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供更符合消费者需求的产品，不断提高服务水平，将风险降低到最小程度，最终实现保护好消费者的目标。”2013年3月，新晋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李克穆在“两会”期间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如此诠释保险业的“中国梦”。
　　16年前，李克穆被任命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金融风潮跟踪研究小组”组长，以应对当年的亚洲金融风暴。2002年李克穆任中国保监会副主席后，经历了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如此的工作经历，让李克穆更具宏观和国际视野。
　　两次金融危机的经历让李克穆对金融衍生品有了深刻的认识，尤其是美国金融危机下的保险业监管带来的警示。
　　他认为，金融衍生品实际上是依托一种投资机制来规避资金运作风险的金融工具，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金融衍生品日新月异，但良莠不齐。一旦对其监管不利，投入到资本市场使用就会造成金融市场失控，从而加深金融危机，造成行业业绩一落千丈，美国AIG保险公司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所以李克穆强调，中国的保险业发展要吸取美国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积极审慎地推行金融衍生品，加强对金融衍生品的监管力度，但该放手的时候也要适时而放手，从而规范金融行业健康发展，为保险业的稳健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金融环境。
　　而在监管环节中最重要的是“任命一批合格的金融家和监管者”，李克穆坦言，目前国际金融衍生产品设计日益复杂，就连华尔街资深的金融家都会陷入其中，不能自拔，中国的企业更应该在任用监管者方面加强注意。
　　虽然目前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商业保险也迎来快速增长的势头，但中国的资本市场还未成熟，保险业的发展中存在着不少漏洞。作为监管部门的一员，李克穆提出：“风险问题要在发展的过程中进行防范，特别是要防范系统风险、区域性风险，让商业保险健康地成长，迎来一种健康发展的局面，为国民经济、机构、个人发挥商业保险应有的作用。”
　　此外，保险业的险种也要顺应时代发展，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
　　2013年的北京持续雾霾天气，蓝天和新鲜的空气成为了奢侈品。李克穆多次强调了立法环境责任险的重要性。他认为，重金属泄露治理成本高昂，“先发展后治理”的落后理念得不偿失，要从源头进行监管，将环境责任险设置成强制险，让污染者为污染行为买单，承担应有的责任。
　　“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面对保险业的许多漏洞和不足，李克穆认为，保险业解决这些细节问题的根本途径是构建顶层设计，试图从全局来进行统筹规划，以集中有效资源，高效快捷地实现目标。这其中就包含了借鉴外国经验教训和结合中国实际国情设计。
　　他说：“保险业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关键在于保险业的视野有多宽、有多远，在于保险业能否根据国情不断探索和实践。”
　　审慎发展金融衍生品
　　《财经国家周刊》：在今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及金融业“十二五”规划里，提出了对保险业的要求，从政策层来说，保监会有哪些具体筹划？
　　李克穆：现在保监会正在酝酿保险业的顶层设计。顶层设计与一般规划不同，是配合目前国家的整体要求来做的。
　　主要是从根本点、从大局上研究保险业发展的总体框架和保险业监管的总体思路。这样的顶层设计需要在参考国情的基础上，参照国际经验，特别要谨记国际金融危机的一些教训。
　　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是为全世界的金融业提了个醒。例如全球最著名的保险公司——美国AIG公司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美国政府拨了近两千亿美元的救助款，到目前这场危机还没有完全过去。
　　《财经国家周刊》：此次金融危机，对金融衍生品的监管带来了哪些启示？
　　李克穆：还是举一个例子，AIG的保险业务没有发生大的问题，而问题出在了衍生产品上，即在操作CDS衍生产品（注：信用违约合同，一种保险衍生品）的时候发生了重大问题。
　　时任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在卸任后回顾这一时期，提出了对于金融产品美国基本没有监管是个失误。财政部长鲍尔森在《悬崖边缘》书中也讲到，从现在看，美国的金融监管充满漏洞。
　　当年美国号称全世界的金融老师，事后却发现其金融监管充满漏洞，而且很大的漏洞源于金融衍生产品的监管失控。所以我们保监会可以据此总结经验，即对于金融衍生产品的推进，要积极和审慎并重。
　　《财经国家周刊》：如何积极和审慎地推进衍生产品，并进行有效监管呢？
　　李克穆：现在保监会对于金融衍生产品是有严格管控的。比如说最近对于保险产品，我们也允许其介入衍生产品的领域，但是每一项要坚持审核或备案，因为我们非常关注保险资金的运用，这关系到保险业的兴衰。
　　在全球化的今天，该开放还是要开放，但开放的过程要适当把控。对于衍生产品，我们要坚持“积极推进”和“审慎监管”并重的思路。
　　如何避免金融危机中所发生的金融衍生产品问题，这是很关键的。金融危机前，金融衍生产品日新月异，有时候一周就能发明出好几个，这些匆忙上阵的衍生产品为国际金融带来了很多灾难。
　　如刚提到的CDS。我记得有次在一个会议上，一个投行的专家跳起来说：“这个产品害死人！”另外一个专家说：“如果我没有记错，这个产品就是你发明的。”那位专家愣住了，因为他发明了太多产品，自己都记不清了。
　　因此，我国要吸取经验教训，在衍生产品领域内，一要审慎推进；二要结合具体的中国国情；三要任命一批合格的金融监管者。
　　国际金融衍生产品设计非常复杂，华尔街资深的金融家都会陷入其中，中国的企业更应该注意。走出国门要进行资金操作，没有合格的金融专家是绝对不行的。
　　《财经国家周刊》：保监会的派出机构目前仅到经济单列市，未来是否有增加派出机构的计划？
　　李克穆：保险监管与保险公司的日常运作有很大关系。在一些保险业务较多的地区，保监会的派出机构延伸到市级，作为试点建设。 　　试点是否进行推广要视情况而定。我们需要先侦察一下，看发展情况再决定下一步。
　　建设保险退出机制
　　《财经国家周刊》：随着保险业的发展和监管体系的健全，偿付能力不足的公司越来越少，但依然存在。甚至有些公司长期偿付能力不足，监管层怎么看待这一问题？
　　李克穆：偿付能力是保险公司是否健康运作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指标。
　　保险业偿付能力不足的情况曾一度比较严重。不过，现在大的保险公司上市以后，偿付能力有了好转，仅有少数公司还存在偿付能力不足的问题，通常保监会会督促这些公司采取措施，提高偿付能力。
　　如果该公司长期偿付能力不足，保监会就会通过限制公司相关业务活动来约束其行为，譬如限制其增开分支机构；限制其广告宣传投入。只有该公司在补足偿付能力之后再继续开展业务。
　　《财经国家周刊》：保险业有没有退出机制？
　　李克穆：如果公司弥补不了偿付能力，走向严重的财务问题，它可能就会走向终结。银行、证券、保险都有这个问题，任何一个企业一定是有生有死、优胜劣汰。
　　截至目前，保险业内现在有150多家保险公司，也进入了一个兼并重组的阶段，这是一个优胜劣汰的过程，会增强一些保险公司的实力，也是准入退出机制的一种新表现。
　　《财经国家周刊》：您如何看待金融混业这一现象？
　　李克穆：目前几家大公司已经开始金融混业，包括平安集团。它的银行业务和保险业务已经不相上下。这种情况之下，我认为还是优先采取分业监管。
　　即一家集团有银行、证券、保险三个分公司，那么这三个分公司就应该接受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的分别监管。
　　但问题在于谁来监管其控股母公司。目前我国暂时采取“出身论”的方法。比如平安，它是保险公司出身，并且其保险占有相当的比重，所以由保监会来监管。
　　《财经国家周刊》：如何看待央企跨界到金融的做法？
　　李克穆：这样的现象很普遍。国际上很多大型集团都建造了属于自己的金融板块，我国也不例外。比如中石油、中石化等央企过去主要是成立财务公司，现在业务越来越广泛，甚至设立了保险公司，且实力还比较强。这些属于企业自身的战略决策。
　　从监管层来讲，在企业提出申请以后，我们核准时看它是否符合监管要求标准。对于其专业性来说，这是战略性投资，央企可以找金融业人才来经营。监管层希望他们能够审慎地经营。
　　保险业谋求转型
　　《财经国家周刊》：目前中国保险业的发展，彷佛进入了瓶颈时期，如何看待现在保险业的发展？
　　李克穆：虽然近年来保险业保费收入有所降低，但是我们发现保险业务质量有所提高。保险公司现在更注重风险防范和保护消费者利益。我们保监会也提出，希望保险公司不断提高服务质量，产品设计更符合大众和企业需求。
　　另外，近年来银保业务下降，也影响保险公司的保费收入。有专家认为银保在发展过程中还有待完善，有少数保险公司存在误导的问题。接下来保监会和银监会就这些问题将进行沟通协调，发布一些指导意见，使其更加规范。
　　我认为，承保数量下降，但是业务质量提高，对保险业来说不见得是坏事。另外，目前来看，在保险公司的生存和发展中，投资占非常关键的位置，完全靠承保业务难度很大。保险资金运用在今后一段时间里也是保险公司生存和发展的关键环节。保监会也出台了一些政策，进一步拓展保险投资渠道。
　　《财经国家周刊》：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出要提高保险业的竞争力，如何理解报告中所说的竞争力？
　　李克穆：竞争力包含保险公司在中国境内的竞争和国际上的竞争，但目前我国“走出去”的保险公司很有限，需要借鉴外国保险公司运行的先进模式。在管理层上，国内的保险公司不落后于国外，而在产品上则要依据国情来设计。
　　《财经国家周刊》：能否介绍下巨灾保险建设情况？推进的难点在哪？
　　李克穆：巨灾保险建设一直受到国务院的重视。现在必须要形成一个完善机制，即在国家的政策性支持下进行商业化操作。
　　如果完全依赖商业化运作的话，一旦巨灾来临，保险公司可能一无所有。相反，如果完全依靠国家财政，巨灾来临将会给国家会造成巨大压力。
　　因此，国家政策支持下的商业化保险形式运作是很有必要的，这也是国际上比较成熟的做法。
　　我国不同地区灾害情况不同，巨灾保险在产品设计上需要更科学化。目前主要通过高层和专家研讨会形式进行统一设计，各省的情况交给保险公司去做，保险公司根据不同地区设计不同险种，然后备案，由保监会做审核。接下来保监会就巨灾保险规则进行细化，使规则更好地实施。
　　推动环境责任险
　　《财经国家周刊》：中国推动环境责任险发展的难点在哪里？
　　李克穆：责任险正在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各个省市各种行业都把责任险放到重要位置，例如在建筑工程、旅游等方面发挥它的积极作用。
　　责任险也是我们平常关注的险种，比如环境污染责任险就是其中之一，这些责任险都会快速成长起来。目前我国的责任险难点在于对责任险本身的产品设计等方面进行完善，另外还要营造一个良好法制环境。
　　环境责任险实际上是保监会和环保部为了配合国家而制定的险种，从2003年左右就开始推行。
　　环境责任险推行最大的难点在于能否作为强制险种。譬如，重金属泄露的污染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其渗进土地、河流，肉眼无法识别，只能靠仪器检测，对人伤害极大，因此环境责任险作为强制险是有道理的。
　　但是，推行强制性险种必须要慎重，我国目前只有交强险是强制性险种。国外对高污染、重金属原材料有非常严格的限制，也有相对成熟的环境污染责任险种。我国在设计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时，要结合本国实际情况，按照保险业的行业规律来制定。
　　此外，保监会希望通过一些立法途径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使这个险种得以发展。
　　《财经国家周刊》：您认为，如何通过环境责任险的发展来制止污染？
　　李克穆：保监会不仅仅关注险种，更关注如何切实遏制污染。
　　我个人建议在这方面严格审批环节，不能“先发展后治理”，必须建立防控污染的设施，然后才能发展。在审批环节要增加行政复议，广泛听取意见，否则事后限制则非常困难。
　　另外，加强对间接涉重金属的中小企业的管理。今年年初，环保部和保监会联合下发《关于开展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强调涉及重金属企业以及在业内涉及重金属污染物产生和排放的企业都必须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
　　虽然，有些企业不是重金属企业，可实际上在生产过程中却间接使用了重金属。比如在生产环节、排放环节以及帮助他人运输、储藏过程中泄漏重金属，这些量看起来较小，但积少成多的后果非常严重。
　　因此要对企业进行调查、核查，进行严格管理，不能“抓住西瓜丢了芝麻”，因为芝麻的数量非常之多。
　　《财经国家周刊》：环境险如何做到行业与地区并行？试点公司的承保资质如何确定？保险公司又如何确定赔偿额度？
　　李克穆：目前环境险重点在几个省进行试点，这几个省的所有企业都可以投保，现在的投保实际上有两方面作用，首先是降低企业出险的次数，其次是出事之后的事故处理。资金一到位，对后续的事故处理是有作用的，有充足的资金保障就能及时处理，从而防止污染扩散幅度。
　　试点资质问题，总体来讲是保监会对保险公司审批，另外也要有专家进行核保核赔，总体上类似于巨灾风险机制。比如去年日本核污染事件，保险公司本来可以免责，但因为其有一个合理的巨灾风险机制，保险公司最终赔偿了东京电力的损失，由若干保险公司分保，赔偿的费用是长期以来积累的。简言之，保险公司要奉行经济化的管理理念，不能低水平服务，拿了保费却不管事。
　　环境责任险其实还是按产品来赔。产品有一个合同单，公司之间可以按照先前签订的产品合同单谈。经营重金属可能会造成泄漏，生产、储存各环节都有清单，这次不光是重金属，还有石化。类似于赔偿基金。生产地点、周边都需要防控。试点社会反映良好，试点结束具体时间表要视实际情况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