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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初，我进入上海市文管会工作，参加上海历史文物陈列馆（即现在的上海市历史博物馆）的筹建工作，当时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借用河南南路16号上海博物馆的大厅为办公室。
198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逝世，宋庆龄故居工作人员在整理宋庆龄遗物时，发现一封民国初从“628C Yuhang Road Shanghai China（中国上海东有恒路628号C）”寄往日本转交宋庆龄女士收的信（只有信封，没有信纸）。当时，中国改革开放开始不久，上海史的研究刚刚起步，宋庆龄故居的同仁们不知道“东有恒路”在哪里，是现在的什么路，而我的大学同学华路正好分配到宋庆龄故居工作，他知道我对上海的马路和路名有些研究，在读书期间就发表过相关文章，于是自告奋勇，带着一位同事来找我。我告诉他们，“东有恒路”就是现在虹口区的“东余杭路”，我的家就在东余杭路，以前好像听说宋庆龄的老宅在东余杭路，但是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我们的同学柯施恩的父亲柯震解放前是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的干事，也是英文《晨报》的记者，长期居住在虹口，是虹口的“老土地”。我对他们说，我先问问柯震，然后给你们答复。
我找到了柯震先生，他告诉我，以前主持虹口景林堂的牧师是谢颂羔、谢颂三昆仲，听说谢颂羔在“文革”中吃尽苦头，好像已经去世，不知道谢颂三牧师是否还健在，现在住在哪里。当时，我的另一位同学许天祥正巧在虹口区宗教局任职，他告诉我，谢颂三还健在，住在“景林庐”（是景林堂的神职人员公寓，与景林堂毗邻，现在的地址是乍浦路弄内）。于是，许天祥帮我们联系了谢颂三牧师，我和华路以及他的同事陈小琴到“景林庐”拜访了谢颂三牧师。
谢家是杭州人，是基督教世家。谢颂三（1900-1989）的祖父叫谢行栋（1825-1895），师从中国近代著名的传教士、美国基督教北长老会牧师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1827-1916），被北长老会按立为牧师，据说是杭州第一位本土牧师。谢颂三的父亲叫谢志禧（1863-1937），是杭州皮市巷教堂牧师。谢志禧有3个儿子，长子谢颂羔（1895-1974）、次子谢颂仪，谢颂三排行老三。谢颂三1914年就读于设在上海昆山路的东吴大学第二附中，接着入东吴大学，担任学校青年会会长;毕业后赴美国，毕业于纽约奥朋神学院，晋牧师，回国后在基督教监理会任职，担任过监理会教育部干事，景林堂、摩尔堂（今西藏中路沐恩堂）牧师。
我们到谢颂三牧师家时，谢牧师正在阅读美国记者项美丽写的《宋氏三姐妹》。他对我們说，他和宋家关系密切，他比宋庆龄小7岁，与宋子文兄弟相称。他就读的东吴大学二中就是原来林乐知创办的中西书院，在昆山路与乍浦路的转角，里面有一个小教堂，本来是学校的教堂，林乐知牧师逝世后，正式命名为“Allen Memorial Church”，就是“林乐知纪念堂”，中文名称叫做“景林堂”，就是“景仰林乐知”的意思。1923年，东吴大学二中重建时，决定把景林堂建设为公共教堂，于是，景林堂就在昆山路135号重建，谢颂三主持教堂的建设。1948年是美国基督教监理会来华100周年，谢颂三负责编辑出版《监理会来华一百周年纪念册》，可惜他收藏的图册在“文革”中丢失了。讲起宋氏三姐妹和她们的家庭，谢颂三拿出手里的这本美国人写得《宋氏三姐妹》说，这本书写的比较客观，也比较准确。谢颂三说，他去过宋嘉树的家，离开景林堂不远，从景林堂出发，沿着余杭路、东余杭路走，在东余杭路新记浜（现在的新建路，以前叫做“新记浜路”，是填新记浜筑成的马路）有一座木桥，叫“朱家木桥”，过了桥，就是宋嘉树家。当时，那里还是一派田园风光，宋家有黄色的矮墙，里面是中西合璧的房子。谢颂三还说，当时的东余杭路中的一段是泥泞的小路，不太好走，坐黄包车通常从汉璧礼路走。谢颂三的夫人比谢颂三长1岁，当时她正在教一个准备出国的女孩英语，听到我们在聊宋家的事，就过来对我们说：宋家在东余杭路朱家木桥。小的时候，我家在“禧年堂”楼上，就是在现在的唐山路高阳路转角，我们和宋家都是教友，我的母亲经常带我到宋家串门，与宋老太聊天，我家有一个阳台，还好几次看见孙中山先生与宋庆龄坐马车从这里路过。我们好奇地问，他们坐马车到啥地方去？谢夫人笑着说，伊拉两介头正来勒（上海话“正在”的意思）轧朋友，坐马车到外滩兜风。
我见谢颂三先生谈兴正浓，就问，听说宋耀如与林乐知关系不睦，一直到林乐知逝世，宋耀如才重新回到教会？谢颂三回答说，确实如此。早期，林乐知在苏州创办的学校，就是“博习书院”（The Buffington Institute），林乐知在上海的工作很忙，就派宋耀如到苏州主持工作，当时没有火车和汽车，从上海到苏州是靠木船，走水路，单程就要许多天，而当时宋耀如正来勒轧朋友，弗想到苏州去，于是两介头关系闹得很僵。还有林乐知是牧师，比较关心教会里的事情，不希望宋耀如过多参与政治活动，而自从他结识孙中山后，经常参与政治活动，还把“革命党”带到教会里来，使林乐知很为难，也很不开心，两个人的关系越来越僵。后来宋耀如寻了一个借口，离开了教会，直到林乐知逝世后，才回到教会。我又问，听讲宋耀如离开教会后，自己开了一家印刷厂，印刷《圣经》，由此发了大财。谢颂三笑着说，以前，《圣经》和其他宗教读物大多是免费赠阅的，《圣经》不能卖多少钱，我从来没有听说谁靠卖《圣经》发财的。宋家主要是靠宋子文出道后，在开滦矿务局任职，收入很高，家庭情况才有明显的好转。
有了谢颂三的指点，没过多久，宋庆龄故居纪念馆就在上海司法局的档案中，找到了几份关于宋家东余杭路住宅的档案。宋家迁出老宅后，老宅仍然是宋家的产权，出租给他人。1947年，关于宋家老宅发生了纠纷，宋子文还出具了宋家是该住宅产权人的书面证书，进一步确定了宋家的老宅是现在的东余杭路530-534号及526弄23、25、27、29、31号。此后，我赴实地踏勘，这原来就是一家煤饼厂，我家附近的煤球店的煤饼全部是由这家煤饼厂供货的，有时煤球店断货，可以直接到煤饼厂去买煤饼，我也许多次到这家煤饼厂买煤饼，谁能想得到，这里曾经是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的老家呢！ 关于宋庆龄“祖宅”的调查实际上已经结束了，但是我的职业就是研究“上海历史”。我的家住在东余杭路，宋庆龄的“祖宅”也在东余杭路，于是我特别留意宋庆龄“祖宅”的资料。几年后，浦东川沙城厢镇的历史建筑“内史第”部分被拆，建设“新公房”（好像是川沙教育局建設的教师住宅），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反响很大。有人提出，“内史第”曾经是知名人士黄炎培的旧居，要求停止施工，保护“内史第”，不过并没办法阻止建设单位的施工。不久，从多方面传来消息，黄炎培的儿子黄万里说，他曾经听父亲黄炎培说过，以前宋庆龄的父母居住在“内史第”，宋庆龄也出生在这里。有了这样的“依据”，有了“宋庆龄出生地”这块“挡箭牌”，建设“新公房”的工程被迫中止，“内史第”得以部分保留了下来。不过黄炎培是否讲过宋庆龄出生在“内史第”之类的话并没有确切记录，即使黄炎培讲过此类的话，也不能证明他的话就是正确的。无论如何，“内史第”确实被保护了下来，还成为文物保护单位。
黄炎培曾经主持《民国川沙县志》的编撰，在卷三《户口志》另辟“族谱一般”，就是以族谱为基础，记录川沙地方望族的世系和事迹，这确实是另辟蹊径，与众不同。“族谱一般”没有收录到宋庆龄外祖家族“倪氏”，可能当时“倪氏”并不是川沙的望族，或者倪氏并没有族谱留世。1990年出版的《川沙县志·第三十三卷·人物》收有宋庆龄母亲“倪桂珍”的条目，“倪桂珍”条目附有“倪氏略谱”说：
倪氏其先安徽桐城人。清康熙五十年（1711年）受《南山集》案株连，被遣至浙江，遂于鄞县海滨业渔。尝至川沙白龙港外海中捕鱼，船遭台风覆没，举家脱险就岸，即务农。自此定居川沙城东北侧，后称倪家宅。至倪为堂，已不知几世矣。为堂生子女3个。长子蕴山（1835-1889年），次子嗣于张姓，幼女嫁蔡氏。蕴山妻徐氏，迁川沙城东门中市街，蕴山曾入私塾就学，后在城中业制鞋。继在上海盆汤弄设鞋铺，后又改为外国教士烧番菜。约于清同治八年（1869年）入耶稣教，寻升牧师。在上海、南汇、川沙、宝山等处布道。生子女十人;长子为锡令，牧师;二女桂金，嫁牛尚周（字文卿，曾任江南造船厂总办）;三女桂珍，嫁宋耀如，生女庆龄;第七子为锡纯（1880-1933年），曾任设于上海的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商务所所长（民国《川沙县志》有传）;女秀珍，行九，嫁温秉忠（曾任苏州海关监督）。余皆早逝。
“倪桂珍”条目说：
倪桂珍（1869-1931） 女。生于川沙城厢镇东门内（现中市街36-38号）。其祖先为安徽人，迁浙江。桂珍幼随其父蕴山在上海，就读于西门外白云观美国教会所办裨文女子中学。17岁入耶稣教，结识教士宋耀如。光绪十三年（1887年）与宋氏结婚。婚后随宋氏去昆山布道。十五年同回上海。次年举家迁川沙城，赁屋于“内史第”西侧（今城厢镇南市街、新川路交岔口），在此办福音堂……光绪十八年（1892年），宋氏回上海谋事。十九年，倪桂珍生女宋庆龄，后又生宋美龄……民国元年（1912年）在虹口朱家木桥建新居（今东余杭路530号及526弄17-31号）……
天主教与基督教是两种不同的宗教，明朝中后期，天主教进入中国，上海人徐光启接受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的洗礼成了天主教信徒，徐光启把天主教带入上海，上海也成了天主教最活跃的地区之一。清朝康熙、雍正年间，清政府宣布天主教为“邪教”，下令取缔，史称“禁教”，天主教则称之为“教难”，于是，天主教的教产被没收，传教士被驱除出境，许多活跃在城市、城镇的天主教信徒转移到乡下的穷乡僻壤。近代以后，恢复了天主教的合法地位，但是上海有这样的现象，基督教活动主要集中在上海市区，而天主教活动主要在农村。黄炎培主修的《民国川沙县志》出版于1936年，《民国川沙县志·卷十三·宗教志》收录的川沙县有天主教堂27座，并有较详细的介绍，而于基督教的介绍仅寥寥数语，且语焉不详，说：“耶稣堂，本县有二。一在本城，初借设南面大街沈宅，名福音堂。其后数次迁移，旋借设北门内艾宅。一在曹家路北市。教堂自建，名天道堂”。既没有“福音堂”的创办人，也没有创办时间，更没有提到宋耀如与福音堂的关系。
（作者为上海市历史博物馆研究馆员）
责任编辑 王 岚 姚亚茜
198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逝世，宋庆龄故居工作人员在整理宋庆龄遗物时，发现一封民国初从“628C Yuhang Road Shanghai China（中国上海东有恒路628号C）”寄往日本转交宋庆龄女士收的信（只有信封，没有信纸）。当时，中国改革开放开始不久，上海史的研究刚刚起步，宋庆龄故居的同仁们不知道“东有恒路”在哪里，是现在的什么路，而我的大学同学华路正好分配到宋庆龄故居工作，他知道我对上海的马路和路名有些研究，在读书期间就发表过相关文章，于是自告奋勇，带着一位同事来找我。我告诉他们，“东有恒路”就是现在虹口区的“东余杭路”，我的家就在东余杭路，以前好像听说宋庆龄的老宅在东余杭路，但是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我们的同学柯施恩的父亲柯震解放前是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的干事，也是英文《晨报》的记者，长期居住在虹口，是虹口的“老土地”。我对他们说，我先问问柯震，然后给你们答复。
我找到了柯震先生，他告诉我，以前主持虹口景林堂的牧师是谢颂羔、谢颂三昆仲，听说谢颂羔在“文革”中吃尽苦头，好像已经去世，不知道谢颂三牧师是否还健在，现在住在哪里。当时，我的另一位同学许天祥正巧在虹口区宗教局任职，他告诉我，谢颂三还健在，住在“景林庐”（是景林堂的神职人员公寓，与景林堂毗邻，现在的地址是乍浦路弄内）。于是，许天祥帮我们联系了谢颂三牧师，我和华路以及他的同事陈小琴到“景林庐”拜访了谢颂三牧师。
谢家是杭州人，是基督教世家。谢颂三（1900-1989）的祖父叫谢行栋（1825-1895），师从中国近代著名的传教士、美国基督教北长老会牧师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1827-1916），被北长老会按立为牧师，据说是杭州第一位本土牧师。谢颂三的父亲叫谢志禧（1863-1937），是杭州皮市巷教堂牧师。谢志禧有3个儿子，长子谢颂羔（1895-1974）、次子谢颂仪，谢颂三排行老三。谢颂三1914年就读于设在上海昆山路的东吴大学第二附中，接着入东吴大学，担任学校青年会会长;毕业后赴美国，毕业于纽约奥朋神学院，晋牧师，回国后在基督教监理会任职，担任过监理会教育部干事，景林堂、摩尔堂（今西藏中路沐恩堂）牧师。
我们到谢颂三牧师家时，谢牧师正在阅读美国记者项美丽写的《宋氏三姐妹》。他对我們说，他和宋家关系密切，他比宋庆龄小7岁，与宋子文兄弟相称。他就读的东吴大学二中就是原来林乐知创办的中西书院，在昆山路与乍浦路的转角，里面有一个小教堂，本来是学校的教堂，林乐知牧师逝世后，正式命名为“Allen Memorial Church”，就是“林乐知纪念堂”，中文名称叫做“景林堂”，就是“景仰林乐知”的意思。1923年，东吴大学二中重建时，决定把景林堂建设为公共教堂，于是，景林堂就在昆山路135号重建，谢颂三主持教堂的建设。1948年是美国基督教监理会来华100周年，谢颂三负责编辑出版《监理会来华一百周年纪念册》，可惜他收藏的图册在“文革”中丢失了。讲起宋氏三姐妹和她们的家庭，谢颂三拿出手里的这本美国人写得《宋氏三姐妹》说，这本书写的比较客观，也比较准确。谢颂三说，他去过宋嘉树的家，离开景林堂不远，从景林堂出发，沿着余杭路、东余杭路走，在东余杭路新记浜（现在的新建路，以前叫做“新记浜路”，是填新记浜筑成的马路）有一座木桥，叫“朱家木桥”，过了桥，就是宋嘉树家。当时，那里还是一派田园风光，宋家有黄色的矮墙，里面是中西合璧的房子。谢颂三还说，当时的东余杭路中的一段是泥泞的小路，不太好走，坐黄包车通常从汉璧礼路走。谢颂三的夫人比谢颂三长1岁，当时她正在教一个准备出国的女孩英语，听到我们在聊宋家的事，就过来对我们说：宋家在东余杭路朱家木桥。小的时候，我家在“禧年堂”楼上，就是在现在的唐山路高阳路转角，我们和宋家都是教友，我的母亲经常带我到宋家串门，与宋老太聊天，我家有一个阳台，还好几次看见孙中山先生与宋庆龄坐马车从这里路过。我们好奇地问，他们坐马车到啥地方去？谢夫人笑着说，伊拉两介头正来勒（上海话“正在”的意思）轧朋友，坐马车到外滩兜风。
我见谢颂三先生谈兴正浓，就问，听说宋耀如与林乐知关系不睦，一直到林乐知逝世，宋耀如才重新回到教会？谢颂三回答说，确实如此。早期，林乐知在苏州创办的学校，就是“博习书院”（The Buffington Institute），林乐知在上海的工作很忙，就派宋耀如到苏州主持工作，当时没有火车和汽车，从上海到苏州是靠木船，走水路，单程就要许多天，而当时宋耀如正来勒轧朋友，弗想到苏州去，于是两介头关系闹得很僵。还有林乐知是牧师，比较关心教会里的事情，不希望宋耀如过多参与政治活动，而自从他结识孙中山后，经常参与政治活动，还把“革命党”带到教会里来，使林乐知很为难，也很不开心，两个人的关系越来越僵。后来宋耀如寻了一个借口，离开了教会，直到林乐知逝世后，才回到教会。我又问，听讲宋耀如离开教会后，自己开了一家印刷厂，印刷《圣经》，由此发了大财。谢颂三笑着说，以前，《圣经》和其他宗教读物大多是免费赠阅的，《圣经》不能卖多少钱，我从来没有听说谁靠卖《圣经》发财的。宋家主要是靠宋子文出道后，在开滦矿务局任职，收入很高，家庭情况才有明显的好转。
有了谢颂三的指点，没过多久，宋庆龄故居纪念馆就在上海司法局的档案中，找到了几份关于宋家东余杭路住宅的档案。宋家迁出老宅后，老宅仍然是宋家的产权，出租给他人。1947年，关于宋家老宅发生了纠纷，宋子文还出具了宋家是该住宅产权人的书面证书，进一步确定了宋家的老宅是现在的东余杭路530-534号及526弄23、25、27、29、31号。此后，我赴实地踏勘，这原来就是一家煤饼厂，我家附近的煤球店的煤饼全部是由这家煤饼厂供货的，有时煤球店断货，可以直接到煤饼厂去买煤饼，我也许多次到这家煤饼厂买煤饼，谁能想得到，这里曾经是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的老家呢！ 关于宋庆龄“祖宅”的调查实际上已经结束了，但是我的职业就是研究“上海历史”。我的家住在东余杭路，宋庆龄的“祖宅”也在东余杭路，于是我特别留意宋庆龄“祖宅”的资料。几年后，浦东川沙城厢镇的历史建筑“内史第”部分被拆，建设“新公房”（好像是川沙教育局建設的教师住宅），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反响很大。有人提出，“内史第”曾经是知名人士黄炎培的旧居，要求停止施工，保护“内史第”，不过并没办法阻止建设单位的施工。不久，从多方面传来消息，黄炎培的儿子黄万里说，他曾经听父亲黄炎培说过，以前宋庆龄的父母居住在“内史第”，宋庆龄也出生在这里。有了这样的“依据”，有了“宋庆龄出生地”这块“挡箭牌”，建设“新公房”的工程被迫中止，“内史第”得以部分保留了下来。不过黄炎培是否讲过宋庆龄出生在“内史第”之类的话并没有确切记录，即使黄炎培讲过此类的话，也不能证明他的话就是正确的。无论如何，“内史第”确实被保护了下来，还成为文物保护单位。
黄炎培曾经主持《民国川沙县志》的编撰，在卷三《户口志》另辟“族谱一般”，就是以族谱为基础，记录川沙地方望族的世系和事迹，这确实是另辟蹊径，与众不同。“族谱一般”没有收录到宋庆龄外祖家族“倪氏”，可能当时“倪氏”并不是川沙的望族，或者倪氏并没有族谱留世。1990年出版的《川沙县志·第三十三卷·人物》收有宋庆龄母亲“倪桂珍”的条目，“倪桂珍”条目附有“倪氏略谱”说：
倪氏其先安徽桐城人。清康熙五十年（1711年）受《南山集》案株连，被遣至浙江，遂于鄞县海滨业渔。尝至川沙白龙港外海中捕鱼，船遭台风覆没，举家脱险就岸，即务农。自此定居川沙城东北侧，后称倪家宅。至倪为堂，已不知几世矣。为堂生子女3个。长子蕴山（1835-1889年），次子嗣于张姓，幼女嫁蔡氏。蕴山妻徐氏，迁川沙城东门中市街，蕴山曾入私塾就学，后在城中业制鞋。继在上海盆汤弄设鞋铺，后又改为外国教士烧番菜。约于清同治八年（1869年）入耶稣教，寻升牧师。在上海、南汇、川沙、宝山等处布道。生子女十人;长子为锡令，牧师;二女桂金，嫁牛尚周（字文卿，曾任江南造船厂总办）;三女桂珍，嫁宋耀如，生女庆龄;第七子为锡纯（1880-1933年），曾任设于上海的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商务所所长（民国《川沙县志》有传）;女秀珍，行九，嫁温秉忠（曾任苏州海关监督）。余皆早逝。
“倪桂珍”条目说：
倪桂珍（1869-1931） 女。生于川沙城厢镇东门内（现中市街36-38号）。其祖先为安徽人，迁浙江。桂珍幼随其父蕴山在上海，就读于西门外白云观美国教会所办裨文女子中学。17岁入耶稣教，结识教士宋耀如。光绪十三年（1887年）与宋氏结婚。婚后随宋氏去昆山布道。十五年同回上海。次年举家迁川沙城，赁屋于“内史第”西侧（今城厢镇南市街、新川路交岔口），在此办福音堂……光绪十八年（1892年），宋氏回上海谋事。十九年，倪桂珍生女宋庆龄，后又生宋美龄……民国元年（1912年）在虹口朱家木桥建新居（今东余杭路530号及526弄17-31号）……
天主教与基督教是两种不同的宗教，明朝中后期，天主教进入中国，上海人徐光启接受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的洗礼成了天主教信徒，徐光启把天主教带入上海，上海也成了天主教最活跃的地区之一。清朝康熙、雍正年间，清政府宣布天主教为“邪教”，下令取缔，史称“禁教”，天主教则称之为“教难”，于是，天主教的教产被没收，传教士被驱除出境，许多活跃在城市、城镇的天主教信徒转移到乡下的穷乡僻壤。近代以后，恢复了天主教的合法地位，但是上海有这样的现象，基督教活动主要集中在上海市区，而天主教活动主要在农村。黄炎培主修的《民国川沙县志》出版于1936年，《民国川沙县志·卷十三·宗教志》收录的川沙县有天主教堂27座，并有较详细的介绍，而于基督教的介绍仅寥寥数语，且语焉不详，说：“耶稣堂，本县有二。一在本城，初借设南面大街沈宅，名福音堂。其后数次迁移，旋借设北门内艾宅。一在曹家路北市。教堂自建，名天道堂”。既没有“福音堂”的创办人，也没有创办时间，更没有提到宋耀如与福音堂的关系。
（作者为上海市历史博物馆研究馆员）
责任编辑 王 岚 姚亚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