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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的唯一出路在于提高“技术进步、效率提高”对增长的贡献。也就是说，要优化结构，促进创新，实现经济发展方式从“粗放发展”到“集约发展”的转变。
政府去调结构往往加剧资源误配
优化经济结构问题是在20年前正式提出的。1995年，十四届五中全会做出了一个“九五”计划的建议，第一次正式提出要优化产业结构。“九五”建议提出加强第一产业，调整和提高第二产业，积极发展第三产业。
但是到了“十五”计划期间，又出现了回潮。“十五”计划提出的产业结构跟“九五”计划的要求有一点逆向，就是进一步强化了第二产业，特别是第二产业中的重化工业，鼓励大规模地投资。
这个结构扭曲，不仅是三个产业结构上的扭曲，更深入的问题是投资和消费失衡，投资率超过了所有历史阶段的高度。
经济学家也参与了这个讨论。我印象比较深的是2006年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田横岛会议。论坛上，大家一致同意内外经济结构失衡问题很严重。内部经济最主要的失衡，是投资与消费的失衡;外部经济的失衡，最突出的表现是外汇存底超常的增加。
结构失衡这个问题应该采取什么措施，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说法和做法。
“九五”计划的建议里提了一个应对问题的路子，叫做两个根本转变：第一个是增长方式从粗放型的增长转向集约型的增长;第二个是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第二个根本转变是实现第一个根本转变的制度基础。
“九五”计划执行得不错，增长模式的转变和结构优化都有一定的推进。可是“十五”计划期间出现了某种程度的逆转，投资率进一步提高，第二产业一业独大更加突出，所以制定“十一五”的时候又重新提出了增长方式转型和结构优化的问题。
各界人士讨论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不如意的原因。得出的结论是：存在增长体制性障碍，主要是政府拥有过大的资源配置能力和把GDP增长速度看作衡量政绩的标准。
“十一五”规划重申要靠改革打破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体制性障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但是“十一五”在体制改革上没有大的推进，而是逐步演变为由政府“有保有压”、“有扶有控”地“调结构”，突出了政府的作用。
比如行政审批。审批制改革时，颁布了《行政许可法》来收拢设立行政许可的权利。用现在的话来说向“负面清单”走，把“正面清单”缩短。
但2004年一出现经济过热，用“有保有压”、“有控有扶”的办法去调结构，就是大量地恢复审批。审批制改革和《行政许可法》形同虚设。
所谓结构失衡，本质上就是资源的误配。政府不具有知道什么是好结构的能力。好的结构，只能由微观主体在市场活动试错中形成。而政府去调结构，往往加剧资源的误配。
经济增长新动力在于技术和效率
经济结构这个问题需要在基本理论上把它搞清楚，最基本的分析框架是所谓新古典的生产函数。
Y=A·La·K1-a
Y是总产出，总产出由三个因素决定的，L是劳动，K是资本，A学术上叫做索洛余量。原来分析经济增长动力的时候，只看到资本和劳动。如果没有新增的劳动力，那么人均的产出就是由资本量决定的，增长是由新增资本，即投资决定的。
上世纪5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索洛对这个分析方法提出了挑战。他指出，如果这套结论是对的，那么由于投资报酬递减的规律，为了保持一定的增长率，投资率就必须不断提高，否则增长率就会降低。
然而，美国在20世纪的前49年的数据表明，美国的投资率并未提高，但增长率也没有降低。索洛提出了一个假说，认为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除劳动和资本外还有一个，就是索洛余值。
索洛给它的定义是技术进步，别的经济学家也都作出了不同的界定。
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说，A是在科学基础上的技术的广泛运用。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前，技术是从实践中来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后，技术越来越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技术进步的广度和深度都很不一样。
另一位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说，A是人力资本，也就是劳动者知识和技术的投资，他认为人力资本是回报递增的。
但他们讲的其实都是一回事。在实际的经济分析报告中，A就是全要素生产率（TFP）。在做经济计算时，总产出除去资本和劳动的贡献后，剩下的余额就是TFP。
资源具有稀缺性，如果单纯依靠资源投入，结果一定会出现投资和消费的失衡和产业结构的失衡。所以根本的办法是转变经济增长的模式，找到新的动力。这个动力可以是技术进步、效率提高，或者说是人力资本贡献的增强。
防止系统性风险方法有两方面
根据前面的分析，当前应对困难的方法应当是在保证不出现系统性风险的前提之下，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推进改革，通过改革来消除经济发展方式的体制性障碍和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
现在矛盾积累很多，怎么来防止它不出现系统性的风险呢？防止的办法有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堵塞漏洞，释放风险。所谓堵塞漏洞就是不要贸然采取强制性政策，使风险持续积累;所谓释放风险包括归还欠账以降低杠杆率，“化大震为小震”。风险在小的地方爆掉，不要让它积累起来导致大震。
另一方面是运用财政和货币等短期政策。刚才我说不赞成用政策拉动增长，但是为了应对短期冲击所可能引发的系统性风险，还得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外汇政策等短期政策来爆发系统性风险。
但是要讲究怎么用得好，既要防止系统性崩溃，又要尽量去杠杆。
“十三五”提出五项发展理念抓住了要点
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三五”建议，规定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和优化结构的正确道路。
“十三五”建议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等发展理念。在这5项发展理念中，把创新放到了首位，指出“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提高效率背后的主要动力就是创新。所以“十三五”建议提出的以上理念，确实抓住了要点。
要让创新蔚然成风，不是简单地做一个政治动员就能做到的。“十三五”建议告诉我们，关键在于形成能够激励创新创业的体制机制。
用五中全会公报的话说，就是“健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制度体系。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加快完善各方面体制机制，破除一切不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为发展提供持续动力”。
认真贯彻、坚决落实五中全会决定，就能够通过市场制度的完善和法治的建立，激发创新创业的活力，克服眼下的困难，实现持续稳定的发展。
（本文选自：财经界 2015年12期）
政府去调结构往往加剧资源误配
优化经济结构问题是在20年前正式提出的。1995年，十四届五中全会做出了一个“九五”计划的建议，第一次正式提出要优化产业结构。“九五”建议提出加强第一产业，调整和提高第二产业，积极发展第三产业。
但是到了“十五”计划期间，又出现了回潮。“十五”计划提出的产业结构跟“九五”计划的要求有一点逆向，就是进一步强化了第二产业，特别是第二产业中的重化工业，鼓励大规模地投资。
这个结构扭曲，不仅是三个产业结构上的扭曲，更深入的问题是投资和消费失衡，投资率超过了所有历史阶段的高度。
经济学家也参与了这个讨论。我印象比较深的是2006年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田横岛会议。论坛上，大家一致同意内外经济结构失衡问题很严重。内部经济最主要的失衡，是投资与消费的失衡;外部经济的失衡，最突出的表现是外汇存底超常的增加。
结构失衡这个问题应该采取什么措施，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说法和做法。
“九五”计划的建议里提了一个应对问题的路子，叫做两个根本转变：第一个是增长方式从粗放型的增长转向集约型的增长;第二个是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第二个根本转变是实现第一个根本转变的制度基础。
“九五”计划执行得不错，增长模式的转变和结构优化都有一定的推进。可是“十五”计划期间出现了某种程度的逆转，投资率进一步提高，第二产业一业独大更加突出，所以制定“十一五”的时候又重新提出了增长方式转型和结构优化的问题。
各界人士讨论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不如意的原因。得出的结论是：存在增长体制性障碍，主要是政府拥有过大的资源配置能力和把GDP增长速度看作衡量政绩的标准。
“十一五”规划重申要靠改革打破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体制性障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但是“十一五”在体制改革上没有大的推进，而是逐步演变为由政府“有保有压”、“有扶有控”地“调结构”，突出了政府的作用。
比如行政审批。审批制改革时，颁布了《行政许可法》来收拢设立行政许可的权利。用现在的话来说向“负面清单”走，把“正面清单”缩短。
但2004年一出现经济过热，用“有保有压”、“有控有扶”的办法去调结构，就是大量地恢复审批。审批制改革和《行政许可法》形同虚设。
所谓结构失衡，本质上就是资源的误配。政府不具有知道什么是好结构的能力。好的结构，只能由微观主体在市场活动试错中形成。而政府去调结构，往往加剧资源的误配。
经济增长新动力在于技术和效率
经济结构这个问题需要在基本理论上把它搞清楚，最基本的分析框架是所谓新古典的生产函数。
Y=A·La·K1-a
Y是总产出，总产出由三个因素决定的，L是劳动，K是资本，A学术上叫做索洛余量。原来分析经济增长动力的时候，只看到资本和劳动。如果没有新增的劳动力，那么人均的产出就是由资本量决定的，增长是由新增资本，即投资决定的。
上世纪5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索洛对这个分析方法提出了挑战。他指出，如果这套结论是对的，那么由于投资报酬递减的规律，为了保持一定的增长率，投资率就必须不断提高，否则增长率就会降低。
然而，美国在20世纪的前49年的数据表明，美国的投资率并未提高，但增长率也没有降低。索洛提出了一个假说，认为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除劳动和资本外还有一个，就是索洛余值。
索洛给它的定义是技术进步，别的经济学家也都作出了不同的界定。
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说，A是在科学基础上的技术的广泛运用。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前，技术是从实践中来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后，技术越来越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技术进步的广度和深度都很不一样。
另一位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说，A是人力资本，也就是劳动者知识和技术的投资，他认为人力资本是回报递增的。
但他们讲的其实都是一回事。在实际的经济分析报告中，A就是全要素生产率（TFP）。在做经济计算时，总产出除去资本和劳动的贡献后，剩下的余额就是TFP。
资源具有稀缺性，如果单纯依靠资源投入，结果一定会出现投资和消费的失衡和产业结构的失衡。所以根本的办法是转变经济增长的模式，找到新的动力。这个动力可以是技术进步、效率提高，或者说是人力资本贡献的增强。
防止系统性风险方法有两方面
根据前面的分析，当前应对困难的方法应当是在保证不出现系统性风险的前提之下，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推进改革，通过改革来消除经济发展方式的体制性障碍和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
现在矛盾积累很多，怎么来防止它不出现系统性的风险呢？防止的办法有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堵塞漏洞，释放风险。所谓堵塞漏洞就是不要贸然采取强制性政策，使风险持续积累;所谓释放风险包括归还欠账以降低杠杆率，“化大震为小震”。风险在小的地方爆掉，不要让它积累起来导致大震。
另一方面是运用财政和货币等短期政策。刚才我说不赞成用政策拉动增长，但是为了应对短期冲击所可能引发的系统性风险，还得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外汇政策等短期政策来爆发系统性风险。
但是要讲究怎么用得好，既要防止系统性崩溃，又要尽量去杠杆。
“十三五”提出五项发展理念抓住了要点
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三五”建议，规定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和优化结构的正确道路。
“十三五”建议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等发展理念。在这5项发展理念中，把创新放到了首位，指出“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提高效率背后的主要动力就是创新。所以“十三五”建议提出的以上理念，确实抓住了要点。
要让创新蔚然成风，不是简单地做一个政治动员就能做到的。“十三五”建议告诉我们，关键在于形成能够激励创新创业的体制机制。
用五中全会公报的话说，就是“健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制度体系。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加快完善各方面体制机制，破除一切不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为发展提供持续动力”。
认真贯彻、坚决落实五中全会决定，就能够通过市场制度的完善和法治的建立，激发创新创业的活力，克服眼下的困难，实现持续稳定的发展。
（本文选自：财经界 2015年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