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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是伟大的教育家,读《论语》时,人深深地被圣人解惑的高超技艺所倾倒。孔子回答学生提出的问题,极为简明扼要,而且同一问题,由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条件下提出,必有不同的答案。
一、避实击虚,因人制宜
对于同一问题,孔子善于根据提出者的行为得失,避实击虚,直指其不足之处,给出极具个性的特色答案。对于什么是孝这个问题,孔子对孟懿子说:“孝就是不要违背礼节,父母在世时,要以礼相待,父母逝世后,要按照礼的要求安葬,祭祀父母也必须符合礼的要求。”孔子给孟武伯解释为:“孝就是要让父母只为子女的疾病担忧,而不必为子女的其它事情费心。”孔子对子游说:“孝就是内心对父母要有孝敬之情。”孔子告诉子夏:“孝就是要和颜悦色地对待父母。”
同一问题,由四个人提出,就有四种不同的答案。这是因为这四个人在孝敬父母的过程中各有不足之处。孟懿子的孝不符合礼的要求;孟武伯常常让父母为自己的行为担惊受怕,唯恐他陷于不义;子游的孝饮食供养有余而孝敬之情不足;子夏对父母少有温润之色。孔子回答问题的根本用意在于“救失”,而不是为回答问题而回答问题,所以孔老夫子并没有单纯地从理论的角度,居高临下地大谈特谈孝的本质、特征、意义以及孝这一道德规范的具体要求,刻意为学生提供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答案;而只是根据孝这一规范的总体要求,对照每个人的行为,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在这一问题上的不足之处,为他们提出了明确具体的行为要求,便于他们身体力行。
二、层次分明,因材施教
孔子在解答时,十分注重提问者的智力水平和道德修养层次,恰如其分地给出答案。一次,颜渊、仲弓、司马牛都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告诉颜子仁就是“克已复礼”,就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之所以为颜子提出如此全面而严格的要求,正是因为颜子才学出众、品德超凡,只要力行,颜子绝对能达到仁。孔子对仲弓的回答则是:“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孔子仅仅提出了敬、恕、无怨三点基本要求,只要力行,仲弓基本上能达到仁。孔子对司马牛的要求又降了一等,仅要求:“仁者其言也 ”,只要多言易躁的司马牛做到“纳于言而敏于行”,尤其要在敏行上下功夫,做到这一点,也可以算是接近于仁了。
孔子对四人提出的要求,与四人的层次完全一致。“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颜子的德行在众弟子中名列第一,仲弓排在第四位,而司马牛无论德行,言语、政事还是文学,都非出类拔萃者。
三、立足个性,长抓不懈
“江山易改,秉性难移”。但孔子坚信凡事皆有可为。对“好勇”的子路,孔子始终以抑其勇为教育特征。一次,子路问“君子尚(崇尚)勇乎?”孔子说:“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强调“勇”必须以“义”来统帅,离开了“义”的“勇”非“乱”即“盗”。当子路问孔子:“闻斯行诸(听到了就行动起来吗)?”孔子回答:“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诸?”这是因为子路一向雷厉风行,有时办事草率鲁莽,所以不能听风就是雨。在《论语》中,我们可以发现孔子对子路的教育具有明显的“抑勇”特征,虽然“秉性难移”,但孔子对他的教育仍长抓不懈。
四、恰到好处,留有余地
孔子解答疑难问题时,总是点到为止,给人留下思考的余地,以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孟武伯问孔子:“子路是个仁者吗?”孔子谦虚地说:“不知也。”因为子路有时能达到仁的要求,有时又不能达到,所以不能绝对地说,子路仁或不仁。当孟武伯又追问时,孔子仅说:“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不知其仁也。”孔子仅仅指出了子路的才能,而没有回答,子路到底仁不仁,给孟武伯提供了子路的一些情况,其余的问题则留给孟武伯自己去思考。
季康子问子路是否可以从政,孔子仅说:“由也果(有决断),于从政乎何有?”季康子又问子贡可以从政吗,孔子说:“赐也达(通达事理),于从政乎何有?”孔子的回答仅仅是点到为止,至于二人能不能从政则留给季康子自己去掂量,二人各有所长,能取其所长,都可用。
五、立足现实,区别对待
同一问题,在不同的条件下提出来,孔子会从客观实际情况出发,给予不同的答复。齐景公执政时,迟迟不立太子,大夫陈氏在国内大肆收买民心,君臣父子的行为都有背于礼。当他向孔子问政时,孔子告诉他,为政之道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即君臣父子的行为都符合礼的要求,才能理顺各种社会关系政治搞好。季康子向孔子问政时,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这是因为鲁国自中叶以来,国家政权由大夫把持,大夫的家政由家臣把持,上行下效,这种不正已达到了极点,在上位者只有自身先正,那么在下位的谁还敢不正,这才是搞好政治的第一要务。
孔子对别人提出的问题,一般不做长篇大论、面面俱到的回答,不经圣人自居,不好滔滔不绝地发表鸿论,只是因人、因事、因时、因条件给予简明扼要的回答。解答问题总是以人为根本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有的放矢,给出最合适的答案,把传授知识与教育人有机地结合起来。而不是像我们现在解答问题一样,以“知识”为本,以教条为本,苛求理论上的完整性、系统性,为人提供一个放之四海而皆谁的标准答案,只是单纯地回答问题,而不是回答“人”,只是单纯地传授知识而不进行德育。
一、避实击虚,因人制宜
对于同一问题,孔子善于根据提出者的行为得失,避实击虚,直指其不足之处,给出极具个性的特色答案。对于什么是孝这个问题,孔子对孟懿子说:“孝就是不要违背礼节,父母在世时,要以礼相待,父母逝世后,要按照礼的要求安葬,祭祀父母也必须符合礼的要求。”孔子给孟武伯解释为:“孝就是要让父母只为子女的疾病担忧,而不必为子女的其它事情费心。”孔子对子游说:“孝就是内心对父母要有孝敬之情。”孔子告诉子夏:“孝就是要和颜悦色地对待父母。”
同一问题,由四个人提出,就有四种不同的答案。这是因为这四个人在孝敬父母的过程中各有不足之处。孟懿子的孝不符合礼的要求;孟武伯常常让父母为自己的行为担惊受怕,唯恐他陷于不义;子游的孝饮食供养有余而孝敬之情不足;子夏对父母少有温润之色。孔子回答问题的根本用意在于“救失”,而不是为回答问题而回答问题,所以孔老夫子并没有单纯地从理论的角度,居高临下地大谈特谈孝的本质、特征、意义以及孝这一道德规范的具体要求,刻意为学生提供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答案;而只是根据孝这一规范的总体要求,对照每个人的行为,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在这一问题上的不足之处,为他们提出了明确具体的行为要求,便于他们身体力行。
二、层次分明,因材施教
孔子在解答时,十分注重提问者的智力水平和道德修养层次,恰如其分地给出答案。一次,颜渊、仲弓、司马牛都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告诉颜子仁就是“克已复礼”,就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之所以为颜子提出如此全面而严格的要求,正是因为颜子才学出众、品德超凡,只要力行,颜子绝对能达到仁。孔子对仲弓的回答则是:“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孔子仅仅提出了敬、恕、无怨三点基本要求,只要力行,仲弓基本上能达到仁。孔子对司马牛的要求又降了一等,仅要求:“仁者其言也 ”,只要多言易躁的司马牛做到“纳于言而敏于行”,尤其要在敏行上下功夫,做到这一点,也可以算是接近于仁了。
孔子对四人提出的要求,与四人的层次完全一致。“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颜子的德行在众弟子中名列第一,仲弓排在第四位,而司马牛无论德行,言语、政事还是文学,都非出类拔萃者。
三、立足个性,长抓不懈
“江山易改,秉性难移”。但孔子坚信凡事皆有可为。对“好勇”的子路,孔子始终以抑其勇为教育特征。一次,子路问“君子尚(崇尚)勇乎?”孔子说:“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强调“勇”必须以“义”来统帅,离开了“义”的“勇”非“乱”即“盗”。当子路问孔子:“闻斯行诸(听到了就行动起来吗)?”孔子回答:“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诸?”这是因为子路一向雷厉风行,有时办事草率鲁莽,所以不能听风就是雨。在《论语》中,我们可以发现孔子对子路的教育具有明显的“抑勇”特征,虽然“秉性难移”,但孔子对他的教育仍长抓不懈。
四、恰到好处,留有余地
孔子解答疑难问题时,总是点到为止,给人留下思考的余地,以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孟武伯问孔子:“子路是个仁者吗?”孔子谦虚地说:“不知也。”因为子路有时能达到仁的要求,有时又不能达到,所以不能绝对地说,子路仁或不仁。当孟武伯又追问时,孔子仅说:“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不知其仁也。”孔子仅仅指出了子路的才能,而没有回答,子路到底仁不仁,给孟武伯提供了子路的一些情况,其余的问题则留给孟武伯自己去思考。
季康子问子路是否可以从政,孔子仅说:“由也果(有决断),于从政乎何有?”季康子又问子贡可以从政吗,孔子说:“赐也达(通达事理),于从政乎何有?”孔子的回答仅仅是点到为止,至于二人能不能从政则留给季康子自己去掂量,二人各有所长,能取其所长,都可用。
五、立足现实,区别对待
同一问题,在不同的条件下提出来,孔子会从客观实际情况出发,给予不同的答复。齐景公执政时,迟迟不立太子,大夫陈氏在国内大肆收买民心,君臣父子的行为都有背于礼。当他向孔子问政时,孔子告诉他,为政之道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即君臣父子的行为都符合礼的要求,才能理顺各种社会关系政治搞好。季康子向孔子问政时,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这是因为鲁国自中叶以来,国家政权由大夫把持,大夫的家政由家臣把持,上行下效,这种不正已达到了极点,在上位者只有自身先正,那么在下位的谁还敢不正,这才是搞好政治的第一要务。
孔子对别人提出的问题,一般不做长篇大论、面面俱到的回答,不经圣人自居,不好滔滔不绝地发表鸿论,只是因人、因事、因时、因条件给予简明扼要的回答。解答问题总是以人为根本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有的放矢,给出最合适的答案,把传授知识与教育人有机地结合起来。而不是像我们现在解答问题一样,以“知识”为本,以教条为本,苛求理论上的完整性、系统性,为人提供一个放之四海而皆谁的标准答案,只是单纯地回答问题,而不是回答“人”,只是单纯地传授知识而不进行德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