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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不满大亚湾核电站香港安全咨询委员会由厂方委任，独立性不足，港人另行组建了“大亚湾民间监察会”，希望能监督核电站。
福岛，一个绝大多数德国人不知道如何读的地名，变成了万里之外德国巴符州——一个大部分日本人没法准确发音的地方——大选的主体。凭借日益增长的对核电安全的忧虑，绿党一举击败执政58年的基督教民主党，获得大选胜利。
“德国是核电比重很高的国家，这次州选举的结果是一个信号，说明民众对于核电安全的关注大大增加。这对香港应该也有一定的启发。”绿色和平香港核安全项目主任古伟牧向《世界博览》记者表示。
此时，他正在切尔诺贝利进行探访，希望近距离了解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的遗留后果，并带给香港市民更多的信息。
核事故隐瞒下的香港
如同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民众一样，切尔诺贝利是“核事故”走进我们视线的起点，而福岛核事故无疑是又一次反思核电安全的契机。
自从日本福岛核电站发生事故以来，香港媒体一直进行密集的报道，3月26日香港空气中首次检测出来自日本的辐射物质，4月7日碘－131的含量为320微贝，此间又曾在进口蔬菜中检测到辐射物，虽然数值均十分微小，但还是给市民造成了一定压力。
“25年过去了，一切又回到了起点。”前民间组织“香港争取停建大亚湾核电厂联席会议”发起人之一、前立法局议员冯智活在“心系日本地震，反思核电安全”烛光晚会上这样说。
3月20日晚在中环皇后像广场举行的这次烛光晚会吸引了近500名市民参加。参与者中有多名立法会议员，民间反核人士，也有诸多普通市民，包括外籍人士，中学生，家庭主妇等等。
集会上，多位立法会议员、社团代表和民间人士发言，表达对于香港增加核电政策的担忧，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前民间组织“香港争取停建大亚湾核电厂联席会议”发起人之一、前立法会议员冯智活。
25年前的1986年，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特大事故震惊全球，其时正值毗邻香港的大亚湾核电厂兴建，核电安全成为香港人十分关注的话题。
时隔25年，重新站到反核舞台上，已经远离政治的冯智活和另外两名当年的反核战友坦言自己既意外，又有点悲哀，“想不到都过了25年了，还要靠我们这些人来说话”。他表示，希望这次不会像上次一样，一度被严重关切之后很快又被遗忘，因为“核电的危险一直就存在，而且离我们很近”。
“现在许多大型工程都说能够抵抗‘千年一遇’甚至‘万年一遇’，岂知人算不如天算，什么千年万年都是做梦。”他向记者说道。
多位立法会议员发言时表示，希望香港政府和中央政府能够听到香港的民意，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工联会立法会议员潘佩璆医生说，“我一生已经历三次核辐泄漏事故，三里岛、切尔诺贝尔和今次福岛事件。我们还要面对第四次的核辐射泄漏吗?”
许多与会的普通市民也对核电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来自某书院的陈同学说：虽然听说过大亚湾这个地方，但是如果不是看到这次福岛核事故的许多报道，都不知道核电站发生事故会有这么大的危险，“日本的辐射都会飘香港来，想想大亚湾这么近，发生事故了多危险。”
另外有发言市民表示，许多香港人“听风就是雨，去抢盐，让日本人笑话，又不敢吃料理，但是却不知道自己身边就有个更大的核电站。”
悬顶之剑?
位于深圳东部的大亚湾核电站，是中国第一座大型商用核电站，也是目前运行中装机容量最大的核电基地，发电容量300亿千瓦时，其中70％输往香港，占香港用电量的近三成。
大亚湾核电站上一次集中出现在香港媒体上是在去年的11月。
当时有媒体披露，10月23日大亚湾发生1级(异常)事故，1号机组核反应堆一条盛载冷却水的钢管出现三条最长3时的裂痕，并泄漏2毫希辐射，但作为核电厂大股东的中华电力事隔三周后才予公布。
更早的时候，去年5月23日，大亚湾亦有一条盛载核原料铀元素的金属棒出现裂痕，但中电以不影响公众健康为由，事隔半个月被传媒率先爆料后才公开事件。
有关企业的这一态度当时即在立法会和媒体上遭到许多批评，香港政府发言人当时表示，会要求中电就其向外公布有关事件的方式作出合理安排，以提高大亚湾核电厂运作透明度。此后大亚湾核电站表示，对于0—2级事故会在两日内向香港进行通报。
就在烛光晚会后几天，大亚湾核电站于3月24日宣布，游客经预约可以参观核电站。当天即有来自香港各媒体的50名记者参观了核电站运行，并与厂方人员即专家进行座谈。座谈中，厂方专家陈泰说，大亚湾核电基地的电站选址可谓“百里挑一”，充分考虑了抗震和防海啸的需要，设计基准抗震级别达8级，并且采用的技术也更成熟，安全标准更严格。他还断言，核电站发生爆炸是不可能的事。
但是绿色和平的古伟牧认为，对于核安全不能把一切建立在“绝不会”的基础上，“你说一万个不会，我说有一万个原因可能发生故障”，而要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他批评香港政府在这方面几乎没有作为，“通报完全把责任推给厂方，那么你政府是做什么的呢?”
另一方面，香港政府多年前制订的《大亚湾核电站应变计划》，仅考虑疏散核电站周边20公里的居民，只模拟了疏散东平洲与大鹏湾居民的措施。“大亚湾比福岛大得多，一旦发生事故，难以评估严重程度。”
3月22日，绿色和平在行政会议的会场外举行了抗议活动，要求有关部门调整应变计划，包括改善通报机制、扩大疏散范围等等。
3月29日，由13名专业人士、立法会议员和社会代表组成的“大亚湾民间监察会”成立。发起者表示，现在香港的大亚湾核电站安全咨询委员会由大亚湾厂方委任，独立性不足，而且委员会的会议内容亦不公开。所以“大亚湾民间监察会”将每季开会讨论大亚湾核电站公布的讯息，并由各成员向港核投及保安局提出质询跟进，向公众公开，务求令大亚湾的资讯更为透明。同时，他们还将争取直接视察大亚湾核电厂内部运作。
监察会成员中包括香港公开大学科技学院院长何建宗、香港中文大学环境科学课程主任陈竟明等专家，还有参加过25年前反核活动的冯智活、黎广德等人士。
据悉，有关团体还将举行一系列反核活动，包括4月16日～27日在尖沙咀进行的“切尔诺贝利25周年展”，以及将于4月24日举行的“香港挽手，不要扩核”反核大游行。到底有多少香港人能积极参与反核，到时或可见分晓。
福岛，一个绝大多数德国人不知道如何读的地名，变成了万里之外德国巴符州——一个大部分日本人没法准确发音的地方——大选的主体。凭借日益增长的对核电安全的忧虑，绿党一举击败执政58年的基督教民主党，获得大选胜利。
“德国是核电比重很高的国家，这次州选举的结果是一个信号，说明民众对于核电安全的关注大大增加。这对香港应该也有一定的启发。”绿色和平香港核安全项目主任古伟牧向《世界博览》记者表示。
此时，他正在切尔诺贝利进行探访，希望近距离了解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的遗留后果，并带给香港市民更多的信息。
核事故隐瞒下的香港
如同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民众一样，切尔诺贝利是“核事故”走进我们视线的起点，而福岛核事故无疑是又一次反思核电安全的契机。
自从日本福岛核电站发生事故以来，香港媒体一直进行密集的报道，3月26日香港空气中首次检测出来自日本的辐射物质，4月7日碘－131的含量为320微贝，此间又曾在进口蔬菜中检测到辐射物，虽然数值均十分微小，但还是给市民造成了一定压力。
“25年过去了，一切又回到了起点。”前民间组织“香港争取停建大亚湾核电厂联席会议”发起人之一、前立法局议员冯智活在“心系日本地震，反思核电安全”烛光晚会上这样说。
3月20日晚在中环皇后像广场举行的这次烛光晚会吸引了近500名市民参加。参与者中有多名立法会议员，民间反核人士，也有诸多普通市民，包括外籍人士，中学生，家庭主妇等等。
集会上，多位立法会议员、社团代表和民间人士发言，表达对于香港增加核电政策的担忧，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前民间组织“香港争取停建大亚湾核电厂联席会议”发起人之一、前立法会议员冯智活。
25年前的1986年，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特大事故震惊全球，其时正值毗邻香港的大亚湾核电厂兴建，核电安全成为香港人十分关注的话题。
时隔25年，重新站到反核舞台上，已经远离政治的冯智活和另外两名当年的反核战友坦言自己既意外，又有点悲哀，“想不到都过了25年了，还要靠我们这些人来说话”。他表示，希望这次不会像上次一样，一度被严重关切之后很快又被遗忘，因为“核电的危险一直就存在，而且离我们很近”。
“现在许多大型工程都说能够抵抗‘千年一遇’甚至‘万年一遇’，岂知人算不如天算，什么千年万年都是做梦。”他向记者说道。
多位立法会议员发言时表示，希望香港政府和中央政府能够听到香港的民意，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工联会立法会议员潘佩璆医生说，“我一生已经历三次核辐泄漏事故，三里岛、切尔诺贝尔和今次福岛事件。我们还要面对第四次的核辐射泄漏吗?”
许多与会的普通市民也对核电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来自某书院的陈同学说：虽然听说过大亚湾这个地方，但是如果不是看到这次福岛核事故的许多报道，都不知道核电站发生事故会有这么大的危险，“日本的辐射都会飘香港来，想想大亚湾这么近，发生事故了多危险。”
另外有发言市民表示，许多香港人“听风就是雨，去抢盐，让日本人笑话，又不敢吃料理，但是却不知道自己身边就有个更大的核电站。”
悬顶之剑?
位于深圳东部的大亚湾核电站，是中国第一座大型商用核电站，也是目前运行中装机容量最大的核电基地，发电容量300亿千瓦时，其中70％输往香港，占香港用电量的近三成。
大亚湾核电站上一次集中出现在香港媒体上是在去年的11月。
当时有媒体披露，10月23日大亚湾发生1级(异常)事故，1号机组核反应堆一条盛载冷却水的钢管出现三条最长3时的裂痕，并泄漏2毫希辐射，但作为核电厂大股东的中华电力事隔三周后才予公布。
更早的时候，去年5月23日，大亚湾亦有一条盛载核原料铀元素的金属棒出现裂痕，但中电以不影响公众健康为由，事隔半个月被传媒率先爆料后才公开事件。
有关企业的这一态度当时即在立法会和媒体上遭到许多批评，香港政府发言人当时表示，会要求中电就其向外公布有关事件的方式作出合理安排，以提高大亚湾核电厂运作透明度。此后大亚湾核电站表示，对于0—2级事故会在两日内向香港进行通报。
就在烛光晚会后几天，大亚湾核电站于3月24日宣布，游客经预约可以参观核电站。当天即有来自香港各媒体的50名记者参观了核电站运行，并与厂方人员即专家进行座谈。座谈中，厂方专家陈泰说，大亚湾核电基地的电站选址可谓“百里挑一”，充分考虑了抗震和防海啸的需要，设计基准抗震级别达8级，并且采用的技术也更成熟，安全标准更严格。他还断言，核电站发生爆炸是不可能的事。
但是绿色和平的古伟牧认为，对于核安全不能把一切建立在“绝不会”的基础上，“你说一万个不会，我说有一万个原因可能发生故障”，而要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他批评香港政府在这方面几乎没有作为，“通报完全把责任推给厂方，那么你政府是做什么的呢?”
另一方面，香港政府多年前制订的《大亚湾核电站应变计划》，仅考虑疏散核电站周边20公里的居民，只模拟了疏散东平洲与大鹏湾居民的措施。“大亚湾比福岛大得多，一旦发生事故，难以评估严重程度。”
3月22日，绿色和平在行政会议的会场外举行了抗议活动，要求有关部门调整应变计划，包括改善通报机制、扩大疏散范围等等。
3月29日，由13名专业人士、立法会议员和社会代表组成的“大亚湾民间监察会”成立。发起者表示，现在香港的大亚湾核电站安全咨询委员会由大亚湾厂方委任，独立性不足，而且委员会的会议内容亦不公开。所以“大亚湾民间监察会”将每季开会讨论大亚湾核电站公布的讯息，并由各成员向港核投及保安局提出质询跟进，向公众公开，务求令大亚湾的资讯更为透明。同时，他们还将争取直接视察大亚湾核电厂内部运作。
监察会成员中包括香港公开大学科技学院院长何建宗、香港中文大学环境科学课程主任陈竟明等专家，还有参加过25年前反核活动的冯智活、黎广德等人士。
据悉，有关团体还将举行一系列反核活动，包括4月16日～27日在尖沙咀进行的“切尔诺贝利25周年展”，以及将于4月24日举行的“香港挽手，不要扩核”反核大游行。到底有多少香港人能积极参与反核，到时或可见分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