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月13日清晨6点50分，我的爱人林颂平经历近四年癌症折磨，医治无果，终离我们而去，时年58岁。
　　先生的父亲解放前是一位高级会计师，母亲与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沾亲带故。尽管这样，先生高中毕业还是被下放为一名知青，和七八个知青住在一起，生活很艰苦。没菜吃，只能用酱油冲点开水，每晚收工回来端着饭碗到农民家讨点菜。别的知青有了菜就扬长而去，他每次都会恭恭敬敬地向主人表示诚心诚意的感谢。先生以他的吃苦耐劳、聪明灵活、能说会写赢得了村民们的喜欢，被安排在房东家生活，对知青来说这是最好的待遇，不用再为没菜吃犯愁。此后他在农村4年多，与房东成了一家人，乃至恢复高考考上大学回城，再到后来我们结婚，一直保持着往来。他总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今年先生去世，房东大哥大嫂帶着弟妹们，凌晨1点多开车行驶五六个小时，7点50之前赶到殡仪馆来为他送行。

　　下放农村时，生产队安排他放牛，牧童骑在牛背上，他只有羡慕的份儿，在农村只有孩子才被允许骑牛。他掏出口琴吹《莫斯科郊外的夜晚》、《红莓花儿开》和《红河谷》，排遣身在异乡为异客的孤寂心情。那些孩子来夺他的口琴，每个人都要吹一吹，结果摔坏了一个音孔，好在还能吹。从此生产队长就派他带着这帮孩子放牛，但要教他们吹口琴。在一个初冬，山坡上草已不多，他带着孩子们向更高更陡处放牛，结果一头牛滑下陡坡摔死了。他亲眼目睹那头牛口吐血沫，眼睛瞪得大大的慢慢死去，彼时漫天大雪，哀伤和孤独笼罩着一切。守着牛，他伤心地吹着《回家》，一直等到孩子们把生产队长和村民们叫来。在当时牛是一家甚至于一个生产队的全部产业，愧疚一直隐于他内心，后来他就不吃牛肉了。
　　先生大学毕业后分在中学当物理教师。三十多年前根本没多媒体一说，他硬是和物理组的老师运用所学专业知识自己动手，因陋就简，利用休息时间画线路图，布线，焊接，安装，调试，把学校三十多间教室和几十间办公室里的小广播一个一个接通，没向学校要过一分钱。学校一位老师手表掉到厕所里（三十多年前，一块手表对一位普通教师来说就是奢侈品），先生听说后便脱掉上衣把手伸到粪池里去，把手表捞上来，冲洗得干干净净，送到那位老师手中。他从没提过这事，后来这位老师在一次学校聚会上说：小林，我一辈子都会记着你。我才知道有这回事。
　　先生调出学校后做了最普通的官员。他正直做人，甚至于正直做恶人，从不为保全一官半职或晋级而丧失人格。他分管文、教、卫，下属部门一位资深领导需要健全组织，增调人员，补充装备，审批报告时符合要求，最终结果超出预算，当然他也没忘了给先生全套配置。但先生一点不领情，调查清楚事情真相确属违规后，收回所有配置。当时许多人说情，都说事情不大，又不是独吞，但先生就是不退让。他说：共产党的腐败就是从这些小事开始的。
　　他率性而为，不愿为陈规陋习所束，崇尚自由。他的耿直与为官之道相悖。纵然他有许多愿望也有才情，纵然他心底对当前状况有许多看法，但他无法实施也无力改观，只能用微薄言辞争得自己作为大写的“人”的存在。
　　每年，党政机关都要进行述职述廉报告，每位干部都会洋洋洒洒陈述这一年的工作业绩，溢美之词铺满页面，读完报告，就会听到所有工作都被一个人做完了，也会发现根本没有腐败现象。而先生的报告则让人大跌眼镜：“……去年的报告，我写得很简单，绞尽脑汁，只挤出那么点东西，但不曾想在以后的闲谈中多次被提及。我稍作反思，可能是一种放得开、顾虑少的心态导致的率真引起大家的关注。在我们的生活中，放不下是一种普遍现象，太在意自己在领导中的形象，生怕影响自己的前途，由此便滋生出一种畸形的人生态度。只为领导活着，活在别人的眼中，害怕丢了官帽。其实人生苦短，能活出一个真实的自我，是人生最重要的事。一切名和利都顺其自然，用不着看别人的脸和顺别人的嘴来违心度日。”
　　岁月流年，我陪他走过三十多年，他待人热情真诚细致入微，他针砭时弊语言犀利又风趣幽默。在生病的几年里，他依旧愤世嫉俗。后来病情恶化，脑中枢神经受肿瘤压迫昏迷，语言受阻，他不再能清晰地表述完整的意思。
　　如今，我的先生，我的丈夫，我的爱人，一个普通的人，向自由而去了。偌大的房子只剩下我一人，四面凄清、四围惨白、四周死寂的透骨寒气弥散在空间，所有的影像已化成一缕青烟定格成冰凉的一张薄薄的照片。任我再喊、再哭、再疼、再痛都不会有他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