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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历尽坎坷，二十年磨一剑，放飞中国首架歼击轰炸机；他勇担重任，完成改型攻关，让新“飞豹”换骨脱胎，横空出世。他们改写了中国军用飞机的历史。(图1)
2009年10月1日，在国庆60周年阅兵式上，5架完全由中国人自主研制的歼击轰炸机新“飞豹”，成箭形编队在天安门广场的上空呼啸而过，以雷霆万钧之势吸引了万众的目光。很多人对于10年前老“飞豹”在国庆50周年庆典上的亮相记忆犹新。这一机型的问世不仅填补了我军机种的空白，更标志着中国的飞机设计实现了从仿研到自主研发的跨越。为了“飞豹”一飞冲天、一鸣惊人的时刻，两任总设计师陈一坚和唐长红先后付出了多年的心血。(图2)
陈一坚回忆说，在国庆50周年阅兵式上，我国制造的歼击轰炸机横空出世。新华社记者现场录像采访，晚上7点新闻联播即播放了。孩子们打电话祝贺，那时的心情真是舒畅极了。(图3)
唐长红谈起老“飞豹”时说，它是我国航空史上的一个奇迹，不但填补了空白，其技术也是我们完全自主拥有。而新“飞豹”在老“飞豹”的技术基础上，又有大幅度的提升，有些技术还是脱胎换骨的改造。(图4)
“飞豹”诞生以前，中国的军用飞机里没有歼击轰炸机这个机种。歼击轰炸机又称战斗轰炸机，最初都是由歼击机改装而成。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军曾在越南战场上使用这种飞机，向世人展示了它的巨大威力和光明前景。为了赶上美国的步伐，世界其他国家也开始了歼击轰炸机的研制工作。前苏联的SU-24“击剑手”和欧洲的“狂风”很快投入了设计和生产。而在同期，在中越西沙海战中暴露出来的一系列问题，让中国海军对新型歼击轰炸机的设计研发提出了迫切的要求。(图5)
设计中国自行研制的军用飞机，是毕业于清华大学航空学院飞行设计专业的陈一坚一直追求的梦想。1977年，中国首架歼击轰炸机的设计任务落在了他所在单位、中航工业集团第一飞机设计研究院的前身西安飞机设计所。那时我国北方边境面临前苏联的重兵威胁，南方海疆又时常遭到邻国的骚扰。面对这一国际形势，我军急需一种在平时能起到威慑作用，战时又能取得现代局部战争胜利的新型战机。
在此之前，中国的飞机设计一直走仿效前苏联的道路，而“飞豹”研制之初面临的最大难题是没有任何原型机可以模仿借鉴。我国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为陈一坚提供了放眼世界的机会。1979年，肩负着特殊使命的陈一坚和其他几位设计师到德国的MBB公司，也就是“狂风”战机的研制总部，进行参观和谈判，希望能够与对方共同研制歼击轰炸机。然而德方却提出了让中国无法接受的21亿元人民币的天价。(图6)
陈一坚说，刚开始研制歼击轰炸机的时候，国家就拨给4亿到5亿的经费，21亿元人民币是我们经费的四五倍。我国研制的歼击轰炸机是F-15的初型，即基本型水平。这架飞机和美国的F-15的基本型相比：美国的F-15研制经费是72亿美元，我们的飞机只用10亿元人民币。
当时国外的高新技术我国买不起，白手起家、自主创新是他们唯一可走的路。1982年，陈一坚被国防科工委任命为国产歼击轰炸机重点型号的总设计师。对于技术上的难关，他们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和迎难而上的决心。为了满足国防需求，他们甚至提出飞机研制成功的技术，确保20年不落后的高标准。但在之后的十余年里，经费紧缺始终是他们面对的最大难题，而“飞豹”则几度面临险些夭折的局面。
陈一坚回忆说，有一次飞机研制工作被叫停，理由是要“量力而行”。所有配套单位全部下马，人员解散。面对这种局面，我们科研所党委提出，在“量力而行”后面再加四个字，叫“大有作为”，并把它作为全所工作的指导思想。大家用铅笔、尺子画图，加班加点地干，不到一年的时间，打样画图1万多份。
陈一坚及团队对飞机研制工作的坚持，为歼击轰炸机的命运带来了转机。1983年4月19日，经邓小平批复，“飞豹”重新列入国家重点科研项目，研发工作转入全面详细设计阶段。在研制过程中，陈一坚和他的团队一再突破传统做法，大量采用新技术、新材料、新设备和新工艺，并利用尚未普及的计算机来进行辅助设计。他们决心尽快完成从零代机到三代机的跨越，弥补与国外飞机设计水平近20年的差距。
十年磨剑，几经波折，命运坎坷的“飞豹”终于在1988年12月14日迎来了放飞蓝天的日子。16位将军从北京乘专机来到试飞现场，期待着中国第一架歼击轰炸机展翅翱翔。(图7)
陈一坚说，我那时非常紧张，直至飞机试飞安全降落，我终于松了一口气。我赶紧向飞行员询问飞机的状况。他说，够呛，都看不清仪表板。
陈一坚说，导致试飞员无法看清仪表板的原因，是飞机发生了强烈的震颤。在多达1600多次的试飞过程中，飞机震动的问题不断困扰着陈一坚。
其中最惊心动魄的一次事故发生在1992年，飞机的方向舵在飞行中脱落。驾驶飞机的“试飞英雄”黄炳新险些血洒长空。危急关头，黄炳新没有选择弃机跳伞。他凭借丰富的经验，成功地控制飞机安全着陆。陈一坚冷静地分析事故原因后，改变了飞机方向舵的设计，排除了“飞豹”的技术故障。
从1988年首飞，到1995年全武器系统设计定型，再到1998年在珠海航展上初次亮相，“飞豹”经历了漫长的十年试飞，其中的波折起伏和疑难困惑，一言难尽。这样的反复磨练，不但没有消除陈一坚战胜困难的决心，反而使他看到了成功的希望。
方向舵事故后，经过不断地攻关改进，试飞时发生的与气动有关联的故障，与结构有关联的故障，逐渐减少，再发生的也只是些小故障了。陈一坚的信心更增强了。
1999年，中国首架完全依靠自己研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双座、双发、多用途、全天候的超音速歼击轰炸机“飞豹”，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飞豹”的研制成功，标志着中国航空工业终于实现了从测绘仿制到自行研制的历史性跨越。同年，“飞豹”总设计师陈一坚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图8)
走过二十年的风风雨雨，年近七旬的陈一坚终于获得成功。如今，陈一坚虽然退居二线，却依然为中国航空事业的发展奔波忙碌着。而“飞豹”的后续研发和改型升级，也在他培养的接班人唐长红手中得以延续。
在老“飞豹”定型仅4年后，动荡激变的国际形势使“飞豹”的升级换代变得刻不容缓。在科索沃战争中，北约空袭南联盟时大量使用了精确制导武器。由此，中国军队迫切需求拥有能够携带精确制导武器、有效捍卫领空的新型歼击轰炸机。
唐长红说，我们深知这是我们必须要担负的责任。
作为老“飞豹”诞生的摇篮，中航工业集团第一飞机设计研究院责无旁贷地担负起了新“飞豹”的研发任务。2000年1月，唐长红被国防科工委任命为这一重点型号的总设计师。形势要求他们要用比平常缩短三分之一的设计研制时间，完成“飞豹”的升级换代任务。(图9)
在老“飞豹”长达20余年的研制过程中，世界各国的军用飞机设计迅猛发展。当唐长红接手“飞豹”升级换代任务的 时候，世界战斗轰炸机行列中名列前茅的型号是美国的F1-17A和前苏联的SU-30。与它们相比，“飞豹”在精确打击能力、探测技术、火控系统和载弹量等多方面都亟待提高。
2000年9月26日，唐长红和他的技术团队推出了我国第一架全机电子样机，在国内第一次实现了飞机研制三维设计和电子预装配，从传统设计一步跨越到国际水平。该项技术荣获2003年度的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它将两年半的设计周期缩短为一年，对我国其他飞机型号的研制也有着深远的意义。
新“飞豹”的研制成功，标志着我国已经拥有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具备空中立体精确打击能力的主战机种，标志着我国自主研制新型歼击轰炸机的能力实现了新的跨越。
新“飞豹”的设计，是一种时代技术的体现。从飞豹到新飞豹这个过程中，计算机、传感器技术发展迅猛。从武器装备的发展情况看，这个阶段出现了很多式样的空中打击武器。新“飞豹”共采用了35项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与老“飞豹”相比，该型号的气动外形有所优化，最大起飞重量增加10％，而最关键的技术升级则体现在它的综合航电火控系统上。唐长红带领科研人员自行设计出了一套目前国内最复杂的多外挂、多武器、双操纵系统。使新“飞豹”的综合航电火控系统达到了世界第三代水平，大大提高了新“飞豹”的打击能力。
作为我国自主研制的重型超音速全天候歼击轰炸机，新“飞豹”可挂载我军现有的所有精确制导武器和非制导武器，可对敌防区实施远程打击。在我国国产战机中，它不仅航程最远、作战半径最大，还是外挂武器最多、火力最强的攻击力量。在新“飞豹”的身上，凝结着唐长红他们的智慧和汗水，情感与性格。
在几十年的科研攻关中，陈一坚和唐长红这两位总设计师，与他们的科研团队始终坚持着“飞豹”精神，使中国的超音速歼击轰炸机冲天而起。从2007年开始，新“飞豹”经常在中俄“和平使命”军事演习中露面，并创下了与外国战机协同训演、与外军联合飞行指挥、实施远程跨国机动等多方面成绩的第一。新飞豹“攻击精度高、准时到达好、编队好”的出色表现受到了参加联合军演的官兵们的好评。在2009年4月庆祝海军建军六十周年的阅兵大典上，海军航空兵驾驶的新“飞豹”展翅高飞，与雄壮威武的军舰编队一起接受检阅，共同守护祖国的海疆。
2009年10月1日，在国庆60周年阅兵式上，5架完全由中国人自主研制的歼击轰炸机新“飞豹”，成箭形编队在天安门广场的上空呼啸而过，以雷霆万钧之势吸引了万众的目光。很多人对于10年前老“飞豹”在国庆50周年庆典上的亮相记忆犹新。这一机型的问世不仅填补了我军机种的空白，更标志着中国的飞机设计实现了从仿研到自主研发的跨越。为了“飞豹”一飞冲天、一鸣惊人的时刻，两任总设计师陈一坚和唐长红先后付出了多年的心血。(图2)
陈一坚回忆说，在国庆50周年阅兵式上，我国制造的歼击轰炸机横空出世。新华社记者现场录像采访，晚上7点新闻联播即播放了。孩子们打电话祝贺，那时的心情真是舒畅极了。(图3)
唐长红谈起老“飞豹”时说，它是我国航空史上的一个奇迹，不但填补了空白，其技术也是我们完全自主拥有。而新“飞豹”在老“飞豹”的技术基础上，又有大幅度的提升，有些技术还是脱胎换骨的改造。(图4)
“飞豹”诞生以前，中国的军用飞机里没有歼击轰炸机这个机种。歼击轰炸机又称战斗轰炸机，最初都是由歼击机改装而成。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军曾在越南战场上使用这种飞机，向世人展示了它的巨大威力和光明前景。为了赶上美国的步伐，世界其他国家也开始了歼击轰炸机的研制工作。前苏联的SU-24“击剑手”和欧洲的“狂风”很快投入了设计和生产。而在同期，在中越西沙海战中暴露出来的一系列问题，让中国海军对新型歼击轰炸机的设计研发提出了迫切的要求。(图5)
设计中国自行研制的军用飞机，是毕业于清华大学航空学院飞行设计专业的陈一坚一直追求的梦想。1977年，中国首架歼击轰炸机的设计任务落在了他所在单位、中航工业集团第一飞机设计研究院的前身西安飞机设计所。那时我国北方边境面临前苏联的重兵威胁，南方海疆又时常遭到邻国的骚扰。面对这一国际形势，我军急需一种在平时能起到威慑作用，战时又能取得现代局部战争胜利的新型战机。
在此之前，中国的飞机设计一直走仿效前苏联的道路，而“飞豹”研制之初面临的最大难题是没有任何原型机可以模仿借鉴。我国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为陈一坚提供了放眼世界的机会。1979年，肩负着特殊使命的陈一坚和其他几位设计师到德国的MBB公司，也就是“狂风”战机的研制总部，进行参观和谈判，希望能够与对方共同研制歼击轰炸机。然而德方却提出了让中国无法接受的21亿元人民币的天价。(图6)
陈一坚说，刚开始研制歼击轰炸机的时候，国家就拨给4亿到5亿的经费，21亿元人民币是我们经费的四五倍。我国研制的歼击轰炸机是F-15的初型，即基本型水平。这架飞机和美国的F-15的基本型相比：美国的F-15研制经费是72亿美元，我们的飞机只用10亿元人民币。
当时国外的高新技术我国买不起，白手起家、自主创新是他们唯一可走的路。1982年，陈一坚被国防科工委任命为国产歼击轰炸机重点型号的总设计师。对于技术上的难关，他们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和迎难而上的决心。为了满足国防需求，他们甚至提出飞机研制成功的技术，确保20年不落后的高标准。但在之后的十余年里，经费紧缺始终是他们面对的最大难题，而“飞豹”则几度面临险些夭折的局面。
陈一坚回忆说，有一次飞机研制工作被叫停，理由是要“量力而行”。所有配套单位全部下马，人员解散。面对这种局面，我们科研所党委提出，在“量力而行”后面再加四个字，叫“大有作为”，并把它作为全所工作的指导思想。大家用铅笔、尺子画图，加班加点地干，不到一年的时间，打样画图1万多份。
陈一坚及团队对飞机研制工作的坚持，为歼击轰炸机的命运带来了转机。1983年4月19日，经邓小平批复，“飞豹”重新列入国家重点科研项目，研发工作转入全面详细设计阶段。在研制过程中，陈一坚和他的团队一再突破传统做法，大量采用新技术、新材料、新设备和新工艺，并利用尚未普及的计算机来进行辅助设计。他们决心尽快完成从零代机到三代机的跨越，弥补与国外飞机设计水平近20年的差距。
十年磨剑，几经波折，命运坎坷的“飞豹”终于在1988年12月14日迎来了放飞蓝天的日子。16位将军从北京乘专机来到试飞现场，期待着中国第一架歼击轰炸机展翅翱翔。(图7)
陈一坚说，我那时非常紧张，直至飞机试飞安全降落，我终于松了一口气。我赶紧向飞行员询问飞机的状况。他说，够呛，都看不清仪表板。
陈一坚说，导致试飞员无法看清仪表板的原因，是飞机发生了强烈的震颤。在多达1600多次的试飞过程中，飞机震动的问题不断困扰着陈一坚。
其中最惊心动魄的一次事故发生在1992年，飞机的方向舵在飞行中脱落。驾驶飞机的“试飞英雄”黄炳新险些血洒长空。危急关头，黄炳新没有选择弃机跳伞。他凭借丰富的经验，成功地控制飞机安全着陆。陈一坚冷静地分析事故原因后，改变了飞机方向舵的设计，排除了“飞豹”的技术故障。
从1988年首飞，到1995年全武器系统设计定型，再到1998年在珠海航展上初次亮相，“飞豹”经历了漫长的十年试飞，其中的波折起伏和疑难困惑，一言难尽。这样的反复磨练，不但没有消除陈一坚战胜困难的决心，反而使他看到了成功的希望。
方向舵事故后，经过不断地攻关改进，试飞时发生的与气动有关联的故障，与结构有关联的故障，逐渐减少，再发生的也只是些小故障了。陈一坚的信心更增强了。
1999年，中国首架完全依靠自己研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双座、双发、多用途、全天候的超音速歼击轰炸机“飞豹”，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飞豹”的研制成功，标志着中国航空工业终于实现了从测绘仿制到自行研制的历史性跨越。同年，“飞豹”总设计师陈一坚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图8)
走过二十年的风风雨雨，年近七旬的陈一坚终于获得成功。如今，陈一坚虽然退居二线，却依然为中国航空事业的发展奔波忙碌着。而“飞豹”的后续研发和改型升级，也在他培养的接班人唐长红手中得以延续。
在老“飞豹”定型仅4年后，动荡激变的国际形势使“飞豹”的升级换代变得刻不容缓。在科索沃战争中，北约空袭南联盟时大量使用了精确制导武器。由此，中国军队迫切需求拥有能够携带精确制导武器、有效捍卫领空的新型歼击轰炸机。
唐长红说，我们深知这是我们必须要担负的责任。
作为老“飞豹”诞生的摇篮，中航工业集团第一飞机设计研究院责无旁贷地担负起了新“飞豹”的研发任务。2000年1月，唐长红被国防科工委任命为这一重点型号的总设计师。形势要求他们要用比平常缩短三分之一的设计研制时间，完成“飞豹”的升级换代任务。(图9)
在老“飞豹”长达20余年的研制过程中，世界各国的军用飞机设计迅猛发展。当唐长红接手“飞豹”升级换代任务的 时候，世界战斗轰炸机行列中名列前茅的型号是美国的F1-17A和前苏联的SU-30。与它们相比，“飞豹”在精确打击能力、探测技术、火控系统和载弹量等多方面都亟待提高。
2000年9月26日，唐长红和他的技术团队推出了我国第一架全机电子样机，在国内第一次实现了飞机研制三维设计和电子预装配，从传统设计一步跨越到国际水平。该项技术荣获2003年度的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它将两年半的设计周期缩短为一年，对我国其他飞机型号的研制也有着深远的意义。
新“飞豹”的研制成功，标志着我国已经拥有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具备空中立体精确打击能力的主战机种，标志着我国自主研制新型歼击轰炸机的能力实现了新的跨越。
新“飞豹”的设计，是一种时代技术的体现。从飞豹到新飞豹这个过程中，计算机、传感器技术发展迅猛。从武器装备的发展情况看，这个阶段出现了很多式样的空中打击武器。新“飞豹”共采用了35项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与老“飞豹”相比，该型号的气动外形有所优化，最大起飞重量增加10％，而最关键的技术升级则体现在它的综合航电火控系统上。唐长红带领科研人员自行设计出了一套目前国内最复杂的多外挂、多武器、双操纵系统。使新“飞豹”的综合航电火控系统达到了世界第三代水平，大大提高了新“飞豹”的打击能力。
作为我国自主研制的重型超音速全天候歼击轰炸机，新“飞豹”可挂载我军现有的所有精确制导武器和非制导武器，可对敌防区实施远程打击。在我国国产战机中，它不仅航程最远、作战半径最大，还是外挂武器最多、火力最强的攻击力量。在新“飞豹”的身上，凝结着唐长红他们的智慧和汗水，情感与性格。
在几十年的科研攻关中，陈一坚和唐长红这两位总设计师，与他们的科研团队始终坚持着“飞豹”精神，使中国的超音速歼击轰炸机冲天而起。从2007年开始，新“飞豹”经常在中俄“和平使命”军事演习中露面，并创下了与外国战机协同训演、与外军联合飞行指挥、实施远程跨国机动等多方面成绩的第一。新飞豹“攻击精度高、准时到达好、编队好”的出色表现受到了参加联合军演的官兵们的好评。在2009年4月庆祝海军建军六十周年的阅兵大典上，海军航空兵驾驶的新“飞豹”展翅高飞，与雄壮威武的军舰编队一起接受检阅，共同守护祖国的海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