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
文章论述了白蕉翰墨历程及其书法作品的风格。首先，由初唐入手，研习欧阳询和虞世南的笔法及风格，将二者风格有机结合，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其次，由唐入晋，关注神韵和情感的表达，使字里行间有魏晋的淡雅。最后，由于其书法创作，书法理论，书法的普及和教育，白蕉当之无愧地成为了当时振兴贴学的不可替代的人物，为书法发展做出了贡献。
关键词：
魏晋风度 书法 风格
中图分类号：J2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069（2015）07-0080-02
一 百年残存的魏晋风度
魏晋是中国书法艺术的黄金时期。书体的演进已经完备。篆、隶、楷、行、草都已成型。而从魏晋开始，名家、经典的意识也开始逐渐深入到学书者当中。而此时的文人士大夫书法更是兴盛一时，进而也成为当时，乃至后世所模仿的对象。他们那种超脱世俗的不羁的气质，加上受到由老庄哲学发展来的魏晋玄学的影响，表现在书法上的那萧散简远的气质，更是被后世数百乃至上千年的学书者视为效仿的对象。虽然千年书坛尚未有能超越者，但那种似乎超出现世的风流，往往是后世学书者所向往且不可逾越的高峰。
在这种风度的弥漫下的书法，以王氏一门中王羲之、王献之父子成就最高。父子二人，互为古今，既对之前的书法做了完整的总结，又引导了新的风格。加上后世对“二王”书法的推崇备至，后世书家十有八九都从“二王”中来。或延续书风，或加以发展，千年书法史上不乏其人。
然“二王”虽为宗法，却毕竟是世殊事异。时代不同，风气迥异，艺术自然也有不同的表达方式。“晋尚韵、唐尚法、宋尚意、元明尚态”，各个时期都有其主流的艺术特色。
盛唐气象，虽然政治、经济、文化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然而在这强盛国家之下的艺术确是死气沉沉。那种萧散简远的飘逸气质，已是萧落殆尽。取而代之的确是下笔沉实的官楷。唯有“颠张醉素二秃翁”的大草，隐约可见小王的遗风，却也是百年稀有。
宋人直接受颜真卿影响。虽然颜书在某个侧面继承了“大王”，却终究不能以点带全。虽有蔡襄、米芾等人宗于“二王”以意书之，尚能留其残影。元有赵孟頫复其古法“用笔千古不易”的观念，将极度写意的宋代书法，拉回正途。但由于版本流传问题，导致其笔法过于简单，缺少了魏晋时期凌空取势、瞬间发力的精神。却多了些平缓中和的温润。随之又有董玄宰之书，飘逸淡雅，留有几分风韵。
时至清末，由于隶书和碑学的兴起，时风大变。穷乡儿女造像被抬到了和传统帖学同等的高度。虽然人们日常书写仍是尺牍相授，但是在艺术欣赏、审美，以及市场的影响下，碑学的地位，似乎早已远远超过了帖学经典的价值。随着清王朝统治的结束，民国时期一些有识之士，看到了书法发展的畸形，妄图扭转当下的书风，而这时，沈伊默、白蕉等便成了此时的主导。
二 云间散人的翰墨历程及书法作品风格
沙孟海先生在《白蕉兰题杂存卷跋》上曾有评价：“白蕉先生题兰杂稿长卷，行草相间寝馈山阴，深见功夫。造次颠沛，驰不失范，三百年来能为此者寥寥数人。”可见，沙老先生对白蕉的书法是相当认可的，而且，白蕉自身的书法造诣，也是足以堪当。
1 君子藏器与武库森然
早年学书，白蕉和很多的古人似乎是走着同样的路。由唐人入手，但是，值得一提的是，虽是学唐人，却没有选择我们所熟悉的程式化很严重唐楷，而是选择了风格鲜明，尚有王氏书翰遗风的初唐。在那时，标志性的唐楷上没有形成，流行于世的仍然是“二王”的书法。加上太宗皇帝的极力推崇，王羲之的书法风格成为大家学习的标杆。而且，初唐时期的书家，都保留着南北朝、以及隋的丰富多样的样式，再与“二王”的书风相结合，造就了初唐时期书法的盛极一时。
在初唐时期，最为著名的书家，要数欧阳询与虞世南。而白蕉则是从这两位入手，而且下的功夫也是相当大。
欧阳询的书法，从用笔上来说，干净利落，斩钉截铁，毫不做作。用笔凌空入纸，落纸即走，非常干脆。加上字形偏于瘦长，近看丰神俊朗，凌厉风行。远看又秩序凌然，条理清晰，后人谓其字日：“森森然如武库矛戟”，可见其傲视群雄的杀伐之气和秩序森然的威武之风。
而虞世南的书法则正与欧阳询相反。在虞的笔下，完全没有那些凌厉的锋芒，也没有方阵那样的秩序感。虞永兴的字中，笔势的重要性更加的突出出来。下笔凌空入纸，落纸即行，行到即收，浑然天成，一拓直下。而下笔的瞬间，却又是若即若离，力大而不猛，直下而又不虚，所谓“落锋混成”正是如此。
由此，我们来看白蕉的书法作品。字形方整且稍显纵长，下笔清晰，瞬间发力，如斩钉截铁一般，这正是源于欧的精髓。并且他的字形虽长，却不瘦硬，反而稍有外撑之势，下笔之处，虽然锋利，却没有刀锋版的杀气，反倒是略有含蓄的意味，这又是源于虞世南之法。
欧、虞两位在初唐风格截然不同的书家，在白蕉的笔下，得到了有机的融合。欧的挺拔、俊朗、飒爽英姿；虞的含蓄、飘逸、萧散之风的结合，孕育出了新的样式。然而在此，白蕉并没有停止书法道路上的探索，反而是顺流而上，直取魏晋尺牍，也就是王羲之的行草书，完成了他由唐入晋的书法道路。
2 唐法与晋韵之路
董其昌认为晋书无门，唐书无态，而主张由唐人入晋。由此看来，白蕉的观点和董氏可谓是不谋而合。他曾有自述：“我初学王羲之书，久久徘徊于门外，后得《丧乱》《二谢》等唐摹本照片习之，稍得其意。又选《阁帖》上王字放大至盈尺，朝夕观摩，遂能得其神趣。”可见在当时，白蕉的眼界还是有一定高度的。能够以唐摹本的墨迹来学习王书，加上阁帖的补充，使他的书法极具丰富。后又吸收诸多的二王的尺牍，以及《兰亭》《圣教》等帖，逐渐从中吸取精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在他的笔下，大小参差，正奇相生，章法极具条理，看似苦心经营，却又能在其中看出白蕉书法的自然意趣。这些所谓的“自然意趣”当然是白蕉学晋人尺牍中得来。而且，白蕉学书，并非只图其形似，重在神韵和情感上的表达。他曾说：“写尺牍与其他闲文及写稿，不像写碑版那样认认真真、规规矩矩，因为毫不矜持，所以能自自然然，天机流露，恰到好处。”白蕉正是有这样对魏晋尺牍的态度，才能学到晋人书法风尚的精髓。我们看白蕉的模仿晋人尺牍样式的书法，比之“二王”虽是遥之不及，但也隐隐地透露出魏晋的清雅。魏晋风度虽是遥不可及，但从白蕉的书法作品的字里行间，透露出的神韵，早已是超出他所处的时代的风尚。如果说他独领风骚三百年有些夸大的成分，那么说在帖学的领域，“二王”的传承，白蕉在当时乃至之后的确也是当仁不让。 3 “由唐入晋”中的反思和启示
在当时，白蕉有此书法见识，可谓是相当高的艺术修养了。但是，尽管如此，如果以现在的研究成果和艺术眼光来看白蕉，依然是有很多问题的。由唐入晋，虽然说也是一个很好的学王的途径，但是，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唐代和东晋，无论是社会风气，还是书法习惯以及思想层面，乃至笔法、字法、章法都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时代。唐尚法、晋尚韵，魏晋时期那种萧散简远的飘逸的书写状态和令人向往的魏晋风度，到了唐代，基本上是已经荡然无存。哪怕是少有书艺残留的初唐，能保留下来的，也是微乎其微了。如果要是从这微乎其微的晋韵去学习“二王”或是魏晋，难度可想而知。
至此，另一个问题也就出现了。沙孟海先生对白蕉的书法可谓是推崇备至，可以说是近世三百年来得“二王”法者无处其右，并且白蕉的书法在当时来看，也是独树一帜的，以此名为冠，也是当之无愧。但是，如果真的把白蕉的书法放到历史的长河中，或者是单拿出来同“二王”的书法相对比的话，就可以看出，白蕉虽然是在当时学“二王”是最好的，但是他并未真的学到魏晋风度的其中三昧。
晋人的尺牍，尤以“二王”为佳，其萧散简远的气息，遍布于整个作品。笔画起收之间，从空中落又从空中收，那来无影去无踪的用笔，可谓是神乎其神。其飘逸之处，正是于此。然而其落纸的瞬间，下笔的力量又如万弩齐发，狡兔暴骇，虽高峰坠石犹不能及也。一对相对立的矛盾，在晋人的笔下完全收放自如，后人观王羲之书“飘若浮云，矫若惊龙”可谓如此。行列之间，参差错乱，完全没有固定的格式，都是随着笔势的连带而摆动，或者说，完全出于自然。
再看白蕉的书法，下笔处，虽有欧阳率更的斩钉截铁，又有虞永兴的飘逸含蓄，但是，要是和晋人的书法相对照，无论是笔力还是萧散，倘若白蕉真能悟得—二，他的书法肯定会更上一层楼。行笔之处，可能由于执笔方式的缺陷，其笔画的变化，比之晋人仍是相差甚远。过于单纯行笔，力量虽有，却都是直线，曲线尚少，这可能是得益于欧阳询。加上白蕉主张以中锋行笔，这就又阻碍了笔画的自然变化。曾有云：“中以取力，侧以取研”，如果单纯以中锋写字，自然就缺少了很多变化和风韵。而章法上，白蕉虽然对尺牍颇有研究，然而就从他的作品来看，大多数过于规整，行列清晰，井然有序，也是得益于欧。由此来看，白蕉的书法，在当时虽乃至后世虽是风云人物，但就对“二王”的学习上来看，只能是说稍有遗风，刚入门而已。
白蕉的书法，虽然在当时，有“三百年来能为此者寥寥数人’的美誉，但是终究是未能登入晋人的书法殿堂。这也与他“由唐入晋”的主张颇有联系。他的书法，之所以不能脱去躯壳，得其神韵，完全是—直受着唐人，乃至后世的框架的影响。他自己虽然对晋人尺牍颇有研究，对后世尺牍也是褒贬有之，但是他并没有脱离开千百年来“秩序”二字的束缚。虽然凭借自己的艺术直觉，悟到点点魏晋遗风，却终是不能脱去躯壳，得其神韵。现在看来，对这位从言行到感悟都脱俗于当世的艺术家，确实是稍有遗憾。
4 帖学的复兴
尽管白蕉在对于魏晋的书法风格的定位上，稍许有了写偏差，但是，就他本身的艺术成就而言，在当时还是有相当的地位的。而且，就对于魏晋的书法而言，在当时，还原的也是最为接近的一个。
清朝中后期，碑学兴起，直到清末乃至民国都深受其害。新文化运动之后，这种现象才慢慢改观。一代高僧弘一法师，以及沈伊默等人都以他们出碑入帖的理论和实践，给当时的书坛注入了新的血液和活力。而白蕉，正是这个时期的重要人物，在他和潘伯鹰等人的共同倡导和努力下，终于结束了书法南北分派、碑帖分流的局面。而且，白蕉在书法的普及上也做了不少的贡献，致使，书坛后继力量不断壮大，并在碑于帖之间创作出了不少新的风格。陆俨少、王遽常、来楚生、谢稚柳以及之前的白蕉、沈伊默、弘一法师等等当时的名家，都以不同的风格，展示了那个时期的书法风流。
在那个出碑入帖的时代，白蕉可谓是振兴帖学的中流砥柱。无论是自己的书法创作、书法理论，还是在书法普及教育上，都是不可替代的人物。加上当时的上海经济繁荣，“海派”艺术圈几乎是统领了大半个中国。而白蕉也正是海派中的杰出代表，所以说，白蕉的成功.是那个时代艺术走向的必然。
三 云间雅兴、题兰风骚
“风兰未易雨兰难，晴露之间别变端。胸次从知有天地，手中气候复堪看。”白蕉画兰，在当时绝对是是首屈一指的大师。在他的笔下各种风韵的兰花似乎都是别具姿态。可谓是“成兰在胸”。
兰花，自古以来就是高洁、清雅的象征，被誉为是花中的君子。更有孔子咏兰、勾践种兰、屈原佩兰以及近代鲁迅采兰的佳话。如今，便要在其中加上白蕉画兰的篇章了。艺人画花，同时也是画自己的心胸和理想。白蕉，心向魏晋，崇尚晋人的风韵。然毕竟时隔千年，无法重现魏晋的风骚。但其心有所爱，兰之高洁、雅致也是为千古所传颂。白蕉由此雅兴，加上他平时的言行，自然超出时人的风度。
“落山新花昨人盆，细香在室宅外闻。赏花莫忘养花人，寻花更有翻山人。为君送香入城去，此意比花谁有情？”
白蕉的艺术人生，是令人称道的风韵的一生。所谓见兰识人，风骨超然，虽不及魏晋风流，却在近代书法史上，也是当之无愧魁元。
文章论述了白蕉翰墨历程及其书法作品的风格。首先，由初唐入手，研习欧阳询和虞世南的笔法及风格，将二者风格有机结合，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其次，由唐入晋，关注神韵和情感的表达，使字里行间有魏晋的淡雅。最后，由于其书法创作，书法理论，书法的普及和教育，白蕉当之无愧地成为了当时振兴贴学的不可替代的人物，为书法发展做出了贡献。
关键词：
魏晋风度 书法 风格
中图分类号：J2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069（2015）07-0080-02
一 百年残存的魏晋风度
魏晋是中国书法艺术的黄金时期。书体的演进已经完备。篆、隶、楷、行、草都已成型。而从魏晋开始，名家、经典的意识也开始逐渐深入到学书者当中。而此时的文人士大夫书法更是兴盛一时，进而也成为当时，乃至后世所模仿的对象。他们那种超脱世俗的不羁的气质，加上受到由老庄哲学发展来的魏晋玄学的影响，表现在书法上的那萧散简远的气质，更是被后世数百乃至上千年的学书者视为效仿的对象。虽然千年书坛尚未有能超越者，但那种似乎超出现世的风流，往往是后世学书者所向往且不可逾越的高峰。
在这种风度的弥漫下的书法，以王氏一门中王羲之、王献之父子成就最高。父子二人，互为古今，既对之前的书法做了完整的总结，又引导了新的风格。加上后世对“二王”书法的推崇备至，后世书家十有八九都从“二王”中来。或延续书风，或加以发展，千年书法史上不乏其人。
然“二王”虽为宗法，却毕竟是世殊事异。时代不同，风气迥异，艺术自然也有不同的表达方式。“晋尚韵、唐尚法、宋尚意、元明尚态”，各个时期都有其主流的艺术特色。
盛唐气象，虽然政治、经济、文化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然而在这强盛国家之下的艺术确是死气沉沉。那种萧散简远的飘逸气质，已是萧落殆尽。取而代之的确是下笔沉实的官楷。唯有“颠张醉素二秃翁”的大草，隐约可见小王的遗风，却也是百年稀有。
宋人直接受颜真卿影响。虽然颜书在某个侧面继承了“大王”，却终究不能以点带全。虽有蔡襄、米芾等人宗于“二王”以意书之，尚能留其残影。元有赵孟頫复其古法“用笔千古不易”的观念，将极度写意的宋代书法，拉回正途。但由于版本流传问题，导致其笔法过于简单，缺少了魏晋时期凌空取势、瞬间发力的精神。却多了些平缓中和的温润。随之又有董玄宰之书，飘逸淡雅，留有几分风韵。
时至清末，由于隶书和碑学的兴起，时风大变。穷乡儿女造像被抬到了和传统帖学同等的高度。虽然人们日常书写仍是尺牍相授，但是在艺术欣赏、审美，以及市场的影响下，碑学的地位，似乎早已远远超过了帖学经典的价值。随着清王朝统治的结束，民国时期一些有识之士，看到了书法发展的畸形，妄图扭转当下的书风，而这时，沈伊默、白蕉等便成了此时的主导。
二 云间散人的翰墨历程及书法作品风格
沙孟海先生在《白蕉兰题杂存卷跋》上曾有评价：“白蕉先生题兰杂稿长卷，行草相间寝馈山阴，深见功夫。造次颠沛，驰不失范，三百年来能为此者寥寥数人。”可见，沙老先生对白蕉的书法是相当认可的，而且，白蕉自身的书法造诣，也是足以堪当。
1 君子藏器与武库森然
早年学书，白蕉和很多的古人似乎是走着同样的路。由唐人入手，但是，值得一提的是，虽是学唐人，却没有选择我们所熟悉的程式化很严重唐楷，而是选择了风格鲜明，尚有王氏书翰遗风的初唐。在那时，标志性的唐楷上没有形成，流行于世的仍然是“二王”的书法。加上太宗皇帝的极力推崇，王羲之的书法风格成为大家学习的标杆。而且，初唐时期的书家，都保留着南北朝、以及隋的丰富多样的样式，再与“二王”的书风相结合，造就了初唐时期书法的盛极一时。
在初唐时期，最为著名的书家，要数欧阳询与虞世南。而白蕉则是从这两位入手，而且下的功夫也是相当大。
欧阳询的书法，从用笔上来说，干净利落，斩钉截铁，毫不做作。用笔凌空入纸，落纸即走，非常干脆。加上字形偏于瘦长，近看丰神俊朗，凌厉风行。远看又秩序凌然，条理清晰，后人谓其字日：“森森然如武库矛戟”，可见其傲视群雄的杀伐之气和秩序森然的威武之风。
而虞世南的书法则正与欧阳询相反。在虞的笔下，完全没有那些凌厉的锋芒，也没有方阵那样的秩序感。虞永兴的字中，笔势的重要性更加的突出出来。下笔凌空入纸，落纸即行，行到即收，浑然天成，一拓直下。而下笔的瞬间，却又是若即若离，力大而不猛，直下而又不虚，所谓“落锋混成”正是如此。
由此，我们来看白蕉的书法作品。字形方整且稍显纵长，下笔清晰，瞬间发力，如斩钉截铁一般，这正是源于欧的精髓。并且他的字形虽长，却不瘦硬，反而稍有外撑之势，下笔之处，虽然锋利，却没有刀锋版的杀气，反倒是略有含蓄的意味，这又是源于虞世南之法。
欧、虞两位在初唐风格截然不同的书家，在白蕉的笔下，得到了有机的融合。欧的挺拔、俊朗、飒爽英姿；虞的含蓄、飘逸、萧散之风的结合，孕育出了新的样式。然而在此，白蕉并没有停止书法道路上的探索，反而是顺流而上，直取魏晋尺牍，也就是王羲之的行草书，完成了他由唐入晋的书法道路。
2 唐法与晋韵之路
董其昌认为晋书无门，唐书无态，而主张由唐人入晋。由此看来，白蕉的观点和董氏可谓是不谋而合。他曾有自述：“我初学王羲之书，久久徘徊于门外，后得《丧乱》《二谢》等唐摹本照片习之，稍得其意。又选《阁帖》上王字放大至盈尺，朝夕观摩，遂能得其神趣。”可见在当时，白蕉的眼界还是有一定高度的。能够以唐摹本的墨迹来学习王书，加上阁帖的补充，使他的书法极具丰富。后又吸收诸多的二王的尺牍，以及《兰亭》《圣教》等帖，逐渐从中吸取精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在他的笔下，大小参差，正奇相生，章法极具条理，看似苦心经营，却又能在其中看出白蕉书法的自然意趣。这些所谓的“自然意趣”当然是白蕉学晋人尺牍中得来。而且，白蕉学书，并非只图其形似，重在神韵和情感上的表达。他曾说：“写尺牍与其他闲文及写稿，不像写碑版那样认认真真、规规矩矩，因为毫不矜持，所以能自自然然，天机流露，恰到好处。”白蕉正是有这样对魏晋尺牍的态度，才能学到晋人书法风尚的精髓。我们看白蕉的模仿晋人尺牍样式的书法，比之“二王”虽是遥之不及，但也隐隐地透露出魏晋的清雅。魏晋风度虽是遥不可及，但从白蕉的书法作品的字里行间，透露出的神韵，早已是超出他所处的时代的风尚。如果说他独领风骚三百年有些夸大的成分，那么说在帖学的领域，“二王”的传承，白蕉在当时乃至之后的确也是当仁不让。 3 “由唐入晋”中的反思和启示
在当时，白蕉有此书法见识，可谓是相当高的艺术修养了。但是，尽管如此，如果以现在的研究成果和艺术眼光来看白蕉，依然是有很多问题的。由唐入晋，虽然说也是一个很好的学王的途径，但是，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唐代和东晋，无论是社会风气，还是书法习惯以及思想层面，乃至笔法、字法、章法都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时代。唐尚法、晋尚韵，魏晋时期那种萧散简远的飘逸的书写状态和令人向往的魏晋风度，到了唐代，基本上是已经荡然无存。哪怕是少有书艺残留的初唐，能保留下来的，也是微乎其微了。如果要是从这微乎其微的晋韵去学习“二王”或是魏晋，难度可想而知。
至此，另一个问题也就出现了。沙孟海先生对白蕉的书法可谓是推崇备至，可以说是近世三百年来得“二王”法者无处其右，并且白蕉的书法在当时来看，也是独树一帜的，以此名为冠，也是当之无愧。但是，如果真的把白蕉的书法放到历史的长河中，或者是单拿出来同“二王”的书法相对比的话，就可以看出，白蕉虽然是在当时学“二王”是最好的，但是他并未真的学到魏晋风度的其中三昧。
晋人的尺牍，尤以“二王”为佳，其萧散简远的气息，遍布于整个作品。笔画起收之间，从空中落又从空中收，那来无影去无踪的用笔，可谓是神乎其神。其飘逸之处，正是于此。然而其落纸的瞬间，下笔的力量又如万弩齐发，狡兔暴骇，虽高峰坠石犹不能及也。一对相对立的矛盾，在晋人的笔下完全收放自如，后人观王羲之书“飘若浮云，矫若惊龙”可谓如此。行列之间，参差错乱，完全没有固定的格式，都是随着笔势的连带而摆动，或者说，完全出于自然。
再看白蕉的书法，下笔处，虽有欧阳率更的斩钉截铁，又有虞永兴的飘逸含蓄，但是，要是和晋人的书法相对照，无论是笔力还是萧散，倘若白蕉真能悟得—二，他的书法肯定会更上一层楼。行笔之处，可能由于执笔方式的缺陷，其笔画的变化，比之晋人仍是相差甚远。过于单纯行笔，力量虽有，却都是直线，曲线尚少，这可能是得益于欧阳询。加上白蕉主张以中锋行笔，这就又阻碍了笔画的自然变化。曾有云：“中以取力，侧以取研”，如果单纯以中锋写字，自然就缺少了很多变化和风韵。而章法上，白蕉虽然对尺牍颇有研究，然而就从他的作品来看，大多数过于规整，行列清晰，井然有序，也是得益于欧。由此来看，白蕉的书法，在当时虽乃至后世虽是风云人物，但就对“二王”的学习上来看，只能是说稍有遗风，刚入门而已。
白蕉的书法，虽然在当时，有“三百年来能为此者寥寥数人’的美誉，但是终究是未能登入晋人的书法殿堂。这也与他“由唐入晋”的主张颇有联系。他的书法，之所以不能脱去躯壳，得其神韵，完全是—直受着唐人，乃至后世的框架的影响。他自己虽然对晋人尺牍颇有研究，对后世尺牍也是褒贬有之，但是他并没有脱离开千百年来“秩序”二字的束缚。虽然凭借自己的艺术直觉，悟到点点魏晋遗风，却终是不能脱去躯壳，得其神韵。现在看来，对这位从言行到感悟都脱俗于当世的艺术家，确实是稍有遗憾。
4 帖学的复兴
尽管白蕉在对于魏晋的书法风格的定位上，稍许有了写偏差，但是，就他本身的艺术成就而言，在当时还是有相当的地位的。而且，就对于魏晋的书法而言，在当时，还原的也是最为接近的一个。
清朝中后期，碑学兴起，直到清末乃至民国都深受其害。新文化运动之后，这种现象才慢慢改观。一代高僧弘一法师，以及沈伊默等人都以他们出碑入帖的理论和实践，给当时的书坛注入了新的血液和活力。而白蕉，正是这个时期的重要人物，在他和潘伯鹰等人的共同倡导和努力下，终于结束了书法南北分派、碑帖分流的局面。而且，白蕉在书法的普及上也做了不少的贡献，致使，书坛后继力量不断壮大，并在碑于帖之间创作出了不少新的风格。陆俨少、王遽常、来楚生、谢稚柳以及之前的白蕉、沈伊默、弘一法师等等当时的名家，都以不同的风格，展示了那个时期的书法风流。
在那个出碑入帖的时代，白蕉可谓是振兴帖学的中流砥柱。无论是自己的书法创作、书法理论，还是在书法普及教育上，都是不可替代的人物。加上当时的上海经济繁荣，“海派”艺术圈几乎是统领了大半个中国。而白蕉也正是海派中的杰出代表，所以说，白蕉的成功.是那个时代艺术走向的必然。
三 云间雅兴、题兰风骚
“风兰未易雨兰难，晴露之间别变端。胸次从知有天地，手中气候复堪看。”白蕉画兰，在当时绝对是是首屈一指的大师。在他的笔下各种风韵的兰花似乎都是别具姿态。可谓是“成兰在胸”。
兰花，自古以来就是高洁、清雅的象征，被誉为是花中的君子。更有孔子咏兰、勾践种兰、屈原佩兰以及近代鲁迅采兰的佳话。如今，便要在其中加上白蕉画兰的篇章了。艺人画花，同时也是画自己的心胸和理想。白蕉，心向魏晋，崇尚晋人的风韵。然毕竟时隔千年，无法重现魏晋的风骚。但其心有所爱，兰之高洁、雅致也是为千古所传颂。白蕉由此雅兴，加上他平时的言行，自然超出时人的风度。
“落山新花昨人盆，细香在室宅外闻。赏花莫忘养花人，寻花更有翻山人。为君送香入城去，此意比花谁有情？”
白蕉的艺术人生，是令人称道的风韵的一生。所谓见兰识人，风骨超然，虽不及魏晋风流，却在近代书法史上，也是当之无愧魁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