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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全国税务系统不断发生税务人员违法违纪案件，一批税务干部受到处理，这其中既有干部的主观故意，也有受外部环境或其他原因驱使的客观被动。本文仅就非主观故意行为风险中，浅析税务干部如何进行自我保护进行探讨。
一、税务人员非主观行为风险
所谓“非主观行为”，是指税务人员在开展税收征管中，不以主观徇私谋利为目的，而是因个人素质不够、对法律政策认识偏差、懒政或受其他原因影响“不得不”作为而造成的不作为或乱作为。这类风险的现实在于：
（一）税务人员行为风险日益增大。一是税务系统不断细化内部管理制度、办法及操作规范，虽然在程序上明确了职责，但也加大了税务人员在实施税收征管中的行为风险。二是各种涉税违法犯罪行为层出不穷，尤其中西部地区受视野、经验局限，在面对新型违法犯罪时，税务干部稍有疏忽就会引发风险。三是社会各界对税务部门关注度越来越高，尤其是纪检监察、司法机关及审计部门的监督力度越来越大，使税务人员一些不为注意的习惯性行为可能触碰的“雷区”越来越多。
（二）税务人员理解认识存在偏差。在工作中，许多税务人员还把涉税风险的重点放在纳税人身上，放在“收税”身上，而没有考虑到自身差异性行为也可能带来风险。同时，部分税务人员把税收风险简单地等同于“贪污受贿、收受他人财物”等主动性的执法风险，认为只要自己主观上没有贪污受贿、收取他人好处的故意，客观上没有贪赃枉法的事实就不会有风险。这种想法只考虑到税收执法风险中的主观因素，却忽视了外部环境等客观因素，如：应征少征税款、专用发票虚开虚抵等违法犯罪行为，都有可能反过来触发司法机关对税务人员是否存在渎职的调查。
（三）税务人员承担法律风险越来越高。2012年12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的《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因不具备徇私舞弊等情形，不符合刑法分则第九章第三百九十八条至第四百一十九条的规定，但依法构成第三百九十七条规定的犯罪的，以滥用职权罪或者玩忽职守罪定罪处罚”予以了明确，也就是说不作为也能构成渎职犯罪。因此，少数税务人员“做多错多，不做不错”，用消极不作为的态度规避可能发生的失误和责任追究的行为，同样也要承担相应法律风险。
二、非主观行为风险的成因探析
（一）政策因素。一方面，在制定规范性文件时，基层税务部门为更好的落实上级文件，往往会制定更为详尽的操作办法或规程，而国家机关人员“不作为”构成渎职罪的基本要件第一条即是“行为人不履行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岗位责任规定的作为义务。”这意味着，一旦发生问题，这些规章都将成为司法机关追责的直接依据。另一方面，为适应当前相关税收政策变化快，基层税务部门知识更新不能及时跟上，稍有不慎，就会出现漏洞风险。
（二）个人因素。一是风险意识不高，法律意识淡薄。很多工作凭经验、讲习惯，或者按“惯例”、“约定俗成的规矩”办理，没有在法律框架下严格执行，也许未触犯法律，但打了法律“擦边球”，极易触发风险。二是业务能力不强，履职能力偏低。一些违法违纪的造成，并不是税务人员主观故意，而是因税务人员自身业务能力不足，执法水平偏低造成的。三是综合素养不够，执行程序走样。工作懒政、惰政，该履行的程序不履行，该送达的文书不送达或不合规送达，不该省的手续乱省，因违反程序规定带来风险。
（三）外部因素。一是地方政府干预税收的现象依然时有发生。二是稅收立法与国家整个法律体系建设脱节，税法与相关法律法规衔接性差，造成某种程度的税务部门单打独斗，协税、护税不能上升至法律层面，有可能因“难作为”而导致“不作为”。三是随着纳税人综合素质的提高，尤其是依法维权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的提高，税务人员行为的风险系数也在变大。
三、税务人员提升自我保护能力的建议
（一）注重行为的程序性、证据性。因程序违法导致证据违法、结果违法的经验教训屡见不鲜。因此，税务人员要将行为程序的完整性、合法性作为一切税收管理行为实施的第一准则。同时，注重程序的证据性，即程序不光要履行，还要有证据来证明程序的合法履行，做到该走的文书要走，该有的资料要有，该签字的要签、该出的文件要出，该记录的要记录，不仅注重纸质资料，还要注重音像、视频资料的收集保存。
（二）增强学习的连续性、多面性。学习，是税务人员自我保护的最好手段，只有通过更新自己的知识，才能跟上政策的变化，及时掌握最新税收政策动态，避免行为偏差。学习既要持之以恒的学，还要涵盖税收、法律和会计知识的全面学，尤其是注重法律方面的学习，避免因对法律制度不熟悉而触发风险；不断增强法律意识，克服经验主义，避免因麻痹大意和侥幸心理引发风险；不断强化法治理念，避免因擅权、滥权造成风险。
（三）加强执法的联动性、整合性。大力构建社会协税护税机制，积极做好向政府汇报、沟通，借政府搭台唱戏，在一些重大工作、重大风险面前，税务部门可以寻求政府支持，必要时实行多部门联动。如在大型市场的管理上，把税收的单项管理，上升到市场综合管理层面，由政府牵头，联合地税、工商、市场、质检、安监等部门开展联合执法，联合解决，既有力于整合资源，形成合力，提高效率，又有力于风险的分担。
（四）强化管理的服务性、和谐性。税务人员要正确处理“执法”与“维权”，“执法”与“为民”的关系，在税收执法中充分尊重纳税人权利，给纳税人充分的机会表达对税务机关执法情况的意见和建议，引导纳税人正确行使权利，防止纳税人行使权利走向极端。在执法中注意创新服务的内容与形式，帮助纳税人解决实际困难，提高对纳税人的服务水平，营造相互理解的和谐征纳氛围，化解因征纳矛盾引发的税收管理风险。
一、税务人员非主观行为风险
所谓“非主观行为”，是指税务人员在开展税收征管中，不以主观徇私谋利为目的，而是因个人素质不够、对法律政策认识偏差、懒政或受其他原因影响“不得不”作为而造成的不作为或乱作为。这类风险的现实在于：
（一）税务人员行为风险日益增大。一是税务系统不断细化内部管理制度、办法及操作规范，虽然在程序上明确了职责，但也加大了税务人员在实施税收征管中的行为风险。二是各种涉税违法犯罪行为层出不穷，尤其中西部地区受视野、经验局限，在面对新型违法犯罪时，税务干部稍有疏忽就会引发风险。三是社会各界对税务部门关注度越来越高，尤其是纪检监察、司法机关及审计部门的监督力度越来越大，使税务人员一些不为注意的习惯性行为可能触碰的“雷区”越来越多。
（二）税务人员理解认识存在偏差。在工作中，许多税务人员还把涉税风险的重点放在纳税人身上，放在“收税”身上，而没有考虑到自身差异性行为也可能带来风险。同时，部分税务人员把税收风险简单地等同于“贪污受贿、收受他人财物”等主动性的执法风险，认为只要自己主观上没有贪污受贿、收取他人好处的故意，客观上没有贪赃枉法的事实就不会有风险。这种想法只考虑到税收执法风险中的主观因素，却忽视了外部环境等客观因素，如：应征少征税款、专用发票虚开虚抵等违法犯罪行为，都有可能反过来触发司法机关对税务人员是否存在渎职的调查。
（三）税务人员承担法律风险越来越高。2012年12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的《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因不具备徇私舞弊等情形，不符合刑法分则第九章第三百九十八条至第四百一十九条的规定，但依法构成第三百九十七条规定的犯罪的，以滥用职权罪或者玩忽职守罪定罪处罚”予以了明确，也就是说不作为也能构成渎职犯罪。因此，少数税务人员“做多错多，不做不错”，用消极不作为的态度规避可能发生的失误和责任追究的行为，同样也要承担相应法律风险。
二、非主观行为风险的成因探析
（一）政策因素。一方面，在制定规范性文件时，基层税务部门为更好的落实上级文件，往往会制定更为详尽的操作办法或规程，而国家机关人员“不作为”构成渎职罪的基本要件第一条即是“行为人不履行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岗位责任规定的作为义务。”这意味着，一旦发生问题，这些规章都将成为司法机关追责的直接依据。另一方面，为适应当前相关税收政策变化快，基层税务部门知识更新不能及时跟上，稍有不慎，就会出现漏洞风险。
（二）个人因素。一是风险意识不高，法律意识淡薄。很多工作凭经验、讲习惯，或者按“惯例”、“约定俗成的规矩”办理，没有在法律框架下严格执行，也许未触犯法律，但打了法律“擦边球”，极易触发风险。二是业务能力不强，履职能力偏低。一些违法违纪的造成，并不是税务人员主观故意，而是因税务人员自身业务能力不足，执法水平偏低造成的。三是综合素养不够，执行程序走样。工作懒政、惰政，该履行的程序不履行，该送达的文书不送达或不合规送达，不该省的手续乱省，因违反程序规定带来风险。
（三）外部因素。一是地方政府干预税收的现象依然时有发生。二是稅收立法与国家整个法律体系建设脱节，税法与相关法律法规衔接性差，造成某种程度的税务部门单打独斗，协税、护税不能上升至法律层面，有可能因“难作为”而导致“不作为”。三是随着纳税人综合素质的提高，尤其是依法维权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的提高，税务人员行为的风险系数也在变大。
三、税务人员提升自我保护能力的建议
（一）注重行为的程序性、证据性。因程序违法导致证据违法、结果违法的经验教训屡见不鲜。因此，税务人员要将行为程序的完整性、合法性作为一切税收管理行为实施的第一准则。同时，注重程序的证据性，即程序不光要履行，还要有证据来证明程序的合法履行，做到该走的文书要走，该有的资料要有，该签字的要签、该出的文件要出，该记录的要记录，不仅注重纸质资料，还要注重音像、视频资料的收集保存。
（二）增强学习的连续性、多面性。学习，是税务人员自我保护的最好手段，只有通过更新自己的知识，才能跟上政策的变化，及时掌握最新税收政策动态，避免行为偏差。学习既要持之以恒的学，还要涵盖税收、法律和会计知识的全面学，尤其是注重法律方面的学习，避免因对法律制度不熟悉而触发风险；不断增强法律意识，克服经验主义，避免因麻痹大意和侥幸心理引发风险；不断强化法治理念，避免因擅权、滥权造成风险。
（三）加强执法的联动性、整合性。大力构建社会协税护税机制，积极做好向政府汇报、沟通，借政府搭台唱戏，在一些重大工作、重大风险面前，税务部门可以寻求政府支持，必要时实行多部门联动。如在大型市场的管理上，把税收的单项管理，上升到市场综合管理层面，由政府牵头，联合地税、工商、市场、质检、安监等部门开展联合执法，联合解决，既有力于整合资源，形成合力，提高效率，又有力于风险的分担。
（四）强化管理的服务性、和谐性。税务人员要正确处理“执法”与“维权”，“执法”与“为民”的关系，在税收执法中充分尊重纳税人权利，给纳税人充分的机会表达对税务机关执法情况的意见和建议，引导纳税人正确行使权利，防止纳税人行使权利走向极端。在执法中注意创新服务的内容与形式，帮助纳税人解决实际困难，提高对纳税人的服务水平，营造相互理解的和谐征纳氛围，化解因征纳矛盾引发的税收管理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