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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沽水春澜》记载了“文革”前天津青年学生下乡支边的历史脉络，多侧面的当事人经历记述，弥补了这一时期知青史料的不足以及空白，因此受到文史、档案、图书部门以及高校、科研单位和专业人士的关注和肯定，为进一步的史料充集和研究提供了基础资料，也有利于社会上各类人群了解这段历史。
近年来，学术界逐渐重视对知青史的研究，同时也是图书出版的新动向。相对中国当代史的其他领域而言，虽然包括知青口述史、知青文学史等在内的知青史研究已经取得长足的进展，但是因为历史的原因导致很多地方还是一片空白。其主要原因表现在现有的知青史研究多为宏观研究，缺乏口述史记录和社会学调查，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知青史研究的深入发展。作为一名学术编辑，笔者长期关注知青史研究的发展，无意间发现由井振武、李吉生编写的1955—1966年天津市青年学生下乡支边史稿，是成为地域性知青史料发掘的一个标本，很有解剖价值。通过多方努力，笔者将这本对推动知青史研究有一定价值的史稿结集出版，并把书名定为《沽水春澜》。
记录历史，保留痕迹
1955年，毛泽东提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成为后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口号。当时，天津市的农村规模较小，但也开展了相应的宣传动员。从1955年到1966年，天津市数以万计的城市知识青年响应国家号召，投身边疆、农村建设，为各地经济文化发展奉献了自己的青春。《沽水春澜》是天津老知青群体倡议征编天津知青文史资料活动的一项成果，也是众多老知青共同劳动的结晶。任何一段史实、任何一个社会群体，无论当时的影响多大，如果没有被记录，就进入不了历史，就终有被遗忘的可能。《沽水春澜》尽量真实客观地记录下那段历史，记录知青这一代人在历史中的重要作用。知青群体在求学的年龄被送到农村接受“再教育”，在教育上、在人格的形成上造成的缺失无法弥补，导致他们回城后难以适应急速发展的社会，也导致社会上各个领域尤其是科研文化等领域上出现严重的断层。这种缺陷还直接影响到知青的下一代，这些负面影响，随着时间的延续，还会不断地暴露出来，这也是天津老知青群体出版《沽水春澜》的初衷。
2006年以来，天津老知青群体萌生了征编“天津知青文集”的意愿，本书主编人员陆续进行了报纸、档案文献等查阅工作；天津知青网论坛、天津知青文化艺术网论坛先后开办了相关版块，为知青文史征编工作提供了网络平台。通过网络平台的宣传，将图书出版的意图传到知青的耳边，为记载这段历史奠定了重要的基础。经过了长时间的努力，《沽水春澜》系统地归集整理了“文革”前天津青年学生下乡支边的文献资料及亲历者记述，梳理出较为清晰的历史脉络，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天津“文革”前知青史料存在的零散、遗缺和不系统性，不仅可存档留史，也为进一步整理和研究天津早期知青史提供了基础资料和重要线索。在出版的过程中，笔者查阅了大量的档案、文献记载，采访、联系了百余名亲历者，联络了“文革”前赴各地知识青年群体及相关文集编辑人员。所收文稿除了早期报道，大部分为采访编撰或供稿人提供的第一手材料，其余也多为各群体及其文集编辑人员推荐。笔者尽可能地将这本具有记载历史意义的图书以原貌现象展现给读者。
困难重重，如何突围？
“文革”选题作为图书重大选题之一，如何将这本图书策划好，并且推动社会研究知青史具有重要的意义呢？《沽水春澜》共收录各类文稿150余篇，收录证照、图片400余幅，极具史料价值，是一本充满正能量的知青史料书籍。笔者在出版《沽水春澜》的过程中，遇到了许多以前工作中没有遇到的困难，其主要表现为：
第一，知青个体信息的匮乏。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在下乡支边青年学生的成分结构、个人动因、下乡（场）时间、个人境遇、离乡（场）去向等方面都缺乏统计信息，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缺陷。除此之外，口述史的最大缺陷是随着当事人的故去或不准确的记忆，对很多事件的关节点缺乏翔实而准确的回忆，更有人为因素在内，导致回忆者本人对某些历史节点的有意回避，模糊了原本清晰的历史记忆。作为一部史料结集，如何避免口述史的类似缺陷，弥补这些“致命伤”是很考验编辑的功夫。
第二，文史资料缺陷。由于官方资料的局限，这为《沽水春澜》出版带来了巨大的困难。文献资料和查找能力的不足等各种原因，使史料的涵盖面和史实记述的深度都大有欠缺。这一不足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对地方大背景的描述不足，亦即对天津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政策演变过程，缺乏整体描述与把握，使读者不好理解知青个体命运与政策演变之间的复杂关系。笔者为此通读了关于这方面的史料，几次前往天津到相关部门去了解第一手的资料，为最后的出版和读者的阅读做好铺垫工作。
第三，经费有限如何运作。由于这个选题申请到的出版经费不多，如何在有限的费用里出版一本高质量的史料图书，一直是笔者思考的问题。图书出版后，是否能满足广大“文革”前下乡支边亲历者的需求呢？图书在定稿后，依然有许多当事人听说此事后，要求提供自己的故事，希望自己的经历能被史料记载。面对读者的热情，如何在有限的经费出版高质量图书也是笔者在思考的问题。
史料新思考，出版成焦点
笔者在前期调查时发现，以上山下乡运动当事人的视角编撰知青文史，固然有自身局限性，但也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下乡支边运动亲历者的经历和相关史料，往往是官方档案中所没有的，其自身的境遇及省悟也是其他文献资料难以反映的，可与官方的文献、报道起到相互补充、印证作用。在“文革”前下乡支边的众多亲历者的帮助下，史稿不仅得到史料的线索，还为史稿编写顺序提供了新的思考。其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
第一，设定以年份为主收集史料与以地域为主收集史料的双重线索。全书共分为十三卷，各卷的标题分别为：春雷唤醒北大荒、“一五”建设援四方、耘锄郊野新农民、双燕回翔恋田庄、荒洼拓殖育稻粱等。其中，卷一到卷七是以年份为主收集史料，卷八到卷十三是以地域为主呈现史料。尽管这两条线索存在着交叉现象，但对揭示“文革”前天津知青群体的整体面貌很有帮助。事实证明，这样的编排为讀者阅读《沽水春澜》起到很大的帮助作用，一方面图书可以完整地记录这一段时期的史料，是知青史研究的重大突破；另一方面还有个体的案例史料，方便读者引起共鸣。除此之外，笔者在每卷的最前面都有一篇概括性的介绍文字，对本卷后面的文章起到引领的作用。文字的内容主要是概括某年赴某地上山下乡知青的起因、过程与贡献，并简单地介绍了至今仍然留在当地的部分知青的情况。
第二，史学突破。《沽水春澜》的编写一共历时七年，全书共有50余万字。每卷所收录的文章既有当事人的回忆录，也有编者对当事人的采访记录，还有在报刊上发表的相关文章，可谓搜罗齐全、详尽，具备极高的史料价值。有作者从档案馆、图书馆及其他相关渠道查阅了大量的原始资料，还有亲历者本人珍藏的原始资料以及他们自己的口述或者亲笔写下的回忆文章。《沽水春澜》出版后，送往各省地市的知青纪念馆、博物馆作为知青史料的一部分留存。
《沽水春澜》记载了“文革”前天津青年学生下乡支边的历史脉络，较为集中的文献记载资料，多侧面的当事人经历记述，弥补了这一时期知青史料的不足以及空白，因此受到文史、档案、图书部门以及高校、科研单位和专业人士的关注和肯定，为进一步的史料充集和研究提供了基础资料，也有利于社会上各类人群了解这段历史。
近年来，学术界逐渐重视对知青史的研究，同时也是图书出版的新动向。相对中国当代史的其他领域而言，虽然包括知青口述史、知青文学史等在内的知青史研究已经取得长足的进展，但是因为历史的原因导致很多地方还是一片空白。其主要原因表现在现有的知青史研究多为宏观研究，缺乏口述史记录和社会学调查，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知青史研究的深入发展。作为一名学术编辑，笔者长期关注知青史研究的发展，无意间发现由井振武、李吉生编写的1955—1966年天津市青年学生下乡支边史稿，是成为地域性知青史料发掘的一个标本，很有解剖价值。通过多方努力，笔者将这本对推动知青史研究有一定价值的史稿结集出版，并把书名定为《沽水春澜》。
记录历史，保留痕迹
1955年，毛泽东提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成为后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口号。当时，天津市的农村规模较小，但也开展了相应的宣传动员。从1955年到1966年，天津市数以万计的城市知识青年响应国家号召，投身边疆、农村建设，为各地经济文化发展奉献了自己的青春。《沽水春澜》是天津老知青群体倡议征编天津知青文史资料活动的一项成果，也是众多老知青共同劳动的结晶。任何一段史实、任何一个社会群体，无论当时的影响多大，如果没有被记录，就进入不了历史，就终有被遗忘的可能。《沽水春澜》尽量真实客观地记录下那段历史，记录知青这一代人在历史中的重要作用。知青群体在求学的年龄被送到农村接受“再教育”，在教育上、在人格的形成上造成的缺失无法弥补，导致他们回城后难以适应急速发展的社会，也导致社会上各个领域尤其是科研文化等领域上出现严重的断层。这种缺陷还直接影响到知青的下一代，这些负面影响，随着时间的延续，还会不断地暴露出来，这也是天津老知青群体出版《沽水春澜》的初衷。
2006年以来，天津老知青群体萌生了征编“天津知青文集”的意愿，本书主编人员陆续进行了报纸、档案文献等查阅工作；天津知青网论坛、天津知青文化艺术网论坛先后开办了相关版块，为知青文史征编工作提供了网络平台。通过网络平台的宣传，将图书出版的意图传到知青的耳边，为记载这段历史奠定了重要的基础。经过了长时间的努力，《沽水春澜》系统地归集整理了“文革”前天津青年学生下乡支边的文献资料及亲历者记述，梳理出较为清晰的历史脉络，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天津“文革”前知青史料存在的零散、遗缺和不系统性，不仅可存档留史，也为进一步整理和研究天津早期知青史提供了基础资料和重要线索。在出版的过程中，笔者查阅了大量的档案、文献记载，采访、联系了百余名亲历者，联络了“文革”前赴各地知识青年群体及相关文集编辑人员。所收文稿除了早期报道，大部分为采访编撰或供稿人提供的第一手材料，其余也多为各群体及其文集编辑人员推荐。笔者尽可能地将这本具有记载历史意义的图书以原貌现象展现给读者。
困难重重，如何突围？
“文革”选题作为图书重大选题之一，如何将这本图书策划好，并且推动社会研究知青史具有重要的意义呢？《沽水春澜》共收录各类文稿150余篇，收录证照、图片400余幅，极具史料价值，是一本充满正能量的知青史料书籍。笔者在出版《沽水春澜》的过程中，遇到了许多以前工作中没有遇到的困难，其主要表现为：
第一，知青个体信息的匮乏。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在下乡支边青年学生的成分结构、个人动因、下乡（场）时间、个人境遇、离乡（场）去向等方面都缺乏统计信息，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缺陷。除此之外，口述史的最大缺陷是随着当事人的故去或不准确的记忆，对很多事件的关节点缺乏翔实而准确的回忆，更有人为因素在内，导致回忆者本人对某些历史节点的有意回避，模糊了原本清晰的历史记忆。作为一部史料结集，如何避免口述史的类似缺陷，弥补这些“致命伤”是很考验编辑的功夫。
第二，文史资料缺陷。由于官方资料的局限，这为《沽水春澜》出版带来了巨大的困难。文献资料和查找能力的不足等各种原因，使史料的涵盖面和史实记述的深度都大有欠缺。这一不足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对地方大背景的描述不足，亦即对天津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政策演变过程，缺乏整体描述与把握，使读者不好理解知青个体命运与政策演变之间的复杂关系。笔者为此通读了关于这方面的史料，几次前往天津到相关部门去了解第一手的资料，为最后的出版和读者的阅读做好铺垫工作。
第三，经费有限如何运作。由于这个选题申请到的出版经费不多，如何在有限的费用里出版一本高质量的史料图书，一直是笔者思考的问题。图书出版后，是否能满足广大“文革”前下乡支边亲历者的需求呢？图书在定稿后，依然有许多当事人听说此事后，要求提供自己的故事，希望自己的经历能被史料记载。面对读者的热情，如何在有限的经费出版高质量图书也是笔者在思考的问题。
史料新思考，出版成焦点
笔者在前期调查时发现，以上山下乡运动当事人的视角编撰知青文史，固然有自身局限性，但也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下乡支边运动亲历者的经历和相关史料，往往是官方档案中所没有的，其自身的境遇及省悟也是其他文献资料难以反映的，可与官方的文献、报道起到相互补充、印证作用。在“文革”前下乡支边的众多亲历者的帮助下，史稿不仅得到史料的线索，还为史稿编写顺序提供了新的思考。其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
第一，设定以年份为主收集史料与以地域为主收集史料的双重线索。全书共分为十三卷，各卷的标题分别为：春雷唤醒北大荒、“一五”建设援四方、耘锄郊野新农民、双燕回翔恋田庄、荒洼拓殖育稻粱等。其中，卷一到卷七是以年份为主收集史料，卷八到卷十三是以地域为主呈现史料。尽管这两条线索存在着交叉现象，但对揭示“文革”前天津知青群体的整体面貌很有帮助。事实证明，这样的编排为讀者阅读《沽水春澜》起到很大的帮助作用，一方面图书可以完整地记录这一段时期的史料，是知青史研究的重大突破；另一方面还有个体的案例史料，方便读者引起共鸣。除此之外，笔者在每卷的最前面都有一篇概括性的介绍文字，对本卷后面的文章起到引领的作用。文字的内容主要是概括某年赴某地上山下乡知青的起因、过程与贡献，并简单地介绍了至今仍然留在当地的部分知青的情况。
第二，史学突破。《沽水春澜》的编写一共历时七年，全书共有50余万字。每卷所收录的文章既有当事人的回忆录，也有编者对当事人的采访记录，还有在报刊上发表的相关文章，可谓搜罗齐全、详尽，具备极高的史料价值。有作者从档案馆、图书馆及其他相关渠道查阅了大量的原始资料，还有亲历者本人珍藏的原始资料以及他们自己的口述或者亲笔写下的回忆文章。《沽水春澜》出版后，送往各省地市的知青纪念馆、博物馆作为知青史料的一部分留存。
《沽水春澜》记载了“文革”前天津青年学生下乡支边的历史脉络，较为集中的文献记载资料，多侧面的当事人经历记述，弥补了这一时期知青史料的不足以及空白，因此受到文史、档案、图书部门以及高校、科研单位和专业人士的关注和肯定，为进一步的史料充集和研究提供了基础资料，也有利于社会上各类人群了解这段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