载体而存在。(2)创建与使用的成本一收益性。市场行为主体信用的创建、形成需要付出成本，其使用会获取收益。(3)评估的困难性。囿于信用信息的公布、传递的现行法律支持、指标体系等原因的限制，评估机构对市场行为主体的信用评估难以准确、及时。信用朝阳产业，是指有关信用信息的采集、加工生产、储存、流通与服务这类行业或部门的统称。信用朝阳产业，萌芽、依托于信息产业，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它的发展必将使市场行为主体进行开放的、无扭曲的公平竞争，从而促进国民经济高效化运行，也有利于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进一步融人到世界范围的大市场之中。信用危机的危害
议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建立在法制规则和道德信用基础上的法治经济和信用经济。我国尚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重要历史时期，形成完善、成熟的市场经济框架尚待时日，而当前各行为主体的信用危机打乱了我国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困扰了社会的投资和个人消费，制约了企业参与国际国内市场竞争的经营和发展。更为严重的是，当前的信用危机已经成为依法治国、以德治国的消极因素，使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难以发挥作用，直接破坏着社会的法制基础，影响着社会的安全稳定，阻碍了我国国民经济市场化的进程。
信用危机产生的原因
1．中国转型期缺乏信用意识的体制设计的不良诱导。我国目前对行为主体缺乏信用风险评价机制，信用等级难以区别，诚实守信的行为主体无法受到鼓励而获得额外的收益，其守信的收益不显著。相反，失信的行为主体损失有限，失信者获得的收益大于失信的成本，对失信行为主体随意性很大的所谓处置或“重罚”实际变成了“鼓励”。守信得不偿失，守信效应沉寂；失信有利可图，失信效应被激活。这种缺乏信用意识的体制设计必将或正在危及整个社会的信用体系，使信用机制恶性贬值。
2．目前市场行为主体在权衡业绩和信用方面经济与文化价值取向的扭曲失衡。在缺乏信用意识的体制环境中，包括个人、企业和政府(尤其是落后地方的基层政府)在内的市场行为主体急功近利，忽视了对丧失信用所导致的社会、经济后果的认识；以为市场经济就是赢利圈钱，就是挣更多的钱而置信用、信誉等文化价值而不顾。个人、企业面对巨额利益即使毁坏商誉也敢铤而走险，基层政府在地方经济的发展中即使有损国家利益和形象也敢护假、护短而有法不依、违法不究、执法不严。信用朝阳产业的培植
主动应对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市场经济要求，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强化市场规则，我国应该建立系统完备的信用制度，将“信用”作为朝阳产：业加以积极培植，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
西方发达国家经历了一个半世纪才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社会信用制度。我国应该怎样培植信用产业呢?笔者认为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信用的法制支持。要从社会环境上培植信用产业，创建社会信用制度，必须完善信用方面的法规建设。目前，我国市场经济的行为主体(个人、企业、政府)的信用记录，其信息资源分散在银行、工商、税务、公安等单位和部门，大部分信息为各单位内部拥有，不对外开放。国家应该尽快出台规范的法律法规，给信用信息资源的开放予以明确的界定，从而为创建资信公司提供基本条件——为开展信用数据的采集、使用等业务提供法律保障和法律依据。
要从执法环节上引导信用产业，加强对信用朝阳产业的培植，树立政府信用的良好形象。市场经济是建立在市场法制规则下的法治经济。我国政府在执法的过程中，一方面要维护市场规则的实施和规范，另一方面要恪守执政党“三个代表”的宗旨，维护政府在人民中的信用，促使各行为主体自觉形成遵守信用的意识。可见，在执法环节方面，政府的信用对信用产业的培植影响极大，具有相当的引导作用。
2．社会信用文化体系的构筑。亚当·斯密指出，社会经济的发展有赖于经济主体对经济伦理的遵循。国家应该提升整个社会的商誉意识和经济信用意识，从思想道德、组织制度、法律和监督、宣传教育等方面进行落实，形成个人、企业、政府等行为主体达成共识的社会信用文化体系，从而促进信用产业沿着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为此，应该重视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必须重视市场的净化功能和政府的适当干预。例如行为主体之一的企业，其信誉的建立的唯一途径是企业长期恪守信用原则。市场经济对企业行为有诸多行之有效的约束，本来属于市场机制解决的问题不要期望于非市场的手段(如行政手段)来解决。目前，政府行政机构尤其是基层政府容易产生失信行为，政府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把由市场机制。解决的问题彻底交给市场解决。培植信用产业，政府的作用和职能可以明确为：进行政策引导，对信用朝阳产业起推波助澜的作用；进行行政协调，消除信用产业业务拓展过程中的行政或非行政壁垒，对信用朝阳产业起铺路搭桥的作用。其次，必须重视信用道德的再造。依法治国是我们的大政方针，需要而能够用法律解决的问题理当求助于法律。而目前，我国关于信用方面的法规建设还有相当的欠缺，而且用法律手段解决信用问题有时成本很高而不现实。因此，“依法治国，以德治国”’必须双管齐下。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法治经济也需要道德支持。目前，市场经济中包括个人、企业甚至基层政府在内的行为主体出现了道德的迷惘，为此需要新的道德的扩张和再造。新道德扩张和再造的途径主要有：清除专制特权、盲目顺从思想，传播平等观念；减少政府“公共权力”的直接干预，进一步完善市场体制，保障平等竞争；树立各行为主体的道德榜样，开展经济伦理道德的普及教育，增强对信用无形资产价值的认识3．信用信息资源的业务拓展。据估计，只要信用服务一启动，2003年我国信用市场份额将达到5亿美元。面对越来越大的市场份额，应该怎样开展信用的业务呢?可以参照股票证券交易所的形式，建立跨行业、跨行政区域的网络化信用资源数据库，从而创建全国统一的社会信用体系，开展全国范围的信用服务业务。首先，要统一信用信息资源的指标体系。只有保证信用指标体系的统一，才能保证其信息资源的全面、公正和权威。其次，要由国家进行整体规划，从行业着手组建资信公司，开展行业领域的全国性信用业务。在此基础上，由各行各业走向互联互通，由各行各业的服务开始，逐步向相关的行业和个人开放、拓展。(作者单位：湖南工程学院)
议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建立在法制规则和道德信用基础上的法治经济和信用经济。我国尚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重要历史时期，形成完善、成熟的市场经济框架尚待时日，而当前各行为主体的信用危机打乱了我国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困扰了社会的投资和个人消费，制约了企业参与国际国内市场竞争的经营和发展。更为严重的是，当前的信用危机已经成为依法治国、以德治国的消极因素，使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难以发挥作用，直接破坏着社会的法制基础，影响着社会的安全稳定，阻碍了我国国民经济市场化的进程。
信用危机产生的原因
1．中国转型期缺乏信用意识的体制设计的不良诱导。我国目前对行为主体缺乏信用风险评价机制，信用等级难以区别，诚实守信的行为主体无法受到鼓励而获得额外的收益，其守信的收益不显著。相反，失信的行为主体损失有限，失信者获得的收益大于失信的成本，对失信行为主体随意性很大的所谓处置或“重罚”实际变成了“鼓励”。守信得不偿失，守信效应沉寂；失信有利可图，失信效应被激活。这种缺乏信用意识的体制设计必将或正在危及整个社会的信用体系，使信用机制恶性贬值。
2．目前市场行为主体在权衡业绩和信用方面经济与文化价值取向的扭曲失衡。在缺乏信用意识的体制环境中，包括个人、企业和政府(尤其是落后地方的基层政府)在内的市场行为主体急功近利，忽视了对丧失信用所导致的社会、经济后果的认识；以为市场经济就是赢利圈钱，就是挣更多的钱而置信用、信誉等文化价值而不顾。个人、企业面对巨额利益即使毁坏商誉也敢铤而走险，基层政府在地方经济的发展中即使有损国家利益和形象也敢护假、护短而有法不依、违法不究、执法不严。信用朝阳产业的培植
主动应对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市场经济要求，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强化市场规则，我国应该建立系统完备的信用制度，将“信用”作为朝阳产：业加以积极培植，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
西方发达国家经历了一个半世纪才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社会信用制度。我国应该怎样培植信用产业呢?笔者认为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信用的法制支持。要从社会环境上培植信用产业，创建社会信用制度，必须完善信用方面的法规建设。目前，我国市场经济的行为主体(个人、企业、政府)的信用记录，其信息资源分散在银行、工商、税务、公安等单位和部门，大部分信息为各单位内部拥有，不对外开放。国家应该尽快出台规范的法律法规，给信用信息资源的开放予以明确的界定，从而为创建资信公司提供基本条件——为开展信用数据的采集、使用等业务提供法律保障和法律依据。
要从执法环节上引导信用产业，加强对信用朝阳产业的培植，树立政府信用的良好形象。市场经济是建立在市场法制规则下的法治经济。我国政府在执法的过程中，一方面要维护市场规则的实施和规范，另一方面要恪守执政党“三个代表”的宗旨，维护政府在人民中的信用，促使各行为主体自觉形成遵守信用的意识。可见，在执法环节方面，政府的信用对信用产业的培植影响极大，具有相当的引导作用。
2．社会信用文化体系的构筑。亚当·斯密指出，社会经济的发展有赖于经济主体对经济伦理的遵循。国家应该提升整个社会的商誉意识和经济信用意识，从思想道德、组织制度、法律和监督、宣传教育等方面进行落实，形成个人、企业、政府等行为主体达成共识的社会信用文化体系，从而促进信用产业沿着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为此，应该重视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必须重视市场的净化功能和政府的适当干预。例如行为主体之一的企业，其信誉的建立的唯一途径是企业长期恪守信用原则。市场经济对企业行为有诸多行之有效的约束，本来属于市场机制解决的问题不要期望于非市场的手段(如行政手段)来解决。目前，政府行政机构尤其是基层政府容易产生失信行为，政府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把由市场机制。解决的问题彻底交给市场解决。培植信用产业，政府的作用和职能可以明确为：进行政策引导，对信用朝阳产业起推波助澜的作用；进行行政协调，消除信用产业业务拓展过程中的行政或非行政壁垒，对信用朝阳产业起铺路搭桥的作用。其次，必须重视信用道德的再造。依法治国是我们的大政方针，需要而能够用法律解决的问题理当求助于法律。而目前，我国关于信用方面的法规建设还有相当的欠缺，而且用法律手段解决信用问题有时成本很高而不现实。因此，“依法治国，以德治国”’必须双管齐下。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法治经济也需要道德支持。目前，市场经济中包括个人、企业甚至基层政府在内的行为主体出现了道德的迷惘，为此需要新的道德的扩张和再造。新道德扩张和再造的途径主要有：清除专制特权、盲目顺从思想，传播平等观念；减少政府“公共权力”的直接干预，进一步完善市场体制，保障平等竞争；树立各行为主体的道德榜样，开展经济伦理道德的普及教育，增强对信用无形资产价值的认识3．信用信息资源的业务拓展。据估计，只要信用服务一启动，2003年我国信用市场份额将达到5亿美元。面对越来越大的市场份额，应该怎样开展信用的业务呢?可以参照股票证券交易所的形式，建立跨行业、跨行政区域的网络化信用资源数据库，从而创建全国统一的社会信用体系，开展全国范围的信用服务业务。首先，要统一信用信息资源的指标体系。只有保证信用指标体系的统一，才能保证其信息资源的全面、公正和权威。其次，要由国家进行整体规划，从行业着手组建资信公司，开展行业领域的全国性信用业务。在此基础上，由各行各业走向互联互通，由各行各业的服务开始，逐步向相关的行业和个人开放、拓展。(作者单位：湖南工程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