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箭士柳白猿》是徐浩峰“武侠三部曲”中的一部，曾获得第49届金马奖最佳改编剧本、动作设计和原创配乐提名，在动作功夫片的外壳之下，影片的内容核心依旧是武学、禅悟以及时代语境下的个人抉择。其中涉及到了武林文化、民国时期的军阀混战的社会背景、以及对侠道精神的彰显。影片有着极度碎片化的叙事，几乎不能连贯的故事情节和大量隐含着省略和隐喻的表达，上演了一场武林将逝的时代挽歌。本文从三个方面分析《箭士柳白猿》中的隐喻化表达。
冷兵器 ：逝去的武林文化
《箭士柳白猿》的叙事时间被设定在20世纪初的军阀混战时期，在那个清王朝覆灭、军阀混战的乱世，武学已经变得越来越没有存在感。以武载道的传统已经不再占据主流地位，这令以攻守伐敌安身立命的武者丧失了身份意义。与此同时，中西方文化的融合使得枪炮等热兵器传入中国，在这种环境背景下，江湖也逐渐走向销声匿迹的道路。
影片正是立足在末路江湖的背景下，缅怀逝去的武林文化。“箭”和“长枪”以及“镰刀”等中国传统冷兵器是武林文化的隐喻。影片中最有特点的武打场景有三处，一处是匡一民和过德诚对大枪，一处是结尾比武时弓箭与长枪的对决，还有一处是“划勒巴子”。导演徐浩峰给予了中国传统冷兵器充分地展示，力求真实的将中国武术精髓呈现出来。在展现长枪对决之时，严格按照战场上的对大枪的方法来拍，用枪的方式是往前捅，而不是抡。在结尾比武的情节中，打斗戏把弓箭与长枪的对决展现的淋漓尽致，呈现出中国武术的奥妙。同时，影片中出现的冷兵器还有镰刀，匕首，绳索，处处可以体现出导演对冷兵器的挚爱，立志展现传统冷兵器交接的艺术感。但具有悲剧意义的是，西方枪炮的出現使得冷兵器的存在倍加尴尬，纵然匡一民的长枪技法优于过德诚，但过德诚手下的一颗子弹就断送了匡一民30年来扶持的人的性命。武术高低已不再重要，冷兵器注定是要被时代抛弃，武士的舞台注定落幕，武林终将逝去，因此影片中冷兵器的符号意义更显悲凉。
视听语言中的“东方美学”与“西方文化”
导演徐浩峰将武侠片赋予了艺术电影的全新美感，以写意性的画面与象征意义的音乐、对白阐述对东西方文化的体悟与理解。影片立足于民国时期特定的时代背景，在画面、音乐、情节设置上隐喻着不同的文化色彩。
影片的画面具有传统美学写意之风，精简却极具韵味，体现了东方传统美学风格。镜头多次展现中国传统建筑的灰砖青瓦，佛阁寺院，以及荒凉的田间，随处可见的溪流青石，配合真实的武打动作，有一种诗意的气质。这些元素无一不是对中国传统美学的一种隐喻，在不动声色间展现东方文化，令原本纯粹的武侠功夫电影多了一种文人气质。在服装设计上，影片充满了各具特色的东西方元素。月牙红这一女性角色自始至终都是穿着一席旗袍，古典而又传统的旗袍氤氲着带着温婉气息的中国风，使得这一女性形象楚楚动人、温婉亲切，自然而然地打造出一种柔弱的气质。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山装、长袍在影片中多次出现，这些亦是东方文化的符号表达。影片处处也体现着东西方文化交融的隐喻，在柳白猿报完仇回寺庙的那场戏中，画面同时出现了寺庙中一个东方和尚和一个西方传教士的对峙，东西方不同文化在民国时代的对立与融合不言而喻。
不仅仅是画面，《箭士柳白猿》中音乐的选择亦体现了导演对文化的隐喻与反思。影片对音乐进行大胆创新，使其既具有东方元素，又融合了西方元素。在结尾比武的高潮部分， 出现的音乐将西方教堂钟声与中国寺庙钟声混合在一起，隐喻着东西方文化走向融合。在柳白猿报仇、水边悟道以及弓跟箭的对决这三场戏中出现了管风琴的音乐，富有西方宗教的象征意味。同时，徐浩峰还大胆地将巴赫的曲子融入到打斗戏里，既有时代意义，又有文化冲击的内涵。
柳白猿的选择与成长隐喻侠道精神
《箭士柳白猿》的故事性尽管不强，但是柳白猿这一人物的成长转变却清晰明了。柳白猿的成长与选择一方面预示着传统武林的没落与悲哀，另一方面也蕴含着导演对侠道精神的理解。侠之大者，在于自省，在于释怀。
依据约瑟夫坎贝尔的“英雄之旅”理论，柳白猿经历了英雄成长阶段，他从一个叫“双喜”的普通少年变为一个身怀绝技、主持正义的江湖仲裁者柳白猿，最后又退隐江湖，寻找属于自己的家。柳白猿的成长经历契合了英雄之旅的“出发”、“入会”“回归”三个阶段。在出发阶段中，柳白猿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少年，他亲眼目睹姐姐被人强暴，但却无能为力，因此他做了跳墙和尚，以柳白猿的名号获得重生。双喜的悲哀来自于能力的不足，因此他对自己产生“自我厌恶”。在“入会”阶段，他有了柳白猿的名号，主持公道与正义，表面上具有侠道精神，但是他的内心是矛盾的，他的矛盾一方面来自于女人的诱惑，面对二冬与月牙红，柳白猿产生了私欲，这与柳白猿保持理性、主持公道的原则不符，最直接的体现便是在尧舜武术馆的裁决中，开弓搭箭的柳白猿已没有勇气射出代表公平正义的四箭，只能依靠双拳来平息武林争端;另一方面来自于对姐姐的愧疚，当他对女人动心的时候，就会回想起姐姐，仇恨、自我厌恶的种子依然存在，这也是他称不上真正意义的“侠者”的隐喻。在回归阶段，柳白猿实现了真正的成长，他试图寻找原来的家，在本可以为姐姐报仇的时候他选择了饶恕，台词是“也许姐姐从未存在过，她是一个让我看清内心的契机，一个佛菩萨的点化”，随后有一个镜头段落是柳白猿将箭射进了水里。导演在这里的隐喻意图更加明确，柳白猿的成长正是侠道精神的体现——真正的侠者不是主持世间所有的公道，而是看清自己的内心，是释怀，是空无一物。
综上分析，《箭士柳白猿》中道具、视听语言、人物转变中的隐喻符号赋予了影片更深广的叙事空间，带有徐浩峰鲜明的个人风格，影片用一种禅意的方式展现了末路英雄的风骨和孤傲身姿，呈现了民国时期不同文化的交融与碰撞，武林与江湖虽已不在，但侠道精神永存。
参考文献：
[1] 杨帆.徐浩峰武侠电影作者性研究[D].西南大学，2018
[2] 黄翔宇.《箭士柳白猿》中类型元素的运用[J].艺术品鉴，2018，第32期
冷兵器 ：逝去的武林文化
《箭士柳白猿》的叙事时间被设定在20世纪初的军阀混战时期，在那个清王朝覆灭、军阀混战的乱世，武学已经变得越来越没有存在感。以武载道的传统已经不再占据主流地位，这令以攻守伐敌安身立命的武者丧失了身份意义。与此同时，中西方文化的融合使得枪炮等热兵器传入中国，在这种环境背景下，江湖也逐渐走向销声匿迹的道路。
影片正是立足在末路江湖的背景下，缅怀逝去的武林文化。“箭”和“长枪”以及“镰刀”等中国传统冷兵器是武林文化的隐喻。影片中最有特点的武打场景有三处，一处是匡一民和过德诚对大枪，一处是结尾比武时弓箭与长枪的对决，还有一处是“划勒巴子”。导演徐浩峰给予了中国传统冷兵器充分地展示，力求真实的将中国武术精髓呈现出来。在展现长枪对决之时，严格按照战场上的对大枪的方法来拍，用枪的方式是往前捅，而不是抡。在结尾比武的情节中，打斗戏把弓箭与长枪的对决展现的淋漓尽致，呈现出中国武术的奥妙。同时，影片中出现的冷兵器还有镰刀，匕首，绳索，处处可以体现出导演对冷兵器的挚爱，立志展现传统冷兵器交接的艺术感。但具有悲剧意义的是，西方枪炮的出現使得冷兵器的存在倍加尴尬，纵然匡一民的长枪技法优于过德诚，但过德诚手下的一颗子弹就断送了匡一民30年来扶持的人的性命。武术高低已不再重要，冷兵器注定是要被时代抛弃，武士的舞台注定落幕，武林终将逝去，因此影片中冷兵器的符号意义更显悲凉。
视听语言中的“东方美学”与“西方文化”
导演徐浩峰将武侠片赋予了艺术电影的全新美感，以写意性的画面与象征意义的音乐、对白阐述对东西方文化的体悟与理解。影片立足于民国时期特定的时代背景，在画面、音乐、情节设置上隐喻着不同的文化色彩。
影片的画面具有传统美学写意之风，精简却极具韵味，体现了东方传统美学风格。镜头多次展现中国传统建筑的灰砖青瓦，佛阁寺院，以及荒凉的田间，随处可见的溪流青石，配合真实的武打动作，有一种诗意的气质。这些元素无一不是对中国传统美学的一种隐喻，在不动声色间展现东方文化，令原本纯粹的武侠功夫电影多了一种文人气质。在服装设计上，影片充满了各具特色的东西方元素。月牙红这一女性角色自始至终都是穿着一席旗袍，古典而又传统的旗袍氤氲着带着温婉气息的中国风，使得这一女性形象楚楚动人、温婉亲切，自然而然地打造出一种柔弱的气质。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山装、长袍在影片中多次出现，这些亦是东方文化的符号表达。影片处处也体现着东西方文化交融的隐喻，在柳白猿报完仇回寺庙的那场戏中，画面同时出现了寺庙中一个东方和尚和一个西方传教士的对峙，东西方不同文化在民国时代的对立与融合不言而喻。
不仅仅是画面，《箭士柳白猿》中音乐的选择亦体现了导演对文化的隐喻与反思。影片对音乐进行大胆创新，使其既具有东方元素，又融合了西方元素。在结尾比武的高潮部分， 出现的音乐将西方教堂钟声与中国寺庙钟声混合在一起，隐喻着东西方文化走向融合。在柳白猿报仇、水边悟道以及弓跟箭的对决这三场戏中出现了管风琴的音乐，富有西方宗教的象征意味。同时，徐浩峰还大胆地将巴赫的曲子融入到打斗戏里，既有时代意义，又有文化冲击的内涵。
柳白猿的选择与成长隐喻侠道精神
《箭士柳白猿》的故事性尽管不强，但是柳白猿这一人物的成长转变却清晰明了。柳白猿的成长与选择一方面预示着传统武林的没落与悲哀，另一方面也蕴含着导演对侠道精神的理解。侠之大者，在于自省，在于释怀。
依据约瑟夫坎贝尔的“英雄之旅”理论，柳白猿经历了英雄成长阶段，他从一个叫“双喜”的普通少年变为一个身怀绝技、主持正义的江湖仲裁者柳白猿，最后又退隐江湖，寻找属于自己的家。柳白猿的成长经历契合了英雄之旅的“出发”、“入会”“回归”三个阶段。在出发阶段中，柳白猿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少年，他亲眼目睹姐姐被人强暴，但却无能为力，因此他做了跳墙和尚，以柳白猿的名号获得重生。双喜的悲哀来自于能力的不足，因此他对自己产生“自我厌恶”。在“入会”阶段，他有了柳白猿的名号，主持公道与正义，表面上具有侠道精神，但是他的内心是矛盾的，他的矛盾一方面来自于女人的诱惑，面对二冬与月牙红，柳白猿产生了私欲，这与柳白猿保持理性、主持公道的原则不符，最直接的体现便是在尧舜武术馆的裁决中，开弓搭箭的柳白猿已没有勇气射出代表公平正义的四箭，只能依靠双拳来平息武林争端;另一方面来自于对姐姐的愧疚，当他对女人动心的时候，就会回想起姐姐，仇恨、自我厌恶的种子依然存在，这也是他称不上真正意义的“侠者”的隐喻。在回归阶段，柳白猿实现了真正的成长，他试图寻找原来的家，在本可以为姐姐报仇的时候他选择了饶恕，台词是“也许姐姐从未存在过，她是一个让我看清内心的契机，一个佛菩萨的点化”，随后有一个镜头段落是柳白猿将箭射进了水里。导演在这里的隐喻意图更加明确，柳白猿的成长正是侠道精神的体现——真正的侠者不是主持世间所有的公道，而是看清自己的内心，是释怀，是空无一物。
综上分析，《箭士柳白猿》中道具、视听语言、人物转变中的隐喻符号赋予了影片更深广的叙事空间，带有徐浩峰鲜明的个人风格，影片用一种禅意的方式展现了末路英雄的风骨和孤傲身姿，呈现了民国时期不同文化的交融与碰撞，武林与江湖虽已不在，但侠道精神永存。
参考文献：
[1] 杨帆.徐浩峰武侠电影作者性研究[D].西南大学，2018
[2] 黄翔宇.《箭士柳白猿》中类型元素的运用[J].艺术品鉴，2018，第3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