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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活着》作为余华创作前后期的变调之作，无论内容、笔调，较余华之前作品都更显悲悯与温情。这与余华将自身所浸透的中国传统文化恰如其分的运用到作品之中是分不开的。从中国传统文化视角看余华作品《活着》，主要呈现为中国传统的农业文化心态与农民形象；以血缘为主导，以家族为本位的宗法制特征。
关键词：活着；中国传统文化；农业与农民；家国同构
《活着》作为先锋作家余华创作前后期的变调之作，通过叙述福贵家人们相继悲苦去世的死亡历史，讲述了主人公福贵苦难的一生。尽管人生历尽种种苦难，但作品中的人物——家珍、凤霞、有庆、二喜等都还是展现出中国农民一如既往的朴实，主人公福贵对苦难则更没有回以呐喊与咆哮，没有陷于堕落与沉沦无法自拔，而是以一种坦然、坚韧的性格将苦难化为继续活着的无形力量，这些无不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对福贵一家及整部作品的深深浸染。
一、中国传统农业文化心态与农民形象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以农业为主导的国家，在很长时间里，面朝黄土背朝天都是中国民众的真实写照。厚实博大的黄土地不仅养育了一代代炎黄子孙，也铸造了他们如黄土地的朴实，更由此形成了中国民众特有的农业文化心态。
（一）以土地寄生为法则的农业文化心态
大河文明所倚重的农耕文化孕育出中华民族稳健务实的农业心态。因农业资源的相对固化，民众必须通过在土地上耕种才能换取生存所需的物质条件，从而土地则成为了生存前提。正因为土地的重要性，因而从古至今，上至君王，下至黎民，对土地的依赖性都是极高的，占有土地资源及从事农耕活动带给他们的便是一种踏实与满足之感。他们求稳怕乱、安土乐天，因此往往将土地作为国家及家族寄生的法则。
在《活着》中，主人公福贵家族作为地主阶级对土地資源的占有与支配，以及龙二用尽坑蒙手段也要晋身地主阶级反映的则正是民众寄生土地，占有农耕资源以求取生存物质条件的文化心态。而主人公福贵在家产败落之后，却依旧选择租赁龙二的土地为生，并且感叹到“说起来日子过得又苦又累，我心里反倒踏实了”[1]由此可见，厚实博大的土地在福贵遭难之际给了他以回归朴实的依靠，也给他的内心带来了久违的踏实，而这正是务实稳健的中国农业文化心态的体现。
（二）传统的农民形象
自给自足，男耕女织是中国古代小农经济的典型代表，也是中国传统农民形象的重要特征。在《活着》中，在福贵幡然醒悟回归朴实人性之后，总体来讲是福贵负责耕种，家珍主理内务，家珍病倒之后此现象更为突出，这正符合了男耕女织的传统农民形象。与这一特征相承接的另一农民形象特征则是“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安居乐业之梦。尽管经历亲人的相继离去，但福贵内心仍然一直在为维系自己小家的幸福而努力，正如余华在《活着》麦田新版自序中所说“他相信自己的妻子是世界上最好的妻子，他相信自己的子女是世上最好的子女，还有他的女婿他的外孙……”[2]由上可见，中国传统的农民形象是朴实本分而且闪着生活光芒的，一如福贵爹在签字抵押土地时说的那句“赌债也是债，自古以来没有不还债的道理”[1]的朴实本分。
但也应看到中国传统农民因直接接触物质生产资料，却很少享用物质生产成果，因而生存状态在某些层面是较为原始的。这一点在福贵爹身上体现突出。尽管已经是家有良田的地主，但他也还是“跟牲畜似的喜欢到野地里去拉屎”[1]同时文化缺乏带来的愚昧短视也是中国传统农民的一大重要特征。福贵因囿于自身对体育项目的无知而错失了有庆的体育天赋，也因有庆、凤霞均在医院死去而不愿意让二喜进医院等愚昧行为都深刻的阐述了福贵身上那种传统农民的愚昧短视。
二、以血缘为主导，以家族为本位的宗法制
以《活着》中的人物情节拟一条时间轴，我们便可以清晰地看到故事是从福贵嗜赌败家讲起，接着讲到福贵爹娘、有庆、凤霞、家珍、二喜、苦根等福贵亲人们的去世，中间穿插着老全、春生等友朋关系的情节描述以及长根、队长等主仆、体制关系的情节叙述。细疏其内在联系，不难发现其中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以血缘为主导、以家族为本位的宗法制的特征。
（一）以血缘为主导的宗法意识
正如学者蓝斌所言“中国传统文化非常重视血缘亲情关系，以宗法关系作为维系社会的主要纽带，并以此作为专制王权的社会基础是中国古代社会结构的重要特征”[3]。具有血缘亲情的成员组成家庭，家庭或家族再作为细胞组成中国社会，而血缘亲情便是儒家文化倡导下的建构社会最基本的要素。中国的家谱与姓氏文化则正是由这样的价值观而产生的验证族人是否具有血亲关系的重要宗法文化。小说的开头便是福贵以二喜、有庆等亲人名字来鞭策那头同样叫做“福贵”的老牛干活的场面。二喜、有庆等亲人早已去世，但福贵依旧用另外的形式让他们陪着自己生活，这深深地体现了以血缘为主导的家庭关系已然成为福贵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他无时无刻不在想念与憧憬这样完整的家庭关系。再比如，当家珍生下儿子叫有庆的消息传到福贵娘耳中时，福贵的娘第一句话不是问这孩子体重样貌，而直接问的是“有庆姓什么呀”，得知孩子姓徐，福贵娘这才扭着小脚匆匆来到田间告诉福贵。这样一个细节，足可以说明，血缘亲情家谱姓氏等宗法意识对中国传统农民思想浸染之深。
（二）家国同构的宗法制度
在中国这种以宗法关系为基础的等级社会中，家、族、国家通常被结合为一个整体，学者们称这样的政治文化体制为“家国同构”，意即家是国的微缩，国是家的放大。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一书中谈到“正因为儒家兴起的时代是家族社会时代，当时国家的基础是家庭，故最核心的人伦是父子、夫妇、兄弟；另外，由家庭关系还可扩展出朋友、君臣——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五伦的交织便构成了儒家的集体。孔子言‘正名’，欲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孟子言‘无父无君，是禽兽也’。”[4] 这便是强调了在家国同构的政治文化体制中个体生命应秉承的处事原则：各行其事，各尽本分。这也就是说为君者可以不仁，但为臣者不能不忠；为父者可以不慈，但为子者不能不孝。
在《活着》中，作为夫妻关系，福贵在一开始是嗜赌成性、风流浪荡，可以说这样的丈夫形象是十分不称职且荒唐的，但家珍作为妻子却只能默默忍受并依旧勤俭持家，这便是“夫为妇纲”所要求的。作为父子关系，福贵对有庆动辄怒声呵斥，但有庆对福贵只能低头不语却不能跳起反抗，这也是“父为子纲”所要求的。作为主仆关系，长根所受的待遇并不好，也经常被福贵欺负。但当福贵家败后要撵长根离开，长根却说“要饭的皇帝也是皇帝，你没钱了也还是少爷”[1]这体现的是一种超越物质的主仆关系，也就是孔子所言的为君者可以不仁，但为臣者不能不忠。
综上所述，余华的作品《活着》虽产生于新中国时期，但依然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深深浸润。传统文化中稳健求实的农业文化心态、以土地为寄生法则、以血缘为主导、家国同构的宗法制特征等等，为《活着》这部作品滋养厚土，充实和丰富人物及情节。正是由于余华将自身所浸透的中国传统文化恰如其分的运用到作品之中，才使得《活着》这部作品较他之前的作品更觉悲悯与温情，引人深思。
参考文献
[1]余华.活着[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4
[2]余华.<活着>麦田新版自序[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4
[3]蓝斌.试论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及其特征[J].兰台世界，2006.07
[4]冯友兰.中国哲学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作者简介
杨雪（1992年8月-），女，四川眉山人，长江大学文学院在读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文学史。
（作者单位：长江大学）
关键词：活着；中国传统文化；农业与农民；家国同构
《活着》作为先锋作家余华创作前后期的变调之作，通过叙述福贵家人们相继悲苦去世的死亡历史，讲述了主人公福贵苦难的一生。尽管人生历尽种种苦难，但作品中的人物——家珍、凤霞、有庆、二喜等都还是展现出中国农民一如既往的朴实，主人公福贵对苦难则更没有回以呐喊与咆哮，没有陷于堕落与沉沦无法自拔，而是以一种坦然、坚韧的性格将苦难化为继续活着的无形力量，这些无不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对福贵一家及整部作品的深深浸染。
一、中国传统农业文化心态与农民形象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以农业为主导的国家，在很长时间里，面朝黄土背朝天都是中国民众的真实写照。厚实博大的黄土地不仅养育了一代代炎黄子孙，也铸造了他们如黄土地的朴实，更由此形成了中国民众特有的农业文化心态。
（一）以土地寄生为法则的农业文化心态
大河文明所倚重的农耕文化孕育出中华民族稳健务实的农业心态。因农业资源的相对固化，民众必须通过在土地上耕种才能换取生存所需的物质条件，从而土地则成为了生存前提。正因为土地的重要性，因而从古至今，上至君王，下至黎民，对土地的依赖性都是极高的，占有土地资源及从事农耕活动带给他们的便是一种踏实与满足之感。他们求稳怕乱、安土乐天，因此往往将土地作为国家及家族寄生的法则。
在《活着》中，主人公福贵家族作为地主阶级对土地資源的占有与支配，以及龙二用尽坑蒙手段也要晋身地主阶级反映的则正是民众寄生土地，占有农耕资源以求取生存物质条件的文化心态。而主人公福贵在家产败落之后，却依旧选择租赁龙二的土地为生，并且感叹到“说起来日子过得又苦又累，我心里反倒踏实了”[1]由此可见，厚实博大的土地在福贵遭难之际给了他以回归朴实的依靠，也给他的内心带来了久违的踏实，而这正是务实稳健的中国农业文化心态的体现。
（二）传统的农民形象
自给自足，男耕女织是中国古代小农经济的典型代表，也是中国传统农民形象的重要特征。在《活着》中，在福贵幡然醒悟回归朴实人性之后，总体来讲是福贵负责耕种，家珍主理内务，家珍病倒之后此现象更为突出，这正符合了男耕女织的传统农民形象。与这一特征相承接的另一农民形象特征则是“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安居乐业之梦。尽管经历亲人的相继离去，但福贵内心仍然一直在为维系自己小家的幸福而努力，正如余华在《活着》麦田新版自序中所说“他相信自己的妻子是世界上最好的妻子，他相信自己的子女是世上最好的子女，还有他的女婿他的外孙……”[2]由上可见，中国传统的农民形象是朴实本分而且闪着生活光芒的，一如福贵爹在签字抵押土地时说的那句“赌债也是债，自古以来没有不还债的道理”[1]的朴实本分。
但也应看到中国传统农民因直接接触物质生产资料，却很少享用物质生产成果，因而生存状态在某些层面是较为原始的。这一点在福贵爹身上体现突出。尽管已经是家有良田的地主，但他也还是“跟牲畜似的喜欢到野地里去拉屎”[1]同时文化缺乏带来的愚昧短视也是中国传统农民的一大重要特征。福贵因囿于自身对体育项目的无知而错失了有庆的体育天赋，也因有庆、凤霞均在医院死去而不愿意让二喜进医院等愚昧行为都深刻的阐述了福贵身上那种传统农民的愚昧短视。
二、以血缘为主导，以家族为本位的宗法制
以《活着》中的人物情节拟一条时间轴，我们便可以清晰地看到故事是从福贵嗜赌败家讲起，接着讲到福贵爹娘、有庆、凤霞、家珍、二喜、苦根等福贵亲人们的去世，中间穿插着老全、春生等友朋关系的情节描述以及长根、队长等主仆、体制关系的情节叙述。细疏其内在联系，不难发现其中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以血缘为主导、以家族为本位的宗法制的特征。
（一）以血缘为主导的宗法意识
正如学者蓝斌所言“中国传统文化非常重视血缘亲情关系，以宗法关系作为维系社会的主要纽带，并以此作为专制王权的社会基础是中国古代社会结构的重要特征”[3]。具有血缘亲情的成员组成家庭，家庭或家族再作为细胞组成中国社会，而血缘亲情便是儒家文化倡导下的建构社会最基本的要素。中国的家谱与姓氏文化则正是由这样的价值观而产生的验证族人是否具有血亲关系的重要宗法文化。小说的开头便是福贵以二喜、有庆等亲人名字来鞭策那头同样叫做“福贵”的老牛干活的场面。二喜、有庆等亲人早已去世，但福贵依旧用另外的形式让他们陪着自己生活，这深深地体现了以血缘为主导的家庭关系已然成为福贵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他无时无刻不在想念与憧憬这样完整的家庭关系。再比如，当家珍生下儿子叫有庆的消息传到福贵娘耳中时，福贵的娘第一句话不是问这孩子体重样貌，而直接问的是“有庆姓什么呀”，得知孩子姓徐，福贵娘这才扭着小脚匆匆来到田间告诉福贵。这样一个细节，足可以说明，血缘亲情家谱姓氏等宗法意识对中国传统农民思想浸染之深。
（二）家国同构的宗法制度
在中国这种以宗法关系为基础的等级社会中，家、族、国家通常被结合为一个整体，学者们称这样的政治文化体制为“家国同构”，意即家是国的微缩，国是家的放大。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一书中谈到“正因为儒家兴起的时代是家族社会时代，当时国家的基础是家庭，故最核心的人伦是父子、夫妇、兄弟；另外，由家庭关系还可扩展出朋友、君臣——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五伦的交织便构成了儒家的集体。孔子言‘正名’，欲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孟子言‘无父无君，是禽兽也’。”[4] 这便是强调了在家国同构的政治文化体制中个体生命应秉承的处事原则：各行其事，各尽本分。这也就是说为君者可以不仁，但为臣者不能不忠；为父者可以不慈，但为子者不能不孝。
在《活着》中，作为夫妻关系，福贵在一开始是嗜赌成性、风流浪荡，可以说这样的丈夫形象是十分不称职且荒唐的，但家珍作为妻子却只能默默忍受并依旧勤俭持家，这便是“夫为妇纲”所要求的。作为父子关系，福贵对有庆动辄怒声呵斥，但有庆对福贵只能低头不语却不能跳起反抗，这也是“父为子纲”所要求的。作为主仆关系，长根所受的待遇并不好，也经常被福贵欺负。但当福贵家败后要撵长根离开，长根却说“要饭的皇帝也是皇帝，你没钱了也还是少爷”[1]这体现的是一种超越物质的主仆关系，也就是孔子所言的为君者可以不仁，但为臣者不能不忠。
综上所述，余华的作品《活着》虽产生于新中国时期，但依然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深深浸润。传统文化中稳健求实的农业文化心态、以土地为寄生法则、以血缘为主导、家国同构的宗法制特征等等，为《活着》这部作品滋养厚土，充实和丰富人物及情节。正是由于余华将自身所浸透的中国传统文化恰如其分的运用到作品之中，才使得《活着》这部作品较他之前的作品更觉悲悯与温情，引人深思。
参考文献
[1]余华.活着[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4
[2]余华.<活着>麦田新版自序[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4
[3]蓝斌.试论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及其特征[J].兰台世界，2006.07
[4]冯友兰.中国哲学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作者简介
杨雪（1992年8月-），女，四川眉山人，长江大学文学院在读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文学史。
（作者单位：长江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