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艾思奇（1910年-1966年），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教育家。原名李生萱，云南腾冲人，蒙古族。艾思奇生于云南腾冲和顺李家大院，1925年考入云南省立一中，接触马克思主义，并与聂耳结为好友。早年留学日本，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1936年任上海《读书杂志》编辑。1937年到延安，历任抗日军政大学主任教员、中央研究院文化思想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文委秘书长、《解放日报》副总编辑。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副校长，中国哲学会副会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艾思奇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宣传和教育工作，注意把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和大众化，积极与各种唯心主义哲学论战，捍卫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著作有《大众哲学》《哲学与生活》《艾思奇文集》，主编《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等。
早在上世纪30年代中期，艾思奇25岁的时候，就已经是国内有名的青年哲学家。1937年，艾思奇从上海来到延安，毛泽东慕其名，经常约他到自己住处谈话，有时也到他住的窑洞看望。毛泽东说过，艾思奇是一个真正的好人，好就好在老实忠厚，诚心诚意做学问。他是一个党在理论上的忠诚战士。
1940年之前，艾思奇曾任延安抗大二大队主任教员、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秘书长。1940年年初，中央宣传部组织了一个哲学学习小组，这是根据当时中央的在职干部教育制度和计划成立的。张闻天担任组长，领导全组学习，艾思奇担任指导员，负责写学习提纲，进行学习辅导，在讨论时做总结性发言，组员约100人。
学习以自学为主，每星期六上午开一次讨论会。每次开会，人们都自带小板凳或小马扎，把会场挤得满满的。经常发言的有：朱德、张闻天、李维汉、徐特立、柯柏年、郭化若、莫文骅、董纯才等。发言不只是理论的探讨，还常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发言时，别人可以自由插话或提问。艾思奇总是耐心地听着，还不时地作笔记。他做总结性发言，有时讲得不够圆满，张闻天和别人也常插话补充、纠正或提问。艾思奇很谦虚，有时候他一下子答不出来，就说：“让我想一想，下次再谈。”这种自由讨论，使大家学习的热情很高，受益匪浅。
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题为《改造我们的学习》的重要报告。他提出，要把全党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改造一下。对于在职干部的教育和干部学校的教育，他主张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止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根据这个方针，中央决定把马列学院改组为马列研究院，不久，又改名中央研究院。中央研究院建院之初，艾思奇任研究院的中国文化思想研究室主任。
艾思奇研究哲学注重“中国化和现实化”，在上世纪30年代发表过《二十二年来之中国哲学思潮》《哲学的现状和任务》《孙中山先生的哲学思想》等论文。到中央研究院3个月以后，就发表《抗战以来几种重要哲学思想的评述》一文，叙述了辩证唯物论思想的发展，批评了蒋介石的“力行哲学”、陈立夫的“唯生论”和阎锡山的“‘中’的哲学”。
研究工作只做了7个多月，就转入了整风运动。
1942年2月1日，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28日，在延安干部会上，毛泽东先后作了《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两个重要报告。过了几天，他又在中央办公楼三楼小会议室召开了一个会，到会的有20人左右，其中就有艾思奇。毛泽东提出，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有关思想方法的论述摘录出来，系统地编成一本书，目的是要帮助同志们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以此为武器，整顿我们的学风、党风和文风。毛泽东把编这本书的任务交给了中央政治研究室和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化思想研究室，前者由陈伯达负责，另有两个同志参加，后者由艾思奇负责。中国文化思想研究室参加的人共有20人之多，把分工的大部分摘录工作做好了，由艾思奇先进行核对、增删、分类编排，加上章节标题，交给陈伯达，由他再补充、加工，最后送毛泽东审定。毛泽东又对编排进行了调整，对标题作了些修改。这本书就定名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思想方法论》，它对整风学习起了重要的作用，有些人认为这是当时读到的获益最大的一本哲学书。艾思奇为编这本书尽了很大力量。
1942年4月，党中央决定延安《解放日报》改版，报纸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1943年初，艾思奇调到《解放日报》任编委会委员兼副刊部主任。同一时期调来的还有林默涵、温济泽等人。副刊部主任原来是丁玲，因为她要求专门从事文学创作而调离。艾思奇调来之后，副刊部原来的同志有舒群、白朗、陈企霞、黎辛、张谔（美编）等，后又调来陈学昭、周立波、庄楝，再后又调来冯牧、杨思仲（陈涌）、白原等，同时在一起工作的有10人左右。
办公室人多，大家都只能小声说话，以保持安静。同志间彼此尊重，真诚相待，相互帮助，关系十分融洽。艾思奇以身作则，作风民主，平等待人，遇事经常商量，从来不摆架子。初到报社时，整风学习还未结束，副刊部的整风由他领导，气氛还是和风细雨的。艾思奇审稿、改稿，还写了许多杂文，当时副刊上署名“崇基”的文章，就都是他写的。他还继续研究哲学，1943年8月11日，《解放日报》头版发表的批驳蒋介石《中国之命运》一书的长篇文章《〈中国之命运〉——极端唯心论的愚民哲学》，没有署名，也是艾思奇写的。
1945年8月，艾思奇被任命为《解放日报》副总编辑，温济泽任副刊主编。次年，解放日报社和新华社联合大改组。艾思奇任《解放日报》总编辑。温济泽调任新华社口头广播部（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编辑部）主任。艾思奇仍任两个社编委会的委员，同时分工终审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广播稿。
1946年11月，全面内战爆发已经4个多月，为准备对付蒋介石对延安的进攻，中央机关人员开始分批疏散。解放日报社和新华社的疏散人员，由社长廖承志带队，首先疏散到延安东北百余里的瓦窑堡，后来又经过晋察冀边区到达晋冀鲁豫边区。艾思奇跟廖承志一起率队离开延安。两社只留下三四十人坚守工作。
1947年7月，分批分路撤出陕北的新华社人员，在晋冀鲁豫边区太行山脚的涉县西戍村恢复成立了新华总社（在此以前，由晋冀鲁豫中央局组织临时新华总社接替了工作，因此广播并未中断）。大家重相聚首，兴奋异常。而艾思奇则被中宣部调到北方大学，后又调到在河北建屏重新创办的马列学院任教，主讲社会发展史。马列学院于1949年迁到北京，1955年改为中央党校。艾思奇一直在该校任教。
新中国成立后，温济泽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任副总编辑，筹办社会科学讲座广播节目，第一门课程是社会发展史，约请艾思奇担任主讲。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于1951年3月开办了这个节目。艾思奇每星期到电台来录音1次，播放3次。那时候，全国各地能讲授这门课的教员还很少，中宣部就通知各地宣传部组织干部收听。各地收听社会发展史这个讲座的有50多万人。各地各单位还组织讨论，电台负责辅导和解答问题。最后，电台把艾思奇的讲稿编成了一本书，书名是《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由三联书店出版发行100多万册。20世纪30年代，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曾引导几十万青年走上革命的道路。20世纪50年代，艾思奇的《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还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著作，又帮助更多的人树立了为社会主义奋斗的目标。
1966年3月22日，艾思奇逝世，年仅56岁。艾思奇逝世以后，毛泽东在艾思奇治丧委员会送审的悼词稿上亲笔加了“党在理论上的忠诚战士”。周扬在1980年为《艾思奇文集》（人民出版社出版）写的序中说：“艾思奇同志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党的理论战线上的光辉战士。他一生努力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方面，贡献很大……他的为人敦厚，待人真挚，治学勤奋，文风明快。对党和人民一片忠心，确是我所深知和敬佩的。”这些话是对艾思奇一生的准确总结。
（责编 / 傅建芬）
早在上世纪30年代中期，艾思奇25岁的时候，就已经是国内有名的青年哲学家。1937年，艾思奇从上海来到延安，毛泽东慕其名，经常约他到自己住处谈话，有时也到他住的窑洞看望。毛泽东说过，艾思奇是一个真正的好人，好就好在老实忠厚，诚心诚意做学问。他是一个党在理论上的忠诚战士。
1940年之前，艾思奇曾任延安抗大二大队主任教员、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秘书长。1940年年初，中央宣传部组织了一个哲学学习小组，这是根据当时中央的在职干部教育制度和计划成立的。张闻天担任组长，领导全组学习，艾思奇担任指导员，负责写学习提纲，进行学习辅导，在讨论时做总结性发言，组员约100人。
学习以自学为主，每星期六上午开一次讨论会。每次开会，人们都自带小板凳或小马扎，把会场挤得满满的。经常发言的有：朱德、张闻天、李维汉、徐特立、柯柏年、郭化若、莫文骅、董纯才等。发言不只是理论的探讨，还常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发言时，别人可以自由插话或提问。艾思奇总是耐心地听着，还不时地作笔记。他做总结性发言，有时讲得不够圆满，张闻天和别人也常插话补充、纠正或提问。艾思奇很谦虚，有时候他一下子答不出来，就说：“让我想一想，下次再谈。”这种自由讨论，使大家学习的热情很高，受益匪浅。
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题为《改造我们的学习》的重要报告。他提出，要把全党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改造一下。对于在职干部的教育和干部学校的教育，他主张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止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根据这个方针，中央决定把马列学院改组为马列研究院，不久，又改名中央研究院。中央研究院建院之初，艾思奇任研究院的中国文化思想研究室主任。
艾思奇研究哲学注重“中国化和现实化”，在上世纪30年代发表过《二十二年来之中国哲学思潮》《哲学的现状和任务》《孙中山先生的哲学思想》等论文。到中央研究院3个月以后，就发表《抗战以来几种重要哲学思想的评述》一文，叙述了辩证唯物论思想的发展，批评了蒋介石的“力行哲学”、陈立夫的“唯生论”和阎锡山的“‘中’的哲学”。
研究工作只做了7个多月，就转入了整风运动。
1942年2月1日，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28日，在延安干部会上，毛泽东先后作了《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两个重要报告。过了几天，他又在中央办公楼三楼小会议室召开了一个会，到会的有20人左右，其中就有艾思奇。毛泽东提出，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有关思想方法的论述摘录出来，系统地编成一本书，目的是要帮助同志们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以此为武器，整顿我们的学风、党风和文风。毛泽东把编这本书的任务交给了中央政治研究室和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化思想研究室，前者由陈伯达负责，另有两个同志参加，后者由艾思奇负责。中国文化思想研究室参加的人共有20人之多，把分工的大部分摘录工作做好了，由艾思奇先进行核对、增删、分类编排，加上章节标题，交给陈伯达，由他再补充、加工，最后送毛泽东审定。毛泽东又对编排进行了调整，对标题作了些修改。这本书就定名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思想方法论》，它对整风学习起了重要的作用，有些人认为这是当时读到的获益最大的一本哲学书。艾思奇为编这本书尽了很大力量。
1942年4月，党中央决定延安《解放日报》改版，报纸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1943年初，艾思奇调到《解放日报》任编委会委员兼副刊部主任。同一时期调来的还有林默涵、温济泽等人。副刊部主任原来是丁玲，因为她要求专门从事文学创作而调离。艾思奇调来之后，副刊部原来的同志有舒群、白朗、陈企霞、黎辛、张谔（美编）等，后又调来陈学昭、周立波、庄楝，再后又调来冯牧、杨思仲（陈涌）、白原等，同时在一起工作的有10人左右。
办公室人多，大家都只能小声说话，以保持安静。同志间彼此尊重，真诚相待，相互帮助，关系十分融洽。艾思奇以身作则，作风民主，平等待人，遇事经常商量，从来不摆架子。初到报社时，整风学习还未结束，副刊部的整风由他领导，气氛还是和风细雨的。艾思奇审稿、改稿，还写了许多杂文，当时副刊上署名“崇基”的文章，就都是他写的。他还继续研究哲学，1943年8月11日，《解放日报》头版发表的批驳蒋介石《中国之命运》一书的长篇文章《〈中国之命运〉——极端唯心论的愚民哲学》，没有署名，也是艾思奇写的。
1945年8月，艾思奇被任命为《解放日报》副总编辑，温济泽任副刊主编。次年，解放日报社和新华社联合大改组。艾思奇任《解放日报》总编辑。温济泽调任新华社口头广播部（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编辑部）主任。艾思奇仍任两个社编委会的委员，同时分工终审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广播稿。
1946年11月，全面内战爆发已经4个多月，为准备对付蒋介石对延安的进攻，中央机关人员开始分批疏散。解放日报社和新华社的疏散人员，由社长廖承志带队，首先疏散到延安东北百余里的瓦窑堡，后来又经过晋察冀边区到达晋冀鲁豫边区。艾思奇跟廖承志一起率队离开延安。两社只留下三四十人坚守工作。
1947年7月，分批分路撤出陕北的新华社人员，在晋冀鲁豫边区太行山脚的涉县西戍村恢复成立了新华总社（在此以前，由晋冀鲁豫中央局组织临时新华总社接替了工作，因此广播并未中断）。大家重相聚首，兴奋异常。而艾思奇则被中宣部调到北方大学，后又调到在河北建屏重新创办的马列学院任教，主讲社会发展史。马列学院于1949年迁到北京，1955年改为中央党校。艾思奇一直在该校任教。
新中国成立后，温济泽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任副总编辑，筹办社会科学讲座广播节目，第一门课程是社会发展史，约请艾思奇担任主讲。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于1951年3月开办了这个节目。艾思奇每星期到电台来录音1次，播放3次。那时候，全国各地能讲授这门课的教员还很少，中宣部就通知各地宣传部组织干部收听。各地收听社会发展史这个讲座的有50多万人。各地各单位还组织讨论，电台负责辅导和解答问题。最后，电台把艾思奇的讲稿编成了一本书，书名是《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由三联书店出版发行100多万册。20世纪30年代，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曾引导几十万青年走上革命的道路。20世纪50年代，艾思奇的《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还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著作，又帮助更多的人树立了为社会主义奋斗的目标。
1966年3月22日，艾思奇逝世，年仅56岁。艾思奇逝世以后，毛泽东在艾思奇治丧委员会送审的悼词稿上亲笔加了“党在理论上的忠诚战士”。周扬在1980年为《艾思奇文集》（人民出版社出版）写的序中说：“艾思奇同志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党的理论战线上的光辉战士。他一生努力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方面，贡献很大……他的为人敦厚，待人真挚，治学勤奋，文风明快。对党和人民一片忠心，确是我所深知和敬佩的。”这些话是对艾思奇一生的准确总结。
（责编 / 傅建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