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发布关系你\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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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在成都新闻办新闻发布处办公室看到墙上贴有脉络详细的新闻发布流程图,电脑里不停闪动着各种调查数据,文件柜里不仅分门别类地码放着厚厚的发布会策划方案,还有装订整齐的效果评估简报。工作人员正在做一份征求意见稿:《2010年成都市新闻发布舆情监测方案》,这正是他们的日常工作之一。据了解,现在每个新闻发布会之前,成都新闻办都要做一个比较科学的民意舆情调查,调查方法及样本基本以问卷调查为主,个案访谈、专家访谈、媒体检测、二手资料等为辅。
  记者通过与成都市委外宣办主任叶浪的对话,更深入地了解到成都新闻发布工作的发展思路……
  记者:国家曾出台了一部《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新闻发布应急预案》,你怎样看待应急状态下的新闻发布工作?
  叶浪:新闻应急发布是新闻发布工作的一项重要职能。
  成都行政区域内任何地方发生的公共事件,会第一时间分别通报给分管此项工作的相关负责人和新闻办,因此我们的工作被称为“新闻110”(说到此,叶浪拿起桌上的手机做接电话状)。我现在的状态就是24小时准备去现场,和媒体赛跑。突发事件发生后,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到应急办公室报到,同时新闻办的网络监控立即搜索与这一事件相关的网络关键词,将民众最关心的问题发送到我的手机里。接到网络提供的新闻关注点后,我们就要研究和判断,哪个信息是需要解答的?哪个信息是可以暂时放一放的?这个时候我们既要像记者一样追求第一手信息,又要变身为政府部门,对公众答疑释惑。
  记者:新闻发布“110”的时间有多久了?
  叶浪:近几年一直是这样做的。以2008年成都发生的“6·5”公交车烧毁事件为例,我们一天之内连开三场新闻发布会。第一次,先公布基本事实,告诉大家有多少人受伤。也许这个数字并不准确,但一定是截至当前所能提供的最新数据。第二次新闻发布,要告知媒体:政府领导已到达医院,看望受伤群众。这一阶段着重表现出对人的尊重。此外,针对民众质疑声最大的公交车司机逃离现场的问题,公安机关在现场也给予了正面回应,公布了公交司机与附近救援群众一起参加救援的情况。第三次新闻发布,就发了“全国最好的烧伤救治专家已经上飞机”的信息,并公布政府目前正在做什么,公开了车内燃烧的汽油并非来自公交车,35名伤员的身份被查明等最新情况。这样一来,公众得到的信息是“政府关注,在行动”,效果远好于简单几句“领导高度关注”那种干巴巴的语言。这几条信息发布出去,使得整个发布过程既有事件的最新发展,又有不同场次新闻信息发布的递进。
  记者:这个案例很生动,对做好突发公共舆论引导有很大的借鉴意义。这样发布信息的主导思路是什么?
  叶浪:主导思想是党和政府要有服务意识。新闻应急发布关键需要研究公众想了解什么,再有的放矢地为他们提供信息。一个突发事件出现后,可以想见,政府所有相关部门都在急于处理事件,没有时间接受媒体采访,但新闻记者的工作就是在第一时间发出新闻报道。如果无法得知准确信息,记者迫于发稿压力,可能会轻信道听途说得来的消息,或者揪住细枝末节不放。如今,我们第一时间通过网络,掌握公众的信息需求点,适时、及时地发布信息,自然就有效引导了社会舆论,其中最主要的是要研究公众想了解什么,才能有的放矢地向媒体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党委的开放意识也是做好公共事件舆论引导工作的关键因素。
  记者:早在“中国新闻发言人”这一个群体出现在聚光灯下的时候,就有一些人表示怀疑,说声音被归口了,担心新闻发言人是否会成为政府的挡箭牌。一路走来,你如何看新闻发布与阳光执政的关系?
  叶浪:在我看来,能够把政府所需要传递的信息准确、全面地传播出去,需要兼顾三个角色:第一要考虑政府角色,第二要考虑媒体角色,第三就是要考虑普通民众的视角。这三个角度都做到位了,阳光执政就有了基础,新闻发布就有了意义。
  新闻发布的工作对政府与民众保持沟通十分有利。举个例子来说:低保政策的出台,如果只是简单发发文件,媒体拿到新闻稿,会对同一个问题有深浅不一的解读。现在,成都市委外宣办和政府办公厅建立了一个制度——相关单位在政策法规正式宣布之前,会将文件送到新闻办,再由新闻办的专业人员对文件进行符合新闻规律的解读,做出相应的文稿。如,政府为什么要出台这样的政策措施?这样做会对国计民生产生什么影响?必要的话,还会邀请其他部门,在发布会上对发言人的观点进行辅助解读。
  记者:2009年,成都农民成为新闻发布会的主角,尤其是那位叫余树林的农民,面对镜头侃侃而谈,本土本色的讲话给人们留下很深刻的印象,这个创意是怎样产生的?
  叶浪: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成都成就新闻发布会,如果按照常规的思路来做,一般是安排在党报党刊上发表几篇“辉煌”、“巨变”、“创新”等一系列成果展示的文章,下面罗列一大堆枯燥的数字。可想而知,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没有人看,没有传播力,更难想象影响力会有多大。
  我们强调把宏观、权威的成就展示转化成媒体和大众都喜爱的方式进行形象表达,确立“百姓易感知、能共鸣”这个检验标准,充分发挥市政府新闻办熟悉中心工作和新闻规律的特长,充当了有效链接政府部门和媒体的翻译者、解读者的角色。
  为增强发布会的感染力,我们改变了由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进行单一新闻发布的模式,围绕五场新闻发布会的主题,分别邀请了五位“特别发布人”走上市政府新闻发布台。农民代表佘树林就是其中的特别发言人之一。在这场特殊的新闻发布会上,农民不再做简单的“忆苦思甜”,而让自身成为时代变迁的一个信息载体。这样的发布会不仅推动了城乡对话,也让发布会本身成为了一个颇有意义的新闻事件。
  记者:在你们看来,新闻发布形式不是固定的、唯一的,只要是对新闻发布有益的创新,都可以尝试?
  叶浪:对。有时候它可以表现为其他形式。2009年5月12日,是成都灾后重建一周年纪念日,我们一直在思考用何种形式与公众沟通,得出的结论是:用感人的故事。经过专业机构策划,我们选取了10个和抗震救灾关系密切的部门,还有4个接受了外界援助的区县,精心策划了12个专题,如:老百姓的住房问题,学校重建问题,重建资金问题,等等,这些都是舆论最关注的问题。
  还有,一次金融投资的新闻发布会上,我们邀请了一位落户成都的日资地毯企业的老板,谈成都投资环境问题,他的话比新闻发言人更有说服力。他在现场发布信息的行为本身就是对政府新闻发言人最好的支持。
  记者:在采访中,我们也感受到新闻发言人的变化。正如清华大学一位学者所言,新闻发言人现在已经开始研究记者了。你是怎样看待发言人与记者关系的?
  叶浪:在信息沟通方面,我不管你是哪个媒体,只要你关注成都,你就是我的服务对象。对我们来说,其工作职责就是为他们提供到位的新闻服务。
  比如成都出现第一例甲型H1N1疑似患者,媒体纷纷报道,包括港澳台的媒体都来了。当时我们必须保证外界及媒体的知情权,每天一场新闻发布会,包括曾组织过“一场凌晨3点钟的新闻发布会”。我们必须要满足媒体第二天新闻见报的需求。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和记者的角色类似,不同的是我们拥有比记者更多的资源。
  记者:在西方国家,政府新闻发言人多聘请资深新闻记者出任。目前你们是否也正在做着这方面的尝试?
  叶浪:是的。目前成都外宣办专门设立了一个独立的新闻发布机构——新闻发布处。做过媒体人才更能体会媒体需求什么样的信息,因此我们编内人员基本都曾在各主流媒体做过资深记者,他们会对即将发布给媒体的新闻稿件进行调整或修改,如将数字做成柱状图……这些经过处理的新闻稿可以让媒体直接引用,以便在第一时间向公众准确解读政府需要民众理解的信息。
  这种做法效果非常明显。按照这种思路和运作流程举行的发布会有一个好处:新闻发布给媒体后,政府举措在瞬间吸引了公众的关注,引起或爆炸式、或集散式的信息传递,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相关部¨看到,发布会很管用,这事儿还是得找新闻办来做。
  
  责编:贺潇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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