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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国平先生曾说：“有趣的是，这是一个多么无趣的时代。我朝四周看，看见人人都在忙碌，脸上挂着疲惫、贪婪或无奈，眼中没有兴趣的光芒。我看见许多有趣的事物正在毁灭，许多无趣的现象正在蔓延。”
在这样的时代，你还有梦吗？
杨澜说：“中国梦是国家能给每个人提供实现梦想的机会。是个人在跌倒之后，还能勇敢继续。”
如果你的梦还在沉睡，为什么不去把它唤醒，并努力实现它。
上一次见杨澜，是去观摩《杨澜访谈录》一期节目的录制，当记者和同行的媒体朋友跟随访谈嘉宾到达演播室时，杨澜已经化好妆，精致干练，如我们每个人的想象。她对大家礼貌微笑，与嘉宾寒暄、沟通采访细节，录制中，甚至提醒嘉宾喝水、整理衬衫。一切有序有度。
这一次，出现在记者面前的她，衬衣长裤，风风火火，只是素颜出卖了些许疲惫，但当她看着你时，眼睛的明亮与干净，还是令记者有些惊讶。
采访时间在两周前敲定，阳光媒体集团的工作人员对记者说，“杨澜的时间安排非常紧凑，常以小时来计，除了栏目，还要负责集团运营，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希望采访时间不要拖延”。
为此，记者与本刊摄影师提前一天，来到安家楼路50号院阳光媒体集团所在地，进行拍摄踩点和准备。
这是BQ对每一次采访的尊重态度。
我们的主题是中国梦，在记者曾听过的相关演讲中，有两段话印象深刻，其一，龙应台讲：“我深深盼望见到的，是一个用文明尺度来检验自己的中国，这样的中国，因为自信，所以开阔；因为开阔，所以包容；因为包容，所以它的力量更柔韧、更长远。当它文明的力量柔韧长远的时候，它对整个人类的和平都会有关键的贡献。”
其二，易中天说：“我们中国人，几千年来，做了三个梦：天下梦、国家梦、个人梦，天下梦是大同梦，国家梦是强国梦，个人梦是幸福梦。他们互为前提、彼此成全。”他强调尊重个人意志，给予选择自由，“我们现在的中国梦，就是可以不再集体做梦，可以在同一个体制下，同一个框架里做梦，可以随便做梦，想怎么做梦就怎么做梦，甚至可以同床异梦”。
每个人都有梦，眼前纤瘦的杨澜，曾被评为“能推动中国前进，重塑中国形象”的新时代女性代表，她的中国梦又是怎样的？
我们的谈话，从笼罩着她的各种“头衔”轻松开始了。
不只是喉和舌，还要有脑和心
“知性优雅的著名媒体人、最有影响力的中国女性 ......”还没等记者笑着列举完，杨澜也笑了，“这太可怕了，千万别这么讲，如果把本职的工作做好，很多社会上的荣誉会向你聚集，对我来说核心的东西没有改变，我是做媒体的，其他的社会角色都是逐渐附加的，所谓皮之不存毛之焉附，我最初就是想成为一名职业女性而已”。
1990年，杨澜将从北外毕业的那一年，中央电视台《正大综艺》去北外招主持人，这也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央台第一次在社会上招聘，且不以播音和传媒专业为限。
“他们想找一个甜美、纯情的女主持人，我想，为什么不能有一个职业女性的形象，女性为什么不能在电视上表达自己独立和成熟的见解？为什么只能做陪衬和辅助性的工作？其实我最初进传媒圈，就是有这么一点不服气。”
《正大综艺》大概是中央台第一个不需要主持人按部就班念稿子的节目，可以说自己的感受和好恶。在节目中，由赵忠祥代表受传统文化影响深、相对中庸的社会主流观点，而杨澜更多地代表有一定国际视野，有一点叛逆精神的年轻人，一老一少，形成某种冲突又愉悦的气场。
“感谢赵老师能允许我对他进行调侃，我将这称为柔性的对抗，其实这都预示着时代不一样了。”
但仍有一个事情还是可以反映当时整个舆论的环境跟今天有着多大的不同，杨澜说道：“第一集《正大综艺》节目，我说，‘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为大家在茶余饭后增添一些生活的乐趣’。为了这句今天听来平常的话，我当时还受到了批评。领导说‘我们的媒体是教育人民，引导人民的，怎么能是茶余饭后的乐趣呢？’认为我的话不得体。”
如今听着像笑话，但也说明了我们社会的进步。杨澜用跳探戈来比喻：可能跳两步退一步，但总体是在前进的。
“过去电视主持人，只被强调喉舌的作用，只是喉和舌，而不是脑和心。从我们那一代开始，已经逐渐允许让你有脑和心了，有时候不在于你能说什么，还在于你可以不说什么。你有沉默的权利，这一切都给个性以空间。”
什么是中国梦？她说，就是唤醒民众意识，有越来越多的脑和心。这样的中国才会进步。
长自己的才干总不是错的
杨澜仿佛是一路都被光环簇拥的人，但她自己却说“其实我从来没有顺利过。”
大抵你要做突破常规的事情，就要承受风险和压力。
“刚做主持人第一年，和姜昆合作结束时，节目组想换掉我，我那时也有委屈和恐慌，刚进入社会时是被选择的状态，你不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但是那次惊吓，也鞭策我去学习电视台前幕后的其他知识。”
两年后，杨澜拿到了全国社科专题类节目的最佳编导奖。
“我当时就想，如果我会的本事不光主持这一项是不是就难以替代呢？包括去美国留学，我也是想趁年轻多学一些东西，其实也表明我当时不是位置很稳。”
初入职场总是被选择的状态，不能保证所有对你的决定是公平的，但回头来看，也未见得就那么不公平。
杨澜说道：“青春也是自私的，因为很少能站在全局的角度考虑，而多是从自身来考虑对我是否公平。未见得谁故意对你不公平，但是过程中你能掌握的是自己，你去学习，增长自己的才干总不是错的。”
随后，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学习过程想必杨澜也付出了巨大努力，在毕业的那一年，她做出了介绍美国社会与文化的节目《杨澜视线》，同时也孕育了第一个宝宝。在事业与生活的双轨奔驰。第二年，她又成为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公共事务学院咨询委员会中最年轻的委员。
“我不想做一个靠青春吃饭的花瓶，所以那时辞职、出国留学，仅凭青春靓丽、伶牙俐齿的职业道路走不远，我希望我的职业之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逐渐增值的。回头看出道这 22年，我最重要的决定，是最初树立的要做有实力的职业女性，其他都是后面逐渐附加的。” 与老一辈不同，他们中的大多数在工作的第一天大概就能料想到退休是什么样子，学什么专业，在哪里工作，选择的余地和意识都很少。而在杨澜的履历中，我们却看到诸多出人意料的选择。
什么是中国梦？她说，在于国家能赋予个人更多自由发展的空间，让每个人有选择的机会，凡是别人强加给你的选择，无论初衷是怎么样的，多少都让人会抗拒。
黯然退场还是微笑继续，我选择了后者
留在美国，还是回国，对杨澜来说，并不是困难的选择。
回到国内的杨澜选择停留的站点叫做凤凰卫视。
1997年初，凤凰卫视为杨澜配备了一个编导、一个统筹，加上兼职策划的曹景行，还有杨澜本人，总共“三个半人”，创办了一对一的访谈节目《杨澜工作室》。两年时间，一百期节目，三人半团队，这就是《杨澜工作室》的制作简史。
1999年，杨澜离开凤凰卫视，开始孕育自己的第二个孩子。
彼时，中国鼓励媒介与市场互动的政策佳音，加上境外专业化收费频道成功运营的刺激，让一直怀揣人文梦想的杨澜热血奔涌，她认为电视节目不能简单依靠迎合观众来生存，而应该引领观众获取有价值的内容信息。
本着这样的信念，有孕在身的杨澜决定成立理想中的电视专业化频道“阳光卫视”，打造中国的 History和 Discovery频道。
在阳光卫视运营的第三个年头，杨澜执掌的这个专业频道日渐式微的迹象越来越明显，收视群和收视率始终上不去，但阳光卫视的投入却并不因此而稍有减少。
2003年 6月的一天，她决定将阳光卫视70%的股权出售给星美传媒集团。自此，退出了卫星电视的运营，走上了从“卫星电视运营商”向“电视内容提供商”转型的道路。
任何痛苦与磨砺，都是砥砺性格和信念的机会。
杨澜说：“阳光卫视是我职业生涯最大的挫折。那时几乎是在破产边缘，你看到自己辛辛苦苦做出的企业，面临破产，不得不把它出售，心情不是一般人可以想象的，我大概用了三年时间，才从这个挫折中走出来。”
“我想自己还是有股倔强，我选择了媒体的道路，不管是什么形式，主持人也好，公司的创始人也好，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做出了什么。如果热情还在，就不应该停下脚步。”
杨澜给记者打了个比喻，就像体操比赛，你翻腾三周落地，没有站住，一个可能是伤重退出，一个可能是忍着疼痛，带着微笑，继续完成你的动作。也许第二次，你还会失败，但是你依然可以选择面带微笑继续。
“面带微笑不代表没有苦痛，也许是更大的疼痛，是选择退场，还是带着微笑继续。我只是做了自己的选择罢了。”
什么是中国梦？她说，中国梦也是个人梦，当你在自我实现的过程中，要敢于在跌倒之后，面带微笑，继续。
被垄断被约束的力量在放松，这是国家的变化
今年是《杨澜访谈录》第十二个年头，如果算上它的前身《杨澜工作室》，时间又多了两年。
“它是中国电视上第一个深度高端访谈节目，约不到嘉宾，收视率没有保证，我都经历过，十多年慢慢做出了口碑，要经得起寂寞。”
这么些年来，杨澜采访过的各个领域领军人物有 600多位，如果加上《天下女人》中的各界女性人物，总计有 2000多位。
她说这是自己最享受的部分，如果不做媒体和记者的工作，很难有这个接触面，收获比付出要多，充满了探索的兴趣。
“年轻人最重要的是打开自己的眼界，通过读书、旅行、和不同的人交流。我不算天资聪明，但我是个极其努力和勤奋的人。我喜欢读书，包括在美国学习时，接触不同思想的体系；通过做节目也去了世界很多国家；而《杨澜访谈录》又给了我一个交流的平台。”
被誉为“中国的华莱士”的杨澜说自己：“作为一个以提问为生的人，我祈望以一个个问题打开一个个世界。感谢所有受访嘉宾，让我能一起分享世界的宽度、理性的深度和人性的温度。”
其实面对职业的感慨，还不只这些，作为民营的媒体公司，实际是在夹缝中求生存，“我是很早离开体制的人，而选择做民营媒体公司又是对体制有挑战的，当时我也没有完全做好准备，如今看来，整个体系还是松动了，让一个民营的媒体公司，不依附于某些大的集团，还能够生存下来，说明市场空间越来越大，被垄断被约束的力量在逐渐放松，这就是国家的变化。当然，还有更多的人能够勇敢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加上微博与新媒体的力量，这些在 90年代初是不可想象的”。
什么是中国梦？她说，改变国家的命运，或者站在权力的位置想中国将何去何从都太过宏大。中国梦是国家能给每个人提供实现自己梦想的机会，让年轻人有机会实现自己的梦想，让每个人各尽其才。当你离开所谓体制，也能有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这就是国家的进步。
唤醒中国梦，实现中国梦
杨澜还有一重身份，就是全国政协委员，这让她的发言有了更多民意的成分。
她对记者说：“对于中国，向上流动的渠道有，但是在政治体系中，向上的渠道并不十分透明。用女性举例，在民营经济的体系中，女性的自我释放和个性展示还是比较充分的，中国有30%-40%的创业家是女性，世界最富有的自主创业女性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中国内地的。政治体制中，虽然有女性公务员，但是省部级的女性只占 10%左右，人大和政协里，女性也不到 20%，所以这个是系统的僵硬，这个系统向上的通道并不是非常透明的。”
一个社会不是患不均，而是患起点机会的不均等，结果的不均是人类社会在短时期无法避免的现象。但是国家最重要的是保证大多数人在起点机会的均等，比如教育机会，无论你的出身如何，都有一个向上的通道，它不是被阻塞或者僵化的，这才是国家有梦想的环境。
“今天，在中国上升的渠道是有的，但是竞争也特别激烈，竞争的压力大，失望也会大一些。拿北京来说，以前，人们上完大学都要回原籍，但是现在扩招了，有更多来自全国各地，包括从农村中走出来的孩子在北京接受大学的教育，我看到一个数据，他们 85%想留在这里发展，实现自己的价值和梦想，这确实增添了活力，但也加剧了竞争。他们需要机会也需要一定的保障。”
什么是中国梦？她说，首先，教育应该给大家提供一个比较平等的机会，让你有向上走的可能；其次，社会福利能够提供一个安全网，如果你在竞争中失败，社会不会置你于不顾，能让你有安全感；第三，竞争中的游戏规则是基本公平和透明的，有法律保障的。这些在一个社会的架构中不能顾此失彼。我认为这几个方面其实都做得不算好，我们还在搭建的过程之中。
周国平在一次接受杨澜的采访中，说：“有趣的是，这是一个多么无趣的时代。我朝四周看，看见人人都在忙碌，脸上挂着疲惫、贪婪或无奈，眼中没有兴趣的光芒。我看见老人们一脸天真，聚集在公园里做儿童操和跳集体舞，孩子们却满脸沧桑 ......我看见许多有趣的事物正在毁灭，许多无趣的现象正在蔓延 ......”
所以，我们应该有梦，让若干年后凡此种种无趣变得不可想象，孩子们会有快乐的童年，大人们会有健全的常识，兴趣而非功利会成为生活的动力 ......
唤醒中国梦，实现中国梦。
在这样的时代，你还有梦吗？
杨澜说：“中国梦是国家能给每个人提供实现梦想的机会。是个人在跌倒之后，还能勇敢继续。”
如果你的梦还在沉睡，为什么不去把它唤醒，并努力实现它。
上一次见杨澜，是去观摩《杨澜访谈录》一期节目的录制，当记者和同行的媒体朋友跟随访谈嘉宾到达演播室时，杨澜已经化好妆，精致干练，如我们每个人的想象。她对大家礼貌微笑，与嘉宾寒暄、沟通采访细节，录制中，甚至提醒嘉宾喝水、整理衬衫。一切有序有度。
这一次，出现在记者面前的她，衬衣长裤，风风火火，只是素颜出卖了些许疲惫，但当她看着你时，眼睛的明亮与干净，还是令记者有些惊讶。
采访时间在两周前敲定，阳光媒体集团的工作人员对记者说，“杨澜的时间安排非常紧凑，常以小时来计，除了栏目，还要负责集团运营，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希望采访时间不要拖延”。
为此，记者与本刊摄影师提前一天，来到安家楼路50号院阳光媒体集团所在地，进行拍摄踩点和准备。
这是BQ对每一次采访的尊重态度。
我们的主题是中国梦，在记者曾听过的相关演讲中，有两段话印象深刻，其一，龙应台讲：“我深深盼望见到的，是一个用文明尺度来检验自己的中国，这样的中国，因为自信，所以开阔；因为开阔，所以包容；因为包容，所以它的力量更柔韧、更长远。当它文明的力量柔韧长远的时候，它对整个人类的和平都会有关键的贡献。”
其二，易中天说：“我们中国人，几千年来，做了三个梦：天下梦、国家梦、个人梦，天下梦是大同梦，国家梦是强国梦，个人梦是幸福梦。他们互为前提、彼此成全。”他强调尊重个人意志，给予选择自由，“我们现在的中国梦，就是可以不再集体做梦，可以在同一个体制下，同一个框架里做梦，可以随便做梦，想怎么做梦就怎么做梦，甚至可以同床异梦”。
每个人都有梦，眼前纤瘦的杨澜，曾被评为“能推动中国前进，重塑中国形象”的新时代女性代表，她的中国梦又是怎样的？
我们的谈话，从笼罩着她的各种“头衔”轻松开始了。
不只是喉和舌，还要有脑和心
“知性优雅的著名媒体人、最有影响力的中国女性 ......”还没等记者笑着列举完，杨澜也笑了，“这太可怕了，千万别这么讲，如果把本职的工作做好，很多社会上的荣誉会向你聚集，对我来说核心的东西没有改变，我是做媒体的，其他的社会角色都是逐渐附加的，所谓皮之不存毛之焉附，我最初就是想成为一名职业女性而已”。
1990年，杨澜将从北外毕业的那一年，中央电视台《正大综艺》去北外招主持人，这也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央台第一次在社会上招聘，且不以播音和传媒专业为限。
“他们想找一个甜美、纯情的女主持人，我想，为什么不能有一个职业女性的形象，女性为什么不能在电视上表达自己独立和成熟的见解？为什么只能做陪衬和辅助性的工作？其实我最初进传媒圈，就是有这么一点不服气。”
《正大综艺》大概是中央台第一个不需要主持人按部就班念稿子的节目，可以说自己的感受和好恶。在节目中，由赵忠祥代表受传统文化影响深、相对中庸的社会主流观点，而杨澜更多地代表有一定国际视野，有一点叛逆精神的年轻人，一老一少，形成某种冲突又愉悦的气场。
“感谢赵老师能允许我对他进行调侃，我将这称为柔性的对抗，其实这都预示着时代不一样了。”
但仍有一个事情还是可以反映当时整个舆论的环境跟今天有着多大的不同，杨澜说道：“第一集《正大综艺》节目，我说，‘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为大家在茶余饭后增添一些生活的乐趣’。为了这句今天听来平常的话，我当时还受到了批评。领导说‘我们的媒体是教育人民，引导人民的，怎么能是茶余饭后的乐趣呢？’认为我的话不得体。”
如今听着像笑话，但也说明了我们社会的进步。杨澜用跳探戈来比喻：可能跳两步退一步，但总体是在前进的。
“过去电视主持人，只被强调喉舌的作用，只是喉和舌，而不是脑和心。从我们那一代开始，已经逐渐允许让你有脑和心了，有时候不在于你能说什么，还在于你可以不说什么。你有沉默的权利，这一切都给个性以空间。”
什么是中国梦？她说，就是唤醒民众意识，有越来越多的脑和心。这样的中国才会进步。
长自己的才干总不是错的
杨澜仿佛是一路都被光环簇拥的人，但她自己却说“其实我从来没有顺利过。”
大抵你要做突破常规的事情，就要承受风险和压力。
“刚做主持人第一年，和姜昆合作结束时，节目组想换掉我，我那时也有委屈和恐慌，刚进入社会时是被选择的状态，你不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但是那次惊吓，也鞭策我去学习电视台前幕后的其他知识。”
两年后，杨澜拿到了全国社科专题类节目的最佳编导奖。
“我当时就想，如果我会的本事不光主持这一项是不是就难以替代呢？包括去美国留学，我也是想趁年轻多学一些东西，其实也表明我当时不是位置很稳。”
初入职场总是被选择的状态，不能保证所有对你的决定是公平的，但回头来看，也未见得就那么不公平。
杨澜说道：“青春也是自私的，因为很少能站在全局的角度考虑，而多是从自身来考虑对我是否公平。未见得谁故意对你不公平，但是过程中你能掌握的是自己，你去学习，增长自己的才干总不是错的。”
随后，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学习过程想必杨澜也付出了巨大努力，在毕业的那一年，她做出了介绍美国社会与文化的节目《杨澜视线》，同时也孕育了第一个宝宝。在事业与生活的双轨奔驰。第二年，她又成为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公共事务学院咨询委员会中最年轻的委员。
“我不想做一个靠青春吃饭的花瓶，所以那时辞职、出国留学，仅凭青春靓丽、伶牙俐齿的职业道路走不远，我希望我的职业之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逐渐增值的。回头看出道这 22年，我最重要的决定，是最初树立的要做有实力的职业女性，其他都是后面逐渐附加的。” 与老一辈不同，他们中的大多数在工作的第一天大概就能料想到退休是什么样子，学什么专业，在哪里工作，选择的余地和意识都很少。而在杨澜的履历中，我们却看到诸多出人意料的选择。
什么是中国梦？她说，在于国家能赋予个人更多自由发展的空间，让每个人有选择的机会，凡是别人强加给你的选择，无论初衷是怎么样的，多少都让人会抗拒。
黯然退场还是微笑继续，我选择了后者
留在美国，还是回国，对杨澜来说，并不是困难的选择。
回到国内的杨澜选择停留的站点叫做凤凰卫视。
1997年初，凤凰卫视为杨澜配备了一个编导、一个统筹，加上兼职策划的曹景行，还有杨澜本人，总共“三个半人”，创办了一对一的访谈节目《杨澜工作室》。两年时间，一百期节目，三人半团队，这就是《杨澜工作室》的制作简史。
1999年，杨澜离开凤凰卫视，开始孕育自己的第二个孩子。
彼时，中国鼓励媒介与市场互动的政策佳音，加上境外专业化收费频道成功运营的刺激，让一直怀揣人文梦想的杨澜热血奔涌，她认为电视节目不能简单依靠迎合观众来生存，而应该引领观众获取有价值的内容信息。
本着这样的信念，有孕在身的杨澜决定成立理想中的电视专业化频道“阳光卫视”，打造中国的 History和 Discovery频道。
在阳光卫视运营的第三个年头，杨澜执掌的这个专业频道日渐式微的迹象越来越明显，收视群和收视率始终上不去，但阳光卫视的投入却并不因此而稍有减少。
2003年 6月的一天，她决定将阳光卫视70%的股权出售给星美传媒集团。自此，退出了卫星电视的运营，走上了从“卫星电视运营商”向“电视内容提供商”转型的道路。
任何痛苦与磨砺，都是砥砺性格和信念的机会。
杨澜说：“阳光卫视是我职业生涯最大的挫折。那时几乎是在破产边缘，你看到自己辛辛苦苦做出的企业，面临破产，不得不把它出售，心情不是一般人可以想象的，我大概用了三年时间，才从这个挫折中走出来。”
“我想自己还是有股倔强，我选择了媒体的道路，不管是什么形式，主持人也好，公司的创始人也好，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做出了什么。如果热情还在，就不应该停下脚步。”
杨澜给记者打了个比喻，就像体操比赛，你翻腾三周落地，没有站住，一个可能是伤重退出，一个可能是忍着疼痛，带着微笑，继续完成你的动作。也许第二次，你还会失败，但是你依然可以选择面带微笑继续。
“面带微笑不代表没有苦痛，也许是更大的疼痛，是选择退场，还是带着微笑继续。我只是做了自己的选择罢了。”
什么是中国梦？她说，中国梦也是个人梦，当你在自我实现的过程中，要敢于在跌倒之后，面带微笑，继续。
被垄断被约束的力量在放松，这是国家的变化
今年是《杨澜访谈录》第十二个年头，如果算上它的前身《杨澜工作室》，时间又多了两年。
“它是中国电视上第一个深度高端访谈节目，约不到嘉宾，收视率没有保证，我都经历过，十多年慢慢做出了口碑，要经得起寂寞。”
这么些年来，杨澜采访过的各个领域领军人物有 600多位，如果加上《天下女人》中的各界女性人物，总计有 2000多位。
她说这是自己最享受的部分，如果不做媒体和记者的工作，很难有这个接触面，收获比付出要多，充满了探索的兴趣。
“年轻人最重要的是打开自己的眼界，通过读书、旅行、和不同的人交流。我不算天资聪明，但我是个极其努力和勤奋的人。我喜欢读书，包括在美国学习时，接触不同思想的体系；通过做节目也去了世界很多国家；而《杨澜访谈录》又给了我一个交流的平台。”
被誉为“中国的华莱士”的杨澜说自己：“作为一个以提问为生的人，我祈望以一个个问题打开一个个世界。感谢所有受访嘉宾，让我能一起分享世界的宽度、理性的深度和人性的温度。”
其实面对职业的感慨，还不只这些，作为民营的媒体公司，实际是在夹缝中求生存，“我是很早离开体制的人，而选择做民营媒体公司又是对体制有挑战的，当时我也没有完全做好准备，如今看来，整个体系还是松动了，让一个民营的媒体公司，不依附于某些大的集团，还能够生存下来，说明市场空间越来越大，被垄断被约束的力量在逐渐放松，这就是国家的变化。当然，还有更多的人能够勇敢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加上微博与新媒体的力量，这些在 90年代初是不可想象的”。
什么是中国梦？她说，改变国家的命运，或者站在权力的位置想中国将何去何从都太过宏大。中国梦是国家能给每个人提供实现自己梦想的机会，让年轻人有机会实现自己的梦想，让每个人各尽其才。当你离开所谓体制，也能有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这就是国家的进步。
唤醒中国梦，实现中国梦
杨澜还有一重身份，就是全国政协委员，这让她的发言有了更多民意的成分。
她对记者说：“对于中国，向上流动的渠道有，但是在政治体系中，向上的渠道并不十分透明。用女性举例，在民营经济的体系中，女性的自我释放和个性展示还是比较充分的，中国有30%-40%的创业家是女性，世界最富有的自主创业女性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中国内地的。政治体制中，虽然有女性公务员，但是省部级的女性只占 10%左右，人大和政协里，女性也不到 20%，所以这个是系统的僵硬，这个系统向上的通道并不是非常透明的。”
一个社会不是患不均，而是患起点机会的不均等，结果的不均是人类社会在短时期无法避免的现象。但是国家最重要的是保证大多数人在起点机会的均等，比如教育机会，无论你的出身如何，都有一个向上的通道，它不是被阻塞或者僵化的，这才是国家有梦想的环境。
“今天，在中国上升的渠道是有的，但是竞争也特别激烈，竞争的压力大，失望也会大一些。拿北京来说，以前，人们上完大学都要回原籍，但是现在扩招了，有更多来自全国各地，包括从农村中走出来的孩子在北京接受大学的教育，我看到一个数据，他们 85%想留在这里发展，实现自己的价值和梦想，这确实增添了活力，但也加剧了竞争。他们需要机会也需要一定的保障。”
什么是中国梦？她说，首先，教育应该给大家提供一个比较平等的机会，让你有向上走的可能；其次，社会福利能够提供一个安全网，如果你在竞争中失败，社会不会置你于不顾，能让你有安全感；第三，竞争中的游戏规则是基本公平和透明的，有法律保障的。这些在一个社会的架构中不能顾此失彼。我认为这几个方面其实都做得不算好，我们还在搭建的过程之中。
周国平在一次接受杨澜的采访中，说：“有趣的是，这是一个多么无趣的时代。我朝四周看，看见人人都在忙碌，脸上挂着疲惫、贪婪或无奈，眼中没有兴趣的光芒。我看见老人们一脸天真，聚集在公园里做儿童操和跳集体舞，孩子们却满脸沧桑 ......我看见许多有趣的事物正在毁灭，许多无趣的现象正在蔓延 ......”
所以，我们应该有梦，让若干年后凡此种种无趣变得不可想象，孩子们会有快乐的童年，大人们会有健全的常识，兴趣而非功利会成为生活的动力 ......
唤醒中国梦，实现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