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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来每谈到台湾教育的种种弊端，从教育当局、校长、教师、学生与家长，每个人都感到无奈，好像大家都陷入一个巨大的蜘蛛网中，欲振无力。”这是黄武雄对台湾教育现实的描述。
这个蜘蛛网是怎样炼成的？
在黄教授看来，台湾教育存在三大问题：升学主义、管理主义以及教育资源的不足与不当运用。这三大问题的根源在于政治上的中央集权主义与教育资源的粗廉主义，“在政治解严八年后的今天，教育实质上并未解严”。
升学主义使教师沦为升学工具，专业自主性丧失殆尽，学生个别心智间的差异也无暇受到照顾。好的教师失去了施展抱负的空间，在升学现实中妥协、消沉，甚至离职他去，而靠体罚与恶补提高学生成绩的教师则大受肯定。许多学校频繁地进行月考甚至周考，每次考试后都会将全校学生依分数高低排名，鞭策学生，鞭策教师，也鞭策家长正视子女在学校的考试成绩。本来，家长并没有像今天这样密集地关注孩子的分数，反而倒是学校密集而统一排名的考试刺激了家长，使家长也随着对孩子的分数斤斤计较起来。
1974年春末，台湾教育部委托台大编写的实验教材刚开始在中学里采用。黄武雄向教育部中教司提出要找个中学试教，没想到却遭到中教司最高主管的反对，理由是不可能找到学校接纳他去试教。黄教授纳闷：“为什么呢？”主管说：“你去试教，学校校长会担心影响升学率。”教授说：“不是有些实验中学吗？”主管说：“实验中学也一样，升学是现实。”无奈之下，教授说：“如果这是唯一的考虑，那么我自己找学校，教育部发文向台大借调。”可见，升学主义已霸占教育领域多年，不但根深蒂固，而且变本加厉。
教育行政上的管理主义，则表现在校长借由每年一聘的行政大权，对教师形成一种长官对部属的支配关系，这种支配关系也同时使得教学研究会成为行政管理的附庸。因为行政支配教育，所以教师自我成长与伸展抱负的空间受到无形的压缩，专业自主的价值与尊严遭到了彻底扭曲。许多教师逐渐迷失了自己的定位，甚至变得窄化、保守而专断。当教师把自己背负的升学与管理的压力、因成长停顿而变得封闭保守的价值观透过教鞭与威权转嫁到学生身上时，教育的每一个角落便在急速恶化腐烂。
学校教育的本质就是协助孩子打开经验世界，发展抽象思维能力，并为孩子的创造潜能和个性成长留白。然而当威权内化为教育控制力，升学恶化成同学间的明争暗斗，教育的前途也必然黯淡。家庭、周遭环境甚至学校，都汲汲于谈论眼前的所谓实际利益，而无法唤醒孩子身上内在的价值观，年轻人就会迷失、疏离甚至沉沦。当年轻人日复一日承受着无比沉重的考试压力，偶然的失利却换不来大人的同情与理解，却只换来偏见、冷落、鄙弃甚至敌意，换来挫折与屈从，反社会就成了自然的心理反应。这也直接会导致青少年违法犯罪率不断飙升，校园暴力在某个角落潜滋暗长。
“台湾的教育病了，病了几十年，病得很久、很重、又很荒谬。可是每一个人都束手无策。”这是黄武雄关于台湾教育的真切感受，或许也是我们每一个有良知的教育人乃至社会公民的真切感受。
如何冲破这巨大的蜘蛛网？
记得某著名教育专家在论坛上大声疾呼：“教师要放胆投身教育改革的洪流。”然而，阻碍教育改革的体制性因素没有消除，哪个教师敢于放胆？放胆的前提是让教师放心，有一种起码的安全感，根本途径在于放权。
“国家教育改革不是个人讲道、宣扬观念重整或心灵革命，而是透过国家资源与权力的再分配，使人们在教育领域内拥有更充分的机会，因参与、批判、回馈与反思，而打开知识视野、释放个人心智，增进人民才能，进而提升整个社会的生命力。”如果教育改革的对象是个人，那么可以尝试从转变教育人的内在观念着手；但如果教育改革的对象是全面的教育制度，那么就必须改善外在条件，解除每个人的束缚，为教师的专业自主和尝试提供机会，辅以充实的环境与合理的监督，从而冲破那阻碍教育发展的巨大蜘蛛网。
教育可以分为畸形教育、正常教育与理想教育，教育重建的首要任务是尽量使畸形教育回归正常。要将目前这种“人与人争”、透过竞争评比压迫孩子学习的教育，逐渐转变为“人与事争”、不必担心随时被评比的理想教育。于是，台湾先后爆发了著名的四一〇教改运动和“我要十二国教联盟”等运动，数万关心教育改革的社会民众走上街头，提出了四大诉求：落实小班小校、广设高中大学、推动教育现代化、制订教育基本法。
落实小班小校。即班级人数在20人以下，每校班级数大幅减少。目前，学校规模过大，班级学生数太多，教师为维持秩序而疲于奔命，无法让学生通过日常讨论与尝试错误。小班小校可以改进单向灌输的上课方式，以分组讨论等让学生在做中学、思中学、辨中学，使每个学生都受到较好的照顾，同时也减轻教师的教学负担，从而使上课变成有趣的知识探究与建构，由内而外地逐步建立起良好的价值观。实施小班小校，可以将现有的大班大校碎片化，建设规模合适的社区小学，在若干所社区小学基础形成社区中学，形成社区中心。数所或十几所学校所辖现有就读区联合而形成学区。学区民主推选董事会，由董事会聘任校长和教师，实现师资自由化和多元化，赋予教师充分的教学自主权。采用“学校自主，学区监督，地方评监协调并分配教育资源，中央则司评议及提供教育资源”之四级分权机制，以“自主——监督”代替目前的“集权——管制”，从而破除教育领域的管理主义。
广设高中大学。目的在于使社经地位较低者的子女，比起以往有较大的发展空间，提高阶级流动率，放宽进入经营阶级的门户。社会分工只能由人民的“自然选择”及长大成人后的自由竞争去自然形成，而不能由国家或精英阶层一手包办，去做人为的所谓“人力规划”。黄武雄说：“我们每一个人扪心自问：愿意自己的子女去打扫马路，在工厂当工人还是愿意自己的子女去读大学，当律师、学者、公教人员、经理、医生或工程师？如果我们对自己足够诚实，绝大多数的回答会是后者。那么我们凭什么要别人的子女去打扫马路去当工人？”然而，现实情况是，孩子在教育起点处就不公平，“一个出生在摊贩、货车司机家庭的小孩或原住民儿童，所得到的学业照顾与父母在功课上的协助，必远远不如医生、公教人员或工程师的子女。”教育改革最急迫的关键不在于追求卓越，而在于保障公平广设高中大学可以调节升学供需，培养出“为数众多的较成熟的现代公民”。
推动教育现代化。这里的“教育现代化”主要不是指教育技术现代化，而是教育精神与制度现代化。正如雅克·马里坦所言：“对技术手段的崇拜，必须让位于对人类破晓的理性和精神的敬仰！”有两个主要的精神：其一是真正重视个体发展与参与，强调个别差异，而且尊重各族群，尤其是弱势族群的主体性教育。其二则为提供教育机会，提高教育品质，尽量鼓励多数的人民投过自由选择来享用，直到竭其能力的极限。要放弃“规划——限制——封闭”的后封建牧民心态，迎向“发展——鼓励——开放”的新世界观。台湾的教育能不能步向现代化，能不能使我们的下一代拥有像样一点的童年，免除升学考试的梦靥，免除集体管理的恐惧，需要借助全民的觉醒，共同汇成民间力量，让立法院与行政当局体认这一股趋势，迅速在可期的数年之内创造出现代教育的环境，发展出人性化的教育制度，进行台湾教育的根本改造。
制定教育基本法。《教育基本法》主要包含了以下三大要素：一是以自由、平等、中立、崇尚理性与真理作为表征的理性自由主义；二是以开放、鼓励及发展为表征，注重个体发展，鼓励全体国民接受完整的各级教育，在教育平等中落实社会正义，照顾各弱势族群之受教育机会，同时亦重视文化之多元发展的现代教育精神；三是反对中央集权，以“去中心化”与分众化作为表征，主张“自主参与”及“小规模经营”的自主分权主义。它确立了教育的主体与目的，主张教育权力重新分配，以摆脱党国控制。现在，台湾立法禁止了体罚，教师的自主性提高了，学生的自由度增加了。广大教育真正像园丁一样，为花草（学生）努力耕耘出好的土壤，浇水施肥提供养分，协助学生打开经验世界，发展独立思维的能力。
“落实小班小校”改善了教育环境，“广设高中大学”调节了供需环境，“制订教育基本法”则为教育重建提供法律依据与保障，它们都属于教育的底层结构。“推动教育现代化”则属于上层建筑，是教育改造运动的核心诉求。
大陆教育其实与台湾教育连体同胞，我们的升学主义和管理主义更甚于台湾。应试教育受批判这么多年，却依然扎扎实实；素质教育空喊这么多年，却除了“轰轰烈烈”外很少进展。其实很简单，光批判应试教育之弊却不对大一统的教育体制做任何变革，其成效自然如19世纪中期的洋务运动那样，很可能以悲剧收场。
黄武雄的《台湾教育的重建》，不止向我们展示了对岸的教育风景，更可以对我们的教育改革带来启迪。我希望更多的人读到这部专著。
（作者单位：浙江磐安县教育局）
责任编辑 李淳
这个蜘蛛网是怎样炼成的？
在黄教授看来，台湾教育存在三大问题：升学主义、管理主义以及教育资源的不足与不当运用。这三大问题的根源在于政治上的中央集权主义与教育资源的粗廉主义，“在政治解严八年后的今天，教育实质上并未解严”。
升学主义使教师沦为升学工具，专业自主性丧失殆尽，学生个别心智间的差异也无暇受到照顾。好的教师失去了施展抱负的空间，在升学现实中妥协、消沉，甚至离职他去，而靠体罚与恶补提高学生成绩的教师则大受肯定。许多学校频繁地进行月考甚至周考，每次考试后都会将全校学生依分数高低排名，鞭策学生，鞭策教师，也鞭策家长正视子女在学校的考试成绩。本来，家长并没有像今天这样密集地关注孩子的分数，反而倒是学校密集而统一排名的考试刺激了家长，使家长也随着对孩子的分数斤斤计较起来。
1974年春末，台湾教育部委托台大编写的实验教材刚开始在中学里采用。黄武雄向教育部中教司提出要找个中学试教，没想到却遭到中教司最高主管的反对，理由是不可能找到学校接纳他去试教。黄教授纳闷：“为什么呢？”主管说：“你去试教，学校校长会担心影响升学率。”教授说：“不是有些实验中学吗？”主管说：“实验中学也一样，升学是现实。”无奈之下，教授说：“如果这是唯一的考虑，那么我自己找学校，教育部发文向台大借调。”可见，升学主义已霸占教育领域多年，不但根深蒂固，而且变本加厉。
教育行政上的管理主义，则表现在校长借由每年一聘的行政大权，对教师形成一种长官对部属的支配关系，这种支配关系也同时使得教学研究会成为行政管理的附庸。因为行政支配教育，所以教师自我成长与伸展抱负的空间受到无形的压缩，专业自主的价值与尊严遭到了彻底扭曲。许多教师逐渐迷失了自己的定位，甚至变得窄化、保守而专断。当教师把自己背负的升学与管理的压力、因成长停顿而变得封闭保守的价值观透过教鞭与威权转嫁到学生身上时，教育的每一个角落便在急速恶化腐烂。
学校教育的本质就是协助孩子打开经验世界，发展抽象思维能力，并为孩子的创造潜能和个性成长留白。然而当威权内化为教育控制力，升学恶化成同学间的明争暗斗，教育的前途也必然黯淡。家庭、周遭环境甚至学校，都汲汲于谈论眼前的所谓实际利益，而无法唤醒孩子身上内在的价值观，年轻人就会迷失、疏离甚至沉沦。当年轻人日复一日承受着无比沉重的考试压力，偶然的失利却换不来大人的同情与理解，却只换来偏见、冷落、鄙弃甚至敌意，换来挫折与屈从，反社会就成了自然的心理反应。这也直接会导致青少年违法犯罪率不断飙升，校园暴力在某个角落潜滋暗长。
“台湾的教育病了，病了几十年，病得很久、很重、又很荒谬。可是每一个人都束手无策。”这是黄武雄关于台湾教育的真切感受，或许也是我们每一个有良知的教育人乃至社会公民的真切感受。
如何冲破这巨大的蜘蛛网？
记得某著名教育专家在论坛上大声疾呼：“教师要放胆投身教育改革的洪流。”然而，阻碍教育改革的体制性因素没有消除，哪个教师敢于放胆？放胆的前提是让教师放心，有一种起码的安全感，根本途径在于放权。
“国家教育改革不是个人讲道、宣扬观念重整或心灵革命，而是透过国家资源与权力的再分配，使人们在教育领域内拥有更充分的机会，因参与、批判、回馈与反思，而打开知识视野、释放个人心智，增进人民才能，进而提升整个社会的生命力。”如果教育改革的对象是个人，那么可以尝试从转变教育人的内在观念着手；但如果教育改革的对象是全面的教育制度，那么就必须改善外在条件，解除每个人的束缚，为教师的专业自主和尝试提供机会，辅以充实的环境与合理的监督，从而冲破那阻碍教育发展的巨大蜘蛛网。
教育可以分为畸形教育、正常教育与理想教育，教育重建的首要任务是尽量使畸形教育回归正常。要将目前这种“人与人争”、透过竞争评比压迫孩子学习的教育，逐渐转变为“人与事争”、不必担心随时被评比的理想教育。于是，台湾先后爆发了著名的四一〇教改运动和“我要十二国教联盟”等运动，数万关心教育改革的社会民众走上街头，提出了四大诉求：落实小班小校、广设高中大学、推动教育现代化、制订教育基本法。
落实小班小校。即班级人数在20人以下，每校班级数大幅减少。目前，学校规模过大，班级学生数太多，教师为维持秩序而疲于奔命，无法让学生通过日常讨论与尝试错误。小班小校可以改进单向灌输的上课方式，以分组讨论等让学生在做中学、思中学、辨中学，使每个学生都受到较好的照顾，同时也减轻教师的教学负担，从而使上课变成有趣的知识探究与建构，由内而外地逐步建立起良好的价值观。实施小班小校，可以将现有的大班大校碎片化，建设规模合适的社区小学，在若干所社区小学基础形成社区中学，形成社区中心。数所或十几所学校所辖现有就读区联合而形成学区。学区民主推选董事会，由董事会聘任校长和教师，实现师资自由化和多元化，赋予教师充分的教学自主权。采用“学校自主，学区监督，地方评监协调并分配教育资源，中央则司评议及提供教育资源”之四级分权机制，以“自主——监督”代替目前的“集权——管制”，从而破除教育领域的管理主义。
广设高中大学。目的在于使社经地位较低者的子女，比起以往有较大的发展空间，提高阶级流动率，放宽进入经营阶级的门户。社会分工只能由人民的“自然选择”及长大成人后的自由竞争去自然形成，而不能由国家或精英阶层一手包办，去做人为的所谓“人力规划”。黄武雄说：“我们每一个人扪心自问：愿意自己的子女去打扫马路，在工厂当工人还是愿意自己的子女去读大学，当律师、学者、公教人员、经理、医生或工程师？如果我们对自己足够诚实，绝大多数的回答会是后者。那么我们凭什么要别人的子女去打扫马路去当工人？”然而，现实情况是，孩子在教育起点处就不公平，“一个出生在摊贩、货车司机家庭的小孩或原住民儿童，所得到的学业照顾与父母在功课上的协助，必远远不如医生、公教人员或工程师的子女。”教育改革最急迫的关键不在于追求卓越，而在于保障公平广设高中大学可以调节升学供需，培养出“为数众多的较成熟的现代公民”。
推动教育现代化。这里的“教育现代化”主要不是指教育技术现代化，而是教育精神与制度现代化。正如雅克·马里坦所言：“对技术手段的崇拜，必须让位于对人类破晓的理性和精神的敬仰！”有两个主要的精神：其一是真正重视个体发展与参与，强调个别差异，而且尊重各族群，尤其是弱势族群的主体性教育。其二则为提供教育机会，提高教育品质，尽量鼓励多数的人民投过自由选择来享用，直到竭其能力的极限。要放弃“规划——限制——封闭”的后封建牧民心态，迎向“发展——鼓励——开放”的新世界观。台湾的教育能不能步向现代化，能不能使我们的下一代拥有像样一点的童年，免除升学考试的梦靥，免除集体管理的恐惧，需要借助全民的觉醒，共同汇成民间力量，让立法院与行政当局体认这一股趋势，迅速在可期的数年之内创造出现代教育的环境，发展出人性化的教育制度，进行台湾教育的根本改造。
制定教育基本法。《教育基本法》主要包含了以下三大要素：一是以自由、平等、中立、崇尚理性与真理作为表征的理性自由主义；二是以开放、鼓励及发展为表征，注重个体发展，鼓励全体国民接受完整的各级教育，在教育平等中落实社会正义，照顾各弱势族群之受教育机会，同时亦重视文化之多元发展的现代教育精神；三是反对中央集权，以“去中心化”与分众化作为表征，主张“自主参与”及“小规模经营”的自主分权主义。它确立了教育的主体与目的，主张教育权力重新分配，以摆脱党国控制。现在，台湾立法禁止了体罚，教师的自主性提高了，学生的自由度增加了。广大教育真正像园丁一样，为花草（学生）努力耕耘出好的土壤，浇水施肥提供养分，协助学生打开经验世界，发展独立思维的能力。
“落实小班小校”改善了教育环境，“广设高中大学”调节了供需环境，“制订教育基本法”则为教育重建提供法律依据与保障，它们都属于教育的底层结构。“推动教育现代化”则属于上层建筑，是教育改造运动的核心诉求。
大陆教育其实与台湾教育连体同胞，我们的升学主义和管理主义更甚于台湾。应试教育受批判这么多年，却依然扎扎实实；素质教育空喊这么多年，却除了“轰轰烈烈”外很少进展。其实很简单，光批判应试教育之弊却不对大一统的教育体制做任何变革，其成效自然如19世纪中期的洋务运动那样，很可能以悲剧收场。
黄武雄的《台湾教育的重建》，不止向我们展示了对岸的教育风景，更可以对我们的教育改革带来启迪。我希望更多的人读到这部专著。
（作者单位：浙江磐安县教育局）
责任编辑 李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