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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之后，洪水的祸害并没有减弱，相反却有上涨的趋势。毛泽东和周恩来一次次地来到长江及其支流的堤岸上，对着波涛汹涌的江水，发出种种感叹……
作者：尹家民
出版：当代中国出版社
1956年6月，毛泽东发表了《水调歌头·游泳》。词中吟道：“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一代伟人的三峡设想究竟始于何时？三峡工程的上马经历了哪些不为人知的曲折？
时至今日，三峡工程所发挥的作用似乎在人们的想象之中，但接连发生的水患又在人们的意料之外——1998年式惨烈洪灾的阴影似乎仍隐现公众心头，而那些支持或反对三峡工程的专家，都“盼着”一场洪水来印证自己的观点。
2010年，在投资超过1800亿的三峡工程竣工7年之后，一场超过1998年峰值的洪水悄悄越过薄雾中的重庆，注入三峡水库。三峡大坝到底在这场洪水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毛泽东数次接见“长江王”林一山，打趣道：“你能不能找个人替我当国家主席，我帮助你来修三峡。”
新中国成立伊始，出身于农家，深知治水不仅是农业命脉，更是兴国安邦大事的毛泽东便开始考虑治水、治江和防洪的方略了，长江的防洪问题很快便提到了重要议事日程。
长江是一条造福于中国的大江，可其中下游的水灾又极为严重。
1949年夏，荆江——长江流经湖北枝城至湖南岳阳附近的城陵矶这一段，险情频发，无数的生命和财产被洪水无情吞没，毛泽东下定了治理荆江的决心。1950年2月，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提出兴建荆江分洪工程的计划，国庆期间，毛泽东听了汇报。
对于荆江分洪工程，湖北持积极态度，湖南却有顾虑。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的黄克诚说，荆江分洪区蓄满水，就等于在洞庭湖头上顶了一盆水，万一溃口就要水淹湖南，搞得不好湖南出了力等于自己淹自己。
毛泽东亲自过问后，各方面终于达成肯定的一致意见。毛泽东亲自审查设计书，并立即批准兴建该工程。1952年4月5日工程全面开工后，他还专门题词：“为广大人民的利益，争取荆江分洪工程的胜利！”
周恩来请示毛泽东后，从部队抽调了6万人参加分洪工程。原计划100天完工的工程，结果75天就完成了。
1954年7月至8月，长江上游洪峰汹涌而下，长江中下游出现了有水文记录以来历史上最大的洪水，长江和汉江同时告急！江水已经没过了武汉市的最高水位线，江堤险情迭出，荆江大堤危在旦夕。
为了保住荆江大堤，保卫武汉，政府不得不三次动用刚刚完工的荆江分洪工程，分泄了一万流量，使沙市水位下降近一米，保住了荆江大堤，减缓了武汉洪水的上涨速度。
此次大水虽经荆江分洪，减轻了灾害，但仍有4755万亩耕地受淹，受灾人口达1880万人，死亡3万多人，京广铁路停运百日之久，“万里长江，险在荆江”的严峻局面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长江大水时，周恩来正忙于日内瓦印度支那和朝鲜问题会议，进行紧张的国事访问。回国后，他一面组织救灾和恢复生产工作，一面指示长委会要从长江流域规划入手，探求治本之策。
1954年12月中旬，周恩来与毛泽东、刘少奇同乘一列火车南行。专列到达武汉时，林一山被请到列车会议室，领袖们要向他了解长江三峡水利问题——
一见林一山进来，毛泽东就打趣道：“啊，又见到我们的长江王了！你能不能找个人替我当国家主席，我帮助你来修三峡。”
火车轻微地摇晃着，毛泽东仰靠在沙发上，林一山与他相对而坐，刘少奇和周恩来坐在毛泽东的右边。
毛泽东问：“三峡工程在技术上有可能性吗？”
林一山很有把握地说：“如果党中央要在较早的时期内部署，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是可以建成的。”
透过飘散的烟雾，毛泽东望着林一山，继续问：“你的根据是什么？”
林一山答道：“目前苏联正在建设的水利工程，从技术到工程规模，和美国相差不多。因此，美国水利工程师萨凡奇有信心兴建三峡工程，那么，也应相信苏联专家同样有这个水平。如果不用苏联专家的帮助，我们也可以建成三峡工程，但需要在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建成之后。因为丹江口工程规模，也算得上是世界第一流的大工程，我们有了这种经验，就能够胜任三峡工程的设计。”
开发三峡的设想，最早是孙中山在1919年提出的；1936年奥地利人白郎都也提出过；林一山提到的萨凡奇，在1944年研究并提出过“三峡开发初步计划”。但这些设想都因政府腐败、经济凋敝而成了纸上谈兵。
毛泽东又问：“三峡工程的地质情况怎么样？”
林一山答：“根据坑探的结果来看，属于花岗岩地带，只是岩石风化比较严重。坑探30米后，发现了较好的岩层。”
毛泽东颇有一些忧虑：“花岗岩风化最严重的情况会是怎样？”
林一山作了描绘：根据外国资料，花岗岩风化层最深的可达百米。但这里岸边的勘探表明，最深的风化层只有30米。在三峡河段上，有25公里的火成岩，我们才开始从几个点上做了勘探，而在这一段的上一段属于片麻岩，还未勘探过。
刘少奇询问“什么是片麻岩”，毛泽东立刻说：“片麻岩是花岗岩的变质岩，很坚硬，在片麻岩地区选坝址是没有风化问题的。”
在场的人都很惊讶：毛泽东居然掌握了丰富的地质知识。
回到北京不久，毛泽东请周恩来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联系，要求派苏联专家来华帮助长江流域规划工作。布尔加宁很快给周恩来一个复照，答复立即派首批专家12人来华。
苏联专家来后，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认为长江流域规划的各项准备工作充分，可以立即着手三峡工程的设计。
1955年底，周恩来请林一山和苏联专家组组长德米特里也夫斯基一同到北京开会。周恩来主持会议，围绕着治江战略重点应放在哪里，是在猫儿峡还是在三峡修建水库等问题，认真听取了双方的意见。周恩来最后明确指出，三峡水利枢纽有着“对上可以调蓄，对下可以补偿”的独特作用。三峡应是长江流域规划的主体。
德米特里也夫斯基也赞同周恩来的意见，他们帮助找到了三峡三斗坪坝址。长江流域的规划工作和三峡工程的设计工作取得了丰富的成果。
毛泽东闻讯后很高兴。
1956年，毛泽东在武汉三次畅游长江后，将他治理长江的理想写进了著名诗篇：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
何时高峡出平湖？持完全相反意见的“两冤家”聚首南宁会议，“御前”争论初见分晓
1958年1月11日至22日，毛泽东在广西南宁主持召开了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即后来所说的“南宁会议”。这次会议除讨论1958年的国民经济计划预算、批判“反冒进”外，再就是听取有关长江流域规划和三峡问题的汇报。
在“跃进”的气氛之下，“大干快上”三峡工程也成了一个重要议题。毛泽东要秘书田家英派飞机将林一山接来。田家英向毛泽东说李锐（时任电力工业部部长助理兼水电总局局长）有不同意见，是否请他也来？毛泽东同意了。
于是，一架专机载上李锐从北京出发，在武汉停留时又捎上了林一山——
林一山让秘书带了个大皮箱，装了满满一箱资料，可谓胸有成竹；李锐虽然带的材料不多，但在写文章时曾参考过大量资料，观点和材料都装在脑子里，所以也是安定自若。
近中午时，专机到达南宁，两人住进一栋新盖的宾馆。当天晚上，“两个冤家”参加了接近尾声的南宁会议。
他们的住处离毛泽东住的“明园”不远，会议就在会客室里开。中间放了一张长条桌，大家围桌而坐。林一山和李锐被安排在毛泽东的正对面，毛泽东的两边是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等。
大家坐定后，毛泽东即要林、李二人开腔。他先问林一山：“你要讲多少时间？”
林一山答：“要两个小时。”
又问李锐：“你要几个小时？”
李锐说：“我只要半小时。”
一番谦让之后，林一山先讲。他从长江洪水灾害谈起，强调三峡工程在解决长江防洪中的关键作用，并列举了三峡工程的航运、电力、南水北调等方面的巨大效益，然后又谈了三峡工程的投资估算和分析。当说到三峡工程造价只需要72亿元时，毛泽东指着茶几上一堆资料说：“怎么少了，过去不是提160多亿元吗？”
林一山解释：“经过科研，有些突破，因而能省一些。”
周恩来问林一山：“三峡电站装机由2500万千瓦减到500万千瓦，50亿元够不够？”
“够了。”
毛泽东欣赏林一山的直率，他手指林一山说：“那好吧，就按你说的这个造价，少装机，先把大坝修起来防洪。不过，中央决定上马后，你会不会又说不够了？”
林一山说：“不会。”
毛泽东又问：“为什么呢？”
林一山回答：“我们不搞‘上马预算’，我们都算清了；没算清的，从多不从少。”
毛泽东点了点头。
轮到李锐讲就比较简单，他首先讲长江不同于黄河，自古以来是条好河，是世界大河中数得着的黄金水道，泥沙也不如黄河的严重。他特别强调，现在修建三峡水库，涉及移民问题，如坝高200米，估计移民至少要105万人，极为困难。他认为修建三峡，主要是一个大水电站的作用，三峡水库防洪能保护荆江大堤，但对武汉不起作用。
李锐又说到左右三峡修建时间的是国家财力，是经济发展的需要，是电力而不是防洪；三峡工程投资巨大，而用电企业投资一般又为电站本身投资的五到十倍，按水库高程200米，一个装机近2000万千瓦、能发1000亿度以上电的大电站，何年需要投入呢？中国要几十年后才可能有此需要。三峡工程技术问题又很复杂，其他如国防也是问题，同世界形势有关。
毛泽东这时插话：“三峡这样的工程当然会吸引敌人的注意，决不能遭受破坏。”
两个人都讲完了，毛泽东发言：“讲了还不算数，你们两人各写一篇文章，不怕长，三天交卷。第三天晚上再来开三峡的会。”
“我不行，我不会写文章。”林一山怕自己写不好。
“为什么？”毛泽东感到奇怪。
“我只能用我的国语水平勉强来表达我的工作经验，至于文学创作，我是不行的。”
毛泽东坚持：“我要考考你，你能不能写个像样的文章，让王任重给你当政治委员好不好？”
林一山知道毛泽东又在开玩笑：“行啊，省委书记当政治委员还有不好的！”
李锐是个秀才，不怕写文章，但事起仓促，一直到第三天早晨才写成。
第三天晚上，仍在原处开会，仍是毛泽东先讲，说李锐的文章写得好，意思清楚，内容具体，论战可以服人，特别赞赏他文章中有关电站容量跟电网及全国电力的比重关系，以及坝址地质条件的说明。关于三峡问题，毛泽东说中央并没有要修建的决定，对三峡他还是有兴趣的。如果今后15年能建成，那是赶上美国的问题。还有原子弹问题，太集中了也不好，还得有别的电站。水力用之不竭，应当多搞水电，加快发展水电，“水主火辅”嘛。毛泽东最后指着李锐说：“我们要有这样的秀才，大家都要注意培养秀才！”
毛泽东把李锐的文章还给李锐：“这是你的。你当我的秘书吧。”
李锐毫无思想准备，连忙说：“我当不了，水电业务忙得很。”旁边也有人帮着李锐说话。
毛泽东说得很轻松，但不改初衷：“是兼职的嘛。”
他又把林一山的文章递还，说：“这个给你，三峡还是归你负责。”
毛泽东又转身对周恩来说：“三峡的问题，你来管吧！”
周恩来谦让着：“这么大的事，还是请主席管。”
毛泽东道：“我那么忙，哪有这么多时间来管呢？还是你来管。”
刘少奇也说：“恩来同志能领会主席意图，还是请恩来同志挂帅。”
周恩来不好再推：“好，我来管。”
毛泽东脸上浮起笑容，并伸出四个指头：“好吧，你来管，一年抓四次。”
周恩来踏勘三峡中堡岛，接连发问：“需不需要修建三峡大坝，能不能修建三峡大坝，是不是要争取提前修建这个工程？”争论在继续……
南宁会议后，周恩来访问朝鲜归来，风尘仆仆乘火车赶到武汉。2月26日，周恩来在李富春、李先念的陪同下，率领中央各部委、省市负责人以及各方面专家100多人，乘“江峡”号客轮溯江而上，开始对三峡地区的考察——
那几天，天气阴沉，鹅毛大雪纷纷扬扬。上岸后，周恩来头戴一顶皮帽，身着黑灰色呢子大衣，不一会儿，他身上也白花花的一片。他站在荆江大堤上，仔细听林一山等人的情况介绍，询问这一带的历史沿革和抗洪情况。
林一山抹着脸上的雪花，对周恩来恳切地说：“为了确保荆江大堤，必须尽早修建三峡大坝。大汛时把大量洪水拦住，可降低荆江水位，即使再遇到1954年那样的洪水，分洪区也可不用。”
江风掠过江岸，一阵紧似一阵，周恩来环视四周，告诫林一山：“我站在荆江大堤上，却感到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在三峡大坝未兴建之前，洪水的威胁依然存在，荆江大堤一定要加固加高。”
下午2时，周恩来来到沙市，顾不上吃午饭，匆匆吃了几块点心，就同荆江地委负责人座谈治理荆江和加固大堤问题。他指着地图上九曲回肠的荆江，嘱咐着：“长江是个不平凡的对手，不能等闲视之！我们要从全国人民的利益出发，从长江中下游出发，以修建三峡大坝为主要工程，从根本上解决长江的防洪问题。”
一小时之后，他又乘“江峡”号西上视察三峡。
3月1日上午，“江峡”号在南津关下牢溪附近泊岸。周恩来健步踏着青石板路，攀上了南津关制高点，环视大江东去，还看了三游洞和打的斜钻孔，了解了溶洞情况。下午，周恩来和大家到中堡岛实地观察。
在一个土台上，李镇南总工程师摊开设计图纸，汇报了三峡枢纽布置及施工方案，周恩来对照地形作了详尽的了解。在观看地质钻探岩芯时，周恩来取出一截岩芯，反复观看，爱不释手。他说了自己的想法：“光我们说好，还不行呵！能带一截岩芯给毛主席看看，让主席也高兴高兴才好。”他回头问地质人员：“能让我带走一截岩芯吗？”
地质人员回答：“当然可以！能献给毛主席一截岩芯，太好了！”
周恩来从岩芯箱中拿起岩芯牌，按照管理制度，在编号卡片上签了“周恩来”三个字。这块岩芯后来带到了北京，珍藏在总理办公桌上的一个玻璃罩中。
3月2日上午，周恩来在船上主持开会，苏联专家组组长德米特里也夫斯基汇报了三峡水利枢纽建设的技术、造价、工程期限等问题，认为建设三峡大坝的综合效益是肯定的，技术上是有把握的。
3月3日，周恩来在船上主持讨论，要求各位敞开思想，各抒己见。这次讨论的主题是：需不需要修建三峡大坝，能不能修建三峡大坝，是不是要争取提前修建这个工程。他边听发言，边做记录。这是林一山与李锐争论的老问题，在南宁会议上，两人各自力陈了自己的主张。这天讨论，“两个冤家”又到场，李锐仍不同意林一山的意见，他认为三峡工程综合效益很理想，但不同意以三峡作为控制利用长江水利资源的主体，他说，应该先开发支流，先小后大，先近期后远期。长江防洪问题不大，加高堤防就可解决。李锐发言后，周恩来让钱正英（时任水利部副部长）谈谈。钱正英赞成修建三峡水利工程，不同意李锐的意见。还有人说了别的主张，争论的气氛很浓。
3月6日，周恩来在重庆主持讨论了林一山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总结纪要》，周恩来全面总结了几天来讨论的情况，并传达了毛泽东关于三峡的指示：如有可能，就要积极准备，充分可靠。
3月8日，中共中央在成都举行会议，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和中央有关部门及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了会议。毛泽东建议“三峡问题，就在这里解决”。
在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周恩来在大组会上作了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报告，25日，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周恩来的报告。
毛泽东认真审阅了周恩来的报告，并在报告的第一项中加写了一句话：“从国家长远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条件两个方面考虑，三峡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
4月5日，政治局会议批准了周恩来的报告。
可以说，三峡工程的预想，是毛泽东“大胆设想”和周恩来“小心求证”风格的完美结合。
两位伟人的梦想终实现！国歌声中，每一个音符都仿佛在呼唤两个名字：毛泽东与周恩来
正如两位伟人所期冀的那样，有关三峡问题一直在“积极准备”，一直在争论，不论是大刀阔斧，还是小心翼翼，争论中的三峡问题一直在朝前走。
1970年，在丹江口水库建成后，水力部门建议先上三峡下游较小规模的葛洲坝水利枢纽，以解决电力发展的需要。周恩来主持研究后，同意这个建议，并认为葛洲坝工程可作三峡的实战准备。很快，毛泽东批准了先上葛洲坝工程的意见。但是，在当时那种动乱形势下，下边一听到毛主席批准了，就自行放炮开工，根本没有报批设计，形成严重失控。
钱正英于1971年初从国外访问回来，即受命去工地检查工作，发现设计方案还存在严重问题。周恩来连续听了几次汇报，决定修改设计。但在边设计边施工的情况下，工作却越来越被动，施工中还发生了严重事故。这对于一个大型工程来说实在是致命伤。
1972年11月，周恩来抱病召集会议，听取钱正英等的汇报。会议最后决定，立即成立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以林一山为主任，负责制定设计方案和解决建设中的各项技术问题。
1974年9月，经周恩来批准，葛洲坝工程于当年底重新开工，从此进展顺利，然而此时的周恩来已经进行了癌症的第一次手术。当葛洲坝截流成功之时，周恩来的骨灰已经撒进江河大海。
转眼间，20年过去了。
1994年12月14日，两位伟人的梦想终于实现：在毛泽东关注、周恩来亲自踏勘过的三峡中堡岛上，长江三峡工程开工的礼炮炸响了几代人的夙愿！国歌声中，每一个音符都仿佛在呼唤两个名字：毛泽东与周恩来……
编撰：紫镯
作者：尹家民
出版：当代中国出版社
1956年6月，毛泽东发表了《水调歌头·游泳》。词中吟道：“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一代伟人的三峡设想究竟始于何时？三峡工程的上马经历了哪些不为人知的曲折？
时至今日，三峡工程所发挥的作用似乎在人们的想象之中，但接连发生的水患又在人们的意料之外——1998年式惨烈洪灾的阴影似乎仍隐现公众心头，而那些支持或反对三峡工程的专家，都“盼着”一场洪水来印证自己的观点。
2010年，在投资超过1800亿的三峡工程竣工7年之后，一场超过1998年峰值的洪水悄悄越过薄雾中的重庆，注入三峡水库。三峡大坝到底在这场洪水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毛泽东数次接见“长江王”林一山，打趣道：“你能不能找个人替我当国家主席，我帮助你来修三峡。”
新中国成立伊始，出身于农家，深知治水不仅是农业命脉，更是兴国安邦大事的毛泽东便开始考虑治水、治江和防洪的方略了，长江的防洪问题很快便提到了重要议事日程。
长江是一条造福于中国的大江，可其中下游的水灾又极为严重。
1949年夏，荆江——长江流经湖北枝城至湖南岳阳附近的城陵矶这一段，险情频发，无数的生命和财产被洪水无情吞没，毛泽东下定了治理荆江的决心。1950年2月，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提出兴建荆江分洪工程的计划，国庆期间，毛泽东听了汇报。
对于荆江分洪工程，湖北持积极态度，湖南却有顾虑。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的黄克诚说，荆江分洪区蓄满水，就等于在洞庭湖头上顶了一盆水，万一溃口就要水淹湖南，搞得不好湖南出了力等于自己淹自己。
毛泽东亲自过问后，各方面终于达成肯定的一致意见。毛泽东亲自审查设计书，并立即批准兴建该工程。1952年4月5日工程全面开工后，他还专门题词：“为广大人民的利益，争取荆江分洪工程的胜利！”
周恩来请示毛泽东后，从部队抽调了6万人参加分洪工程。原计划100天完工的工程，结果75天就完成了。
1954年7月至8月，长江上游洪峰汹涌而下，长江中下游出现了有水文记录以来历史上最大的洪水，长江和汉江同时告急！江水已经没过了武汉市的最高水位线，江堤险情迭出，荆江大堤危在旦夕。
为了保住荆江大堤，保卫武汉，政府不得不三次动用刚刚完工的荆江分洪工程，分泄了一万流量，使沙市水位下降近一米，保住了荆江大堤，减缓了武汉洪水的上涨速度。
此次大水虽经荆江分洪，减轻了灾害，但仍有4755万亩耕地受淹，受灾人口达1880万人，死亡3万多人，京广铁路停运百日之久，“万里长江，险在荆江”的严峻局面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长江大水时，周恩来正忙于日内瓦印度支那和朝鲜问题会议，进行紧张的国事访问。回国后，他一面组织救灾和恢复生产工作，一面指示长委会要从长江流域规划入手，探求治本之策。
1954年12月中旬，周恩来与毛泽东、刘少奇同乘一列火车南行。专列到达武汉时，林一山被请到列车会议室，领袖们要向他了解长江三峡水利问题——
一见林一山进来，毛泽东就打趣道：“啊，又见到我们的长江王了！你能不能找个人替我当国家主席，我帮助你来修三峡。”
火车轻微地摇晃着，毛泽东仰靠在沙发上，林一山与他相对而坐，刘少奇和周恩来坐在毛泽东的右边。
毛泽东问：“三峡工程在技术上有可能性吗？”
林一山很有把握地说：“如果党中央要在较早的时期内部署，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是可以建成的。”
透过飘散的烟雾，毛泽东望着林一山，继续问：“你的根据是什么？”
林一山答道：“目前苏联正在建设的水利工程，从技术到工程规模，和美国相差不多。因此，美国水利工程师萨凡奇有信心兴建三峡工程，那么，也应相信苏联专家同样有这个水平。如果不用苏联专家的帮助，我们也可以建成三峡工程，但需要在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建成之后。因为丹江口工程规模，也算得上是世界第一流的大工程，我们有了这种经验，就能够胜任三峡工程的设计。”
开发三峡的设想，最早是孙中山在1919年提出的；1936年奥地利人白郎都也提出过；林一山提到的萨凡奇，在1944年研究并提出过“三峡开发初步计划”。但这些设想都因政府腐败、经济凋敝而成了纸上谈兵。
毛泽东又问：“三峡工程的地质情况怎么样？”
林一山答：“根据坑探的结果来看，属于花岗岩地带，只是岩石风化比较严重。坑探30米后，发现了较好的岩层。”
毛泽东颇有一些忧虑：“花岗岩风化最严重的情况会是怎样？”
林一山作了描绘：根据外国资料，花岗岩风化层最深的可达百米。但这里岸边的勘探表明，最深的风化层只有30米。在三峡河段上，有25公里的火成岩，我们才开始从几个点上做了勘探，而在这一段的上一段属于片麻岩，还未勘探过。
刘少奇询问“什么是片麻岩”，毛泽东立刻说：“片麻岩是花岗岩的变质岩，很坚硬，在片麻岩地区选坝址是没有风化问题的。”
在场的人都很惊讶：毛泽东居然掌握了丰富的地质知识。
回到北京不久，毛泽东请周恩来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联系，要求派苏联专家来华帮助长江流域规划工作。布尔加宁很快给周恩来一个复照，答复立即派首批专家12人来华。
苏联专家来后，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认为长江流域规划的各项准备工作充分，可以立即着手三峡工程的设计。
1955年底，周恩来请林一山和苏联专家组组长德米特里也夫斯基一同到北京开会。周恩来主持会议，围绕着治江战略重点应放在哪里，是在猫儿峡还是在三峡修建水库等问题，认真听取了双方的意见。周恩来最后明确指出，三峡水利枢纽有着“对上可以调蓄，对下可以补偿”的独特作用。三峡应是长江流域规划的主体。
德米特里也夫斯基也赞同周恩来的意见，他们帮助找到了三峡三斗坪坝址。长江流域的规划工作和三峡工程的设计工作取得了丰富的成果。
毛泽东闻讯后很高兴。
1956年，毛泽东在武汉三次畅游长江后，将他治理长江的理想写进了著名诗篇：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
何时高峡出平湖？持完全相反意见的“两冤家”聚首南宁会议，“御前”争论初见分晓
1958年1月11日至22日，毛泽东在广西南宁主持召开了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即后来所说的“南宁会议”。这次会议除讨论1958年的国民经济计划预算、批判“反冒进”外，再就是听取有关长江流域规划和三峡问题的汇报。
在“跃进”的气氛之下，“大干快上”三峡工程也成了一个重要议题。毛泽东要秘书田家英派飞机将林一山接来。田家英向毛泽东说李锐（时任电力工业部部长助理兼水电总局局长）有不同意见，是否请他也来？毛泽东同意了。
于是，一架专机载上李锐从北京出发，在武汉停留时又捎上了林一山——
林一山让秘书带了个大皮箱，装了满满一箱资料，可谓胸有成竹；李锐虽然带的材料不多，但在写文章时曾参考过大量资料，观点和材料都装在脑子里，所以也是安定自若。
近中午时，专机到达南宁，两人住进一栋新盖的宾馆。当天晚上，“两个冤家”参加了接近尾声的南宁会议。
他们的住处离毛泽东住的“明园”不远，会议就在会客室里开。中间放了一张长条桌，大家围桌而坐。林一山和李锐被安排在毛泽东的正对面，毛泽东的两边是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等。
大家坐定后，毛泽东即要林、李二人开腔。他先问林一山：“你要讲多少时间？”
林一山答：“要两个小时。”
又问李锐：“你要几个小时？”
李锐说：“我只要半小时。”
一番谦让之后，林一山先讲。他从长江洪水灾害谈起，强调三峡工程在解决长江防洪中的关键作用，并列举了三峡工程的航运、电力、南水北调等方面的巨大效益，然后又谈了三峡工程的投资估算和分析。当说到三峡工程造价只需要72亿元时，毛泽东指着茶几上一堆资料说：“怎么少了，过去不是提160多亿元吗？”
林一山解释：“经过科研，有些突破，因而能省一些。”
周恩来问林一山：“三峡电站装机由2500万千瓦减到500万千瓦，50亿元够不够？”
“够了。”
毛泽东欣赏林一山的直率，他手指林一山说：“那好吧，就按你说的这个造价，少装机，先把大坝修起来防洪。不过，中央决定上马后，你会不会又说不够了？”
林一山说：“不会。”
毛泽东又问：“为什么呢？”
林一山回答：“我们不搞‘上马预算’，我们都算清了；没算清的，从多不从少。”
毛泽东点了点头。
轮到李锐讲就比较简单，他首先讲长江不同于黄河，自古以来是条好河，是世界大河中数得着的黄金水道，泥沙也不如黄河的严重。他特别强调，现在修建三峡水库，涉及移民问题，如坝高200米，估计移民至少要105万人，极为困难。他认为修建三峡，主要是一个大水电站的作用，三峡水库防洪能保护荆江大堤，但对武汉不起作用。
李锐又说到左右三峡修建时间的是国家财力，是经济发展的需要，是电力而不是防洪；三峡工程投资巨大，而用电企业投资一般又为电站本身投资的五到十倍，按水库高程200米，一个装机近2000万千瓦、能发1000亿度以上电的大电站，何年需要投入呢？中国要几十年后才可能有此需要。三峡工程技术问题又很复杂，其他如国防也是问题，同世界形势有关。
毛泽东这时插话：“三峡这样的工程当然会吸引敌人的注意，决不能遭受破坏。”
两个人都讲完了，毛泽东发言：“讲了还不算数，你们两人各写一篇文章，不怕长，三天交卷。第三天晚上再来开三峡的会。”
“我不行，我不会写文章。”林一山怕自己写不好。
“为什么？”毛泽东感到奇怪。
“我只能用我的国语水平勉强来表达我的工作经验，至于文学创作，我是不行的。”
毛泽东坚持：“我要考考你，你能不能写个像样的文章，让王任重给你当政治委员好不好？”
林一山知道毛泽东又在开玩笑：“行啊，省委书记当政治委员还有不好的！”
李锐是个秀才，不怕写文章，但事起仓促，一直到第三天早晨才写成。
第三天晚上，仍在原处开会，仍是毛泽东先讲，说李锐的文章写得好，意思清楚，内容具体，论战可以服人，特别赞赏他文章中有关电站容量跟电网及全国电力的比重关系，以及坝址地质条件的说明。关于三峡问题，毛泽东说中央并没有要修建的决定，对三峡他还是有兴趣的。如果今后15年能建成，那是赶上美国的问题。还有原子弹问题，太集中了也不好，还得有别的电站。水力用之不竭，应当多搞水电，加快发展水电，“水主火辅”嘛。毛泽东最后指着李锐说：“我们要有这样的秀才，大家都要注意培养秀才！”
毛泽东把李锐的文章还给李锐：“这是你的。你当我的秘书吧。”
李锐毫无思想准备，连忙说：“我当不了，水电业务忙得很。”旁边也有人帮着李锐说话。
毛泽东说得很轻松，但不改初衷：“是兼职的嘛。”
他又把林一山的文章递还，说：“这个给你，三峡还是归你负责。”
毛泽东又转身对周恩来说：“三峡的问题，你来管吧！”
周恩来谦让着：“这么大的事，还是请主席管。”
毛泽东道：“我那么忙，哪有这么多时间来管呢？还是你来管。”
刘少奇也说：“恩来同志能领会主席意图，还是请恩来同志挂帅。”
周恩来不好再推：“好，我来管。”
毛泽东脸上浮起笑容，并伸出四个指头：“好吧，你来管，一年抓四次。”
周恩来踏勘三峡中堡岛，接连发问：“需不需要修建三峡大坝，能不能修建三峡大坝，是不是要争取提前修建这个工程？”争论在继续……
南宁会议后，周恩来访问朝鲜归来，风尘仆仆乘火车赶到武汉。2月26日，周恩来在李富春、李先念的陪同下，率领中央各部委、省市负责人以及各方面专家100多人，乘“江峡”号客轮溯江而上，开始对三峡地区的考察——
那几天，天气阴沉，鹅毛大雪纷纷扬扬。上岸后，周恩来头戴一顶皮帽，身着黑灰色呢子大衣，不一会儿，他身上也白花花的一片。他站在荆江大堤上，仔细听林一山等人的情况介绍，询问这一带的历史沿革和抗洪情况。
林一山抹着脸上的雪花，对周恩来恳切地说：“为了确保荆江大堤，必须尽早修建三峡大坝。大汛时把大量洪水拦住，可降低荆江水位，即使再遇到1954年那样的洪水，分洪区也可不用。”
江风掠过江岸，一阵紧似一阵，周恩来环视四周，告诫林一山：“我站在荆江大堤上，却感到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在三峡大坝未兴建之前，洪水的威胁依然存在，荆江大堤一定要加固加高。”
下午2时，周恩来来到沙市，顾不上吃午饭，匆匆吃了几块点心，就同荆江地委负责人座谈治理荆江和加固大堤问题。他指着地图上九曲回肠的荆江，嘱咐着：“长江是个不平凡的对手，不能等闲视之！我们要从全国人民的利益出发，从长江中下游出发，以修建三峡大坝为主要工程，从根本上解决长江的防洪问题。”
一小时之后，他又乘“江峡”号西上视察三峡。
3月1日上午，“江峡”号在南津关下牢溪附近泊岸。周恩来健步踏着青石板路，攀上了南津关制高点，环视大江东去，还看了三游洞和打的斜钻孔，了解了溶洞情况。下午，周恩来和大家到中堡岛实地观察。
在一个土台上，李镇南总工程师摊开设计图纸，汇报了三峡枢纽布置及施工方案，周恩来对照地形作了详尽的了解。在观看地质钻探岩芯时，周恩来取出一截岩芯，反复观看，爱不释手。他说了自己的想法：“光我们说好，还不行呵！能带一截岩芯给毛主席看看，让主席也高兴高兴才好。”他回头问地质人员：“能让我带走一截岩芯吗？”
地质人员回答：“当然可以！能献给毛主席一截岩芯，太好了！”
周恩来从岩芯箱中拿起岩芯牌，按照管理制度，在编号卡片上签了“周恩来”三个字。这块岩芯后来带到了北京，珍藏在总理办公桌上的一个玻璃罩中。
3月2日上午，周恩来在船上主持开会，苏联专家组组长德米特里也夫斯基汇报了三峡水利枢纽建设的技术、造价、工程期限等问题，认为建设三峡大坝的综合效益是肯定的，技术上是有把握的。
3月3日，周恩来在船上主持讨论，要求各位敞开思想，各抒己见。这次讨论的主题是：需不需要修建三峡大坝，能不能修建三峡大坝，是不是要争取提前修建这个工程。他边听发言，边做记录。这是林一山与李锐争论的老问题，在南宁会议上，两人各自力陈了自己的主张。这天讨论，“两个冤家”又到场，李锐仍不同意林一山的意见，他认为三峡工程综合效益很理想，但不同意以三峡作为控制利用长江水利资源的主体，他说，应该先开发支流，先小后大，先近期后远期。长江防洪问题不大，加高堤防就可解决。李锐发言后，周恩来让钱正英（时任水利部副部长）谈谈。钱正英赞成修建三峡水利工程，不同意李锐的意见。还有人说了别的主张，争论的气氛很浓。
3月6日，周恩来在重庆主持讨论了林一山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总结纪要》，周恩来全面总结了几天来讨论的情况，并传达了毛泽东关于三峡的指示：如有可能，就要积极准备，充分可靠。
3月8日，中共中央在成都举行会议，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和中央有关部门及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了会议。毛泽东建议“三峡问题，就在这里解决”。
在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周恩来在大组会上作了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报告，25日，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周恩来的报告。
毛泽东认真审阅了周恩来的报告，并在报告的第一项中加写了一句话：“从国家长远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条件两个方面考虑，三峡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
4月5日，政治局会议批准了周恩来的报告。
可以说，三峡工程的预想，是毛泽东“大胆设想”和周恩来“小心求证”风格的完美结合。
两位伟人的梦想终实现！国歌声中，每一个音符都仿佛在呼唤两个名字：毛泽东与周恩来
正如两位伟人所期冀的那样，有关三峡问题一直在“积极准备”，一直在争论，不论是大刀阔斧，还是小心翼翼，争论中的三峡问题一直在朝前走。
1970年，在丹江口水库建成后，水力部门建议先上三峡下游较小规模的葛洲坝水利枢纽，以解决电力发展的需要。周恩来主持研究后，同意这个建议，并认为葛洲坝工程可作三峡的实战准备。很快，毛泽东批准了先上葛洲坝工程的意见。但是，在当时那种动乱形势下，下边一听到毛主席批准了，就自行放炮开工，根本没有报批设计，形成严重失控。
钱正英于1971年初从国外访问回来，即受命去工地检查工作，发现设计方案还存在严重问题。周恩来连续听了几次汇报，决定修改设计。但在边设计边施工的情况下，工作却越来越被动，施工中还发生了严重事故。这对于一个大型工程来说实在是致命伤。
1972年11月，周恩来抱病召集会议，听取钱正英等的汇报。会议最后决定，立即成立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以林一山为主任，负责制定设计方案和解决建设中的各项技术问题。
1974年9月，经周恩来批准，葛洲坝工程于当年底重新开工，从此进展顺利，然而此时的周恩来已经进行了癌症的第一次手术。当葛洲坝截流成功之时，周恩来的骨灰已经撒进江河大海。
转眼间，20年过去了。
1994年12月14日，两位伟人的梦想终于实现：在毛泽东关注、周恩来亲自踏勘过的三峡中堡岛上，长江三峡工程开工的礼炮炸响了几代人的夙愿！国歌声中，每一个音符都仿佛在呼唤两个名字：毛泽东与周恩来……
编撰：紫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