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中国国共两党的角力中，国民党为什么失败，共产党为什么胜利？北大教授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一书，用大量的文史档案资料，对国民党党机器的运行机制和组织形态进行考察，从组织角度探寻国民党衰败的原因。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建党之初的运作，共产国际提供了有力的指导和帮助。1923年7月，俄共中央政治局派鲍罗廷前往中国，充当孙中山的“政治顾问”。1924年，孙中山聘请鲍罗廷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借鉴苏俄的建党体制，学习其建党治党方法，对国民党进行改组。国民党一大通过的党章与俄共党章基本雷同，从组织角度看，“国民党和共产党是一条藤上结的两个瓜”。然而，改组后的国民党，组织内聚功能并没增强，组织松懈、纪律松弛的状况没有得到改观。随着孙中山先生逝世、北伐战争胜利、建立南京政权、发动清党运动，国民党从政纲政策到组织路线均改弦更张。执掌政权后不久，国民党便迅速演变成一个被国民厌弃的党，勉强凭借军队强权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维持了20余年的统治。国共两党角力的成败，固然有国际政治背景和国内社会环境的外在制约，有历史的各种机缘巧合，但党的自身状况是至关重要的，组织涣散是国民党失败的重要原因。国民党组织涣散的状况，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军权膨胀，党权旁落。国民党改组以后，把提高党权、加强党的领导地位当作推进革命进程的关键，制定了一系列相关政策;倡导以党治军，以党治政，党权高于一切，“一切权力属于党”。孙中山还一直把建立一支由革命党控制的武装作为军队建设的理想。但是，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的地位依托黄埔“党军”之力潜滋暗长，北伐后而日呈上升之势，最终凭借“党军”坐大。1931年以后，蒋介石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以军统政，以军控党，其委员长行营和侍从室成为主宰一切的“太上党部”和“太上政府”。在省一级，省主席大权独揽，省党部无足轻重。而各省主席十之八九是武人。王著统计，国民党执掌全国政权的22年间，各省主席的出身背景，文人占12.5%，武人占87.5%;各省主席主政年数，文人占9.6%，武人占90.4%。党权与军权相为表里的体制，成为国民党贯穿中央和地方的一种政治体制。军权膨胀的结果，是相互拼实力、争地盘，牺牲了党的整体利益。二是派系林立，内耗严重。国民党的组织原则，亦仿自俄共的民主集中制。国民党1924年“一大”通过的“纪律问题”决议案中，明文规定将“民主主义的集权制度”为其组织原则。但1928年以后，民主集权制被个人领导制所替代;党内选举制被指派和委派制所替代;代表党员意志的代表大会代表由中央指定;代表各省市党员意志的党部负责人亦由中央派遣。指派和委派制度导致党内资源私化，权力集中于个人。获得权力的人不对下面群众负责，只对上级领导负责。有权有势者恃其权力资源网罗人才、自树一帜，处于下位者为获得权力钻营奔走、投奔权贵，拉帮结派成为国民党的政治文化。以军人、地盘为凭借的地方实力派和没有军队、地盘的政治性派系的存在及其恶性倾轧，在国民党内部形成一种持续强韧的内耗和自毁机制，对国民党整个组织生命的衰竭产生极大影响。三是基层空虚，软弱无力。列宁主义政党组织有着覆盖每名党员的基层组织，通过基层组织对党员进行教育训练，党员之间相互沟通、监督，最终使党员保持对党的意识形态的高度认同，并使党组织形成强大的凝聚力。但国民党的基层组织却在整体上呈现出空、穷、弱、散的状况，党的组织对党员没有向心力，党员对党的组织没有归属感。“空”，是指县以下基层组织徒具形式，空无内容，有的纯属下级虚报数字，敷衍上级。“穷”，是指基层党部经费太少，一些县市党部每月办公费仅够支付邮费开支，而区分部每月的经费仅相当于两块烧饼的钱。经费缺乏使一些县以下基层党组织长期处于休克或瘫痪状态。“弱”，是指基层党部软弱无力，既不能指导政府，也不能控制党员，更不能领导民众。“散”，是指相当一部分基层党部有组织无活动，不能发挥作用。1942年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的党务报告谈到，在全国3万多个区分部中，不能按期开会，或未能开会者，占68%。党员数量不清，是基层组织涣散的重要体现。1939年，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张厉生慨叹，“党员数目，变成一篇糊涂账，同二十五史一样难查。”四是党员挂名，形象不佳。北伐时期，国民党虽不是一个组织严密的党，但称得上是一个富有革命精神的党。胡适曾称，“民国十五六年之间，全国多数人心的倾向中国国民党，真是六七十年来所没有的气象。”但建立南京政权尤其是发动清党运动以后，民众对党员的观感发生了重要变化。1930年10月，蒋在一次讲演中谈到：“现在一般人看见我们的党员，就是类似一个特殊阶级”“讲得不好，就是如同军阀一样，再讲不好一点，就是如同乡下劣绅一样”“没有一个地方的人，讲我们党部曾为人民打抱不平，为民众求利益的;所讲的话，统统是同人家争权利，做包庇诉讼、贪污纳贿的事情”“一般民众对党无信仰，而且表示蔑视。”1932年，胡汉民批评基层党部不愿做实事，更不愿与群众接近，并说“人民对党不但不欢迎，不感觉需要，反而嫌多。”曾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和组织部长的朱家骅曾说，党员这一群体一是靠党过生活，二是依党做护符，三是借党争权利。“党员对党是消极，人民对党是失望，地方政府对党是责备”，党员不仅未能成为官民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反而充当了一个与官争权、与民攘利的角色。结合阅读王著和《二十世纪中国史纲》（金冲及，2012）、《中间地带的革命》（杨奎松，2010）等书籍，笔者认为，导致国民党组织涣散的原因有很多。比如，政治纲领的缺失。一个政党要凝聚党员、引领民众，必须提出鲜明而富有吸引力的政治纲领。然而，国民党执政后却没有提出顺应潮流、合乎民意的政治纲领。在普通党员尤其是广大民众看来，国民党的所作作为无非是一群官僚、政客、军阀之间的争权夺利，与自己关系不大，党的组织对党员没有内聚力、对民众没有吸引力，党员和民众自然也不可能有多大热情给党以有力的支持。比如，阶级基础的模糊。国民党一再表示其代表“全民”利益，否认阶级区别，反对阶级斗争。在农村，国民党不敢触动地主阶级的既得利益，连温和的减租也不敢执行。在城市，处理劳资关系时总是力求兼顾双方利益，其结果却常常是两不讨好，劳资双方均不认为国民党代表了他们的利益。在工农弱势的情况下，国民党“代表全民”的政策取向往往以牺牲工农利益为代价，自然也就失去了最广泛的民众基础。又比如，党员吸纳的杂滥。国民党改组后，滥行集体入党、强迫入党。1939年，蒋介石训令全国各机关公务人员于一个月内一律加入国民党，届期如无党籍者，有官者免官，有职者免职。1940年春，李宗仁在湖北老河口公园举行集体入党仪式，一次就吸收了1万多名军官士兵入党。之后几天，第五战区10多万名官兵都成了党员。入党的不加甄选、不论优劣、不计信仰，其结果必然是党员数量迅速膨胀而质量良莠不齐。再比如，师俄建党体制与三民主义理念的冲突。一方面，国民党师法俄共的组织形式，将党建在国上，设立了集权的中执会、中政会，实行以党治国，一党专政。另一方面，依照西方分权理论，以民主宪政为目标，成立了五院，在地方强调党政分开、党不干政。在实际运作中，一党专政与民主宪政形成不少矛盾，使国民党党治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掩卷沉思，不由想起邓小平同志的告诫：“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我们党建党90多年、执政60多年，创造了世所瞩目的辉煌业绩，同时也面临着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和挑战。“如果管党不严、治党不力，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得不到解决，那我们党迟早会失去执政资格，不可避免被历史淘汰。这决不是危言耸听。”以史为鉴，从严治党，党才能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才能把握机遇、迎接挑战，赢得主动、赢得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