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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见到天安门的那年，黑明 19岁。
虽然之前在课本上见过照片，但第一次实实在在地亲眼见到天安门时，黑明还是被震撼了。和所有来天安门游玩的人一样，他留下了人生中第一张与天安门的合影。
时光荏苒。2004年，40岁的黑明在家整理照片时，翻出了这张曾经的照片和不同时期的天安门留影，从少年的朝气蓬勃，到成年后的风华正茂，再到不惑之年的沧桑，这些变化让黑明一时间感慨万千。看着照片中岁月的痕迹，黑明萌发了寻找 100张天安门前老照片的想法。他决定邀请老照片中的主人公重返天安门，在这里对他们进行影像对比。“我想在这些照片里找到一种对比，可以从对比里看到老百姓的生活变化，这些变化可以看出一个国家的发展历程。”
对大多数人而言，天安门有着特殊的意义。黑明也不例外：“我是在‘文革’期间上的学，我对天安门有种很特殊的情结。”正是这种特殊的情结，支撑着他完成了这项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2004年 ~2009年，五年的辛苦寻找、五年的繁重拍摄、五年的修订核实。因为对照片有着极致的要求，黑明在每张照片拍摄时都要严格遵照老照片中的季节、位置、时间、光影，因为环境越接近，对比出的效果越强烈。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色彩、不同的面孔、不同的人生……每一个人从黑白照片中的样子，到新照片中的神态都让黑明动容。
“几十年过去了，主人公们都有了很大的变化，有些甚至已近垂暮之年。他们的变化不仅是容颜的改变，更重要的是思想观念的深刻转变，包括对人生、对社会、对整个世界的认识和理解都发生了巨大改变。尤其是他们照相时把手中的‘红宝书’换成随身携带的护照、存折、银行卡、退休证和养老保险证时，每个人的笑容更加灿烂，神情更加从容。当然，这些看似幽默的元素，也给我的作品平添了讽刺意味。”提到这些改变，黑明如是说。
五年间，每一张照片的拍摄都像是一场历险。每次黑明扛着摄影器材前往天安门广场时，都要被安保人员盘查一番。为了不让随身携带的胶片经过 X光照射，他可谓是费尽口舌。
在天安门的五年拍摄，黑明也赶上了不少好玩的事。2007年 8月的一天中午，天安门广场突然鞭炮声四起。警察、保安和几辆警车迅速赶到，严密布防。一时间，鞭炮声、游客嘈杂的询问声、警察腰间的对讲机声混作一团。警察忙着取证，放炮的一对中年男女也被警察迅速带上警车。
后来黑明才知道，放鞭炮的一对夫妻是从外地来的，他们的孩子考上了北京的大学，一家三口来北京送孩子，顺便放上一串鞭炮庆祝庆祝。“多么淳朴的父母！”听完后，黑明笑了，“也许他们心目中没有比天安门广场更为庄严的地方，所以选择来到祖国的“心脏”和最为神圣的地方，为孩子的成功点燃震天响的鞭炮，这也合乎常理”。
“混迹”在天安门的五年里，黑明见到了百种人生，酸甜苦辣。“他们有人为了民族的复兴，跟着共产党走南闯北、甘洒热血；有人为了国家的富强昌盛，高举毛泽东旗帜，奉献了最好的年华；有人秉承匹夫有责的信念，却经受了不少折磨；有人因为历史问题，株连九族，受到极大的屈辱……今天，有人早已过上超英赶美的日子；有人依然在为生计艰辛奔波；有人还在畅想未来……无论男女老少，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
1958年
2009年
应德毅
1924年生于浙江省永康县石柱村。1949年 2月参军，并被编入第四野战军铁道纵队，同年 10月前往北京参加开国大典。女儿应代娅说：“我父亲岁数大了，耳朵也不好用了。他现在是副军级待遇，一个月 11500元的收入，妈妈也有 1000多元的收入，身体很健康，生活条件很好。 ”应德毅虽然年迈耳聋，但发送手机短信却很利索。他用短信告诉我：“我们家人丁兴旺，也算辉煌，5个孩子基本都受过高等教育，女儿、儿子、女婿和儿媳妇，博士、硕士都有，孙子和外孙子清华大学和哈佛大学毕业的也都有。相信他们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都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
1949年
2009年
杨振亚
1924年生于河北蠡县。1948年底调回华北画报社工作。1949年拍摄了开国大典。对于这张合影，杨振亚介绍说：“1949年 9月 30日下午，我和孟昭瑞、林杨（左图二）、吴群（左一）一起去天安门广场看场地，准备第二天的拍摄工作。看完场地之后，孟昭瑞给我们三个人拍了这张纪念照。第二天拍摄开国大典的时候，我和陈正青、侯波三个人的任务是在天安门城楼上负责拍摄领导人讲话；林杨在受检阅的飞机上拍摄空军编队的飞机，不是拍地面；吴群和孟昭瑞负责广场上受阅部队和群众的拍摄。”拍完开国大典之后，杨振亚担任了军教片室的主任，军教片室拍过很多有名的电影，包括《地道战》和《地雷战》都是。他在八一厂一直干到 1988年离休。
1955年
2009年
王永宁
1929年生于河北固安县牛驼镇五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949年在北京市公安局工作，1955年听说以后不发警服了，只让穿便装。为了留个纪念，他特意去天安门前花钱照了一张穿警服的相片，也是他这辈子在天安门前照的惟一的一张相片，一直保存到了现在。
此次为他拍照，当他身着一套 84式老警服出现在天安门广场的时候，一名年轻警察上前问他是干什么的，他开玩笑地说：“我是你们的祖宗，不信你回市局去打听打听。”随和的小警察笑了笑便转身离开我们。此刻，王永宁继续幽默道：“我背盒子枪执勤的时候，你还不知在哪儿呢！”说完，我们哈哈大笑。
1967年
2007年
齐洪霞
1948 年生于天津一个军人家庭。从小接受既传统又革命的教育，培养了诚实真挚的品格和积极向上的精神，无论学习还是各种活动都不甘落后。1965 年从天津南开区入伍来到北京军区后勤部，经过培训分配到军区总医院妇产科工作。当时她还是个小姑娘，总是有些不好意思，经过领导的说服教育，她逐渐开始热爱自己的本职工作。经过专业学习，齐洪霞逐渐成为一名医术高超的妇科医生。她说：“当年我15 分钟就可以完成一例剖腹产，我一天最多做过11 台手术。”
1966年
2007年
刘凤菊
1947 年生于天津一个普通工人家庭。她的父母一生总共生了 12 个孩子，其中有 6 个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刘凤菊说她这辈子只想平平淡淡，不想冒尖。她于 1989年从石景山医院退休，生活中力争低调，从不参加集体活动。在刘凤菊心目中，最神圣的地方是天安门，最伟大的领袖是毛主席。她认为在天安门不仅可以看到毛主席，还可以回想起1966 年毛主席在天安门第三次接见红卫兵时的情景。当时她作为部队标兵，成为金水桥上的一名卫士，那是她一生最难忘的时刻。
1968年
2009年
沈炎仲
1953年生于天津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54年随家人移居北京。我问他们当时为什么去广场照相。他们说：“前几天我还找到 1968年我们照相那天的日记，日记上写着‘1968年 8月 2 日（星期四），今天早晨，我们三个人一起到天安门去。我们在纪念碑前畅谈自己毕业后都上哪儿，三个人的想法都一样，毕业后，我们坚决不留在城里。”沈炎仲回忆说：“那时我妈经常给我点儿零花钱，照相应该是我请他们。照完相的第二年，我们三个就去兵团了。”
1966年
2007年
郑盘齐
1949 年生于河北省乐亭县。郑盘齐（上图左下）当年在天安门的照片，显得非常革命，因为他们举着一张偌大的毛主席像。我问他哪来那么大一张毛主席像，一起照相的是谁。他说：“那张照片是我第二次串联照的。第一次串联回天津没几天，听说毛主席还要接见红卫兵，所以我和另外一个同学坐火车又第二次跑到北京。结果瞎跑还真赶上了，来北京的第二天就赶上了接见，看到了毛主席在城楼上招手。当时很激动，认为自己看到了大救星，很长时间都觉得自己很荣幸，因为我们学校很少有人见过毛主席。照片上蹲在我旁边的是跟我一起来看毛主席的赵福田，后面两个不是南京的就是济南的，忘记了。当时来串联我们都住在一个大通铺，又是一起受到毛主席的接见，所以很激动，接见完之后我们就去照相。我们俩个子矮在前面，他俩个子高，抱着毛主席像站后面。毛主席像是照相的地摊儿给提供的，那时谁都可以抱着照，也不要钱。”
1973年
2009年
段离
1957 年生于新疆富蕴县有色金属矿区一个特殊家庭。现为新疆新闻出版局编审。回忆当年在天安门照相的情景。她说：“我父亲 1949年当兵，1957年当右派，24年没回过家。我母亲根正苗红，每 10年有一次探亲假。1973年正好是我母亲的第二次探亲假，所以我们全家从阿勒泰坐着大卡车走了三天三夜才到了乌鲁木齐，又坐了三天四夜的火车才到了北京。我们去的第一个地方就是天安门广场，当时很多人都排队照相，摄影师和照相机固定在将近一米高的木台子上，被照的人也站在固定的位置，姿势、表情几乎完全一样，几秒钟就照一个。面对陌生的镜头好像谁都不敢笑，包括我们也一样。回到新疆一个月后才收到照片，我用水彩上色，所有来我家看到这张照片的人，都羡慕我们去过天安门。”
1972年
2007年
李晓丽
1960年生于北京一个干部家庭。她一再说自己的生活太平淡了，很多做过的事都不记得了。风风雨雨近 50年，就这么让她一笔带过，真不知道是过得洒脱，还是活得简单。
张宝玲
1963年生于河北省徐水县户木乡崔庄村。现在在中关村的知春电子城租了 5平方米的店面。她说虽然赚不了大钱，但供两个孩子上大学没有问题。
张宝刚
张宝刚是张宝玲的哥哥，他于1956 年出生。张宝刚认为自己现在岁数大了，不准备再创业了。张宝刚对第一次来北京记忆犹新。他说：“我和妹妹 1972年第一次来北京玩，当时住在晓丽家。晓丽的妈妈和我妈妈是亲姐妹，我姨夫是新中国成立前的老八路，他出生入死，打了很多年仗，在我们当地是有名的硬汉。他能文能武，新中国成立后成了 13 级干部。我姨和姨父对我们一家人很好，那次让晓丽带着我和妹妹玩了好几天，至今我还记得当年站在天安门广场照相时那种激动的心情。”
1969年
2007年
余海
1964年生于北京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在读幼儿园的时候，中国时兴“厂校结合”，他父母所在的北京石油学院短短一个月之内就迁出了北京，全家人随之迁往黄河入海口的山东胜利油田。余海在油田从幼儿园一直读到了大学毕业，后来他通过父亲年轻时玩过的一台老式蔡司相机迷上了摄影。说到余海在天安门的这张老照片，他说：“听我父亲讲，当时北京石油学院要离开北京，我们一家人也要跟着学校去山东，可能是我父亲认为再也回不来了，所以就带我们全家去天安门广场照了一些纪念照。那次的照片都是我父亲自己照、自己洗的，照片质量虽然一般，但对我来说很有纪念意义。40多年了，这张照片我一直珍藏到现在。”这些年余海背着相机走遍了中国的每一个油田，包括中石油在世界各地的每一个项目，不仅拍摄了大量的“工作照”，还拍摄了不少属于自己的摄影作品，工作、活动忙得不亦乐乎。
1969年
2009年
毛联裕
1937 年生于山西省昔阳县梁庄村。毛联裕多年来在天安门广场留下很多纪念照，从 20世纪 50年代一直到现在，至少有好几十张。这张照片是他准备去前线的时候，母亲特意从老家山西赶到北京看他时去天安门拍的一张留影。40年过去了，毛联裕的母亲早已离开人世。毛联裕来北京已经 50多年，他刚到北京的时候，很多地方还是一片废墟，天安门广场除了城楼，再无任何新的建筑，作为一个外地人，他经历了北京翻天覆地的变化。当年，他每月只能领到 6块钱津贴，现在他每月退休金是 6600 元，和老伴儿的退休金加在一起，月收入已经超过了 8000元，所以他很满足现在的生活状况。
1970年
2009年
马惠云
1962年生于上海。1967年随父母工作调动来到北京，现为职业股民。
陈桂苓
于 1978年高中毕业，去年退休了。退休后参加了“夕阳秀”老年艺术团，舞蹈队去年还去香港参加比赛获了奖。
40年后的今天，她们虽然已经人到中年，但都有各自的幸福生活：马惠云的女儿出国留学；陈桂苓的儿子在首都师范大学读书，周金华和何俊霞的孩子也不逊色。时常四个人总会找个理由聚聚，一起去看看小学老师，一起吃吃饭，一起再去天安门照照相，总有说不完的话。
1971年
2007年
张莉
1952 年生于北京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她在农村插队 5年，教了4年书，插队回来进入北京勘察设计院工作之后，一边工作一边读书，用 5年时间学完了大学的全部课程。张莉说：“我和杨芳、宫立新那次照相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只是我们都在一起插队，关系很好，那年又正好赶上一起回北京，所以就约到天安门照了一张相。当时在天安门照相是一件很时髦的事情。那时特别是有什么值得纪念的事情，或者和家人朋友相聚，与家人朋友分别的时候，大家都要去天安门照相。那时去天安门也是一种流行，除了具有一定的政治含义，再就像现在的年轻人去酒吧和歌厅聚会一样，很时髦。”
1982年
2009年
王婷婷
1979 年出生在呼和浩特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王婷婷从小就很聪明，她在西直门二小和一五六中读完了小学六年级和初中，初中毕业顺利考入北京四中。遗憾的是 1998 年高考之际，她突然开始发高烧，只好带着高烧走进考场，最终没能进入她理想中的重点大学。2004年王婷婷应聘到中华英才网工作，从项目经理一直做到区域经理。2009年 8月调往杭州分公司工作。王婷婷说：“工作很忙，也很累。希望一年后回北京单干，或者开网店，或者开公司，不管是网店还是公司一定要属于我自己。”
虽然之前在课本上见过照片，但第一次实实在在地亲眼见到天安门时，黑明还是被震撼了。和所有来天安门游玩的人一样，他留下了人生中第一张与天安门的合影。
时光荏苒。2004年，40岁的黑明在家整理照片时，翻出了这张曾经的照片和不同时期的天安门留影，从少年的朝气蓬勃，到成年后的风华正茂，再到不惑之年的沧桑，这些变化让黑明一时间感慨万千。看着照片中岁月的痕迹，黑明萌发了寻找 100张天安门前老照片的想法。他决定邀请老照片中的主人公重返天安门，在这里对他们进行影像对比。“我想在这些照片里找到一种对比，可以从对比里看到老百姓的生活变化，这些变化可以看出一个国家的发展历程。”
对大多数人而言，天安门有着特殊的意义。黑明也不例外：“我是在‘文革’期间上的学，我对天安门有种很特殊的情结。”正是这种特殊的情结，支撑着他完成了这项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2004年 ~2009年，五年的辛苦寻找、五年的繁重拍摄、五年的修订核实。因为对照片有着极致的要求，黑明在每张照片拍摄时都要严格遵照老照片中的季节、位置、时间、光影，因为环境越接近，对比出的效果越强烈。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色彩、不同的面孔、不同的人生……每一个人从黑白照片中的样子，到新照片中的神态都让黑明动容。
“几十年过去了，主人公们都有了很大的变化，有些甚至已近垂暮之年。他们的变化不仅是容颜的改变，更重要的是思想观念的深刻转变，包括对人生、对社会、对整个世界的认识和理解都发生了巨大改变。尤其是他们照相时把手中的‘红宝书’换成随身携带的护照、存折、银行卡、退休证和养老保险证时，每个人的笑容更加灿烂，神情更加从容。当然，这些看似幽默的元素，也给我的作品平添了讽刺意味。”提到这些改变，黑明如是说。
五年间，每一张照片的拍摄都像是一场历险。每次黑明扛着摄影器材前往天安门广场时，都要被安保人员盘查一番。为了不让随身携带的胶片经过 X光照射，他可谓是费尽口舌。
在天安门的五年拍摄，黑明也赶上了不少好玩的事。2007年 8月的一天中午，天安门广场突然鞭炮声四起。警察、保安和几辆警车迅速赶到，严密布防。一时间，鞭炮声、游客嘈杂的询问声、警察腰间的对讲机声混作一团。警察忙着取证，放炮的一对中年男女也被警察迅速带上警车。
后来黑明才知道，放鞭炮的一对夫妻是从外地来的，他们的孩子考上了北京的大学，一家三口来北京送孩子，顺便放上一串鞭炮庆祝庆祝。“多么淳朴的父母！”听完后，黑明笑了，“也许他们心目中没有比天安门广场更为庄严的地方，所以选择来到祖国的“心脏”和最为神圣的地方，为孩子的成功点燃震天响的鞭炮，这也合乎常理”。
“混迹”在天安门的五年里，黑明见到了百种人生，酸甜苦辣。“他们有人为了民族的复兴，跟着共产党走南闯北、甘洒热血；有人为了国家的富强昌盛，高举毛泽东旗帜，奉献了最好的年华；有人秉承匹夫有责的信念，却经受了不少折磨；有人因为历史问题，株连九族，受到极大的屈辱……今天，有人早已过上超英赶美的日子；有人依然在为生计艰辛奔波；有人还在畅想未来……无论男女老少，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
1958年
2009年
应德毅
1924年生于浙江省永康县石柱村。1949年 2月参军，并被编入第四野战军铁道纵队，同年 10月前往北京参加开国大典。女儿应代娅说：“我父亲岁数大了，耳朵也不好用了。他现在是副军级待遇，一个月 11500元的收入，妈妈也有 1000多元的收入，身体很健康，生活条件很好。 ”应德毅虽然年迈耳聋，但发送手机短信却很利索。他用短信告诉我：“我们家人丁兴旺，也算辉煌，5个孩子基本都受过高等教育，女儿、儿子、女婿和儿媳妇，博士、硕士都有，孙子和外孙子清华大学和哈佛大学毕业的也都有。相信他们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都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
1949年
2009年
杨振亚
1924年生于河北蠡县。1948年底调回华北画报社工作。1949年拍摄了开国大典。对于这张合影，杨振亚介绍说：“1949年 9月 30日下午，我和孟昭瑞、林杨（左图二）、吴群（左一）一起去天安门广场看场地，准备第二天的拍摄工作。看完场地之后，孟昭瑞给我们三个人拍了这张纪念照。第二天拍摄开国大典的时候，我和陈正青、侯波三个人的任务是在天安门城楼上负责拍摄领导人讲话；林杨在受检阅的飞机上拍摄空军编队的飞机，不是拍地面；吴群和孟昭瑞负责广场上受阅部队和群众的拍摄。”拍完开国大典之后，杨振亚担任了军教片室的主任，军教片室拍过很多有名的电影，包括《地道战》和《地雷战》都是。他在八一厂一直干到 1988年离休。
1955年
2009年
王永宁
1929年生于河北固安县牛驼镇五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949年在北京市公安局工作，1955年听说以后不发警服了，只让穿便装。为了留个纪念，他特意去天安门前花钱照了一张穿警服的相片，也是他这辈子在天安门前照的惟一的一张相片，一直保存到了现在。
此次为他拍照，当他身着一套 84式老警服出现在天安门广场的时候，一名年轻警察上前问他是干什么的，他开玩笑地说：“我是你们的祖宗，不信你回市局去打听打听。”随和的小警察笑了笑便转身离开我们。此刻，王永宁继续幽默道：“我背盒子枪执勤的时候，你还不知在哪儿呢！”说完，我们哈哈大笑。
1967年
2007年
齐洪霞
1948 年生于天津一个军人家庭。从小接受既传统又革命的教育，培养了诚实真挚的品格和积极向上的精神，无论学习还是各种活动都不甘落后。1965 年从天津南开区入伍来到北京军区后勤部，经过培训分配到军区总医院妇产科工作。当时她还是个小姑娘，总是有些不好意思，经过领导的说服教育，她逐渐开始热爱自己的本职工作。经过专业学习，齐洪霞逐渐成为一名医术高超的妇科医生。她说：“当年我15 分钟就可以完成一例剖腹产，我一天最多做过11 台手术。”
1966年
2007年
刘凤菊
1947 年生于天津一个普通工人家庭。她的父母一生总共生了 12 个孩子，其中有 6 个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刘凤菊说她这辈子只想平平淡淡，不想冒尖。她于 1989年从石景山医院退休，生活中力争低调，从不参加集体活动。在刘凤菊心目中，最神圣的地方是天安门，最伟大的领袖是毛主席。她认为在天安门不仅可以看到毛主席，还可以回想起1966 年毛主席在天安门第三次接见红卫兵时的情景。当时她作为部队标兵，成为金水桥上的一名卫士，那是她一生最难忘的时刻。
1968年
2009年
沈炎仲
1953年生于天津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54年随家人移居北京。我问他们当时为什么去广场照相。他们说：“前几天我还找到 1968年我们照相那天的日记，日记上写着‘1968年 8月 2 日（星期四），今天早晨，我们三个人一起到天安门去。我们在纪念碑前畅谈自己毕业后都上哪儿，三个人的想法都一样，毕业后，我们坚决不留在城里。”沈炎仲回忆说：“那时我妈经常给我点儿零花钱，照相应该是我请他们。照完相的第二年，我们三个就去兵团了。”
1966年
2007年
郑盘齐
1949 年生于河北省乐亭县。郑盘齐（上图左下）当年在天安门的照片，显得非常革命，因为他们举着一张偌大的毛主席像。我问他哪来那么大一张毛主席像，一起照相的是谁。他说：“那张照片是我第二次串联照的。第一次串联回天津没几天，听说毛主席还要接见红卫兵，所以我和另外一个同学坐火车又第二次跑到北京。结果瞎跑还真赶上了，来北京的第二天就赶上了接见，看到了毛主席在城楼上招手。当时很激动，认为自己看到了大救星，很长时间都觉得自己很荣幸，因为我们学校很少有人见过毛主席。照片上蹲在我旁边的是跟我一起来看毛主席的赵福田，后面两个不是南京的就是济南的，忘记了。当时来串联我们都住在一个大通铺，又是一起受到毛主席的接见，所以很激动，接见完之后我们就去照相。我们俩个子矮在前面，他俩个子高，抱着毛主席像站后面。毛主席像是照相的地摊儿给提供的，那时谁都可以抱着照，也不要钱。”
1973年
2009年
段离
1957 年生于新疆富蕴县有色金属矿区一个特殊家庭。现为新疆新闻出版局编审。回忆当年在天安门照相的情景。她说：“我父亲 1949年当兵，1957年当右派，24年没回过家。我母亲根正苗红，每 10年有一次探亲假。1973年正好是我母亲的第二次探亲假，所以我们全家从阿勒泰坐着大卡车走了三天三夜才到了乌鲁木齐，又坐了三天四夜的火车才到了北京。我们去的第一个地方就是天安门广场，当时很多人都排队照相，摄影师和照相机固定在将近一米高的木台子上，被照的人也站在固定的位置，姿势、表情几乎完全一样，几秒钟就照一个。面对陌生的镜头好像谁都不敢笑，包括我们也一样。回到新疆一个月后才收到照片，我用水彩上色，所有来我家看到这张照片的人，都羡慕我们去过天安门。”
1972年
2007年
李晓丽
1960年生于北京一个干部家庭。她一再说自己的生活太平淡了，很多做过的事都不记得了。风风雨雨近 50年，就这么让她一笔带过，真不知道是过得洒脱，还是活得简单。
张宝玲
1963年生于河北省徐水县户木乡崔庄村。现在在中关村的知春电子城租了 5平方米的店面。她说虽然赚不了大钱，但供两个孩子上大学没有问题。
张宝刚
张宝刚是张宝玲的哥哥，他于1956 年出生。张宝刚认为自己现在岁数大了，不准备再创业了。张宝刚对第一次来北京记忆犹新。他说：“我和妹妹 1972年第一次来北京玩，当时住在晓丽家。晓丽的妈妈和我妈妈是亲姐妹，我姨夫是新中国成立前的老八路，他出生入死，打了很多年仗，在我们当地是有名的硬汉。他能文能武，新中国成立后成了 13 级干部。我姨和姨父对我们一家人很好，那次让晓丽带着我和妹妹玩了好几天，至今我还记得当年站在天安门广场照相时那种激动的心情。”
1969年
2007年
余海
1964年生于北京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在读幼儿园的时候，中国时兴“厂校结合”，他父母所在的北京石油学院短短一个月之内就迁出了北京，全家人随之迁往黄河入海口的山东胜利油田。余海在油田从幼儿园一直读到了大学毕业，后来他通过父亲年轻时玩过的一台老式蔡司相机迷上了摄影。说到余海在天安门的这张老照片，他说：“听我父亲讲，当时北京石油学院要离开北京，我们一家人也要跟着学校去山东，可能是我父亲认为再也回不来了，所以就带我们全家去天安门广场照了一些纪念照。那次的照片都是我父亲自己照、自己洗的，照片质量虽然一般，但对我来说很有纪念意义。40多年了，这张照片我一直珍藏到现在。”这些年余海背着相机走遍了中国的每一个油田，包括中石油在世界各地的每一个项目，不仅拍摄了大量的“工作照”，还拍摄了不少属于自己的摄影作品，工作、活动忙得不亦乐乎。
1969年
2009年
毛联裕
1937 年生于山西省昔阳县梁庄村。毛联裕多年来在天安门广场留下很多纪念照，从 20世纪 50年代一直到现在，至少有好几十张。这张照片是他准备去前线的时候，母亲特意从老家山西赶到北京看他时去天安门拍的一张留影。40年过去了，毛联裕的母亲早已离开人世。毛联裕来北京已经 50多年，他刚到北京的时候，很多地方还是一片废墟，天安门广场除了城楼，再无任何新的建筑，作为一个外地人，他经历了北京翻天覆地的变化。当年，他每月只能领到 6块钱津贴，现在他每月退休金是 6600 元，和老伴儿的退休金加在一起，月收入已经超过了 8000元，所以他很满足现在的生活状况。
1970年
2009年
马惠云
1962年生于上海。1967年随父母工作调动来到北京，现为职业股民。
陈桂苓
于 1978年高中毕业，去年退休了。退休后参加了“夕阳秀”老年艺术团，舞蹈队去年还去香港参加比赛获了奖。
40年后的今天，她们虽然已经人到中年，但都有各自的幸福生活：马惠云的女儿出国留学；陈桂苓的儿子在首都师范大学读书，周金华和何俊霞的孩子也不逊色。时常四个人总会找个理由聚聚，一起去看看小学老师，一起吃吃饭，一起再去天安门照照相，总有说不完的话。
1971年
2007年
张莉
1952 年生于北京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她在农村插队 5年，教了4年书，插队回来进入北京勘察设计院工作之后，一边工作一边读书，用 5年时间学完了大学的全部课程。张莉说：“我和杨芳、宫立新那次照相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只是我们都在一起插队，关系很好，那年又正好赶上一起回北京，所以就约到天安门照了一张相。当时在天安门照相是一件很时髦的事情。那时特别是有什么值得纪念的事情，或者和家人朋友相聚，与家人朋友分别的时候，大家都要去天安门照相。那时去天安门也是一种流行，除了具有一定的政治含义，再就像现在的年轻人去酒吧和歌厅聚会一样，很时髦。”
1982年
2009年
王婷婷
1979 年出生在呼和浩特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王婷婷从小就很聪明，她在西直门二小和一五六中读完了小学六年级和初中，初中毕业顺利考入北京四中。遗憾的是 1998 年高考之际，她突然开始发高烧，只好带着高烧走进考场，最终没能进入她理想中的重点大学。2004年王婷婷应聘到中华英才网工作，从项目经理一直做到区域经理。2009年 8月调往杭州分公司工作。王婷婷说：“工作很忙，也很累。希望一年后回北京单干，或者开网店，或者开公司，不管是网店还是公司一定要属于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