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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的发展，现代文明的建设，必然要求一个相适应的城市形象。然而，近年来一些城市借办会名义，大兴土木、大肆铺张，搞市政建设盲目追求豪华奢侈，甚至放言要超前80年，在劳民伤财的背后，我们发现不仅隐藏着很多贪腐，甚至许多急需用钱的地方却无力投入，景观形象美化了，却引发了公众的不满。
2011年7月，南京城管局称将在2014年青奥会之前更换全市路牌，目前已更换326块，投资98万元，平均一块路牌花费3000元。官方称需规范设置路牌30792块，按已公布的路牌造价共需近亿元。
为迎接三年后的一场体育赛事，南京市将淘汰全市的路牌，这个决策已经值得商榷，再看看一块平均3000元的路牌售价，更觉得不是一般的奢侈。西南科技大学新闻学博士刘海明的看法可谓一针见血：不少地方在走马灯一般更换路灯、隔离栏、路牌，这不是因为它们破损或无法使用，往往仅仅是因为不合乎某些部门的审美趣味，但公共设施的弃旧换新，往往也得有个理由，迎接青奥会，就成了这次南京更换路牌的借口。这类一般规格的所谓国际体育赛事不过是少数人参与的竞技游戏，但有太多官员却给其注入了“爱国激素”，一定要疯狂包装自己才觉得有面子主办。就路牌来说，不过是个指示的标识，美观、耐用和适当成本，应该是其基本的要义。有公民质疑说：“我们镇的路牌每块150元还做的相当漂亮，质量比市里的路牌还好蛮多。市里路牌每块也都只有400左右。”“真不知道你那路牌是什么材料做的。”
其实类似的城市形象改造工程，在其他各地同样存在，有的“大手笔”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如，珠海市办航展前花了800万元种31株罗汉松当景观树；唱红的重庆南汇区则耗资亿元移植每株价值30万元的百年银杏……
奢侈美化，一切假以盛会之名
世界大运会临近之际，明眼人发现深圳市罗湖怡景路景贝北小区一烂尾20多年的小楼摇身一变长满绿叶，走近后才发现，绿叶并非绿色植物，而是塑料做的。该街道办城管科负责人表示，这栋烂尾楼影响深圳的国际形象，在迎接大运“穿衣戴帽”工程中成为整治目标，但是考虑到粉刷外墙较为浪费，经过区领导拍板决定，采用金属网格包裹外墙，然后在墙角以及墙身等多处种植爬山虎，计划让爬山虎爬满外墙，达到美化整容的效果，然而爬山虎长势不佳，导致墙体绿化效果也不好。眼看大运已经临近，只好用塑料绿叶进行了补充，据称仅仅美化一座小小烂尾楼花费竟达数十万元。
从2009年10月15日吹响“市容环境提升”号角开始，深圳的“穿衣戴帽”工程一直在争议声中加速前行。时至今日，不管你赞成还是反对，沿街伫立的老旧建筑物已面目一新，以深南中路、滨海大道、南山大道、机场周边建筑等为代表的数十条城市风景线初现峥嵘。类似这种“应景儿”工程并非深圳独有，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和广州亚运会都是榜样力量无穷的先例。但在深圳市民眼中，将沿街跨道几乎每座建筑物的外观大幅度“装修”，似乎深圳为最，足见决心之大、力度之强、投入之巨。
据已经公开的统计数据，截至7月8日，仅深圳福田区就已经整治了42万平米广告招牌，粉刷楼宇1600栋，改造了80个老居住区中心广场。在连接香港的文锦北路，原本满目青翠的绿化带被铲除，过街天桥上摆放着一些盆栽。“深圳现已经进入台风季节，一场台风肯定就会把它们刮得七零八落，不但起不到城市景观的美化作用，反而多出来落叶残花。”从深圳建设部门退休的陆志久认为此举不妥，而更令他想不通的是，在此之前，深圳市政府花费大量资金在城市主干道立交桥的所有水泥立面上刷油漆，装景观灯。“这要花费多少纳税人的钱啊!”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其中深圳滨海大道景观绿化的改造备受市民诟病。
作为城市道路景观，原来深圳滨海大道在隔离带上种植了大量色彩艳丽的簕杜鹃花。然而，深圳相关部门却决定将生机勃勃的筋杜鹃花全部掘出，花重金将其改造成高高的水泥墩，在上面设置长方形的大理石花台，再把簕杜鹃花种上。众多市民因此将其称之为“棺材大道”。“把簕杜鹃花改为盆栽，不仅使其生长的基土减少，养分降低，根基变浅，而且使马路对面的灯光易于透过，照射到对面高速行驶中驾车人的眼睛，增加交通事故发生几率。”陆志久说。
在我们的生活中，改善和提升“城市形象”越来越具有不容置疑的正当性，成为无需检验、不可阻挡的市政工程，成为目的本身，它可以不顾民生、不顾承受力、不顾代价……
奥运会、亚运会期间，北京和广州有关部门开展的类似“穿衣戴帽”工程一度引发了广泛争议。广州的“穿衣戴帽”工程从一开始，市民的争议声似乎就没有停止过。部分“穿衣戴帽”的楼房施工质量差、隔热层被破坏后无人修复、施工后顶层住户反映屋顶漏水、工期过长造成生活不便、施工过程不够人性化等等一系列问题，令不少市民对“穿衣戴帽”工程顿有微言。
又如，上海申办2010年世博会的主题是“BetterCity，Better Life”(更美的城市，更好的生活)。但是，对于普通百姓而言，更美的城市并不一定意味着更好的生活。当城市成为一道令人赏心悦目的风景时，作家陈村为在浦东找不到一家能吃夜宵的馄饨店而感叹。他非常敏感地意识到城市正面临一种新的威胁，一种“对市民生活的全面开战。”两年前，上海以饮食安全为由，要求限期关闭营业面积低于50平方米的小餐饮店。这是城市管理中为观瞻而害民生的典型。所幸的是，后来市政府顺从民意收回了这一政策，使上海数万家小饭店得以“死里逃生”。
“穿衣戴帽”最终是为了让城市建筑更美，环境更漂亮。但如果放弃或忽略过程控制，那么城市原有的形象将受到破坏，下降到低于工程开展前的水平。同样，对群众利益而言，如果长期受“穿衣戴帽”工程所扰，也就意味着其利益长期受损。这样的工程，对于提升他们的福祉，就不会有多大实质意义。
奢侈的背后，是1.5亿贫困人口
按理说，美化、提升城市景观，改善了居住、生活、工作环境，市民是直接的获益者，何以反而备受诟病，吃力不讨好?对此，哈佛大学设计学博士俞孔坚认为关键原因大致有三。其一，多是官员拍脑袋说了算，不真正征求民意，但求领导满意，不管群众喜欢与否，实质上为的是官员政绩，而非老百姓感受；其二，脱离城市发展实际，超出了市民承受能力，或者纯粹是可有可无、中看不中用的花架子，如小区统一贴墙砖、屋顶统一颜色等等，有的俨然成了扰民工程、伤民工程；其三，过于追求超前和奢华，花纳税人的钱不心疼，动辄数百亿上千亿，一味地赶时髦。
正如俞孔坚所言：“城市景观设计和建设绝不应是表面的化妆和美化，而是在协调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是在创造人类审美的而又是现实的生活场所、安全而健康的生态系统、富有意味的物质和精神空间。”这是最高的也是最现代性的设计目标和设计原则。目标准确了，原则对头了，努力的结果就会合理了，就会真正顺应时代潮流，或 说真正追踪时代步伐。
然而，以奢侈为美，以奢侈为能事，在不少地方却具有普遍性。刘海明博士对于这种现象感到十分不齿：借办个运动会拼命花钱，更是把所有活动当做政绩来追求，为政绩可以无所顾忌地去奢侈。政绩性“奢侈美学”，背后决不仅仅是浪费问题，因为奢侈开销意味着有其它好处，干起这方面的官样工程，从决策者到跑腿的，每个毛孔都在充血，其兴奋劲不亚于注射了鸡血……
建议美化市容环境的初衷肯定是好的，但要不要做、采取什么方式做，却不能单一由政府部门说了算。正确的解决途径应该是转变行政思维方式，将实施某一政策的好处、必要性讲足，然后通过合法的民主程序，来让市民自己决定要不要采取这种方式来解决城市问题。因为这些施政行为后面关涉到成千上万市民的切身利益……
据最新资料显示：2010年我国GDP为39万亿元，但人均不足4500美元，全球才排第94，中国还有1.5亿人未达到联合国一天一美元收入的标准。尽管经济规模超过了日本，中国人均GDP却仅为日本的十分之一，仍属“社会欠发达国家”。社会公共服务不到位、就业难、住房贵、上学贵、看病贵、社保水平低、农民失地等问题交织一起，构成了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我们的经济结构不合理，一二三产业比例失调，城乡、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农业基础薄弱等等，深层隐忧数不胜数。尽管中国“地大物博”，可是耕地、水、矿藏资源的人均拥有量尚不及世界平均水平。记得当年，温家宝总理在美国哈佛大学演讲时说过：“中国有13亿人，不管多么小的问题，只要乘以13亿，那就成为很大的问题；不管多么可观的财力、物力，只要除以13亿，那就成为很低很低的人均水平。”
少数地方政府、官员所热衷的“穿衣戴帽”工程，多是面子工程、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所花费的财政开支绝大部分均非必须。而对于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一些必要性甚至紧迫性工程，地方政府、官员往往一改出手阔绰的大方风格，往往用财力不足、资金紧张、条件不成熟等借口不断地搪塞、推诿、规避责任。当3000元一块的路牌沿街林立之时，难道我们不该诘问：这与当地民众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医疗和住房保障水平等等相称吗?确属必要么?
看清了藏在盛会筹备当中“城市化化妆运动”后的大背景，已经无需指责决策者和城市管理者没有危机感，花别人的钱，又缺少相应的监督，提升政绩的冲动必然会胜过一切。如果我们还记得很多农村学生没有午餐，还没有让他们锻炼成长的单双杠、篮球架，那么当他们和他们的老师、父母知道在同一座蓝天下的城市里，为迎接一场盛会仅仅是豪奢的市政“穿衣戴帽”就挥霍数千亿元时，不难猜想，他们遥望城市会是一种怎样的神情。
责任编辑／张弦
2011年7月，南京城管局称将在2014年青奥会之前更换全市路牌，目前已更换326块，投资98万元，平均一块路牌花费3000元。官方称需规范设置路牌30792块，按已公布的路牌造价共需近亿元。
为迎接三年后的一场体育赛事，南京市将淘汰全市的路牌，这个决策已经值得商榷，再看看一块平均3000元的路牌售价，更觉得不是一般的奢侈。西南科技大学新闻学博士刘海明的看法可谓一针见血：不少地方在走马灯一般更换路灯、隔离栏、路牌，这不是因为它们破损或无法使用，往往仅仅是因为不合乎某些部门的审美趣味，但公共设施的弃旧换新，往往也得有个理由，迎接青奥会，就成了这次南京更换路牌的借口。这类一般规格的所谓国际体育赛事不过是少数人参与的竞技游戏，但有太多官员却给其注入了“爱国激素”，一定要疯狂包装自己才觉得有面子主办。就路牌来说，不过是个指示的标识，美观、耐用和适当成本，应该是其基本的要义。有公民质疑说：“我们镇的路牌每块150元还做的相当漂亮，质量比市里的路牌还好蛮多。市里路牌每块也都只有400左右。”“真不知道你那路牌是什么材料做的。”
其实类似的城市形象改造工程，在其他各地同样存在，有的“大手笔”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如，珠海市办航展前花了800万元种31株罗汉松当景观树；唱红的重庆南汇区则耗资亿元移植每株价值30万元的百年银杏……
奢侈美化，一切假以盛会之名
世界大运会临近之际，明眼人发现深圳市罗湖怡景路景贝北小区一烂尾20多年的小楼摇身一变长满绿叶，走近后才发现，绿叶并非绿色植物，而是塑料做的。该街道办城管科负责人表示，这栋烂尾楼影响深圳的国际形象，在迎接大运“穿衣戴帽”工程中成为整治目标，但是考虑到粉刷外墙较为浪费，经过区领导拍板决定，采用金属网格包裹外墙，然后在墙角以及墙身等多处种植爬山虎，计划让爬山虎爬满外墙，达到美化整容的效果，然而爬山虎长势不佳，导致墙体绿化效果也不好。眼看大运已经临近，只好用塑料绿叶进行了补充，据称仅仅美化一座小小烂尾楼花费竟达数十万元。
从2009年10月15日吹响“市容环境提升”号角开始，深圳的“穿衣戴帽”工程一直在争议声中加速前行。时至今日，不管你赞成还是反对，沿街伫立的老旧建筑物已面目一新，以深南中路、滨海大道、南山大道、机场周边建筑等为代表的数十条城市风景线初现峥嵘。类似这种“应景儿”工程并非深圳独有，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和广州亚运会都是榜样力量无穷的先例。但在深圳市民眼中，将沿街跨道几乎每座建筑物的外观大幅度“装修”，似乎深圳为最，足见决心之大、力度之强、投入之巨。
据已经公开的统计数据，截至7月8日，仅深圳福田区就已经整治了42万平米广告招牌，粉刷楼宇1600栋，改造了80个老居住区中心广场。在连接香港的文锦北路，原本满目青翠的绿化带被铲除，过街天桥上摆放着一些盆栽。“深圳现已经进入台风季节，一场台风肯定就会把它们刮得七零八落，不但起不到城市景观的美化作用，反而多出来落叶残花。”从深圳建设部门退休的陆志久认为此举不妥，而更令他想不通的是，在此之前，深圳市政府花费大量资金在城市主干道立交桥的所有水泥立面上刷油漆，装景观灯。“这要花费多少纳税人的钱啊!”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其中深圳滨海大道景观绿化的改造备受市民诟病。
作为城市道路景观，原来深圳滨海大道在隔离带上种植了大量色彩艳丽的簕杜鹃花。然而，深圳相关部门却决定将生机勃勃的筋杜鹃花全部掘出，花重金将其改造成高高的水泥墩，在上面设置长方形的大理石花台，再把簕杜鹃花种上。众多市民因此将其称之为“棺材大道”。“把簕杜鹃花改为盆栽，不仅使其生长的基土减少，养分降低，根基变浅，而且使马路对面的灯光易于透过，照射到对面高速行驶中驾车人的眼睛，增加交通事故发生几率。”陆志久说。
在我们的生活中，改善和提升“城市形象”越来越具有不容置疑的正当性，成为无需检验、不可阻挡的市政工程，成为目的本身，它可以不顾民生、不顾承受力、不顾代价……
奥运会、亚运会期间，北京和广州有关部门开展的类似“穿衣戴帽”工程一度引发了广泛争议。广州的“穿衣戴帽”工程从一开始，市民的争议声似乎就没有停止过。部分“穿衣戴帽”的楼房施工质量差、隔热层被破坏后无人修复、施工后顶层住户反映屋顶漏水、工期过长造成生活不便、施工过程不够人性化等等一系列问题，令不少市民对“穿衣戴帽”工程顿有微言。
又如，上海申办2010年世博会的主题是“BetterCity，Better Life”(更美的城市，更好的生活)。但是，对于普通百姓而言，更美的城市并不一定意味着更好的生活。当城市成为一道令人赏心悦目的风景时，作家陈村为在浦东找不到一家能吃夜宵的馄饨店而感叹。他非常敏感地意识到城市正面临一种新的威胁，一种“对市民生活的全面开战。”两年前，上海以饮食安全为由，要求限期关闭营业面积低于50平方米的小餐饮店。这是城市管理中为观瞻而害民生的典型。所幸的是，后来市政府顺从民意收回了这一政策，使上海数万家小饭店得以“死里逃生”。
“穿衣戴帽”最终是为了让城市建筑更美，环境更漂亮。但如果放弃或忽略过程控制，那么城市原有的形象将受到破坏，下降到低于工程开展前的水平。同样，对群众利益而言，如果长期受“穿衣戴帽”工程所扰，也就意味着其利益长期受损。这样的工程，对于提升他们的福祉，就不会有多大实质意义。
奢侈的背后，是1.5亿贫困人口
按理说，美化、提升城市景观，改善了居住、生活、工作环境，市民是直接的获益者，何以反而备受诟病，吃力不讨好?对此，哈佛大学设计学博士俞孔坚认为关键原因大致有三。其一，多是官员拍脑袋说了算，不真正征求民意，但求领导满意，不管群众喜欢与否，实质上为的是官员政绩，而非老百姓感受；其二，脱离城市发展实际，超出了市民承受能力，或者纯粹是可有可无、中看不中用的花架子，如小区统一贴墙砖、屋顶统一颜色等等，有的俨然成了扰民工程、伤民工程；其三，过于追求超前和奢华，花纳税人的钱不心疼，动辄数百亿上千亿，一味地赶时髦。
正如俞孔坚所言：“城市景观设计和建设绝不应是表面的化妆和美化，而是在协调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是在创造人类审美的而又是现实的生活场所、安全而健康的生态系统、富有意味的物质和精神空间。”这是最高的也是最现代性的设计目标和设计原则。目标准确了，原则对头了，努力的结果就会合理了，就会真正顺应时代潮流，或 说真正追踪时代步伐。
然而，以奢侈为美，以奢侈为能事，在不少地方却具有普遍性。刘海明博士对于这种现象感到十分不齿：借办个运动会拼命花钱，更是把所有活动当做政绩来追求，为政绩可以无所顾忌地去奢侈。政绩性“奢侈美学”，背后决不仅仅是浪费问题，因为奢侈开销意味着有其它好处，干起这方面的官样工程，从决策者到跑腿的，每个毛孔都在充血，其兴奋劲不亚于注射了鸡血……
建议美化市容环境的初衷肯定是好的，但要不要做、采取什么方式做，却不能单一由政府部门说了算。正确的解决途径应该是转变行政思维方式，将实施某一政策的好处、必要性讲足，然后通过合法的民主程序，来让市民自己决定要不要采取这种方式来解决城市问题。因为这些施政行为后面关涉到成千上万市民的切身利益……
据最新资料显示：2010年我国GDP为39万亿元，但人均不足4500美元，全球才排第94，中国还有1.5亿人未达到联合国一天一美元收入的标准。尽管经济规模超过了日本，中国人均GDP却仅为日本的十分之一，仍属“社会欠发达国家”。社会公共服务不到位、就业难、住房贵、上学贵、看病贵、社保水平低、农民失地等问题交织一起，构成了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我们的经济结构不合理，一二三产业比例失调，城乡、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农业基础薄弱等等，深层隐忧数不胜数。尽管中国“地大物博”，可是耕地、水、矿藏资源的人均拥有量尚不及世界平均水平。记得当年，温家宝总理在美国哈佛大学演讲时说过：“中国有13亿人，不管多么小的问题，只要乘以13亿，那就成为很大的问题；不管多么可观的财力、物力，只要除以13亿，那就成为很低很低的人均水平。”
少数地方政府、官员所热衷的“穿衣戴帽”工程，多是面子工程、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所花费的财政开支绝大部分均非必须。而对于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一些必要性甚至紧迫性工程，地方政府、官员往往一改出手阔绰的大方风格，往往用财力不足、资金紧张、条件不成熟等借口不断地搪塞、推诿、规避责任。当3000元一块的路牌沿街林立之时，难道我们不该诘问：这与当地民众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医疗和住房保障水平等等相称吗?确属必要么?
看清了藏在盛会筹备当中“城市化化妆运动”后的大背景，已经无需指责决策者和城市管理者没有危机感，花别人的钱，又缺少相应的监督，提升政绩的冲动必然会胜过一切。如果我们还记得很多农村学生没有午餐，还没有让他们锻炼成长的单双杠、篮球架，那么当他们和他们的老师、父母知道在同一座蓝天下的城市里，为迎接一场盛会仅仅是豪奢的市政“穿衣戴帽”就挥霍数千亿元时，不难猜想，他们遥望城市会是一种怎样的神情。
责任编辑／张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