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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三体》是一部史诗性的宏大之作，在体现了史诗性范畴的传统审美特征的同时，又在新时代的文化语境下发展出一些独有的新质，丰富了史诗性范畴的审美内涵。论文着眼于《三体》中的民族性、整体性、英雄性，分析《三体》在史诗性艺术风格追求中的新质。
关键词：《三体》 史诗性 民族性 整体性 英雄性
史诗是叙述英雄传说或重大历史事件的古代长篇叙事诗，是人类早期的文学形式，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随着“史诗时代”的消亡，史诗这种艺术形式失去了生存土壤，史诗的概念也逐渐由文学体裁向审美范畴转化，渗入多种文学体裁之中。“史诗性”“史诗气质”“史诗风格”作为文学创作中的一种艺术追求，在小说、电影、电视剧等叙事艺术中延续长存。《三体》讲述了地球人类文明和三体文明间近400年的信息交流、生死搏杀及两个文明在宇宙中的兴衰历程。刘慈欣在90万字的规模里激荡想象，以整体性的思维和超越性的视野审视“有道德”的人类如何在“零道德”的宇宙中艰难求存，在道德律令与自然法则冲突互存的困境中，谱写了一首比现实更真实、比神话更空灵的现代史诗。“史诗巨著”“史诗般壮丽”是我们看完《三体》后最直观的阅读感受。当然，史诗性的艺术风格并不是凭空出现，它通常表现为一些稳定的审美特征，我们称之为史诗性范畴的传统审美特征。史诗性范畴的传统审美特征可以通过文本内容的民族性、整体性、英雄性来把握。因此，本文着眼于《三体》文本内容中的民族性、整体性、英雄性表达，探讨《三体》如何将对“史诗性”的追求转化为具体的文本实践。
一、民族性
对于史诗，黑格尔做过这样的表述，着眼于“一个动作的过程”，而“这一动作在它的情境和广泛的联系上，须使人认识到它是一件与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的本身完整的世界密切相关的意义深远的事迹”。简单地说，史诗讲述的是关乎一个民族的大事，民族性是史诗天然的属性。即使在史诗从文学体裁转化为审美范畴的今天，民族性依然是评判一部作品是否具备史诗风格的重要标准。
大多数史诗性风格的小说，都是民族国家叙事的载体。作为一部涉及大量虚构空间、时间的科幻小说，《三体》科幻小说的性质注定了它无法像多数史诗性风格小说那样，通过描写民族风土景物、风俗习惯，展示民族生活，讲述一段民族英雄的抗争史等来为作品打上独有的民族底色。《三体》中的民族性，更多是体现为一种深源于民族文化、民族性格的作品气质。
刘慈欣钟爱黄金时代的科幻作品，也从不讳言黄金时代的“科幻三巨头”对他创作的启示与影响。“我的一切创作都是对阿瑟·克拉克的拙劣模仿。”他不厌其烦地在作品中描写巨大的物体、复杂的结构、全息的层次、大跨度的时间。这样的描写在制造心理震撼的同时，也代表了一种大尺度、大规模的宏大视域，是对黄金时代磅礴辽阔的气韵的继承，也是对当下科幻文学逐渐向内收束、放弃探索的不满。
虽然存在着如此多的相似之处，但刘慈欣的作品与黄金时代的作品间更存在着本质上的不同。同有一个宏大的形式，黄金时代的作品大体上基调是乐观的，人类在未知的探索中虽然会历经波折但最终会收获成功。而刘慈欣的作品中绝少乐观。他以坚实的物理法则、牢固的社会学原理去推想宇宙中可能存在的文明图景，这些文明又因为各自的生存需要和牢不可破的猜疑链而几乎不存在和谐共处的可能。“宇宙就是一座黑暗森林，每个文明都是带枪的猎人。”“在这片森林中，他人即地狱，就是永恒的威胁。”在这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宇宙森林生态中，人类如何艰难求存始终是刘慈欣关注的头等大事，他笔下形形色色的故事都围绕着这个问题展开。
设置一个与地球文明为敌的外星文明是科幻小说中的常态操作，但更多的是出于故事精彩性的需求。很少有人像刘慈欣这样，把它当作一种“可能到来的明天”，去认真思考人类会面对的最糟糕的处境。因此，不少评论认为刘慈欣在《三体》中流露出的宇宙生态观过于黑暗、悲观，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以宇宙为背景的又一次演进。在社会氛围更讲求民主、人权的西方，对此表现得更为不适。如外媒将《三体》称为“黑暗小说”，推特上一种盛行的言论认为《三体》中的宇宙森林生态不过是阶级斗争的另外一种表述。提出了“黑暗森林”“降维打击”的《三体Ⅱ》《三体Ⅲ》在中国被引为互联网行业内部的“圣经”，受到多位行业大佬的追捧，在西方却被更多的冠以“阴谋论”的字眼。《三体》在中西方截然不同的境遇，实际上反映了不同文化语境下两种价值观的差异。刘慈欣对于宇宙的设想与其说是黑暗、悲观，倒不如说是一种植根于民族精神的忧患意识——对不可知事物将造成的危险保持预判和警觉，对将出现的风险和挑战做出前瞻和防范，从最坏处准备向最好处发力，最大限度地规避或减少危险或灾难的发生。
中华民族是备受磨难而依旧勃发劲健的民族，无论是老祖宗的“安不忘危，存不忘亡”，还是新时期的“全党必须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我们的民族性格中始终流淌着不竭的忧患情怀。
科幻小说虽然层出不穷，但大多摆脱不了以人类为中心的狭隘视角，外星人必然是邪恶的一方，人类高踞正义的阵地。《三体》摆脱了科幻小说中的这种长期存在的自恋倾向，冷静地站在地球、人类之外，以一种全新的生态视野，将宇宙间的文明置于平等的战场，只有生存或者死亡，没有正义邪恶之分。这种超然的冷酷，呼应着“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古老东方世界观。
“当人类与未知的文明相遇，会发生什么？”这是科幻小说最根本的追问。刘慈欣在《三体》中对于人类命运的探索，为这个问题献上了一份颇富中国经验的答卷。正如美国科幻权威杂志《轨迹》对于《三体》的评论：“但它不是西方化的科幻小说，更不是模仿。”
二、整体性
整体性是黑格尔、卢卡契等哲学家们公认的史诗特性。“史诗的整体性首先源自整一性的对象，不是再现一个片段或者横截面，也不是表达个体一己的情感。”自后现代话语冲击文坛以来，文学变得日益零碎化、內向化。我们的作家越来越关注个人内心的感受，热衷于书写“破碎的当代生活”中各自封闭的某些侧面。而《三体》的整体性意义在于，刘慈欣将“破碎的后现代时间”还原为“统一的”整体性的时间，同时去关注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的命运。 （一）统一的、整体性的时间
《三体》又名“地球往事三部曲”，作者对此的解释是“希望把小说写的像是历史学家对过去的真实记叙”。作者的本意是为了模拟真实，但呈现出的艺术效果却远不止这么简单。“往事”意味着是过去的时间，是已然发生的事实。作者对所有故事的讲述都是站在现在，追溯过去，这就构成了笼罩其文本之上的“历史”视野。
在《三体》的故事叙述中，刘慈欣从不安于讲故事，总是要通过各种叙述干预手段来中断故事进程。在《三体Ⅰ》和《三体Ⅱ》中，刘慈欣最常使用的叙述干预手段是预叙，即在情节发展中把将来发生的事预先叙述出来以对现在发生的事进行补充性评论。如《三体Ⅰ》中叶文洁在对人类陷入更深的绝望时，插入记述者的评论，如：“与后来人们熟知的一些历史记载相反，白沐霖当初并非有意陷害叶文洁，他写给中央的那封信也可能是出于真诚的责任心。”提前叙述出将来发生的事或引入后来的记述者对于此事的评论，其作用在于不断提醒读者，“正在发生”的事是“已经发生”的事，而且是经过群体或者权威（历史学家）确认过的“我们”的历史。
《三体Ⅲ》中，除原本的上帝叙述者之外，还插入了第二叙述者程心。由程心执笔的《时间之外的往事》间次穿插于主干故事的叙述之中，对某些细节进行及时补充。如当故事讲述到把人送到太空需要的人体冬眠技术时，立刻插入了《时间之外的往事》中对于人体冬眠技术的研发过程、历史意义的记载。程心在《时间之外的往事》中，以理性客观的笔触梳理“历史事件”，对其进行分析、评论，阐释意义。这种解释历史的自觉，使事件真正成为历史。“我们”的历史性也再度得以彰显。
刘慈欣通过重复地凸显“我们”的历史性，将《三体》中的叙述时间整合成统一的时间整体。而后，将它置于身为“历史学家”的作者笔下。模拟历史学家的记叙方式，除了增加故事真实性的考量之外，还在于更好地编排、掌控时间。從发现三体人到太阳系彻底二维化，《三体》的叙事时间已走过400多年。在400多年的时间跨度里，为了直面最后的战场，主角们会不时进入冬眠，这就造成了大段的时间断层。漫长的时间跨度，不时的时间断层，故事的缘由、进展被肢解、割裂成“孤立”的存在，让人难以把握其间的联系，从而无法获得一段历史的整体面貌。刘慈欣模拟历史学家编纂年表的方式，按时间顺序从历史进程中选取重要的历史节点，展开横截面叙述。同时采用简单的编年体形式记事，以年份作为每一章节的标题，在不断提醒读者叙述时间的同时，也形成了小说形式上清晰、整饬的特点。网络上有人按照书中的记录整理出了一份“三体大事记编年表”，体系完备，井然有序，种种要事，皆记录在册。在历史学家笔下，故事的起因、经过、结果不再是一个个孤立的事件，而是有着前后逻辑关系的贯通的整体。时间不再是“非连续性的”“断裂感”的，而是呈现出贯通、统一的整体性的状态。
（二）人类整体的呼唤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在“世界末日”面前，任何国家都不能独善其身，所有个体的命运休戚与共，人类真正意义上成为一个整体。
刘慈欣对人类整体的表述先是横向地从传统的国家、民族层面展开。《三体Ⅰ》中，汪淼初次到作战中心参加会议，主持会议的是中国少将常伟思，参与会议的有美军上校、英军上校，还有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官员。而对这些民族、国家身份迥异的人，常伟思统一称呼为“同志们”。作者一开始就向我们传达了这样的信号，在前所未有的灾难面前，人类会团结成一个整体。当然仅仅是称呼的变化，还不足以使读者抛弃固有的民族、国家之念，在心理上产生实感。于是在巴拿马运河的“古筝”行动中，我们看到了全球作战中心同时制定行动方案，日方间谍潜伏在“审判号”内部，北约军事机构和CIA负责监视侦察，中国警官提出的建议能够被美国陆战队上校认可。作者也不断做出这样的表述：“在人类历史上，全世界的武装力量第一次面对共同的敌人。”抽象的观念依托具体的行动获得载体，我们心中的某些顽固观念终于逐渐褪色，开始关注起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的命运会如何。
刘慈欣对人类整体的表述接着是纵向地从一个国家的内部层面展开。在《三体Ⅱ》中，刘慈欣交错、并置地讲述了五个故事。故事容量的骤然增大，是出于容纳更多故事人物的需求。这些人物中既有权力操控者，也有命令执行人，还包括最普遍的普通民众。刘慈欣精心选择了不同社会身份的人物，这些人物一定程度上又代表着他们所在的群体。如同住北京一小区的三个老友张援朝、苗福全、杨晋文分别是普通工人家庭、知识分子家庭、商人家庭的代表。个人代表着群体，群体又定位到每个个体。通过这种个人——群体的叙事策略，刘慈欣组织起了一个国家内部的基础社会结构，成功地将每个个体都容纳进人类整体的表述。
三、英雄性
史诗诞生之初，就是为了歌颂英雄们的冒险事迹。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当代文学中的英雄形象主要被革命英雄所占据。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消费主义的冲击，其间，舶来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话语也不断对文学创作施加影响，以“革命历史小说”为载体的“宏大叙事”终于逐渐解体。英雄日渐走下神坛，英雄形象也经历了一个褪色、淡化、渐近虚无的过程。英雄褪色，凡人登场，是我们切身经历过的文化语境。刘慈欣说：“现代主流文学进入了嘲弄英雄的时代。”
在过去的时代，在严酷的革命和战争中，很多人在面对痛苦和死亡时表现出惊人的平静和从容，在我们今天这些“见花落泪”的新一代看来很是不可思议，似乎他们的精神是由核能驱动的。
“见花落泪”的新一代与革命英雄精神之间的隔膜，正是今日英雄被嘲弄的原因。文明一直在进步，民主和人权理念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认可。每个人生而为人所拥有的权利都应得到保护和尊重，这已经成为一种社会性共识。而“英雄”往往意味着牺牲、奉献，让渡自己的利益成全他人或集体。这种“损己利他”的行为在身为“精致利己主义者”的我们看来是不可思议，难以理解的。文学嘲弄英雄，是从另一个角度呼唤人性，从某种程度上看是历史的进步。可以想象，如果人类社会沿着目前的轨道发展，英雄主义终将成为一种陌生的东西。 但科幻小说是一个天然造就各种极端情境的文类，在科幻小说的语境内，世界是危机四伏的，生存并不是理所当然的。如果人类突然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机，为了延续整体的生存必然要牺牲掉一部分个体，这个时候，高喊人性和人权能够拯救人类吗？人类的发展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顺利时期，英雄主义确实没那么重要。但只要资源短缺、人口膨胀、环境恶化等困扰人类生存的难题一日存在，那个令人忧心忡忡的灾难可能会发生在每一个明天。为了应对可能降临的灾难，我们需要重振甘于奉献、敢于担当的英雄主义。
青少年时期的刘慈欣，毫无疑问是有着某种革命英雄情结的。在《三体》最为典型的几位英雄身上，我们能够看到传统英雄的一些特质。如章北海在做出人类必败的判断后，为了保留人类文明的火种，实施太空逃跑计划，将自己伪装成拥有必胜信念的战士潜伏在太空军中长达两百年；罗辑在成为面壁者后，为了保证威慑的有效进行，在几十米深的地下独自与三体世界对峙62年。他们不同于传统革命英雄热血慷慨，语调激昂，但同样有着钢铁般的意志力，可以为着全人类的利益百折不挠，矢志不移，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们是传统革命英雄的变体，又在新时代的文化背景下发展出一些独有的新质。《三体》中的英雄面对的不仅仅是舍生取义式的自我牺牲。他们更大的困境在于，在一个普遍奉人性为圭臬的大环境里，必须有人站出来冷酷地做出“牺牲部分”的决断，使人类不致堕入毁灭的深渊，并承担起举世皆非的道德后果。这种“人性、人权”与“英雄主义”的极端冲突，是刘慈欣在新的时代语境下对英雄命运的重新思考。
为了确保太空飞船的研究順利进行，章北海必须射杀几位可能使太空飞船的研究走上错路的“老航天”；对三体世界的威慑若想奏效，罗辑必须狠下心来做好随时牺牲地球文明的准备。正因如此，《三体》中的英雄在为人类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存在着为人诟病的“道德污点”。章北海射杀的几位“老航天”清白无辜，对航天时代的发展做出过不可估量的贡献；罗辑作为执剑人像独裁的暴君般一己决定地球文明的生死。这些“道德污点”使他们远离道德完人的同时，也使我们对他们的评价产生了困难。小说中，罗辑曾一度受到民众的崇拜，也面临过交詈聚唾的诋毁。民众对待英雄的这种反复无常、阴晴不定的面孔，也透露了作者对于英雄能否得到公正评价迷茫、悲观的态度。为了全体人类的利益，以一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牺牲精神超越自身道德，肩负起他人难以承受的重任，纵然失却了传统意义上的高尚，却也对应着另一种境界的崇高。正是在这种莫衷一是的争议中，《三体》中的英雄形象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张力和深度。
结语
《三体》的史诗性风格向来为人所称道，但大多数学术成果更倾向于从阅读感受、审美感觉出发进行分析，少有人追本溯源，结合史诗性范畴的传统审美特征去分析《三体》在追求史诗性的艺术风格中所展现出的新质。在民族性方面，并非借助表面的文化符号，而是深深植根于民族精神的土壤，挖掘我们民族性格中最坚实的部分，赋予一部作品以民族底色。在整体性方面，结合我国当下的文学现状，在“破碎的”当代文化语境内，还原了现代小说的整体性和完整感。英雄性方面，在一个“嘲弄英雄”的时代，刘慈欣以其创作为英雄主义保留了一息栖息之地，同时思考在失却了“道德完人”的身份后，英雄的命运该何去何从。《三体》在追求史诗性艺术风格上所取得的成就，也使我们反思起当下的文学创作，在“宏大叙事”解体后的今天，新的“宏大叙事”要如何进行？为什么在远离主流文学的科幻文学领域实现了成功突围？莫言说，“讲文学的未来，应该让刘慈欣来。”从《三体》中，我们还能学习很多。
参考文献：
[1] 赵彦芳.史诗性范畴的美学意蕴及精神寻踪[J].文学评论，2017（1）.
[2] 冯婧.刘慈欣《三体》获雨果奖为亚洲首次获奖[N].凤凰文化，2015-8-23.
[3] 黑格尔.美学[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4] 刘慈欣.我的作品都是对克拉克作品的拙劣模仿[N].山西晚报，2018-11-13.
[5] 严锋.创世与灭寂——刘慈欣的宇宙诗学[J].南方文坛，2011（5）.
[6] 刘慈欣.三体[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
[7] 加里·沃尔夫.加里·沃尔夫评刘慈欣[N].轨迹，2014-10-13.
[8] 赵彦芳.史诗性范畴的美学意蕴及精神寻踪[J].文学评论，2017（1）.
[9] 刘慈欣.理想之路——科幻和理想社会[A].最糟的宇宙，最好的地球：刘慈欣科幻评论随笔集[C].四川：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
[10] 陆艳霞.莫言：“文学的未来，该让刘慈欣来谈”[N].北京日报，2019-10-10.
作 者： 周雨，安徽大学文学院2018级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曹晓花 E-mail：erbantou2008@163.com
关键词：《三体》 史诗性 民族性 整体性 英雄性
史诗是叙述英雄传说或重大历史事件的古代长篇叙事诗，是人类早期的文学形式，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随着“史诗时代”的消亡，史诗这种艺术形式失去了生存土壤，史诗的概念也逐渐由文学体裁向审美范畴转化，渗入多种文学体裁之中。“史诗性”“史诗气质”“史诗风格”作为文学创作中的一种艺术追求，在小说、电影、电视剧等叙事艺术中延续长存。《三体》讲述了地球人类文明和三体文明间近400年的信息交流、生死搏杀及两个文明在宇宙中的兴衰历程。刘慈欣在90万字的规模里激荡想象，以整体性的思维和超越性的视野审视“有道德”的人类如何在“零道德”的宇宙中艰难求存，在道德律令与自然法则冲突互存的困境中，谱写了一首比现实更真实、比神话更空灵的现代史诗。“史诗巨著”“史诗般壮丽”是我们看完《三体》后最直观的阅读感受。当然，史诗性的艺术风格并不是凭空出现，它通常表现为一些稳定的审美特征，我们称之为史诗性范畴的传统审美特征。史诗性范畴的传统审美特征可以通过文本内容的民族性、整体性、英雄性来把握。因此，本文着眼于《三体》文本内容中的民族性、整体性、英雄性表达，探讨《三体》如何将对“史诗性”的追求转化为具体的文本实践。
一、民族性
对于史诗，黑格尔做过这样的表述，着眼于“一个动作的过程”，而“这一动作在它的情境和广泛的联系上，须使人认识到它是一件与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的本身完整的世界密切相关的意义深远的事迹”。简单地说，史诗讲述的是关乎一个民族的大事，民族性是史诗天然的属性。即使在史诗从文学体裁转化为审美范畴的今天，民族性依然是评判一部作品是否具备史诗风格的重要标准。
大多数史诗性风格的小说，都是民族国家叙事的载体。作为一部涉及大量虚构空间、时间的科幻小说，《三体》科幻小说的性质注定了它无法像多数史诗性风格小说那样，通过描写民族风土景物、风俗习惯，展示民族生活，讲述一段民族英雄的抗争史等来为作品打上独有的民族底色。《三体》中的民族性，更多是体现为一种深源于民族文化、民族性格的作品气质。
刘慈欣钟爱黄金时代的科幻作品，也从不讳言黄金时代的“科幻三巨头”对他创作的启示与影响。“我的一切创作都是对阿瑟·克拉克的拙劣模仿。”他不厌其烦地在作品中描写巨大的物体、复杂的结构、全息的层次、大跨度的时间。这样的描写在制造心理震撼的同时，也代表了一种大尺度、大规模的宏大视域，是对黄金时代磅礴辽阔的气韵的继承，也是对当下科幻文学逐渐向内收束、放弃探索的不满。
虽然存在着如此多的相似之处，但刘慈欣的作品与黄金时代的作品间更存在着本质上的不同。同有一个宏大的形式，黄金时代的作品大体上基调是乐观的，人类在未知的探索中虽然会历经波折但最终会收获成功。而刘慈欣的作品中绝少乐观。他以坚实的物理法则、牢固的社会学原理去推想宇宙中可能存在的文明图景，这些文明又因为各自的生存需要和牢不可破的猜疑链而几乎不存在和谐共处的可能。“宇宙就是一座黑暗森林，每个文明都是带枪的猎人。”“在这片森林中，他人即地狱，就是永恒的威胁。”在这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宇宙森林生态中，人类如何艰难求存始终是刘慈欣关注的头等大事，他笔下形形色色的故事都围绕着这个问题展开。
设置一个与地球文明为敌的外星文明是科幻小说中的常态操作，但更多的是出于故事精彩性的需求。很少有人像刘慈欣这样，把它当作一种“可能到来的明天”，去认真思考人类会面对的最糟糕的处境。因此，不少评论认为刘慈欣在《三体》中流露出的宇宙生态观过于黑暗、悲观，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以宇宙为背景的又一次演进。在社会氛围更讲求民主、人权的西方，对此表现得更为不适。如外媒将《三体》称为“黑暗小说”，推特上一种盛行的言论认为《三体》中的宇宙森林生态不过是阶级斗争的另外一种表述。提出了“黑暗森林”“降维打击”的《三体Ⅱ》《三体Ⅲ》在中国被引为互联网行业内部的“圣经”，受到多位行业大佬的追捧，在西方却被更多的冠以“阴谋论”的字眼。《三体》在中西方截然不同的境遇，实际上反映了不同文化语境下两种价值观的差异。刘慈欣对于宇宙的设想与其说是黑暗、悲观，倒不如说是一种植根于民族精神的忧患意识——对不可知事物将造成的危险保持预判和警觉，对将出现的风险和挑战做出前瞻和防范，从最坏处准备向最好处发力，最大限度地规避或减少危险或灾难的发生。
中华民族是备受磨难而依旧勃发劲健的民族，无论是老祖宗的“安不忘危，存不忘亡”，还是新时期的“全党必须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我们的民族性格中始终流淌着不竭的忧患情怀。
科幻小说虽然层出不穷，但大多摆脱不了以人类为中心的狭隘视角，外星人必然是邪恶的一方，人类高踞正义的阵地。《三体》摆脱了科幻小说中的这种长期存在的自恋倾向，冷静地站在地球、人类之外，以一种全新的生态视野，将宇宙间的文明置于平等的战场，只有生存或者死亡，没有正义邪恶之分。这种超然的冷酷，呼应着“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古老东方世界观。
“当人类与未知的文明相遇，会发生什么？”这是科幻小说最根本的追问。刘慈欣在《三体》中对于人类命运的探索，为这个问题献上了一份颇富中国经验的答卷。正如美国科幻权威杂志《轨迹》对于《三体》的评论：“但它不是西方化的科幻小说，更不是模仿。”
二、整体性
整体性是黑格尔、卢卡契等哲学家们公认的史诗特性。“史诗的整体性首先源自整一性的对象，不是再现一个片段或者横截面，也不是表达个体一己的情感。”自后现代话语冲击文坛以来，文学变得日益零碎化、內向化。我们的作家越来越关注个人内心的感受，热衷于书写“破碎的当代生活”中各自封闭的某些侧面。而《三体》的整体性意义在于，刘慈欣将“破碎的后现代时间”还原为“统一的”整体性的时间，同时去关注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的命运。 （一）统一的、整体性的时间
《三体》又名“地球往事三部曲”，作者对此的解释是“希望把小说写的像是历史学家对过去的真实记叙”。作者的本意是为了模拟真实，但呈现出的艺术效果却远不止这么简单。“往事”意味着是过去的时间，是已然发生的事实。作者对所有故事的讲述都是站在现在，追溯过去，这就构成了笼罩其文本之上的“历史”视野。
在《三体》的故事叙述中，刘慈欣从不安于讲故事，总是要通过各种叙述干预手段来中断故事进程。在《三体Ⅰ》和《三体Ⅱ》中，刘慈欣最常使用的叙述干预手段是预叙，即在情节发展中把将来发生的事预先叙述出来以对现在发生的事进行补充性评论。如《三体Ⅰ》中叶文洁在对人类陷入更深的绝望时，插入记述者的评论，如：“与后来人们熟知的一些历史记载相反，白沐霖当初并非有意陷害叶文洁，他写给中央的那封信也可能是出于真诚的责任心。”提前叙述出将来发生的事或引入后来的记述者对于此事的评论，其作用在于不断提醒读者，“正在发生”的事是“已经发生”的事，而且是经过群体或者权威（历史学家）确认过的“我们”的历史。
《三体Ⅲ》中，除原本的上帝叙述者之外，还插入了第二叙述者程心。由程心执笔的《时间之外的往事》间次穿插于主干故事的叙述之中，对某些细节进行及时补充。如当故事讲述到把人送到太空需要的人体冬眠技术时，立刻插入了《时间之外的往事》中对于人体冬眠技术的研发过程、历史意义的记载。程心在《时间之外的往事》中，以理性客观的笔触梳理“历史事件”，对其进行分析、评论，阐释意义。这种解释历史的自觉，使事件真正成为历史。“我们”的历史性也再度得以彰显。
刘慈欣通过重复地凸显“我们”的历史性，将《三体》中的叙述时间整合成统一的时间整体。而后，将它置于身为“历史学家”的作者笔下。模拟历史学家的记叙方式，除了增加故事真实性的考量之外，还在于更好地编排、掌控时间。從发现三体人到太阳系彻底二维化，《三体》的叙事时间已走过400多年。在400多年的时间跨度里，为了直面最后的战场，主角们会不时进入冬眠，这就造成了大段的时间断层。漫长的时间跨度，不时的时间断层，故事的缘由、进展被肢解、割裂成“孤立”的存在，让人难以把握其间的联系，从而无法获得一段历史的整体面貌。刘慈欣模拟历史学家编纂年表的方式，按时间顺序从历史进程中选取重要的历史节点，展开横截面叙述。同时采用简单的编年体形式记事，以年份作为每一章节的标题，在不断提醒读者叙述时间的同时，也形成了小说形式上清晰、整饬的特点。网络上有人按照书中的记录整理出了一份“三体大事记编年表”，体系完备，井然有序，种种要事，皆记录在册。在历史学家笔下，故事的起因、经过、结果不再是一个个孤立的事件，而是有着前后逻辑关系的贯通的整体。时间不再是“非连续性的”“断裂感”的，而是呈现出贯通、统一的整体性的状态。
（二）人类整体的呼唤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在“世界末日”面前，任何国家都不能独善其身，所有个体的命运休戚与共，人类真正意义上成为一个整体。
刘慈欣对人类整体的表述先是横向地从传统的国家、民族层面展开。《三体Ⅰ》中，汪淼初次到作战中心参加会议，主持会议的是中国少将常伟思，参与会议的有美军上校、英军上校，还有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官员。而对这些民族、国家身份迥异的人，常伟思统一称呼为“同志们”。作者一开始就向我们传达了这样的信号，在前所未有的灾难面前，人类会团结成一个整体。当然仅仅是称呼的变化，还不足以使读者抛弃固有的民族、国家之念，在心理上产生实感。于是在巴拿马运河的“古筝”行动中，我们看到了全球作战中心同时制定行动方案，日方间谍潜伏在“审判号”内部，北约军事机构和CIA负责监视侦察，中国警官提出的建议能够被美国陆战队上校认可。作者也不断做出这样的表述：“在人类历史上，全世界的武装力量第一次面对共同的敌人。”抽象的观念依托具体的行动获得载体，我们心中的某些顽固观念终于逐渐褪色，开始关注起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的命运会如何。
刘慈欣对人类整体的表述接着是纵向地从一个国家的内部层面展开。在《三体Ⅱ》中，刘慈欣交错、并置地讲述了五个故事。故事容量的骤然增大，是出于容纳更多故事人物的需求。这些人物中既有权力操控者，也有命令执行人，还包括最普遍的普通民众。刘慈欣精心选择了不同社会身份的人物，这些人物一定程度上又代表着他们所在的群体。如同住北京一小区的三个老友张援朝、苗福全、杨晋文分别是普通工人家庭、知识分子家庭、商人家庭的代表。个人代表着群体，群体又定位到每个个体。通过这种个人——群体的叙事策略，刘慈欣组织起了一个国家内部的基础社会结构，成功地将每个个体都容纳进人类整体的表述。
三、英雄性
史诗诞生之初，就是为了歌颂英雄们的冒险事迹。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当代文学中的英雄形象主要被革命英雄所占据。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消费主义的冲击，其间，舶来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话语也不断对文学创作施加影响，以“革命历史小说”为载体的“宏大叙事”终于逐渐解体。英雄日渐走下神坛，英雄形象也经历了一个褪色、淡化、渐近虚无的过程。英雄褪色，凡人登场，是我们切身经历过的文化语境。刘慈欣说：“现代主流文学进入了嘲弄英雄的时代。”
在过去的时代，在严酷的革命和战争中，很多人在面对痛苦和死亡时表现出惊人的平静和从容，在我们今天这些“见花落泪”的新一代看来很是不可思议，似乎他们的精神是由核能驱动的。
“见花落泪”的新一代与革命英雄精神之间的隔膜，正是今日英雄被嘲弄的原因。文明一直在进步，民主和人权理念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认可。每个人生而为人所拥有的权利都应得到保护和尊重，这已经成为一种社会性共识。而“英雄”往往意味着牺牲、奉献，让渡自己的利益成全他人或集体。这种“损己利他”的行为在身为“精致利己主义者”的我们看来是不可思议，难以理解的。文学嘲弄英雄，是从另一个角度呼唤人性，从某种程度上看是历史的进步。可以想象，如果人类社会沿着目前的轨道发展，英雄主义终将成为一种陌生的东西。 但科幻小说是一个天然造就各种极端情境的文类，在科幻小说的语境内，世界是危机四伏的，生存并不是理所当然的。如果人类突然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机，为了延续整体的生存必然要牺牲掉一部分个体，这个时候，高喊人性和人权能够拯救人类吗？人类的发展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顺利时期，英雄主义确实没那么重要。但只要资源短缺、人口膨胀、环境恶化等困扰人类生存的难题一日存在，那个令人忧心忡忡的灾难可能会发生在每一个明天。为了应对可能降临的灾难，我们需要重振甘于奉献、敢于担当的英雄主义。
青少年时期的刘慈欣，毫无疑问是有着某种革命英雄情结的。在《三体》最为典型的几位英雄身上，我们能够看到传统英雄的一些特质。如章北海在做出人类必败的判断后，为了保留人类文明的火种，实施太空逃跑计划，将自己伪装成拥有必胜信念的战士潜伏在太空军中长达两百年；罗辑在成为面壁者后，为了保证威慑的有效进行，在几十米深的地下独自与三体世界对峙62年。他们不同于传统革命英雄热血慷慨，语调激昂，但同样有着钢铁般的意志力，可以为着全人类的利益百折不挠，矢志不移，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们是传统革命英雄的变体，又在新时代的文化背景下发展出一些独有的新质。《三体》中的英雄面对的不仅仅是舍生取义式的自我牺牲。他们更大的困境在于，在一个普遍奉人性为圭臬的大环境里，必须有人站出来冷酷地做出“牺牲部分”的决断，使人类不致堕入毁灭的深渊，并承担起举世皆非的道德后果。这种“人性、人权”与“英雄主义”的极端冲突，是刘慈欣在新的时代语境下对英雄命运的重新思考。
为了确保太空飞船的研究順利进行，章北海必须射杀几位可能使太空飞船的研究走上错路的“老航天”；对三体世界的威慑若想奏效，罗辑必须狠下心来做好随时牺牲地球文明的准备。正因如此，《三体》中的英雄在为人类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存在着为人诟病的“道德污点”。章北海射杀的几位“老航天”清白无辜，对航天时代的发展做出过不可估量的贡献；罗辑作为执剑人像独裁的暴君般一己决定地球文明的生死。这些“道德污点”使他们远离道德完人的同时，也使我们对他们的评价产生了困难。小说中，罗辑曾一度受到民众的崇拜，也面临过交詈聚唾的诋毁。民众对待英雄的这种反复无常、阴晴不定的面孔，也透露了作者对于英雄能否得到公正评价迷茫、悲观的态度。为了全体人类的利益，以一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牺牲精神超越自身道德，肩负起他人难以承受的重任，纵然失却了传统意义上的高尚，却也对应着另一种境界的崇高。正是在这种莫衷一是的争议中，《三体》中的英雄形象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张力和深度。
结语
《三体》的史诗性风格向来为人所称道，但大多数学术成果更倾向于从阅读感受、审美感觉出发进行分析，少有人追本溯源，结合史诗性范畴的传统审美特征去分析《三体》在追求史诗性的艺术风格中所展现出的新质。在民族性方面，并非借助表面的文化符号，而是深深植根于民族精神的土壤，挖掘我们民族性格中最坚实的部分，赋予一部作品以民族底色。在整体性方面，结合我国当下的文学现状，在“破碎的”当代文化语境内，还原了现代小说的整体性和完整感。英雄性方面，在一个“嘲弄英雄”的时代，刘慈欣以其创作为英雄主义保留了一息栖息之地，同时思考在失却了“道德完人”的身份后，英雄的命运该何去何从。《三体》在追求史诗性艺术风格上所取得的成就，也使我们反思起当下的文学创作，在“宏大叙事”解体后的今天，新的“宏大叙事”要如何进行？为什么在远离主流文学的科幻文学领域实现了成功突围？莫言说，“讲文学的未来，应该让刘慈欣来。”从《三体》中，我们还能学习很多。
参考文献：
[1] 赵彦芳.史诗性范畴的美学意蕴及精神寻踪[J].文学评论，2017（1）.
[2] 冯婧.刘慈欣《三体》获雨果奖为亚洲首次获奖[N].凤凰文化，2015-8-23.
[3] 黑格尔.美学[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4] 刘慈欣.我的作品都是对克拉克作品的拙劣模仿[N].山西晚报，2018-11-13.
[5] 严锋.创世与灭寂——刘慈欣的宇宙诗学[J].南方文坛，2011（5）.
[6] 刘慈欣.三体[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
[7] 加里·沃尔夫.加里·沃尔夫评刘慈欣[N].轨迹，2014-10-13.
[8] 赵彦芳.史诗性范畴的美学意蕴及精神寻踪[J].文学评论，2017（1）.
[9] 刘慈欣.理想之路——科幻和理想社会[A].最糟的宇宙，最好的地球：刘慈欣科幻评论随笔集[C].四川：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
[10] 陆艳霞.莫言：“文学的未来，该让刘慈欣来谈”[N].北京日报，2019-10-10.
作 者： 周雨，安徽大学文学院2018级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曹晓花 E-mail：erbantou200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