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是这样炼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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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金春明,70岁,中央党校教授,我国"文化大革命"研究方面的第一个博士生导师;
  母亲:李振霞,66岁,中央党校教授、中国现代哲学研究会会长、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
  女儿:金萤,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博士后;
  长子:金煜,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博士;
  小三:金侠,英国剑桥大学博士;
  小四:金延,中国航空研究院博士。
  作为四个博士的父母,金春明、李振霞夫妇是怎样教育女子的?有何教子秘诀。笔者有幸采访了李振霞教授,听她讲述了培养四个博士儿女的故事。
  
  "非智力因素"
  
  我和老金都是读书人,最大的愿望是孩子们长大后在学问上超过父母,所以在早期教育时期即有意识地培养他们的学习兴趣。
  女儿金萤聪明伶俐,两岁多就有了多种爱好:讲童话故事、唱儿歌、朗诵、跳舞……这些,有我和老金教的,但大部分是她从收音机里学来的。金萤读小学4年级时,班主任建议让她跳班读初中。对于"超常教育",我和老金不敢苟同,万丈高楼平地起,孩子要一步一个脚印走路,决不能拔苗助长。为此,我们批评了金萤,让她改掉了上课画画的毛病。
  在对男孩子的培养上,我和老金主张"文武双全",不但要让孩子们学到知识,还要有个好身体,有阳刚之气、浩然之气。煜儿、小三、小四两岁多时,我就教他们背诵一些诗歌,像文天祥的《正气歌》等,也许他们根本不理解,但我相信这些能够潜移默化地影响他们。孩子的奶奶经常带他们到操场上看解放军战士练兵,这无形中影响了孩子的性格发展。
  不管什么时候,我们一直注意培养孩子们的勇敢精神。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中央党校内,老金作为团委书记,第一个被打成"黑帮",我成了"黑帮老婆",孩子也成了"黑五类",一出家门,就被"黑帮崽子"的叫骂声淹没。躲在家中也不安全,门窗、玻璃被砸碎了,刚满3岁的孪生兄弟金侠、金延吓得钻到床下。这时,我和老金教育孩子,不要怕,要有胆量,有智谋,要相亲相爱。10岁的煜儿听话懂事,是弟弟的"保护神"。一次,二十多个孩子高喊着"打死黑帮崽子"围攻他们哥仨,煜儿挺身而出,结果被打得遍体鳞伤,但回到家中却装出很轻松的样子,我和老金心疼得直掉泪。
  我们有意引导孩子们读《铁道游击队》、《红日》、《水浒传》等书,孩子们在不知不觉中受到熏陶和鼓舞,练就了一种"硬骨头精神"。"文革"当中,不少父母自身难保,有的孩子精神受了刺激,甚至自杀身亡,而我们的孩子在叫骂挨打中,照样去打篮球、乒乓球,去图书馆。
  我和老金把兴趣、意志、品质等称为"非智力因素"。我们认为,"非智力因素"对孩子的成长十分重要。
  金煜上小学时,一次与同学玩游戏不慎导致右手指骨折,打上石膏后几个月不能握笔。我心疼他,但仍要求他用左手握笔写作业,后来他竟练出左右开弓的写字功夫。
  小四金延读初中时,一天放学后骑车回家,突遇一位农妇抱着孩子横穿马路,如果他往前骑就会撞人,如果急刹车则会与紧追其后的同学车子相撞,这时金延为了不伤着别人,自己猛一歪把,掉到路旁的沟里摔成重伤,从而保护了前面的母子,保护了身后的同学。
  
  "在读书无用论"中求学
  
  "文革"当中,最令人痛心的是孩子们辨不清方向。学校停课了,叫闹革命。他们问怎样革命,我和老金面面相觑,不知如何回答。很快,"读书无用"的社会思潮泛滥开来,许多孩子丢掉课本,成了红卫兵,为了跟"黑帮"父母划清界限,用歪歪扭扭的字体写出父母的大字报。金萤、金煜也跑着去看,我和老金有些担心,但奇怪的是,他们看上一段时间后,对那些事并无兴趣,而是呆在家中啃了不少课外书。
  我们家藏书很多,都是平时省吃俭用买下的,像《西游记》、《红旗飘飘》等,金萤、金煜如饥似渴地读,小三、小四看连环画,兄弟俩对《十万个为什么》最感兴趣。这样,外面在打倒牛鬼蛇神,孩子们闹中取静,从未间断学习。我和老金给他们讲"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道理,教育他们学习要有毅力,要锲而不舍,百折不挠。
  1969年,我和老金被下放到河南省西华县"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在我们的全部家当中,书占了绝大部分。老金说,这是精神食粮,要让孩子们吃饱吃足,将来才能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在"五七"干校,金煜很快成了"孩子王",爬树、掏鸟、捉鱼样样在行,领着一群小朋友疯玩。暑假里,小三小四也天天在外疯跑,学习有些松懈。开学的前一天,两个小伙伴的假期作业还没有做完。我强令他们必须连夜完成。油灯点上了,两个小家伙埋头做了起来,我陪着他们。当邻居熄灯睡觉时,我们还在熬夜,两个孩子困得直打哈欠。困极了,自觉地到门外吸口凉气提神。深夜两点,小三先完成了,却掉下眼泪来,我抓过孩子的手一看,食指红肿,我心疼地轻轻揉着,小三泪汪汪地说:"妈妈,我是为您哭,干了一天重活了,还陪我们做作业,都怪我们不好……"
  孩子们懂事了,学习兴趣高涨起来,有时一学就是好几个小时。"弓满弦易断,锋利刃易折。"我深知学习要一张一弛、劳逸结合,于是反过来"逼"他们去玩,去打篮球、乒乓球,下河捉鱼……
  1971年,我们从"五七"干校回到北京。这一年,金萤15岁。那时我和老金太忙,金萤有时要照顾三个弟弟的饮食起居,但她学习刻苦,见缝插针地读书,每学期都能捧回一张"三好学生"奖状。姐姐是榜样,弟弟们当仁不让,在学习上你争我赶,一到学期结束,我们家的奖状总是"大丰收"。
  
  "个别谈话"
  
  孩子们在成长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犯错误,有时要对他们进行批评甚至严厉的批评。我和老金有个原则:在饭桌上不批评,以免影响他们的食欲和健康;在客人面前不批评,以免影响他们的荣誉感和自信心;全家人在场时不批评,以免影响姐弟间的关系;我们过于生气时不批评,以免"走火"伤害孩子。还有,批评孩子时,我和老金能保持一致,从不一个嚷一个哄。
  批评要讲究策略,我们的具体方法是"个别谈话",即把孩子叫到一个没人的房间,面对面谈话。一般是我先谈,如果谈不妥,老金接着谈。孩子们有理由可以辩解,但犯了错误必须写检查。
  小三金侠读初中时,有一次竟然"大闹"课堂。
  那天上午,上课铃刚响,老师走进教室,室内吵吵嚷嚷,老师脱口一句:你们简直像《智取威虎山》里的土匪!金侠是班干部,当即站起质问老师:您为什么把同学们比作土匪?您来的时候上课铃刚响,同学们正在坐,怎能没有声响呢?老师很生气,说金侠你不帮我维持纪律,还闹课堂!说完生气地走了。
  "状纸"递到我和老金手里,怎么办?
  金侠被我叫到小屋内,这孩子脾气很倔,没有错无论如何也不承认。我先肯定了他在班中的成绩,接着询问闹课堂的原因。他开口就说,老师有错误,不该骂学生,得写检查!我问他,你是班干部,首要职责是什么?
  金侠仍一口咬定老师错误,说怎么能把门一摔就不上课了。我谈了半个小时,没谈赢,老金上场了。金侠说,如果有错误也是两边都有。老金很严厉:"小三,现在先说你自己,是维持纪律好,还是闹课堂好?有问题为什么不能到下课反映?"老金抓住了要害,不大一会儿,金侠低头认错……
  事后,我和老金细谈一下,觉得我们的做法也有片面性,但孩子毕竟认识到了错误。
  个别谈话就是这样,有时要费好大一番力气,但我们有的是耐心。在这点上,我和老金都能克制情绪,是一说一,决不会一气之下武断地下结论,更不会打骂孩子。其实退一步想想,我们大人就没有错误了吗?
  
  该放飞的时候就放飞
  
  从"五七"干校回北京后,孩子们的成绩在班中都是数一数二。此时,他们已有了自己的理想,学习分外刻苦、自觉。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女儿金萤考上了首都医科大学。
  1979年,大儿子金煜考取了青岛海洋大学。这孩子一心向往大海,本来按他当时的成绩,上北大不成问题。
  1980年,小三、小四报名参加高考。小三报考的是协和医科大学,8年制本硕连读。协和医大当时在全国只招30人,竞争力很大。高考那几天,小三感冒发烧到39度,我和老金都很担心,考完试后,他却一脸轻松,显得特别自信:"我要是考不上,他们谁也考不上。"接着挥笔写了一句唐诗:"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这年9月,小三如愿考上协和医大。小四则被清华工程物理系录取。
  孩子们像雏鹰一样飞出家门,飞出爸爸妈妈的怀抱。尤其是大儿子金煜,离开北京,去了梦想中的海滨。好长一段时间,一种可怕的孤寂缠绕着我,尽管每隔一段时间另三个孩子就回家陪我,但仍排遣不去我对他浓浓的牵挂与思念。
  1980年暑假,金煜没有返家,让同学捎回一封信,说想在假期里一边学习一边打工,具体就是帮图书馆搬书。我的眼泪"刷"地掉下了,孩子如此懂事,让我欣慰。按当时国家有关规定,家庭收入人均30元以上的,在大学里不享受助学金。我和老金的工资平均正好是30元,所以孩子们在学校的开销很紧张,衣服总是补了又补。
  孩子们真的长大成人了。
  小四到清华大学读书不久,便要奔赴沈阳搞一个项目,又一个孩子告别京城,尽管只是短短几个月,我却怎么也舍不得。在送他远行的那天,小四不停地挥手说"妈妈放心",站台上的我却举不起手,泪水夺眶而出。
  1981年暑假,四个孩子都在家。弟兄三个商议一番后,说要骑自行车去十渡游玩。十渡是北京郊区的一处自然风景区,距城90公里。金煜说骑车需10个小时,往返得3天时间。去就去吧,锻炼一下意志,我答应了。
  孩子走后的第一天,我心绪不宁。10个小时的路啊,万一下雨了怎么办?车子出了毛病怎么办?我如坐针毡。第二天,真下起雨来,老金安慰我说十渡可能没下雨。入夜了,滴滴答答的小雨下个不停。这漆黑的夜里,孩子们会不会遇到蛇蝎虎狼?会不会迷路?我不能入眠。第三天,孩子们还没有回来,我在家门口踱来踱去。没有电话,没有交通工具他们饿了怎么办?第四天下午,孩子们终于回来,原来刚出发车就坏了,下山时又迷了路,但哥仨不急不躁,克服了意想不到的困难,安全返回了。
  孩子们这次出游使我感悟很深。首先是他们自己,锻炼了意志,增强了与困难作斗争的勇气。对我而言,恐怕应该"情随事迁"了吧,总不能落后于子女的成长,有些事,稍微提醒一下甚至不提醒,他们自己会完成得很好。看来,真该放飞他们了,因为他们已经拥有了"保护自己的盔甲"。
  "保护自己的盔甲"是我和老金常提醒孩子们的一句话,具体内容是指知识武器、身体素质和广泛兴趣。这三个方面,知识不说了;身体素质上,四个孩子都是大个头儿,游泳、滑冰、打球样样都行,在大学校园里,女儿是排球队的主力,大儿和小三是篮球和乒乓球队的,小四参加了冬泳队,还考取了国家三级裁判;孩子们兴趣广泛,金煜擅长唱京戏,女儿、小四小提琴拉得不错,小三的西班牙舞更是一绝……
  
  攀登"珠穆朗玛峰"
  
  孩子们大学毕业后,为充实提高自己,向更高更远的目标迈进了。
  1989年,金煜远赴美国读书,从事地球物理研究,接着,小三也去了英国学习,研究艾滋病。
  1991年春的一天,我接到金煜的国际长途:"妈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准备攀登珠穆朗玛峰!"我一愣,问和谁一起去,他回答说和金侠。我感到蹊跷,说你在美国学地球物理,金侠在英国研究艾滋病,登什么珠穆朗玛峰!金煜笑着向我解释:"妈妈,金侠准备攻读英国剑桥大学的博士学位,我也想去麻省理工学院读博士。"我这才恍然大悟,孩子开了个玩笑,是要攀登事业上的"珠穆朗玛峰"!剑桥和麻省理工,都是世界顶级的大学啊,太难考了!我委婉地劝金煜:"你不如申请哥伦比亚大学,让金侠申请读伦敦大学,这都是世界著名大学……""不,妈妈,我们已经商量好了!"金煜自信地说。
  事后,我向老金说出自己的顾虑:两个孩子一旦考不上,恐怕会误了读一般大学的机会,太冒险了!老金说:"他们对实力会有正确估计的,没有把握不会作这种狂想。"
  数月后一个晚上,金煜打来电话:"妈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金侠已申请到全额奖学金,不久就到剑桥大学医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我被麻省理工学院录取了,也是全额奖学金……"金煜在电话那边很兴奋,我的手也在颤抖。
  
  好消息接连传来。
  
  1991年底,女儿金萤告别原单位北京友谊医院,飞往美国,攻读著名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博士后,她从事基因研究,多篇论文发表在美国著名杂志上,而且,她还是研究室的台柱子,美国不少名牌大学的学生有问题也请教她。
  1992年,小四拿到了中国航空研究院博士学位。同年,加拿大自然科学工程委员会在全世界范围内公开招聘研究员,在中国限招1人,小四有幸被录取。之后,他以"国际研究员"的身份飞赴加拿大。
  孩子们一个个高飞了,都有了自己的事业,看来,我也该"退役"了,没必要再搞"遥控",就让他们自由翱翔吧!
  1996年,第30届世界地质年会在北京召开,这是中国首次举办此类世界性学术会议,金煜代表麻省理工学院参会,受到朱总理的亲切接见。1997年,金煜在世界一流杂志《自然》上发表了学术论文。
  1996年7月,加拿大第11届国际艾滋病会议上,爆出一件引起世界注目的大事……金侠所在的艾滋病研究小组发明了一种"鸡尾酒"配方,能有效抑制艾滋病毒。
  "国际研究员"金延穿梭于日本、美国等国搞课题研究,在全世界公认的一流杂志《科学》上发表了文章。
  孩子们越飞越高,越飞越远。小三告诉我,中国应该有自己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他正为之奋斗。
  曾经有人问我:你们把孩子都送走了,自己的事业怎么样呢?我用两个字作答:双赢。
  老金今年70岁了,是全国"文化大革命"研究方面的第一个博士生导师,也是惟一的一个。他是中央党校第一批被国务院授予有突出贡献的享受特殊津贴的专家。多年来他发表论文200多篇,十几本专著被译成日文、韩文。
  我今年66岁,是中央党校教授,1992年被国务院授予突出贡献的享受特殊津贴的专家,曾任海南省委党校副校长,现任中国现代哲学研究会会长、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等职,出版了500多万字的个人专著。可以说,我们一点儿没有牺牲自己的事业。
  近几年来,四个孩子都在国际尖端科技的领域里进行孜孜不倦的研究,都出了引人注目的科研成果。我为孩子们骄傲万分!(责编 丁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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