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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要从两方面加以把握。一是其理论创新，一方面表现在人与自然关系定位上，提出了生命共同体观念;另一方面表现在生态危机根源认识上，提出了系统性整体论。二是其科学的实践指引，在生命共同体观念和系统性整体论指导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主要从观念革新、发展模式、科技创新和制度体系四个方面作了创新性部署。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指引体现了治国理政的政治智慧，是建设美丽中国的重大战略部署。
[关键词]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生命共同体;生态治理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599（2019）03-0026-07
面对生态危机这个世界性难题，习近平同志以深邃的政治眼光、敏锐的洞察力和自觉的历史担当意识，提出了合乎国情的生态文明思想，明确了中国努力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的大思路，为指引生态治理提供了基本遵循。
一、绿色思潮分歧——生态危机的理论认识困境
自资本主义工业革命以来，生态环境遭受巨大破坏，哲学家们反思生态危机根源，西方绿色思潮由此诞生。中国工业化带来的环境破坏日益引起社会高度关注，中国学者也纷纷参与到理论建设之中。以人类中心主义立场为坐标，绿色思潮可分为深绿、浅绿和红绿三类，三者对生态危机根源意见分歧颇大。
人与自然关系是认识问题的逻辑起点。在此问题上，“深绿”思潮主张非人类中心主义，“所有的动物，不论它们如何比人类低级，都是拥有自己的善的存在物……所有的植物也同样是拥有自己的善的存在物。”[1]P253因此，应“优先考虑非人类自然或至少把它放在与人类同等地位的‘生物道德’”[2]P48。“浅绿”思潮则主张人类中心主义，认为非人类中心论其实就是无中心论。如果非人类中心主义具体化到现实生物中，那么，狗必定主张狗中心主义，猫必定主张猫中心主义，狼必定主张狼中心主义，既然“我们并不指责猫类的以猫为中心，那么，我们为什么就要指责人类中心主义呢？”这样一来，人类中心主义是成立的。“红绿”思潮一定程度上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思想，试图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从人与自然、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相互作用的角度出发来解释人与自然的关系，认为二者是制约与反制约的生态关系。深绿、浅绿和红绿立场分歧所蕴含的理论难题是，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上，究竟持人类中心主义还是非人类中心主义抑或其他主义？这是生态危机所面临的第一个认识论困境。
生态危机面临的第二个认识论困境是，导致生态危机出现的真正根源是什么？“深绿”思潮认为是人类中心主义，人类将自身价值凌驾于其他生命体之上，认为其他生物只有“效用”价值，结果导致勘天役物。“红绿”思潮认为是资本逻辑，“资本的合乎目的的活动只能是发财致富，也就是使自身增大或增值”[3]P228，因此“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4]P714。逐利本性的资本逻辑是以“两大法则”、“两种强制逻辑”和“社会权力”为建制和依托的，而三者均与生态理性相抵牾。[5]P114因此，生态危机的产生归根结底归咎于获取利润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制度。此说却遭到“浅绿”异议，他们认为“生态危机是一个世界性问题，直接原因是现代生产力发展导致的对自然巨大的获取和破坏能力，与资本逻辑和社会制度没有必然联系，用资本逻辑和社会制度不同不能解释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现实发展”[6]P47。
生态危机面临的第三个认识论困境是，如何治理生态危机？“深绿”思潮“带有浓厚的后现代主义性质，他们将生态价值看作是最高利益需要，使人类利益服从于生态利益”[7]P123，其结果必定是人类放弃科技发展。“浅绿”思潮认为消除生态危机要靠树立新观念、建立新模式、运用新科技和完善制度建设。[6]P50-51“红绿”思潮批评其他绿色思潮抛开制度维度来修正人类中心主义的方法，“主张将资本主义制度的变革和生态价值观的变革结合在一起来解决生态危机，将社会主义运动同生态运动结合起来，通过破除资本主义制度与全球资本主义权利体系来实现生态社会主义”[7]P123。
从历史发展看，绿色生态主义作为西方社会运动的一种政治思潮，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发展于70年代，在90年代初达到高潮。自传入中国后，鉴于中国工业化造成的严重生态问题，引起强烈反响。绿色生态主义从起初的深绿思潮提出的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质疑否定，发展到浅绿思潮对工业文明的深刻批判，直至红绿思潮提出的对资本主义制度作根本性变革的主张，体现了对问题认识的步步深入、接近本质的发展过程。面对挑战以及绿色生态主义存在的理论局限，如何回应并取得超越性认识，真正建立起社会主义的生态价值引领，这就成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必然要求。为此，要求对“人与自然关系、生态危机成因、生态危机治理”这三个根本问题作出超越性回答。
二、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关系的本体论定位认识
人与自然是一种什么关系？深绿与浅绿对峙体现的是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分歧。非人类中心主义认为，动物甚至植物乃至一切生物都具有目的性或合目的性，都具有内在价值或自己的善和利益，因而一切生物甚至整个生态系统都应该得到道德关怀而成为道德共同体的成员，道德起源、目的和标准乃是为了人类与非人类存在物的共同利益，一切道德上的善恶都应该以人类与非人类存在物共同利益为标准。[1]P254-255由此，世上万物都享有与人类同等的价值地位，人类没有权利勘天役物！
人类中心主义认为，只有人类才具有内在价值，其他万物存在的价值都取决于人类的目的，一切善恶都以人类利益为标准，万物归根结底是为了实现人的价值，对于人只有手段意义，因而人类是宇宙万物的中心。亞里士多德把这个意思表达得淋漓尽致：“植物的生存是为了动物……所有其他动物的生存是为了人。……因此，如果我们相信自然不会没有任何目的地造物，那么，它一定是专门为了人才创造万物的。”[1]P252康德也说得极为精辟：“动物没有自我意识，因此只可作为实现目标的一个手段。那个目标就是人。我们可以问‘动物为什么而存在’？但是，‘人为什么而存在’的问题就是毫无意义的。”[1]P252 生态危机并非因科技使用引起，而是因不合理使用所致。生态环境的根本性改善还得依靠科技进步。首先，必须改变过多依赖增加物质资源消耗、过多依赖规模粗放扩张、过多依赖高能耗高排放产业的发展模式。绿色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代表了当今科技和产业变革方向，是最有前途的发展领域。要依靠科技创新破解绿色发展难题，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新格局。其次，要结合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推动绿色、循环、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生产生活方式。最后，调整产业结构，一手要坚定不移抓化解过剩产能，一手要大力发展低能耗的先进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这两手都要坚定不移，下决心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把发展的基点放到创新上来，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
按照系统工程的思路，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环境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从大的方面统筹谋划、搞好顶层设计。首先，要把国土空间开发格局设计好。要按照人口资源环境相均衡、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原则，整体谋划国土空间开发，统筹人口分布、经济布局、国土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科学布局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给农业留下更多良田，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其次，环境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作为重大民生实事紧紧抓在手上。要坚持标本兼治和专项治理并重、常态治理和应急减排协调、本地治污和区域协调相互促进，多策并举，多地联动，全社会共同行动。最后，要切实可靠的行动。比如，实施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全面提升自然生态系统稳定性和生态服务功能;划定生态红线和城市开发边界，着力提高城市发展持续性、宜居性，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实行能源和水资源消耗、建设用地等总量和强度双控行动，从源头上减少污染物排放，倒逼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把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纳入海洋开发总布局之中，科学合理开发利用海洋资源，维护海洋自然再生产能力;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全面推行河长制，实施从水源到水龙头全过程监管等等。
（四）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
我国生态环境问题已经到了很严重的程度，非采取最严厉的措施不可，不然生态环境恶化的总态势很难从根本上得到扭转。习近平强调，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
首先，最重要的是要完善经济社会发展考核评价体系，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等体现生态文明建设状况的指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使之成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导向和约束。
其次，从制度上来说，要建立健全资源生态环境管理制度，加快建立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强化水、大气、土壤等污染防治制度，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体现生态价值、代际补偿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完善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制度，强化制度约束作用。要完善法律体系，以法治理念、法治方式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最后，要建立健全责任体系和责任追究制度。生态环境质量能否改善，关键在领导干部，在“一把手”。实践证明，一些重大生态环境事件背后总跟某些领导的环保意识不强有关。要建立责任追究制度，主要是对领导干部的责任追究制度。对那些不顾生态环境盲目决策、造成严重后果的人，必须追究其责任，而且应该终身追究。真抓就要这样抓，否则就会流于形式。不能把一个地方环境搞得一塌糊涂，然后拍拍屁股走人，官还照当，不负任何责任。组织部门、综合经济部门、统计部门、监察部门等都要把这个事情落实好。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超越了以往绿色生态主义的论争，提出了富有战略性、前瞻性的观念，并以实事求是而又勇于创新精神作了实践部署，充分体现了治国理政的政治智慧。这样，理论上的科学性为我们坚持绿色发展理念指明了方向，实践上的科学性为我们治理生态危机提供了基本遵循，让全社会对建设美丽中国充满信心。
[参考文献]
[1]王海明.人性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2]〔英〕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M].刘颖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刘顺.资本逻辑与生态危机根源[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1）.
[6]顾钰民.生态危机根源与治理的马克思主义观[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5（1）.
[7]周光迅.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价值引领与当代意义[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8（9）.
[8]沈卫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同面临的挑战与应对[M].北京：学习出版社，2016.
[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0]胡緒明.论资本的双重内涵及其“边界意识”[J].南京社会科学，2008（10）.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13]田雨辰.论习近平生态思想的内在逻辑及当代价值[J].长白学刊，2018（6）.
[14]习近平.之江新语[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
[15]习近平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论述摘编[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
[16]习近平.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基本国策 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N].人民日报，2013-05-25.
[17]习近平谈生态文明[EB/OL].http：//cpc.people.com.cn/BIG5/n/2014/0829/c164113-25567379.html.
[18]习近平在云南考察工作时强调：坚决打好扶贫开发攻坚战 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N].人民日报，2015-01-22.
[19]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20]习近平.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6.
[21]解振华.“中国将继续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作用”——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取得积极进展[EB/OL].http：//www.xinhuanet.com/2017-10/31/c_1121885315.htm.
[关键词]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生命共同体;生态治理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599（2019）03-0026-07
面对生态危机这个世界性难题，习近平同志以深邃的政治眼光、敏锐的洞察力和自觉的历史担当意识，提出了合乎国情的生态文明思想，明确了中国努力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的大思路，为指引生态治理提供了基本遵循。
一、绿色思潮分歧——生态危机的理论认识困境
自资本主义工业革命以来，生态环境遭受巨大破坏，哲学家们反思生态危机根源，西方绿色思潮由此诞生。中国工业化带来的环境破坏日益引起社会高度关注，中国学者也纷纷参与到理论建设之中。以人类中心主义立场为坐标，绿色思潮可分为深绿、浅绿和红绿三类，三者对生态危机根源意见分歧颇大。
人与自然关系是认识问题的逻辑起点。在此问题上，“深绿”思潮主张非人类中心主义，“所有的动物，不论它们如何比人类低级，都是拥有自己的善的存在物……所有的植物也同样是拥有自己的善的存在物。”[1]P253因此，应“优先考虑非人类自然或至少把它放在与人类同等地位的‘生物道德’”[2]P48。“浅绿”思潮则主张人类中心主义，认为非人类中心论其实就是无中心论。如果非人类中心主义具体化到现实生物中，那么，狗必定主张狗中心主义，猫必定主张猫中心主义，狼必定主张狼中心主义，既然“我们并不指责猫类的以猫为中心，那么，我们为什么就要指责人类中心主义呢？”这样一来，人类中心主义是成立的。“红绿”思潮一定程度上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思想，试图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从人与自然、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相互作用的角度出发来解释人与自然的关系，认为二者是制约与反制约的生态关系。深绿、浅绿和红绿立场分歧所蕴含的理论难题是，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上，究竟持人类中心主义还是非人类中心主义抑或其他主义？这是生态危机所面临的第一个认识论困境。
生态危机面临的第二个认识论困境是，导致生态危机出现的真正根源是什么？“深绿”思潮认为是人类中心主义，人类将自身价值凌驾于其他生命体之上，认为其他生物只有“效用”价值，结果导致勘天役物。“红绿”思潮认为是资本逻辑，“资本的合乎目的的活动只能是发财致富，也就是使自身增大或增值”[3]P228，因此“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4]P714。逐利本性的资本逻辑是以“两大法则”、“两种强制逻辑”和“社会权力”为建制和依托的，而三者均与生态理性相抵牾。[5]P114因此，生态危机的产生归根结底归咎于获取利润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制度。此说却遭到“浅绿”异议，他们认为“生态危机是一个世界性问题，直接原因是现代生产力发展导致的对自然巨大的获取和破坏能力，与资本逻辑和社会制度没有必然联系，用资本逻辑和社会制度不同不能解释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现实发展”[6]P47。
生态危机面临的第三个认识论困境是，如何治理生态危机？“深绿”思潮“带有浓厚的后现代主义性质，他们将生态价值看作是最高利益需要，使人类利益服从于生态利益”[7]P123，其结果必定是人类放弃科技发展。“浅绿”思潮认为消除生态危机要靠树立新观念、建立新模式、运用新科技和完善制度建设。[6]P50-51“红绿”思潮批评其他绿色思潮抛开制度维度来修正人类中心主义的方法，“主张将资本主义制度的变革和生态价值观的变革结合在一起来解决生态危机，将社会主义运动同生态运动结合起来，通过破除资本主义制度与全球资本主义权利体系来实现生态社会主义”[7]P123。
从历史发展看，绿色生态主义作为西方社会运动的一种政治思潮，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发展于70年代，在90年代初达到高潮。自传入中国后，鉴于中国工业化造成的严重生态问题，引起强烈反响。绿色生态主义从起初的深绿思潮提出的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质疑否定，发展到浅绿思潮对工业文明的深刻批判，直至红绿思潮提出的对资本主义制度作根本性变革的主张，体现了对问题认识的步步深入、接近本质的发展过程。面对挑战以及绿色生态主义存在的理论局限，如何回应并取得超越性认识，真正建立起社会主义的生态价值引领，这就成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必然要求。为此，要求对“人与自然关系、生态危机成因、生态危机治理”这三个根本问题作出超越性回答。
二、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关系的本体论定位认识
人与自然是一种什么关系？深绿与浅绿对峙体现的是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分歧。非人类中心主义认为，动物甚至植物乃至一切生物都具有目的性或合目的性，都具有内在价值或自己的善和利益，因而一切生物甚至整个生态系统都应该得到道德关怀而成为道德共同体的成员，道德起源、目的和标准乃是为了人类与非人类存在物的共同利益，一切道德上的善恶都应该以人类与非人类存在物共同利益为标准。[1]P254-255由此，世上万物都享有与人类同等的价值地位，人类没有权利勘天役物！
人类中心主义认为，只有人类才具有内在价值，其他万物存在的价值都取决于人类的目的，一切善恶都以人类利益为标准，万物归根结底是为了实现人的价值，对于人只有手段意义，因而人类是宇宙万物的中心。亞里士多德把这个意思表达得淋漓尽致：“植物的生存是为了动物……所有其他动物的生存是为了人。……因此，如果我们相信自然不会没有任何目的地造物，那么，它一定是专门为了人才创造万物的。”[1]P252康德也说得极为精辟：“动物没有自我意识，因此只可作为实现目标的一个手段。那个目标就是人。我们可以问‘动物为什么而存在’？但是，‘人为什么而存在’的问题就是毫无意义的。”[1]P252 生态危机并非因科技使用引起，而是因不合理使用所致。生态环境的根本性改善还得依靠科技进步。首先，必须改变过多依赖增加物质资源消耗、过多依赖规模粗放扩张、过多依赖高能耗高排放产业的发展模式。绿色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代表了当今科技和产业变革方向，是最有前途的发展领域。要依靠科技创新破解绿色发展难题，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新格局。其次，要结合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推动绿色、循环、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生产生活方式。最后，调整产业结构，一手要坚定不移抓化解过剩产能，一手要大力发展低能耗的先进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这两手都要坚定不移，下决心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把发展的基点放到创新上来，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
按照系统工程的思路，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环境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从大的方面统筹谋划、搞好顶层设计。首先，要把国土空间开发格局设计好。要按照人口资源环境相均衡、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原则，整体谋划国土空间开发，统筹人口分布、经济布局、国土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科学布局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给农业留下更多良田，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其次，环境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作为重大民生实事紧紧抓在手上。要坚持标本兼治和专项治理并重、常态治理和应急减排协调、本地治污和区域协调相互促进，多策并举，多地联动，全社会共同行动。最后，要切实可靠的行动。比如，实施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全面提升自然生态系统稳定性和生态服务功能;划定生态红线和城市开发边界，着力提高城市发展持续性、宜居性，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实行能源和水资源消耗、建设用地等总量和强度双控行动，从源头上减少污染物排放，倒逼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把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纳入海洋开发总布局之中，科学合理开发利用海洋资源，维护海洋自然再生产能力;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全面推行河长制，实施从水源到水龙头全过程监管等等。
（四）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
我国生态环境问题已经到了很严重的程度，非采取最严厉的措施不可，不然生态环境恶化的总态势很难从根本上得到扭转。习近平强调，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
首先，最重要的是要完善经济社会发展考核评价体系，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等体现生态文明建设状况的指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使之成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导向和约束。
其次，从制度上来说，要建立健全资源生态环境管理制度，加快建立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强化水、大气、土壤等污染防治制度，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体现生态价值、代际补偿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完善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制度，强化制度约束作用。要完善法律体系，以法治理念、法治方式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最后，要建立健全责任体系和责任追究制度。生态环境质量能否改善，关键在领导干部，在“一把手”。实践证明，一些重大生态环境事件背后总跟某些领导的环保意识不强有关。要建立责任追究制度，主要是对领导干部的责任追究制度。对那些不顾生态环境盲目决策、造成严重后果的人，必须追究其责任，而且应该终身追究。真抓就要这样抓，否则就会流于形式。不能把一个地方环境搞得一塌糊涂，然后拍拍屁股走人，官还照当，不负任何责任。组织部门、综合经济部门、统计部门、监察部门等都要把这个事情落实好。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超越了以往绿色生态主义的论争，提出了富有战略性、前瞻性的观念，并以实事求是而又勇于创新精神作了实践部署，充分体现了治国理政的政治智慧。这样，理论上的科学性为我们坚持绿色发展理念指明了方向，实践上的科学性为我们治理生态危机提供了基本遵循，让全社会对建设美丽中国充满信心。
[参考文献]
[1]王海明.人性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2]〔英〕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M].刘颖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刘顺.资本逻辑与生态危机根源[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1）.
[6]顾钰民.生态危机根源与治理的马克思主义观[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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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沈卫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同面临的挑战与应对[M].北京：学习出版社，2016.
[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0]胡緒明.论资本的双重内涵及其“边界意识”[J].南京社会科学，20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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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习近平.之江新语[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
[15]习近平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论述摘编[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
[16]习近平.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基本国策 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N].人民日报，2013-05-25.
[17]习近平谈生态文明[EB/OL].http：//cpc.people.com.cn/BIG5/n/2014/0829/c164113-25567379.html.
[18]习近平在云南考察工作时强调：坚决打好扶贫开发攻坚战 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N].人民日报，2015-01-22.
[19]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20]习近平.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6.
[21]解振华.“中国将继续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作用”——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取得积极进展[EB/OL].http：//www.xinhuanet.com/2017-10/31/c_1121885315.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