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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路遥的小说着力呈现生存的苦难与人生的悲剧。路遥小说中的苦难意识是一种现实生活与人生理想冲突与矛盾的反映，而这种矛盾又使得小说中的人物在残酷现实与美好理想之间产生巨大的悲剧。路遥注重发掘在苦难生存中人民所具有的精神品格，同时，路遥小说往往以爱情、生活、事业的悲剧展现生命存在的意义与价值。
【关键词】： 路遥；苦难；悲剧；农村；城市
一、路遥的苦难意识与乡土情结相联系
路遥生长在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他血液里流淌着地道的农民血液，他的作品无法摆脱农村、农民对他的影响。他在《小说创作答问》中说道：“我本身就是农民的儿子，我在农村长大，所以我对农民有一种深切的感情，我把他们当作我的父辈和兄弟姐妹一样。”[1]路遥的乡土情结与苦难意识是紧密联系的，苦难意识扎根于土地文化之中。
第一，农民身份造成的苦难
中国农民自古至今都处于社会最底层，由于土地的束缚，绝大多数人会接受现有命运，如《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安一类的人物，他们一辈子生活在农村，扎根土地，靠天吃饭，辛勤劳作。这个群体具有两种典型特征：其一，封闭的地域性导致人物文化素质落后。他们无知落后，靠天吃饭，一辈子守着土地，土地是他们的命根子，他们起早贪黑，辛勤劳作，为土地的收成担忧，为天灾的降临忧虑。其二，生活在大山中的农民常年贫穷，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贫穷——没有话语权——被剥削——继续贫穷——没有话语权——继续被剥削，这样的死循环也成了这类农民的典型特点，所以，苦难意识在农民身上根深蒂固。
第二，矛盾地域下的矛盾心理所造成的苦难
矛盾地域下的典型代表即城乡交叉地带下的农村青年知识分子。人具有三种存在身份：我眼中之我，我眼中之他人，他人眼中之我。城乡交叉地带上的人也具有三种身份：第一，徘徊在城乡交叉地带上的人眼中的自己。在城乡交叉地带下，农村青年知识分子眼中的自己是矛盾的，他们既自信又自卑，既进步又落后，他们不满于农村的落后现实，不满于父辈固守土地的生活方式，力图改变自身的生存环境。他们爱着土地又想竭力从土地上挣扎出去，但是进入城市中的陌生、彷徨以及无法完全融入城市的挫败感，让他们身在城市而又怀恋农村。第二，徘徊在城乡交叉地带上的知识分子眼中的城里人和农村人。他们羡慕城里人而又仇恨城里人，仇恨城里人又热恋城里人，他们既眷恋和深爱着农村土地以及在那里的亲人，又不甘心一辈子待在农村，企图逃离的矛盾心理。第三，城里人或者农村人眼中的农村青年知识分子。在多数城里人的眼里，农村人贫穷、土气、落后、没见过世面等。而在少数城里人眼中，比如《平凡的世界》中的田晓霞，《在困难的日子里》中的吴亚玲，她们眼里的农村青年不仅具有吃苦耐劳、好学上进、朴实善良的优秀品质，更具有与城市青年不同的性格特征和个人特性。此外，在农村人眼中的农村青年，他们是农民的好儿子，离开土地便带着深切的爱与祝福，回到农村便以极大的怀抱接受。
第三，农民的性格特征造成的苦难
农民是淳朴、善良的。在《人生》中，除了有高家夫妇的朴实、刘巧珍的善良、德顺老汉的淳朴，小说中的一些坏人，比如高明楼的形象，他也有农民善良的一面。高明楼走后门让自己的孩子顶替了高加林的工作“……但这以后，这件事总是个心病。”后来高加林再次回到农村，他给予高加林最多的是包容，同时他在自我反省后又很自责。路遥作品中再坏的农民都带有农民最基本的特点——淳朴，他们的坏，可能就是自私一点，但回过头，他们又会对自己的自私感到万分的内疚，所以说从本质上讲，他们都是朴实善良的。
农民也是坚强、坚韧的。农民本身受到一种土地文化的影响，他们的心理承受能力会更加的强大。农民生活的全部重心就是种地，他们“靠天吃饭”，常年面对天灾的打击，所以对于困难的承受能力就会比城里人更加强大。小说《人生》是这样结尾的“高加林一下子扑倒在德顺爷爷的脚下，两只手紧紧抓着两把黄土，沉痛地呻吟着，喊叫了一声：‘我的亲人哪……’”[2]土地代表了一种包容性，而生活在土地上的农民是善良与朴实的。高加林这个在交叉地带的农村知识青年，他有着对生活、事业、幸福的追求，对文明的接受和向往，为了这一切，他抛弃了养育他的土地，但是当人生和他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让他又回到原点的时候，农民给予他的不是嘲讽，而是打心底里的真诚和包容。这样的包容让一个经历打击，落到谷底的人得到温暖，给予他活着的信心。这便是路遥塑造的农民，一群生活在土地上的可爱的人。
二、現实主义创作与悲剧书写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興起了许多文艺思潮，首先是针对文革灾难而兴起的伤痕文学，随后出现了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一夜之间，各个思潮涌动起来，但是路遥在当时的文学思潮中并没有盲目追赶，而是独辟蹊径，坚持用现实主义手法进行文学创作。路遥现实主义创作一方面受到中国传统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从《诗经》到乐府诗，到唐代一批现实主义诗人，到明清小说，到五四革命现实主义，再到五十年代柳青的《创业史》。至八十年代，路遥成为这一时期现实主义文学的重要代表作家之一。他是传统现实主义创作的继承者和开拓者，他为别人、为多数人写作，而不是为自己和少数人写作，他的所有作品都是以最普通的人为主角，尤其是农民和工人，他同情底层劳动人民，他关注在土地上生活着的劳动人民的内心世界。另一方面，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对路遥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批判现实主义反映在他的作品中，内容上同情下层人民的苦难，为人民大众写作；艺术上强调客观真实地反映生活。此外，他的作品还将人物放到了时代改革的典型环境之中，在大环境之下塑造了“城乡交叉地带”下的一群典型人物，如高加林、孙少安、孙少平兄弟等。最后，路遥的现实主义创作在一定程度上深受柳青、杜鹏程、秦兆阳的影响，在《<关于人生>和阎纲的通信》中，他提到：“在国内有两位前辈作家在创作和合作生活上对我发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一位是已故的柳青同志，一位是健在的秦兆阳同志，他们对文学和从事这个事业都有着深刻的理解和抱有一种令人尊敬的严肃态度。他们都直接地教导了我。”[3]他在《柳青的遗产》中提到：“比之那些著作浩繁的作家来说，柳青留给我们的作品也许不多。可是，如果拿一两金银和一斤铜铁相比，其价值又怎样呢？至于他那部未完成的史诗《创业史》几乎耗去了他整个生命的三分之一。”[4]可以看到柳青在精神上、写作上对路遥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创业史》几乎耗去了柳青整个生命的三分之一，《平凡的世界》则耗尽了路遥年轻的生命。 第一，生死命题所造成的悲剧
当文学作品中涉及到生与死的命题时往往可能存在悲剧，叔本华说：“只有表现巨大的痛苦才是悲剧。”悲剧与生死相联系时，它往往不是死亡本身，而是死亡带给周围人的巨大阵痛。路遥作品中这一点表现的最为深刻的是，田晓霞的死带给孙少平的悲痛。田晓霞去世后，孙少平来到了他们相约的杜梨树下，路遥在此处塑造了一个外星人的角色，外星人的出现似乎可以衬托出孙少平内心巨大的悲痛，死亡所带来的悲剧不是对死去的人的惋惜，而是面对自己爱的人死去，活着的人所需要的勇气。现实生活中已经没有一个人或者一件事能够让孙少平从失去晓霞的悲痛中解脱出来，外星人是一种超越客观事物，现实世界中不存在的物体，它的出现拯救了绝望中的少平。此处的外星人在某种程度具有了上帝的作用。宗教的起源来自死亡，它让人有一种信仰，让人有尊严的活着，让人没有痛苦的死去。当人们信仰某种宗教的时候，教规要求人们要虔诚，但是宗教本身也是一种谎言。孙少平作为一个青年知识分子，他相信有外星人，相信晓霞还活在另外一个星球，他在欺骗自己的同时也证明了他放不下晓霞，放不过自己。世界上有一种痛苦是把痛苦本身都忘掉仍旧痛苦的事，孙少平便是这样，这也是路遥小说悲剧的表现手法之一。
第二，爱情悲剧
路遥小说中的爱情很简单，就是普通的农村少男少女之间纯净的爱，但是这种看似平凡的爱情却有着它的甜蜜与苦涩。《人生》中的高加林失意无奈的时候，善良美丽的农村姑娘刘巧珍闯进了他的生活，刘巧珍代表了农村中的新女性的形象，她漂亮、善良，虽然没有文化，却又不怎么封建保守，她渴望自由的爱情，为了那个她所爱的人她可以付出一切，甚至可以不顾一切去等他，她的爱纯真无私。而实际上她所得到的爱从一开始就不平等，高加林在她的眼中是完美的，而她对于高加林来说只是他失意时遇到的精神慰籍。当机遇再次降临到了高加林身上，他则毫不犹豫回到了城市，选择和县武装部长的女儿，也是她的高中同学黄亚萍在一起。黄亚萍是那个时代城市姑娘的代表，有着好的家庭背景，见过世面，聪敏、大方。在高加林看来，黄亚萍是新鲜的，他们有着共同的话题，有聊不完的小说、音乐、绘画，他们常常也谈论国际问题等。高加林抛弃了爱他胜过爱自己并且时时刻刻为他着想的巧珍，而是选择能够带他走向城市，有着好的家庭背景的黄亚萍。他放弃巧珍的同时是对粗俗低下的农村生活的逃离，接受亚萍意味着对繁华城市的向往与追求。可讽刺的是，最后他什么也没有得到。其实高加林的离开也反映了时代的现实性，在爱情与面包的艰难抉择下，多数人会选择面包，选择离去。高加林遗弃生他养他的土地去追求城市带来的希望，最后又在光怪陆离的城市中绝望以致不得不重新回到原点，他从德汉口中得知：“巧珍央求明楼，让他去公社做做工作，让加林再教书哩！”[5]而此时的巧珍已是他人之妻，像巧珍这样的好女孩，失去了便永远失去了，如同人生中最美好的光影，它会时刻提醒高加林自己的错误与遗憾。
路遥小说中的苦难意识是现实生活与人生理想冲突与矛盾的反映，而这种矛盾又使得小说中的人物在残酷现实与美好理想之間产生巨大的悲剧。路遥苦难意识的巨大意义在于注重現实生活，走进农村、农民，真实地体验人民的苦难，发掘在苦难生存中人民所具有的精神品格。
注释：
[1]路遥《小说创作答问》，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9页。
[2]路遥《路遥文集》（第一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00页。
[3]路遥《<关于人生>和阎纲的通信》，《路遥全集·早晨从中午开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311页。
[4]路遥《柳青的遗产》，《路遥全集·早晨从中午开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25页。
[5]路遥《路遥文集》（第一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00页。
参考文献：
[1]路遥《路遥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
[2]路遥《路遥全集·早晨从中午开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0年。
[3]李建军、邢小利《路遥评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
作者简介：来旭丹（1992—），性别：女，民族：汉，籍贯：陕西宝鸡，职务/职称：学生，学历：硕士研究生，单位：陕西省西北大学文学院，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关键词】： 路遥；苦难；悲剧；农村；城市
一、路遥的苦难意识与乡土情结相联系
路遥生长在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他血液里流淌着地道的农民血液，他的作品无法摆脱农村、农民对他的影响。他在《小说创作答问》中说道：“我本身就是农民的儿子，我在农村长大，所以我对农民有一种深切的感情，我把他们当作我的父辈和兄弟姐妹一样。”[1]路遥的乡土情结与苦难意识是紧密联系的，苦难意识扎根于土地文化之中。
第一，农民身份造成的苦难
中国农民自古至今都处于社会最底层，由于土地的束缚，绝大多数人会接受现有命运，如《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安一类的人物，他们一辈子生活在农村，扎根土地，靠天吃饭，辛勤劳作。这个群体具有两种典型特征：其一，封闭的地域性导致人物文化素质落后。他们无知落后，靠天吃饭，一辈子守着土地，土地是他们的命根子，他们起早贪黑，辛勤劳作，为土地的收成担忧，为天灾的降临忧虑。其二，生活在大山中的农民常年贫穷，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贫穷——没有话语权——被剥削——继续贫穷——没有话语权——继续被剥削，这样的死循环也成了这类农民的典型特点，所以，苦难意识在农民身上根深蒂固。
第二，矛盾地域下的矛盾心理所造成的苦难
矛盾地域下的典型代表即城乡交叉地带下的农村青年知识分子。人具有三种存在身份：我眼中之我，我眼中之他人，他人眼中之我。城乡交叉地带上的人也具有三种身份：第一，徘徊在城乡交叉地带上的人眼中的自己。在城乡交叉地带下，农村青年知识分子眼中的自己是矛盾的，他们既自信又自卑，既进步又落后，他们不满于农村的落后现实，不满于父辈固守土地的生活方式，力图改变自身的生存环境。他们爱着土地又想竭力从土地上挣扎出去，但是进入城市中的陌生、彷徨以及无法完全融入城市的挫败感，让他们身在城市而又怀恋农村。第二，徘徊在城乡交叉地带上的知识分子眼中的城里人和农村人。他们羡慕城里人而又仇恨城里人，仇恨城里人又热恋城里人，他们既眷恋和深爱着农村土地以及在那里的亲人，又不甘心一辈子待在农村，企图逃离的矛盾心理。第三，城里人或者农村人眼中的农村青年知识分子。在多数城里人的眼里，农村人贫穷、土气、落后、没见过世面等。而在少数城里人眼中，比如《平凡的世界》中的田晓霞，《在困难的日子里》中的吴亚玲，她们眼里的农村青年不仅具有吃苦耐劳、好学上进、朴实善良的优秀品质，更具有与城市青年不同的性格特征和个人特性。此外，在农村人眼中的农村青年，他们是农民的好儿子，离开土地便带着深切的爱与祝福，回到农村便以极大的怀抱接受。
第三，农民的性格特征造成的苦难
农民是淳朴、善良的。在《人生》中，除了有高家夫妇的朴实、刘巧珍的善良、德顺老汉的淳朴，小说中的一些坏人，比如高明楼的形象，他也有农民善良的一面。高明楼走后门让自己的孩子顶替了高加林的工作“……但这以后，这件事总是个心病。”后来高加林再次回到农村，他给予高加林最多的是包容，同时他在自我反省后又很自责。路遥作品中再坏的农民都带有农民最基本的特点——淳朴，他们的坏，可能就是自私一点，但回过头，他们又会对自己的自私感到万分的内疚，所以说从本质上讲，他们都是朴实善良的。
农民也是坚强、坚韧的。农民本身受到一种土地文化的影响，他们的心理承受能力会更加的强大。农民生活的全部重心就是种地，他们“靠天吃饭”，常年面对天灾的打击，所以对于困难的承受能力就会比城里人更加强大。小说《人生》是这样结尾的“高加林一下子扑倒在德顺爷爷的脚下，两只手紧紧抓着两把黄土，沉痛地呻吟着，喊叫了一声：‘我的亲人哪……’”[2]土地代表了一种包容性，而生活在土地上的农民是善良与朴实的。高加林这个在交叉地带的农村知识青年，他有着对生活、事业、幸福的追求，对文明的接受和向往，为了这一切，他抛弃了养育他的土地，但是当人生和他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让他又回到原点的时候，农民给予他的不是嘲讽，而是打心底里的真诚和包容。这样的包容让一个经历打击，落到谷底的人得到温暖，给予他活着的信心。这便是路遥塑造的农民，一群生活在土地上的可爱的人。
二、現实主义创作与悲剧书写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興起了许多文艺思潮，首先是针对文革灾难而兴起的伤痕文学，随后出现了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一夜之间，各个思潮涌动起来，但是路遥在当时的文学思潮中并没有盲目追赶，而是独辟蹊径，坚持用现实主义手法进行文学创作。路遥现实主义创作一方面受到中国传统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从《诗经》到乐府诗，到唐代一批现实主义诗人，到明清小说，到五四革命现实主义，再到五十年代柳青的《创业史》。至八十年代，路遥成为这一时期现实主义文学的重要代表作家之一。他是传统现实主义创作的继承者和开拓者，他为别人、为多数人写作，而不是为自己和少数人写作，他的所有作品都是以最普通的人为主角，尤其是农民和工人，他同情底层劳动人民，他关注在土地上生活着的劳动人民的内心世界。另一方面，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对路遥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批判现实主义反映在他的作品中，内容上同情下层人民的苦难，为人民大众写作；艺术上强调客观真实地反映生活。此外，他的作品还将人物放到了时代改革的典型环境之中，在大环境之下塑造了“城乡交叉地带”下的一群典型人物，如高加林、孙少安、孙少平兄弟等。最后，路遥的现实主义创作在一定程度上深受柳青、杜鹏程、秦兆阳的影响，在《<关于人生>和阎纲的通信》中，他提到：“在国内有两位前辈作家在创作和合作生活上对我发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一位是已故的柳青同志，一位是健在的秦兆阳同志，他们对文学和从事这个事业都有着深刻的理解和抱有一种令人尊敬的严肃态度。他们都直接地教导了我。”[3]他在《柳青的遗产》中提到：“比之那些著作浩繁的作家来说，柳青留给我们的作品也许不多。可是，如果拿一两金银和一斤铜铁相比，其价值又怎样呢？至于他那部未完成的史诗《创业史》几乎耗去了他整个生命的三分之一。”[4]可以看到柳青在精神上、写作上对路遥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创业史》几乎耗去了柳青整个生命的三分之一，《平凡的世界》则耗尽了路遥年轻的生命。 第一，生死命题所造成的悲剧
当文学作品中涉及到生与死的命题时往往可能存在悲剧，叔本华说：“只有表现巨大的痛苦才是悲剧。”悲剧与生死相联系时，它往往不是死亡本身，而是死亡带给周围人的巨大阵痛。路遥作品中这一点表现的最为深刻的是，田晓霞的死带给孙少平的悲痛。田晓霞去世后，孙少平来到了他们相约的杜梨树下，路遥在此处塑造了一个外星人的角色，外星人的出现似乎可以衬托出孙少平内心巨大的悲痛，死亡所带来的悲剧不是对死去的人的惋惜，而是面对自己爱的人死去，活着的人所需要的勇气。现实生活中已经没有一个人或者一件事能够让孙少平从失去晓霞的悲痛中解脱出来，外星人是一种超越客观事物，现实世界中不存在的物体，它的出现拯救了绝望中的少平。此处的外星人在某种程度具有了上帝的作用。宗教的起源来自死亡，它让人有一种信仰，让人有尊严的活着，让人没有痛苦的死去。当人们信仰某种宗教的时候，教规要求人们要虔诚，但是宗教本身也是一种谎言。孙少平作为一个青年知识分子，他相信有外星人，相信晓霞还活在另外一个星球，他在欺骗自己的同时也证明了他放不下晓霞，放不过自己。世界上有一种痛苦是把痛苦本身都忘掉仍旧痛苦的事，孙少平便是这样，这也是路遥小说悲剧的表现手法之一。
第二，爱情悲剧
路遥小说中的爱情很简单，就是普通的农村少男少女之间纯净的爱，但是这种看似平凡的爱情却有着它的甜蜜与苦涩。《人生》中的高加林失意无奈的时候，善良美丽的农村姑娘刘巧珍闯进了他的生活，刘巧珍代表了农村中的新女性的形象，她漂亮、善良，虽然没有文化，却又不怎么封建保守，她渴望自由的爱情，为了那个她所爱的人她可以付出一切，甚至可以不顾一切去等他，她的爱纯真无私。而实际上她所得到的爱从一开始就不平等，高加林在她的眼中是完美的，而她对于高加林来说只是他失意时遇到的精神慰籍。当机遇再次降临到了高加林身上，他则毫不犹豫回到了城市，选择和县武装部长的女儿，也是她的高中同学黄亚萍在一起。黄亚萍是那个时代城市姑娘的代表，有着好的家庭背景，见过世面，聪敏、大方。在高加林看来，黄亚萍是新鲜的，他们有着共同的话题，有聊不完的小说、音乐、绘画，他们常常也谈论国际问题等。高加林抛弃了爱他胜过爱自己并且时时刻刻为他着想的巧珍，而是选择能够带他走向城市，有着好的家庭背景的黄亚萍。他放弃巧珍的同时是对粗俗低下的农村生活的逃离，接受亚萍意味着对繁华城市的向往与追求。可讽刺的是，最后他什么也没有得到。其实高加林的离开也反映了时代的现实性，在爱情与面包的艰难抉择下，多数人会选择面包，选择离去。高加林遗弃生他养他的土地去追求城市带来的希望，最后又在光怪陆离的城市中绝望以致不得不重新回到原点，他从德汉口中得知：“巧珍央求明楼，让他去公社做做工作，让加林再教书哩！”[5]而此时的巧珍已是他人之妻，像巧珍这样的好女孩，失去了便永远失去了，如同人生中最美好的光影，它会时刻提醒高加林自己的错误与遗憾。
路遥小说中的苦难意识是现实生活与人生理想冲突与矛盾的反映，而这种矛盾又使得小说中的人物在残酷现实与美好理想之間产生巨大的悲剧。路遥苦难意识的巨大意义在于注重現实生活，走进农村、农民，真实地体验人民的苦难，发掘在苦难生存中人民所具有的精神品格。
注释：
[1]路遥《小说创作答问》，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9页。
[2]路遥《路遥文集》（第一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00页。
[3]路遥《<关于人生>和阎纲的通信》，《路遥全集·早晨从中午开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311页。
[4]路遥《柳青的遗产》，《路遥全集·早晨从中午开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25页。
[5]路遥《路遥文集》（第一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00页。
参考文献：
[1]路遥《路遥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
[2]路遥《路遥全集·早晨从中午开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0年。
[3]李建军、邢小利《路遥评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
作者简介：来旭丹（1992—），性别：女，民族：汉，籍贯：陕西宝鸡，职务/职称：学生，学历：硕士研究生，单位：陕西省西北大学文学院，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