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的新闻就是今天的历史。
　　艾丰进入《人民日报》开始新闻生涯是在1981年，几乎与改革开放进程同步。至今，改革开放已近30年，在这样的背景下，捧读《一个记者能走多远：艾丰评传》（成思行著，北京大学出版社），读到的就不仅仅是一位名记者、经济学家的个人风采，而是以他的视角记录的改革开放史。
　　传记作者认为，对于艾丰那一代的记者来说，有种挥之不去的历史责任感，用艾丰的话来说，就是“记者要想总理想的事”。虽然艾丰的本分是做经济报道，但事实上，他却为改革开放奉献了不少创见，传记中对此作了详实论述。对于三农问题，他就提出过“增加农民收入”的超前观念，被写入中央文件；他坚持并挽救了“农业产业化” 概念；提出小城镇和城市化。他提出企业要进行“资本运营”；对“恨能人”、“恨富人”的“两恨文化”作了深入的阐述，理性辨析“贫富差距”。在中国加入WTO之际，他提出15条对策，其中，“文化力”对策等卓有远见。如今，这些创见有的已经融入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化为经济常识，有的依然敏感地触动着社会的神经。
　　传记中还描写了艾丰与不少企业家的交往，为鄂尔多斯、长虹、青岛啤酒、张裕、张瑞敏等企业和企业家的成长倾注了关心和帮助。与此相联，他强力倡导并启动了名牌战略，为民族企业的成长进行创造性的服务。艾丰为什么会这样呢？传记作者分析说，艾丰深深了解企业家在当代中国社会结构中的价值，他的观点是：“企业家阶层是中国几千年都没有出现过的阶层。企业家阶层形成之日，就是改革开放成功之时。”
　　艾丰为什么会逐渐进入这样的角色呢？传记作者也力图给出正确的答案。
　　科学的方法是可能的答案之一。艾丰方法的核心是接“地气儿”，到实际中、到工作中、到生活中去发现问题，寻找问题的答案。农民增收观点的提出，正是建立在派出六位记者到农村采访了一周的基础之上，最终从一位农村老太太口中得到了“就缺钱”三个字，艾丰敏感地觉察出了它的份量；资本运营的概念，则是他亲自到春兰采访时总结实践的得意之作。现在，通讯手段日益发达，地球成了村庄，世界变平，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和记者习惯于坐在办公室里，习惯到网上Google线索，与工作、生活和群众的距离越来越远。少了“地气儿”，理论和报道就少了真实的力量。
　　艾丰的方法还集中体现在他的辩证思维上。这位以新闻为“妻子”，以哲学为“情人”的学者，在专著《中介论》中提出了“一分为三”的理论，跳出了“姓社姓资”的二元论模式，以自己的方式表达了对于改革的理论见解。正是这样的思维方法，使他对于改革开放的认识更具多元视角，也使他的报道跳出了脸谱化、模式化的路径，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
　　在新闻界，艾丰的理论水平是公认的。现今活跃在新闻传播业的记者编辑们，大多读过他的两本“方法论”：《新闻采访方法论》和《新闻写作方法论》。以方法论来统领实践性极强的采访和写作这两项新闻业务，这开了新闻学界的先河，一洗新闻无学的歧见，提升了新闻采访写作的教学与研究层次。
　　当然，艾丰在这30年里走过的路，也是观察新闻传播业改革开放30年的一个独特视角。艾丰先后供职于人民日报和经济日报，这是两张具有权威性和影响力的中央级主流报纸。而艾丰在这样的平台上所进行的经济报道，自然与改革开放形成了良性的互动关系。艾丰所实践和总结的种种方法，以及由他开创的不少事业，价值依然恒在；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传媒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经济报道的对象、受众、观念和话语方式都出现了明显的变化，经济学界和新闻界的功能和作用也发生了转化。时代提出的新问题，有待我们吸取艾丰的精神实质去研究和对策。
　　艾丰是新闻界和经济界的名人，但传记作者成思行也并不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例如，夏任凡任沈阳市电车公司经理期间，一些老干部联名举报他存在“多吃多占”等违纪问题而被调查。关键时刻，艾丰出手相援，彻底改变了夏任凡的命运。而15年后的2003年，夏任凡竟作为沈阳慕马腐败大案的第二批涉案人之一，因贪污、受贿行贿巨额财物一审被判处死刑。对此，传记作者也成功打开了艾丰的心扉，让传主一说究竟。
　　作者成思行，是我博士班的同学，他对中国名记者有着长期关注，并与其中的不少风云人物有着深度的交往，艾丰就是其中之一。他对艾丰传记确定的立意是：“不写一般歌功颂德的人物传记，而是着力剖析典型个案，紧扣政治经济社会热点问题，揭示中国社会转型时期过渡态知识分子生存方式生活方式及心态的变迁。”这一立意最终打动了艾丰。而从着手到传记付梓，其间竟集了七年之功。因而，在这部传记中，艾丰实际上像一滴水，一面镜子，折射出改革开放真实而丰富的历史，也折射出那一代传媒和经济精英们的复杂心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