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喜在一抔黄土下找到自己的归宿之后，一辈子的悲乐宠辱、好好歹歹就与他再也没有什么瓜葛了。刚听到云喜离世的消息时，我远没有当初听说云喜得了神经病时的震惊和伤感，反而有些为他高兴——与其疯疯癫癫地活着，整日处在一种自虐式的痛苦与毫无尊严之中，还真不如死了清净。
　　可年轻时的云喜不仅不是一个疯子，而且还是我心目中的偶像。记得我中学毕业后在村里参加大集体劳动的那会儿，他是二小队的队长，同时还是大队的民兵连长，刚满十八岁的我也就自然成为了云喜手下的一名民兵。那是一个全民皆兵的年代，农村的基干民兵也是预备军事主力，每年的冬闲时节和紧要时刻，军事训练和部队一样抓得很紧，我们经常要在大队办公室的院子前面吼吼哈哈地训练步伐、队形与刺杀。那时家家户户都要“深挖洞”，记得当时大队还挑选出了十个精干民兵组成一个班，由云喜带队参加了公社武装部组建的战备团。
　　云喜文化不高，脸膛黝黑，生就了一副笔直匀称的身材，眉眼俊朗，于不苟言笑的稳重中带着几分儒雅。云喜很爱整洁，一顶黄军帽和一身中山装总是洗得干干净净的，虽然他和大家一起摸爬滚打地训练，却总能保持一身净爽。或许好的容貌本身就是一种威慑力，所以他在指挥我们操练时，那些好说好动、喜欢嬉闹的男女民兵都是服服帖帖的，列队、步伐、起卧、投弹、刺杀，每一个动作都非常认真。可换成指导员二根就不行了，二根虽然当过几年兵，可他个头矮，又有着向日葵般的一张大脸盘，训练时爱摆个谱，站在队前大话空话讲个没完，时不时地还爱敲打一下这个、挖苦一下那个。年轻人的逆反心理都重，一听他站在前面嘚啵嘚啵个没完，心里就不服气了，大伙儿故意你推我搡、嘻嘻哈哈地气他，他发多大的火都没用。可是云喜一出现，大家马上收敛了，都变得规规矩矩的。云喜在公社的战备团里担任排长一职，除了我们大队的民兵班外，他还领导着另外两个大队的民兵班。云喜往队伍前面一站，玉树临风，号令严正，镇得住场面，公社武裝部长很是器重他，我们脸上也感觉很有光，毕竟我们来自于一个大队。
　　那时的云喜还没有结婚，理所当然也就成了许多大姑娘暗恋的男人。我和云喜不是一个小队，我是一小队，云喜是二小队。大队学大寨修水库时，决定把一条河的下游河道改造成为高产粮田，当时一小队和二小队合并在一起劳动。记得半晌歇息时，我们一小队的几个姑娘总爱往云喜身边黏，胆大的厚着脸皮逗他，胆小的则用眼睛偷偷瞟他，那些一闪即逝的眼神像是喷着火，热辣辣地灼人。云喜很烦那几个老往自己身边蹭的大姑娘，一次他扬着大嗓门对她们说：别老是急火烧毛地往我跟前蹭，我就实话告诉你们吧，你们那一个一个的模样，我是一个都看不上，白送给我再倒贴钱，我也不会要你们。几个大姑娘叽里哇啦地一阵怪叫，都捂着脸噔噔噔地跑开了。
　　其实云喜那时已经暗地里说好了媳妇，女的是邻近大队的，他们的关系公开后不久，云喜就把她迎娶了回来。娶亲那天，整个大队的年轻人都去吃大锅饭，晚上都去他家闹洞房。云喜的媳妇有着一张月亮般明媚的脸，文静漂亮，听说粗活细活都能做，是百里挑一的好姑娘。原来云喜爹和云喜的老丈人都是石匠，两人经常一起给人修房子，都是不爱吭气的老实人，很对脾气，相互的家庭情况也都知根知底，于是他们在一块摆弄石头时顺便商定好了儿女们的婚事，后来的媒人只是跑了跑腿就成了。虽是父母主婚，可云喜和他媳妇彼此也是互相倾心。云喜媳妇的娘死得早，为了照顾爹和几个年幼的弟妹，她一直拖到二十六岁才成婚。闹洞房那晚，我们一伙年轻人团结起来都斗不了云喜，我们一动硬茬，他就端起了连长架势，那时我们都是他的兵，他一拿架子黑下脸，我们就犯怵了。加上他不停地散发香烟，不停地往酒桌前推我们，最后是把我们的阵线彻底瓦解了。我们被灌了几杯后晕头胀脑的，于是乖乖地撤了。云喜也因此成为大队里唯一没有被闹洞房的人，他媳妇真是幸运。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一场横扫中华大地的飓风也吹到了我那山旮旯里的故乡，原来一起扎堆劳动的乡亲们像树叶一样被风卷起，在天空迷迷怔怔地飘浮了一阵后，最后七零八落地落在自家房前的山前山后、沟上沟下，农民开始包产到户，以分散的形式侍弄各家的土地和庄稼。
　　生活渐渐好起来，农村人的眼光也越来越活络，春种秋收大忙季节一过，男的或到国营煤矿打工挣钱，或到城里做生意，女人和老人则在家侍弄庄稼。没过几年，家家户户都买了三轮车或摩托车，渐渐地也都把原来的土墙房翻修成砖瓦房。下煤窑打工的活儿云喜不干，他说那纯粹是剥削，穷死了也不能去干，去干就是犯贱。可是当他看到别人家的日子荣荣光光的，心里又像喝了醋一样酸溜溜的不是滋味，于是就经常一个人嘟嘟嚷嚷地骂：都是他娘的软骨头，挣的钱再多也是臭的。又过了几年，方圆十里有好几家的孩子考上大学、中专走了，就连原来因为儿女多连鞋子都穿不上的贵土，也靠养着一群羊供出了两个大学生。云喜的三个孩子都只上到初中，两个闺女先后出嫁，二十岁出头的儿子嫌父亲脑筋不转弯一根筋，云喜嫌儿子没骨气，爷俩尿不到一个壶里，一说话就瞪眼，最后儿子一拍屁股离家进城打工去了。云喜越活越不赶趟，他仍旧住在土墙房里，吃喝穿戴哪一样都不如别人，后来自己也觉得撑不住脸面了，在路上走着走着，看见有人来了就远远躲开。他媳妇说他一夜一夜地碾场一样翻过来覆过去地不睡觉，一会嗨一声—会嗨一声，一夜的长气。渐渐云喜就有了不由自主地嘟嘟嚷嚷骂人的毛病。村里的黑蛋先是给别人打工，后来自己做了工头，开业那天请全村人喝酒，还请了乐器班子助兴，黑蛋专门派人来请云喜，云喜去是去了，可他站在酒桌前大喊：大家都别喝酒，这酒这菜有毒。接着便是一通骂骂咧咧，一开始大家都以为他心里有气，过了一段觉出不对劲了，和他说正事不是驴头不对马嘴就是干脆不接话碴，更让人惊异的是云喜不再躲人了，反而是哪里人多就往哪里走，然后挺胸阔步地往高处一站给大伙“做报告”，嘴里讲的都是天下大事，壮怀激烈，慷慨悲歌，精神亢奋，眼光四射。大家终于明白云喜疯了，彻彻底底疯了。
　　疯了的云喜经常做出一些出人意料的事儿，其中之一就是怕自己的老婆看不起自己跟别人跑了，因此他死死地看着媳妇，媳妇走到哪他跟到哪。媳妇娘家有事时，媳妇怕他跟去误事、丢人，于是躲开他悄悄走了，他知道后就抹脖子上吊来吓唬在家照顾他的闺女，闺女说出了她妈的去向，云喜立刻随后赶去，并于众目睽睽之下一把搂住媳妇嚎啕大哭，嘴里絮絮叨叨地说着你不能不要我了、你不能跟人跑了之类的话。云喜媳妇羞得满脸通红，却又只能像哄孩子一样哄他，好一阵子才能把他哄得安静下来。
　　乡下人遇到这种事首先想到的是中邪了，于是赶紧请人摆治，巫婆、端公烟熏火燎地又唱又跳，鬼没驱走，云喜的病却更重了。医院也去了好几次，在里边住一段时间后情况好了一些，可一回村就又犯病了。
　　云喜的神经出问题时，我已经从学校改行到政府做了文秘，一次回乡下时正好碰见云喜在给众人“做报告”，他看见我回来，喊着我的名让我过去。看在过去交往的份上，也看在他的生病只能哄的份上，我乖乖走了过去。他突然指着我大声问：我是不是你的连长？我说是。他又问：你是不是我的兵？我说是。他把手指环绕一周后说：你们都是我手下的社员，年轻的都是我的兵，你们说是不是？大家都顺着他说是是是。他越发来了劲，像个指挥员一样亮出当年指挥操练的架势，响亮地喊着口令让我们集合列队。我们做样子站好，他似乎又找到了当年的感觉，站姿标准、声音洪亮地喊着：立正，稍息，向左转，齐步走。我看到他的脸因为亢奋而闪着亮光。就是那次回乡看见他后不久，云喜就卧床不起了，病得很重，没几天就丢下媳妇和儿女们走了。听云喜死时在他跟前的人说，云喜临走时对家人没有任何交代，而是一串愤愤不平的骂声。
　　云喜死后十年，他媳妇也走了，是睡觉“睡死”的，云喜两个闺女都嫁在外地，儿子媳妇孙子都在城里打工，所以家里只他媳妇一人。儿子曾经说过把她带到城里去，可她不愿意，一是过不惯城里的日子，二是想守着云喜的坟墓与老屋。左右邻居都搬家到新农村去了，原来的自然村里只剩云喜媳妇一人。村邻两三天没看见她的人影了，弄开门一看，才发现她早已死在床上。此事还惊动乡派出所来人勘验了现场，后来鉴定是心肌梗塞，睡觉后没再醒来。我听后心里一阵无来由的痛楚，人生无常，一个曾经像女神一样的女人竟然会是这样一个结局，这或许是云喜留下的罪过吧。
　　令人欣慰的是云喜的儿子生活得不错，他当年和父亲赌气出去打工，最开始一个月才二百元的工资，一年一年地打拼慢慢站住脚，一步一步地升成企业中层领导，并娶妻生子。我去年清明回家给父母烧纸时碰见了他，他也是专程回来给爹娘上坟的。云喜的儿子长得酷似当年的云喜，高高个子，相貌端庄，彬彬有礼。言来语去中看出他见过很多世面，有想法，有心胸，我想他一定还会大有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