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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殿记》是北宋宰相王安中所书，净悟大师觉昕刻石。该石刻主要记载了天宁万寿禅寺沿革以及新殿的宏伟，此石刻对研究柳州当地佛教发展以及文化的传承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
关键词：《新殿记》;灵泉寺;佛教;史学价值
《新殿记》摩崖石刻位于柳州市马鞍山西麓，石刻高2.22米、宽2.14米，竖排，皆用楷体书写，字径为8 厘米×8.5厘米，为北宋元祐九年（1094年）王安中手书，绍兴二年（1132年）四月十七日灵泉寺住持净悟大师觉昕刻石。《新殿记》是与柳州佛教发展有关的摩崖石刻，该石刻记述了天宁万寿禅寺的历史沿革以及新殿的规模，从中我们看到了宋代柳州佛教得到了空前的繁荣和发展。通过该石刻我们可以结合相关史料，弥补柳州佛教发展的历史，让柳州相关历史更加丰富，具有重要的艺术价值、文学价值、历史价值。
一、《新殿记》摩崖石刻基本情况
1.《新殿记》摩崖石刻内容新殿记
北岳王安中撰并書
元祐三年，始以柳州灵泉寺为十方。崇宁中，改曰天宁万寿禅寺。柳治水北几五百年，灵泉在水南立鱼山趾，寺蔽于仙弈之腋。唐刺史柳侯记二山水石洞穴鱼鸟草木最详，寺独不录，又不得例大云见于它文。问之父老，昔盖陋甚。自变律为禅，乃始大作门堂楼殿，欲以冠冕南方，未讫者十一。建炎初，住持僧觉昕见初寮道人王安中于象郡，且求记。即应之曰：“昕尝从真如慕喆游京师，居法云、慧林、智海诸禅，能髣佛乎？吾将观焉。”后六年，果至柳，而殿适成。先是丞相仪真吴公登后山面立鱼而笑，有得于华亭离钩三寸之意。昕为作钓轩山上。安中从公与丞相新安汪公，凭轩俯视殿宇而壮之，以为广右第一。呜呼，佛法出西域而盛于东土，禅学出岭南而盛于中州。今西域浮图氏至中国者，无复腾、兰、达磨（摩）之流，而岭南禅者益少，塔庙荒芜。柳距京师六千里，独能于空山野水之间，兴此伟杰胜丽之观，移人心目，忘其去国之远。撞钟出迎，四方来栖之士，指以千计，是则希有。夫道法废兴，虽若有数，而愿力之至，为无不成，道岂远人乎哉。因大书其榜曰“能仁之殿”。而说偈言：南山古佛家灵泉，绀殿飞出玻璃天。双龙戏珠扶屋椽，上有碧井垂青莲。王城梵宫堕目前，祥光夜烛牂柯川。楼钟横撞震大千，仙者辍弈鹤驾翩。石鱼立舞雷鼓阗，我来时从两貂蝉。父老惊叹相后先，号佛稽首愿力坚。泰一下趣羲和鞭，往迎两宫日驭旋。百神呵护敢不虔，尽岭南北际海壖。天河洗兵人晏眠，摧伏飓母扫瘴烟。普雨万国常丰年。绍兴二年四月十七日住持净悟大师觉昕刻石桂林蒋善镌
2《.新殿记》所处地理位置
《新殿记》位于马鞍山西麓，马鞍山又称仙弈山，位于柳州市柳江南岸。山形整体东西突兀，中间凹，形似马鞍，故得名马鞍山。现为马鞍山公园，对游客进行免费开放。马鞍山从唐代以来就是著名的游览胜地，登上山顶，柳州风光一览无余。当年柳宗元游览此山后，便对这里作过生动描述。《徐霞客游记》中也对马鞍山作了详尽介绍。
从古至今马鞍山上留下了宋、元、明、清历代的石刻，有数十处。比如马鞍山西侧的“梓岩”为道教遗址，传说汉钟离和吕洞宾在此对弈，岩间有许多石刻，宋朝方言孺“钓台”篆书摩崖以及王安中的《新殿记》均立于此。
3.王安中简介
王安中（1075～1134年），北宋末、南宋初词人，字履道，号初寮，中山曲阳（今河北曲阳县）人。年轻时曾从师苏轼、晁说之。哲宗元符三年（1100年）进士。宣和元年，授任尚书右丞;宣和三年，任左丞。靖康初期，谏官弹劾他勾结王黼、童贯以及不纠察郭药师违反朝命，安中被罢贬为观文殿大学士，提举嵩山崇福宫;又被贬为单州团练副使，在象州安置。高宗即位，把他迁到内地道州，不久让他自便。绍兴初年，复任左中大夫。其子王辟章任泉州知州，迎接安中前往，不久去世，终年五十九岁。他在寄居柳州期间，曾作有《卜算子》《浣溪沙》两首。王安中在书法和文学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周必大的《平园集》云：“初寮先生未冠时，及拜东坡于中山，笔精墨妙，宜有传授。”陶宗仪的《书史会要》云“：王初寮书法清俊。”《皇宋书录》认为王安中“书迹清俊可以爱玩”王安中四六文备受后世推崇，词清新婉转，诗风近于苏轼晚年之作，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一定地位。《新殿记》摩崖石刻是王安中书并撰写的，代表了王安中的文学特点和书法特点，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价值。
王安中在被贬放广西象州途中路过柳州时，结识了灵泉寺主持净悟大师觉昕。觉昕是宋代高僧，北宋末年为躲避战乱来到柳州灵泉寺，与王安中相遇时为灵泉寺住持，正是这位高僧促成了王安中、吴敏、汪伯彦“宋代三相”在柳州的相遇，为柳州留下了许多珍贵的诗词作品，如王安中的《灵岩》一诗生动描绘了柳州的喀斯特地貌山水洞穴之美，《浣溪沙》则描写了柳州姑娘之美，为柳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增添了浓厚的文化氛围，而灵泉寺则见证了当时的兴衰。
二、灵泉寺沿革
1. 灵泉寺遗址考古发掘
在近年来的城市建设和改造工程当中，陆续出土了一些关于灵泉寺遗址的古建筑构件，这些情况引起了柳州市文物工作者的注意。2006年，柳州市文物工作者会同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对灵泉寺遗址做了进一步的考古发掘。总共清理出了3 期建筑遗迹：一期为唐代中晚期，二期为宋代时期，三期为明代中期。此次发掘揭露出来的唐代遗存主要是建筑遗迹和唐代遗物，通过发掘出的唐代柱洞分布状况可以推测出，灵泉寺的建筑结构应为面阔三间，进深两间，表明当时的建筑规模不大。出土的唐代遗物还有唐代“开元通宝”钱币2 枚;一方唐代石碑残片等，出土的这些遗物具有明显的唐代中晚期时代特征。宋代遗存主要有大面积的铺砖地面、柱洞等，通过出土遗迹可以推测出其建筑结构为面阔七间，进深三间，规模相对较大，同时还出土了不少宋代至明清时期的青瓷片，种类较多，制作精细。通过此次的发掘对于灵泉寺各个时期的兴衰史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
2. 灵泉寺的兴衰史 通过一些史料和对灵泉寺遗址的发掘，基本可以推测出灵泉寺的整个历史沿革：天授元年（690年），柳州官员按照朝廷命令，在柳江南岸建立一座寺庙，即大云寺，后被焚毁;元和十年（公元815年），柳宗元任柳州刺史，开始重建大云寺，元和十二年（817年）大云寺建成;元祐三年（1088年），大云寺更名为灵泉寺，当时“始以灵泉寺为十方”，规模较小;宗宁年间（1102-1106年间），易名为天宁万寿禅寺，宣和年间，更名为天宁寺;嘉泰年间（1201-1204年），改名为报恩光孝禅寺，柳州知州赵囗囗题《报恩光孝禅寺开堂疏》以记之;宋末元初，寺院逐渐衰落;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柳州地方乡绅再次集资重建。
文物工作者的考古发掘结果，也证明了王安中《新殿记》中所说的十方庙之前的灵泉寺确实“昔盖陋甚”，比较简陋，且规模较小。该寺庙由于有了唐朝前期的充分发展，以及宋代特定的历史背景，在宋朝达到了空前的鼎盛阶段，其规模建筑被赞为“广右第一”，其影响力也呈现出“四方来栖之士，指以千計，是则稀有”的大好局面，这个时期的灵泉寺也是其历史沿革中最为鼎盛的阶段。
三、灵泉寺佛教文化对柳州的影响
1. 促进文化交流
由于统治阶级的推动和信众的不断扩大，佛教逐渐渗透到了柳州地区人民的生活之中，形成了柳州壮族文化系统中独特的一部分，并且佛教文化也与柳州的其他文化共同协调发展，促进了当地文化的相互交流和融合。
2. 促进了公益事业的发展
佛教主张万物皆有生命，众生平等，认为杀生是一件违背人道的事情，因此佛教以慈悲为怀作为他们的思想，积极传播这种思想，希望感化众人，和平相处。佛教的这一思想也深深影响了柳州地区的人民，由于慈悲为怀思想的传播，柳州许多公益事业得到了较大的发展，比如瑶族修建功德桥、柳州人民自发组织济贫救灾的活动等等，这些也都从侧面说明了佛教的传入对柳州人民的生活和文化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3. 对建筑风格方面的影响
佛教文化的传入，为柳州人民带来了之前从未见过的佛教宝塔，丰富了柳州的建筑风格，现代许多建筑的设计灵感就是来自于佛教宝塔的传入。这一建筑形式，大大的增加了柳州山川景色的自然之美，对柳州的建筑风格有着特别显著的影响。
4. 扩大了柳州人民的精神领域
佛教作为外来的宗教文化，在柳州受到高度发达的以儒家、道家为代表的本土传统文化的影响之后，最终形成了一种有别于印度佛教的中国化佛教，为柳州人民带来了新的观念和新的教义。比如柳州的佛教信众，被称为“花僧”，根据《百越风士记》记载可以得知，花僧们可以留长发，可以娶妻子，其佛法运动也没有传统佛教那么严格的戒律。《投荒录》中也有提到“士人以女配僧”。可以看出柳州的佛教与传统的佛教确实有很大差别。佛教以其特有的教义教导人们要慈悲为怀、学会忍耐人间百般苦，以求早日西登极乐世界。佛教的传入也给柳州带来了浩如烟海的佛教文献，扩展了柳州人民的精神领域。
四、宋代柳州佛教发展兴盛的原因
佛教是中国传统宗教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东汉时期传入我国，魏晋南北朝是中国佛教的初传时期，隋唐时期，是中国佛教正式完成了对外来佛教吸收和消化的阶段，实现了佛教的中国化，宋代是佛教发展的的黄金时代，在此期间，佛教史学人才辈出，之后的佛教在中国影响不断扩大。王安中《新殿记》中也有提到“今西域浮图氏至中国者，无复腾、兰、达磨之流，而岭南禅者益少，塔庙荒芜。柳距京师六千里，独能于空山野水之间，兴此伟杰胜丽之观，移人心目，忘其去国之远”不禁感叹“安中从公与丞相新安汪公，凭轩俯视殿宇而壮之，以为广右第一”。由此可见新殿建设之宏伟，从侧面也反映出了宋代柳州佛教极其兴盛，这既与佛教在柳州经过前期的充分发展有关，也与宋代特定的历史背景有关。
1. 宋代经济的快速发展是佛教繁荣兴盛不可或缺的外在因素
两宋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由成熟顶端而逐渐下落的转折阶段，但也是“走出中世纪”的开始阶段[1]。宋代经济的繁荣发展是多方面的。在农业生产上，宋代统治者采取了租赁制度、轻徭薄赋等一系列惠民政策，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主动性，有力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在宋代农业生产发展基础之上，宋代的市场经济也逐渐繁荣起来，正如《梦梁录》所记载“自大街及诸坊巷，大小铺席，连门俱是，即无空虚之屋。”充分体现了宋代经济的繁荣昌盛。当时经济水平的高速发展为宋代佛教的兴盛奠定了十分雄厚的物质基础，为佛教的繁荣发展提供了最坚实的后盾。
2. 科技水平的提高为佛教的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持
唐代雕版印刷术的出现，改变了以手工抄写书籍为主的传播方式，弥补了传播速度慢，且流传不广的弊端，至宋代这项技术已经极为盛行。正如宋人沈括所说：“版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自冯瀛王始印五经，已后典籍皆为版本。”[2]。雕版印术的盛行，提高了书籍的生产数量，极大扩大了传播范围，促使更多的书籍进入民间，其中不乏有许多佛教书籍。可以说宋代佛教的发展与雕版印刷术这一技术的盛行有着莫大的关系。
3. 宋王朝的宗教政策推崇
宋王朝对佛教的推崇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自宋建国初期至宋高宗时期，该时期对佛教采取推崇和限制并重的政策。一方面宋太祖、宋太宗等皇帝大规模建造寺庙、大力给予寺院财政支持。另一方面，宋代皇帝又担心佛教势力发展过大，威胁到王权的统治，因此与此同时也采取了相应的限制政策，使得佛教的发展趋于平稳，比如宋徽宗曾一度采取限制佛教的政策，将许多寺院改为道观。第二阶段是从宋高宗直到宋王朝灭亡这段时期，该时期宋王朝统治者对是完全沉溺于佛教之中，出现这种现象与宋代王朝在外受到强大异族步步紧逼，还有朝廷内部阶级对抗日益严重有很大关系。 4. 宋代佛教的世俗化
相比经济、技术和宋王朝宗教政策的推崇，宋代佛教自身发展以及世俗化的加剧则是保证宋代佛教繁荣兴盛的内在因素。与隋唐时期的佛教相比，宋代佛教的一个新变化就是佛教世俗化的进一步深入，导致了社会各个阶层的佛教信仰者增多[3]。在宋王朝统治者的推动和唐代佛教发展的基础上，佛教在宋朝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信佛者颇多，佛教深入民心。同时人才的南迁，不仅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也促进了佛教事业的发展。
五、《新殿记》摩崖石刻的史学价值
1. 历史价值
《新殿记》位于马鞍山西麓，为北宋宰相王安中手书，绍兴二年（1132年）四月十七日主持觉昕刻石，年代久远，内涵丰富，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新殿记》中描写了天宁寺建成的盛状，同时也记录了宋代三相齐聚柳州的故事。宋代柳州教育事业发展的标志，是“宋代三相”在驾鹤山下创建驾鹤书院，《马平县志》记载：“绍兴初，三丞相暂住驻于水南僧寺，闲居暇日，相与游访林石佳处。因观岩石屏立，上有空洞数处，遂创茅亭二所，曰驾鹤书院，曰三相亭，时携筇挈榼，观书论诗，款洽谈终日不倦，因此遂成胜迹，题曰小桃源”。按照其所记载，三丞相在驾鹤山下建了两所茅草屋，分别取名驾鹤书院和三相亭，由于三人皆为丞相，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因此驾鹤山在当地也成了名胜之地，经常会有一些文人去观书论诗，后人因此题字曰“小桃源”。宋代，私家讲学论道风气极盛，纷纷“择胜地，立精舍，以为群居讲学之所”，驾鹤书院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对于驾鹤书院的建立时间，根据王安中的《新殿记》可以推测出大约在南宋绍兴二年（1132年）建立，避免了柳州早期教育史的空白，具有重要的历史研究价值。
2. 文学价值
楷书也叫正楷、正书，由隶书逐渐演变过来，相对于隶书而言，楷书更加简化，横平竖直。楷书始于汉末，通行至今，长盛不衰。
王安中的《新殿记》摩崖石刻便是楷书的杰出代表，石刻高2.22米、宽2.14 米，豎排，皆用楷体书写。王安中年轻时曾从师苏轼。王安中作为苏轼的弟子，他的书法深受苏轼的影响。宋人曾敏行《独醒杂志》记载：“王履道安中初学东坡书，后仕于崇、观、政、宣间，颇更少习。南渡以来，复还其旧。尝见其晚年所书，真得东坡笔法者。”《皇宋书录》认为王安中“书迹清俊可以爱玩”。由此可见，王安中的书法造诣十分高超。
《新殿记》石刻字体大小得宜、工整秀丽，每个字都以方块作为基本字形，在此格局上突出了各个字的笔画细节特点，石刻整体字体行云流畅，布局合理，令人赏心悦目，具有极高的书法价值，一方面说明了当时书法艺术发展的完善，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当时人们对文化及艺术的喜爱。
六、结语
有着2100多年历史的柳州，山清水秀，人杰地灵，具有典型的喀什特地貌特征，由石灰岩构成的奇山俊峰拔地而起，溶洞奇秀，钟乳石千姿百态，被誉为“中华石都”。在其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孕育出了许多名胜古迹，在众多名胜古迹之中，柳州摩崖石刻便是名胜古迹中重要的一个类别，而位于马鞍山西麓的《新殿记》便是柳州摩崖石刻的典型代表之一，通过《新殿记》我们可以了解到灵泉寺的沿革，能够推测出佛教在柳州发展的情况，能够重温“宋代三相”寓柳的故事，感受到他们的才华横溢，同时王安中工整秀丽的字迹也得以流传千古以供后人欣赏学习，弥补了柳州相关历史匮乏的空白。
参考文献：
[1] 姚兆余：《宋代文化的生成背景及其特点》，《甘肃社会科学》2001年第一期.
[2]（宋）沈括：《梦溪笔谈》卷一八，中华书局，2013年版.
[3]《宋代宗教的世俗化和平民化》，《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2 期.
作者简介：
谭琳莉（1984年 9月）女，汉族，湖南湘潭，当前职务：会计，当前职称：会计师，学历：本科，研究方向：文物保护方向.
关键词：《新殿记》;灵泉寺;佛教;史学价值
《新殿记》摩崖石刻位于柳州市马鞍山西麓，石刻高2.22米、宽2.14米，竖排，皆用楷体书写，字径为8 厘米×8.5厘米，为北宋元祐九年（1094年）王安中手书，绍兴二年（1132年）四月十七日灵泉寺住持净悟大师觉昕刻石。《新殿记》是与柳州佛教发展有关的摩崖石刻，该石刻记述了天宁万寿禅寺的历史沿革以及新殿的规模，从中我们看到了宋代柳州佛教得到了空前的繁荣和发展。通过该石刻我们可以结合相关史料，弥补柳州佛教发展的历史，让柳州相关历史更加丰富，具有重要的艺术价值、文学价值、历史价值。
一、《新殿记》摩崖石刻基本情况
1.《新殿记》摩崖石刻内容新殿记
北岳王安中撰并書
元祐三年，始以柳州灵泉寺为十方。崇宁中，改曰天宁万寿禅寺。柳治水北几五百年，灵泉在水南立鱼山趾，寺蔽于仙弈之腋。唐刺史柳侯记二山水石洞穴鱼鸟草木最详，寺独不录，又不得例大云见于它文。问之父老，昔盖陋甚。自变律为禅，乃始大作门堂楼殿，欲以冠冕南方，未讫者十一。建炎初，住持僧觉昕见初寮道人王安中于象郡，且求记。即应之曰：“昕尝从真如慕喆游京师，居法云、慧林、智海诸禅，能髣佛乎？吾将观焉。”后六年，果至柳，而殿适成。先是丞相仪真吴公登后山面立鱼而笑，有得于华亭离钩三寸之意。昕为作钓轩山上。安中从公与丞相新安汪公，凭轩俯视殿宇而壮之，以为广右第一。呜呼，佛法出西域而盛于东土，禅学出岭南而盛于中州。今西域浮图氏至中国者，无复腾、兰、达磨（摩）之流，而岭南禅者益少，塔庙荒芜。柳距京师六千里，独能于空山野水之间，兴此伟杰胜丽之观，移人心目，忘其去国之远。撞钟出迎，四方来栖之士，指以千计，是则希有。夫道法废兴，虽若有数，而愿力之至，为无不成，道岂远人乎哉。因大书其榜曰“能仁之殿”。而说偈言：南山古佛家灵泉，绀殿飞出玻璃天。双龙戏珠扶屋椽，上有碧井垂青莲。王城梵宫堕目前，祥光夜烛牂柯川。楼钟横撞震大千，仙者辍弈鹤驾翩。石鱼立舞雷鼓阗，我来时从两貂蝉。父老惊叹相后先，号佛稽首愿力坚。泰一下趣羲和鞭，往迎两宫日驭旋。百神呵护敢不虔，尽岭南北际海壖。天河洗兵人晏眠，摧伏飓母扫瘴烟。普雨万国常丰年。绍兴二年四月十七日住持净悟大师觉昕刻石桂林蒋善镌
2《.新殿记》所处地理位置
《新殿记》位于马鞍山西麓，马鞍山又称仙弈山，位于柳州市柳江南岸。山形整体东西突兀，中间凹，形似马鞍，故得名马鞍山。现为马鞍山公园，对游客进行免费开放。马鞍山从唐代以来就是著名的游览胜地，登上山顶，柳州风光一览无余。当年柳宗元游览此山后，便对这里作过生动描述。《徐霞客游记》中也对马鞍山作了详尽介绍。
从古至今马鞍山上留下了宋、元、明、清历代的石刻，有数十处。比如马鞍山西侧的“梓岩”为道教遗址，传说汉钟离和吕洞宾在此对弈，岩间有许多石刻，宋朝方言孺“钓台”篆书摩崖以及王安中的《新殿记》均立于此。
3.王安中简介
王安中（1075～1134年），北宋末、南宋初词人，字履道，号初寮，中山曲阳（今河北曲阳县）人。年轻时曾从师苏轼、晁说之。哲宗元符三年（1100年）进士。宣和元年，授任尚书右丞;宣和三年，任左丞。靖康初期，谏官弹劾他勾结王黼、童贯以及不纠察郭药师违反朝命，安中被罢贬为观文殿大学士，提举嵩山崇福宫;又被贬为单州团练副使，在象州安置。高宗即位，把他迁到内地道州，不久让他自便。绍兴初年，复任左中大夫。其子王辟章任泉州知州，迎接安中前往，不久去世，终年五十九岁。他在寄居柳州期间，曾作有《卜算子》《浣溪沙》两首。王安中在书法和文学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周必大的《平园集》云：“初寮先生未冠时，及拜东坡于中山，笔精墨妙，宜有传授。”陶宗仪的《书史会要》云“：王初寮书法清俊。”《皇宋书录》认为王安中“书迹清俊可以爱玩”王安中四六文备受后世推崇，词清新婉转，诗风近于苏轼晚年之作，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一定地位。《新殿记》摩崖石刻是王安中书并撰写的，代表了王安中的文学特点和书法特点，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价值。
王安中在被贬放广西象州途中路过柳州时，结识了灵泉寺主持净悟大师觉昕。觉昕是宋代高僧，北宋末年为躲避战乱来到柳州灵泉寺，与王安中相遇时为灵泉寺住持，正是这位高僧促成了王安中、吴敏、汪伯彦“宋代三相”在柳州的相遇，为柳州留下了许多珍贵的诗词作品，如王安中的《灵岩》一诗生动描绘了柳州的喀斯特地貌山水洞穴之美，《浣溪沙》则描写了柳州姑娘之美，为柳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增添了浓厚的文化氛围，而灵泉寺则见证了当时的兴衰。
二、灵泉寺沿革
1. 灵泉寺遗址考古发掘
在近年来的城市建设和改造工程当中，陆续出土了一些关于灵泉寺遗址的古建筑构件，这些情况引起了柳州市文物工作者的注意。2006年，柳州市文物工作者会同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对灵泉寺遗址做了进一步的考古发掘。总共清理出了3 期建筑遗迹：一期为唐代中晚期，二期为宋代时期，三期为明代中期。此次发掘揭露出来的唐代遗存主要是建筑遗迹和唐代遗物，通过发掘出的唐代柱洞分布状况可以推测出，灵泉寺的建筑结构应为面阔三间，进深两间，表明当时的建筑规模不大。出土的唐代遗物还有唐代“开元通宝”钱币2 枚;一方唐代石碑残片等，出土的这些遗物具有明显的唐代中晚期时代特征。宋代遗存主要有大面积的铺砖地面、柱洞等，通过出土遗迹可以推测出其建筑结构为面阔七间，进深三间，规模相对较大，同时还出土了不少宋代至明清时期的青瓷片，种类较多，制作精细。通过此次的发掘对于灵泉寺各个时期的兴衰史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
2. 灵泉寺的兴衰史 通过一些史料和对灵泉寺遗址的发掘，基本可以推测出灵泉寺的整个历史沿革：天授元年（690年），柳州官员按照朝廷命令，在柳江南岸建立一座寺庙，即大云寺，后被焚毁;元和十年（公元815年），柳宗元任柳州刺史，开始重建大云寺，元和十二年（817年）大云寺建成;元祐三年（1088年），大云寺更名为灵泉寺，当时“始以灵泉寺为十方”，规模较小;宗宁年间（1102-1106年间），易名为天宁万寿禅寺，宣和年间，更名为天宁寺;嘉泰年间（1201-1204年），改名为报恩光孝禅寺，柳州知州赵囗囗题《报恩光孝禅寺开堂疏》以记之;宋末元初，寺院逐渐衰落;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柳州地方乡绅再次集资重建。
文物工作者的考古发掘结果，也证明了王安中《新殿记》中所说的十方庙之前的灵泉寺确实“昔盖陋甚”，比较简陋，且规模较小。该寺庙由于有了唐朝前期的充分发展，以及宋代特定的历史背景，在宋朝达到了空前的鼎盛阶段，其规模建筑被赞为“广右第一”，其影响力也呈现出“四方来栖之士，指以千計，是则稀有”的大好局面，这个时期的灵泉寺也是其历史沿革中最为鼎盛的阶段。
三、灵泉寺佛教文化对柳州的影响
1. 促进文化交流
由于统治阶级的推动和信众的不断扩大，佛教逐渐渗透到了柳州地区人民的生活之中，形成了柳州壮族文化系统中独特的一部分，并且佛教文化也与柳州的其他文化共同协调发展，促进了当地文化的相互交流和融合。
2. 促进了公益事业的发展
佛教主张万物皆有生命，众生平等，认为杀生是一件违背人道的事情，因此佛教以慈悲为怀作为他们的思想，积极传播这种思想，希望感化众人，和平相处。佛教的这一思想也深深影响了柳州地区的人民，由于慈悲为怀思想的传播，柳州许多公益事业得到了较大的发展，比如瑶族修建功德桥、柳州人民自发组织济贫救灾的活动等等，这些也都从侧面说明了佛教的传入对柳州人民的生活和文化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3. 对建筑风格方面的影响
佛教文化的传入，为柳州人民带来了之前从未见过的佛教宝塔，丰富了柳州的建筑风格，现代许多建筑的设计灵感就是来自于佛教宝塔的传入。这一建筑形式，大大的增加了柳州山川景色的自然之美，对柳州的建筑风格有着特别显著的影响。
4. 扩大了柳州人民的精神领域
佛教作为外来的宗教文化，在柳州受到高度发达的以儒家、道家为代表的本土传统文化的影响之后，最终形成了一种有别于印度佛教的中国化佛教，为柳州人民带来了新的观念和新的教义。比如柳州的佛教信众，被称为“花僧”，根据《百越风士记》记载可以得知，花僧们可以留长发，可以娶妻子，其佛法运动也没有传统佛教那么严格的戒律。《投荒录》中也有提到“士人以女配僧”。可以看出柳州的佛教与传统的佛教确实有很大差别。佛教以其特有的教义教导人们要慈悲为怀、学会忍耐人间百般苦，以求早日西登极乐世界。佛教的传入也给柳州带来了浩如烟海的佛教文献，扩展了柳州人民的精神领域。
四、宋代柳州佛教发展兴盛的原因
佛教是中国传统宗教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东汉时期传入我国，魏晋南北朝是中国佛教的初传时期，隋唐时期，是中国佛教正式完成了对外来佛教吸收和消化的阶段，实现了佛教的中国化，宋代是佛教发展的的黄金时代，在此期间，佛教史学人才辈出，之后的佛教在中国影响不断扩大。王安中《新殿记》中也有提到“今西域浮图氏至中国者，无复腾、兰、达磨之流，而岭南禅者益少，塔庙荒芜。柳距京师六千里，独能于空山野水之间，兴此伟杰胜丽之观，移人心目，忘其去国之远”不禁感叹“安中从公与丞相新安汪公，凭轩俯视殿宇而壮之，以为广右第一”。由此可见新殿建设之宏伟，从侧面也反映出了宋代柳州佛教极其兴盛，这既与佛教在柳州经过前期的充分发展有关，也与宋代特定的历史背景有关。
1. 宋代经济的快速发展是佛教繁荣兴盛不可或缺的外在因素
两宋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由成熟顶端而逐渐下落的转折阶段，但也是“走出中世纪”的开始阶段[1]。宋代经济的繁荣发展是多方面的。在农业生产上，宋代统治者采取了租赁制度、轻徭薄赋等一系列惠民政策，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主动性，有力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在宋代农业生产发展基础之上，宋代的市场经济也逐渐繁荣起来，正如《梦梁录》所记载“自大街及诸坊巷，大小铺席，连门俱是，即无空虚之屋。”充分体现了宋代经济的繁荣昌盛。当时经济水平的高速发展为宋代佛教的兴盛奠定了十分雄厚的物质基础，为佛教的繁荣发展提供了最坚实的后盾。
2. 科技水平的提高为佛教的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持
唐代雕版印刷术的出现，改变了以手工抄写书籍为主的传播方式，弥补了传播速度慢，且流传不广的弊端，至宋代这项技术已经极为盛行。正如宋人沈括所说：“版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自冯瀛王始印五经，已后典籍皆为版本。”[2]。雕版印术的盛行，提高了书籍的生产数量，极大扩大了传播范围，促使更多的书籍进入民间，其中不乏有许多佛教书籍。可以说宋代佛教的发展与雕版印刷术这一技术的盛行有着莫大的关系。
3. 宋王朝的宗教政策推崇
宋王朝对佛教的推崇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自宋建国初期至宋高宗时期，该时期对佛教采取推崇和限制并重的政策。一方面宋太祖、宋太宗等皇帝大规模建造寺庙、大力给予寺院财政支持。另一方面，宋代皇帝又担心佛教势力发展过大，威胁到王权的统治，因此与此同时也采取了相应的限制政策，使得佛教的发展趋于平稳，比如宋徽宗曾一度采取限制佛教的政策，将许多寺院改为道观。第二阶段是从宋高宗直到宋王朝灭亡这段时期，该时期宋王朝统治者对是完全沉溺于佛教之中，出现这种现象与宋代王朝在外受到强大异族步步紧逼，还有朝廷内部阶级对抗日益严重有很大关系。 4. 宋代佛教的世俗化
相比经济、技术和宋王朝宗教政策的推崇，宋代佛教自身发展以及世俗化的加剧则是保证宋代佛教繁荣兴盛的内在因素。与隋唐时期的佛教相比，宋代佛教的一个新变化就是佛教世俗化的进一步深入，导致了社会各个阶层的佛教信仰者增多[3]。在宋王朝统治者的推动和唐代佛教发展的基础上，佛教在宋朝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信佛者颇多，佛教深入民心。同时人才的南迁，不仅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也促进了佛教事业的发展。
五、《新殿记》摩崖石刻的史学价值
1. 历史价值
《新殿记》位于马鞍山西麓，为北宋宰相王安中手书，绍兴二年（1132年）四月十七日主持觉昕刻石，年代久远，内涵丰富，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新殿记》中描写了天宁寺建成的盛状，同时也记录了宋代三相齐聚柳州的故事。宋代柳州教育事业发展的标志，是“宋代三相”在驾鹤山下创建驾鹤书院，《马平县志》记载：“绍兴初，三丞相暂住驻于水南僧寺，闲居暇日，相与游访林石佳处。因观岩石屏立，上有空洞数处，遂创茅亭二所，曰驾鹤书院，曰三相亭，时携筇挈榼，观书论诗，款洽谈终日不倦，因此遂成胜迹，题曰小桃源”。按照其所记载，三丞相在驾鹤山下建了两所茅草屋，分别取名驾鹤书院和三相亭，由于三人皆为丞相，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因此驾鹤山在当地也成了名胜之地，经常会有一些文人去观书论诗，后人因此题字曰“小桃源”。宋代，私家讲学论道风气极盛，纷纷“择胜地，立精舍，以为群居讲学之所”，驾鹤书院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对于驾鹤书院的建立时间，根据王安中的《新殿记》可以推测出大约在南宋绍兴二年（1132年）建立，避免了柳州早期教育史的空白，具有重要的历史研究价值。
2. 文学价值
楷书也叫正楷、正书，由隶书逐渐演变过来，相对于隶书而言，楷书更加简化，横平竖直。楷书始于汉末，通行至今，长盛不衰。
王安中的《新殿记》摩崖石刻便是楷书的杰出代表，石刻高2.22米、宽2.14 米，豎排，皆用楷体书写。王安中年轻时曾从师苏轼。王安中作为苏轼的弟子，他的书法深受苏轼的影响。宋人曾敏行《独醒杂志》记载：“王履道安中初学东坡书，后仕于崇、观、政、宣间，颇更少习。南渡以来，复还其旧。尝见其晚年所书，真得东坡笔法者。”《皇宋书录》认为王安中“书迹清俊可以爱玩”。由此可见，王安中的书法造诣十分高超。
《新殿记》石刻字体大小得宜、工整秀丽，每个字都以方块作为基本字形，在此格局上突出了各个字的笔画细节特点，石刻整体字体行云流畅，布局合理，令人赏心悦目，具有极高的书法价值，一方面说明了当时书法艺术发展的完善，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当时人们对文化及艺术的喜爱。
六、结语
有着2100多年历史的柳州，山清水秀，人杰地灵，具有典型的喀什特地貌特征，由石灰岩构成的奇山俊峰拔地而起，溶洞奇秀，钟乳石千姿百态，被誉为“中华石都”。在其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孕育出了许多名胜古迹，在众多名胜古迹之中，柳州摩崖石刻便是名胜古迹中重要的一个类别，而位于马鞍山西麓的《新殿记》便是柳州摩崖石刻的典型代表之一，通过《新殿记》我们可以了解到灵泉寺的沿革，能够推测出佛教在柳州发展的情况，能够重温“宋代三相”寓柳的故事，感受到他们的才华横溢，同时王安中工整秀丽的字迹也得以流传千古以供后人欣赏学习，弥补了柳州相关历史匮乏的空白。
参考文献：
[1] 姚兆余：《宋代文化的生成背景及其特点》，《甘肃社会科学》2001年第一期.
[2]（宋）沈括：《梦溪笔谈》卷一八，中华书局，2013年版.
[3]《宋代宗教的世俗化和平民化》，《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2 期.
作者简介：
谭琳莉（1984年 9月）女，汉族，湖南湘潭，当前职务：会计，当前职称：会计师，学历：本科，研究方向：文物保护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