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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问，是这一百多位导演的面子太薄？还是明星们太现实？”近日，冯小刚在微博上抱怨道。这位平日里众星拥簇、不时与名演员们齐心合力上演着票房喜剧的大导演，忽然悲剧起来，揭开了公开场合导演与明星如影随形、交相吹捧背后的冷酷现实。
抱怨始于年初在三亚召开的第11届“海峡两岸暨香港电影导演研讨会”。两岸三地电影导演协会的168位导演们齐聚一堂，探讨电影发展问题，同时希望明星们来共襄盛举，不料在关键时刻明星们无视盛情之邀。据了解，不仅是助阵的明星推辞，连一些角逐主要奖项的演员也纷纷表示，没有档期，其中就有导演眼中的男主角提名者谢霆锋以及导演眼中的女主角提名者桂纶镁。这让名导们不胜失落。
冯小刚在微博上如此叙述：两岸三地导演会在三亚开幕，之前筹备时曾设想邀请数十位明星参加闭幕晚宴，为三地导演捧场助威。为此项差旅费用，多位导演搭上人情筹措资金。原来还担心明星来得多了费用不够，未曾预料，时至今日竟无一位明星应邀出席。
让人欣慰的是，冯导在微博上的振臂一呼立显威力，明星们忙不迭地回应。陈坤给参会导演李少红发去安慰短信：“导演，因为拍戏没能参与很遗憾，看到小刚导演的围脖很难过，一直以为演员和导演是一起的，你们的盛会也是我们的荣耀，希望我们没能到场的原因您能体会！坤。”
随后，冯小刚也在微博得意地写道，“陈坤、周迅、张静初等都发信给导演说明因拍摄无法分身。在此一并感谢与理解。上午开会获悉王志文已确定出席，在场导演全体向志文致以掌声。几大制片公司老板已陆续到会并联合赞助导演会费用，张国立老板也亲临并捐出10万，歌手李健、尚雯婕、水木年华也都辞去商演免费为13号的闭幕演唱。”
于是，明星缺席的闹战随之化解。然而，研讨会上，明星依然成为众矢之的，黄建新、陈嘉上、侯孝贤等两岸三地的资深导演纷纷指出现在明星片酬太高的问题。言谈中，明星片酬飞涨似乎已经严重影响了电影正常的拍摄制作，影响了影片的品质，成为电影发展的毒瘤。甚至还有人尖锐地指出，大牌明星正在消灭电影。
“我觉得很多的演员，我相信他们都很愿意和导演相聚，其实我觉得很多的事情可能跟经纪公司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觉得很多的经纪人、经纪公司，确实希望这些演员的所有活动都跟商业关联，跟他们的收入关联。”著名导演何平一针见血地指出明星的冷淡与背后操作手——经纪人密切相关。
“有时候真想拿一把枪，对着经纪人，砰！”此前，被问及明星高片酬的现状时，香港资深电影人吴思远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表达了自己对某些明星经纪人的愤怒。
可见，导演们对于“明星经纪人制”的愤怒由来已久，却又对这个市场经济下催生的新生职业有些无能为力。实际上，明星经纪人制的问题，反射出的是市场本位至上的电影大环境的问题。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黄式宪指出：“中国电影不能只顾100亿票房，数字没什么了不起，不必得意忘形。为了利润的最大化，而放弃文化精神的固有准则，失去的是文化尊严。惟票房马首是瞻，我们势必要付出高昂的社会成本。”
国产电影发展十来年，人们在庆贺票房突破百亿元之余，也到了需要深刻反思的时刻。
研讨会上，导演列数经纪人三大罪状
在两岸三地导演研讨会上，已年过七旬的台湾资深导演李行非常激动地说道：“最近十年来，有了经纪公司，我觉得讨厌得不得了。到底是先有明星还是先有导演？演员都是我们造就的，培植他们的。你摆什么谱？我觉得假如能把经纪人制废掉，咱们中国的电影是另外一个面貌。”台下鼓掌一片。
冯小刚坦言，开会的时候有过激动，但不是导演之间，是觉得明星经纪人制度太过分了。“我希望我们拍桌子的声音让不在场的明星们通过咱们媒体听到。”
为何导演们对于明星经纪人深恶痛绝呢？且听他们列数经纪人的罪状。
罪状一：
半路杀出的“程咬金”
对于起初研讨会明星的缺席，李少红认为：“实际上演员自己不知道，经纪公司那边已经拦掉了，所以也有很多演员觉得特别委屈，说你看我也不知道这个事情，以前我们实际上打个电话给演员就OK了，现在有时候演员想来，或者演员有自己的愿望，但是都要放到经济的天枰上或者商业的天枰上来称一下。”
活动安排、演艺接洽等都是经纪人包揽的活，虽然演员省心了很多，但是代价便是失去了不少自由。之前记者想专访一位当红男影星，以为有他正参与拍摄影视剧的导演的介绍，采访不成问题。不料该演员只是淡淡地说，你找我经纪人吧。宣传这类事情不卖面子，也就罢了，然而最让导演们胸闷的是，经纪人与经纪团队的出现，成为了导演与明星沟通顺畅的拦路虎。之前，尔冬升在《窃听风云》的庆功宴上就举了一个亲身体验的例子：曾试过约见一位演员四次，但一直见不到，只能见到她的经纪人。
“以前没有这套的时候多好，导演觅到好的剧本，觉得角色合适，就叫演员直接来谈，大家说起话来很方便。”吴思远回忆道。然而，老一辈念念不忘的导演中心制的时代已经远去。横亘在导演与演员之间的经纪人，或因经验不够，任由明星恃宠而娇，或不负责任、言行不慎给外界造成“这个艺人难以服侍”的误会。总之，这位“第三者”的插足，让明星们越来越显高傲之余，也越来越显做作与不真实。同时，经纪人为了竞争搏出位的方式也使原本复杂的演艺圈更加混乱。随着我国影视业的发展，“黑社会”根源、“潜规则”上位等现象在香港和大陆内地演艺圈中屡有曝光，明星经纪人制度的弊端和相对落后也难辞其咎。
罪状二：
片场最令人厌的闲人
“有个导演告诉我说，拍戏的时候在监视器旁边有五六个助理，趴在那边议论纷纷，就没导演坐的地方，不觉得是很可笑的事情嘛！”研讨会上，著名导演吴天明举例，有一次他去张艺谋的《满城尽带黄金甲》片场探班，张艺谋指给他看，“你看我这前门站着什么人？”只见四个戴黑墨镜，穿着黑西装的人，像保镖一样很威武地站着。吴天明心中就纳闷了：这是干什么的呀，是怕别人来杀他么？摆出这样一个架子，吓唬谁呢？摄制组包括照明工人什么没见过啊！张艺谋告诉吴天明，主演的四位明星一共带来了四十个跟班的，一个人平均十个。“你怎么不管管他们啊！”吴天明脱口而出。张艺谋有些无奈地笑笑，道：“我管不了，制片方愿意掏这个钱。”这番话迅速引起在场导演的共鸣。
导演李行有些眷恋地回忆起了以前的年代，“演员就是演员，女主角也是一个人来，坐巴士出去拍外景，哪里还三丫头，四小子，后面跟着一大堆人，不可能的事情，还讲什么明星派头？”
然而，这已经不是演员的年代，而是明星的年代。何谓明星？众星拱月才谓明星。经纪人、助理越多，明星就显得越大牌。在同一经纪公司，分配助理的多少似乎也成为了对旗下明星有多宠爱的有力证据。
“明星不断加钱，不断地带经纪人，带助理，一个明星带8个助理到剧组，是个明星都要住五星级的，要有几十间给明星及其助理住。”冯小刚气愤地说。
如今，带几个助理拍戏，已经是很普遍的现象，虽然这直接影响了导演的工作和影片的拍摄进程，但是导演们也大都敢怒不敢言。
“反正到现在我还在抵制这个，谁要带什么助理，我一概谢绝。”吴天明有些愤慨地表示，然后停顿了一下，话锋又一转，有些悲凉地说道，“但是现在看来，我今年再拍戏，大概顶不住了。”
罪状三：
哄抬明星片酬，“吃掉”制作费用
“我问文隽，在我经验里——因为我监制了很多电影——好像涨了20%到30%，文隽回答我，哪里，翻倍，就是一年之内翻了倍了。”中国电影导演协会会长黄建新告诉记者。
中国娱乐业逆市上扬，明星身价“涨价”成主流，而这也成为导演们最为头疼的问题。早在2007年，李连杰高达1亿元的票房被曝光，揭开了明星高片酬的序幕，几年后高片酬的演员遍地开花，往往没有最高，只有更高。最近热映的电影《让子弹飞》，周润发的片酬据说就高达4000万元，而整部电影的投资才1.3亿元。女明星中，刚刚产后复出的张柏芝，片酬一举突破千万元。
黄建新指出，过去一年时间内，内地投资不缺钱，但投资的大部分却被明星的片酬挤占了，留给导演的制作费用越来越少，这样对明星、导演、投资方都不是什么好事。冯小刚表示，外界往往只看到大牌演员带来的票房号召力，可过度迷信明星只会导致电影制作水平越来越差，最终市场会给出最残酷的答案。
剧组穷得请民工，大牌明星们金装革履，群众演员粗布褴褛，这已是不少剧组的现状。“一千多万元归一个演员，那这个戏还怎么拍？只有糙着干，服装错了，化妆错了，这个道具摆错了，戏没演好，不准确，算了，凑合吧，只有粗制滥造了。”吴天明感慨。
电视剧方面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中国电视制片委员会副会长于朴曾指出：由于大腕演员酬金比例过高，其余摄制成本减少，导致剧组拼命压缩拍摄周期。为压缩开支，剧组只得聘用大量民工，有的剧组，灯光、道具都只请一个专业人员当组长，其余都由民工顶替。有的剧组为了抢戏重复进景、压缩景地拍摄，200个景压缩到150个，有些小的景干脆删掉了。
演戏也是一个危险的行当，在安全方面，需要专业人士操作。然而有时为了压缩成本，剧组往往雇一个三四流的业余对象干活，这就会出现问题。去年，台湾S.H.E组合中的Selina在拍摄一场爆破戏时被烧伤，其实就是工作人员不专业的后果。
“经纪人总是在不断加钱！”导演们直指明星片酬飞涨背后经纪人打得啪啪响的如意算盘。吴思远透露，一些经纪人为了提成更多，不断哄抬价格，“以前大家一起做，说有个好片子，投资少片酬不能给很高，都能接受；现在，一些经纪人站在前面，只认钱。”
一位资深制片人透露，在不少制片人心里，经纪人的确被他们所痛恨，“经纪人什么价都敢往外喊，有经验的制片人，往往会在经纪人的报价上砍上个对折，一些二线演员，经纪人也敢往外报价18万元一集。可气的是，一些没经验的剧组，明星要多少就给多少，这样一来，明星身价就被哄抬上去了。”
经纪公司喊冤，大叹苦经
何为明星经纪人？对于大众而言，他们是神秘的。在娱乐圈里，他们总是少言寡语，神情机敏；他们站在镁光灯外，却总能适时地挡住镜头，他们与明星如影随形……据了解，目前明星经纪人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艺人出名后帮助艺人处理一些事务的“服务型经纪人”。他们如双子星般藏于明星身侧，当保姆、挡狗仔、应付记者、安排行程。另一类是具有开拓市场能力的“专业型经纪人”，他们开发艺人的潜质，寻找包装机会，这类人左右着明星的立场，掌控着明星的前途。
在光怪陆离的娱乐圈，明星片酬狂涨，经纪人是始作俑者？艺人的“耍大牌”，是经纪人的精心策划？明星经纪人是造星高手还是明星们金库的吸血鬼？对于这类问题，经纪人们向记者大叹苦经。
苦经一：
明星片酬如同卖白菜，抬价只是常见市场行为
明星的高片酬，经纪人是罪魁祸首？不少经纪人表示，这种说法未免过于以偏概全。有圈内人士指出，明星片酬狂涨，这是整个市场大环境造成的，制片方的追捧、市场因素的推动都有影响，不能只责怪经纪人。“比如甄子丹，因为《叶问》走红，片酬一年间从1500万元涨到3000万元，可还是有剧组愿意请。也有些一线明星，一部戏砸了，片酬就往下降，你能说经纪人影响了全局吗？”一位经纪人解释说，“有时候为了炒作噱头，明明没有那么高的价钱请到明星，制片方还会故意放出假消息，经过媒体传播，变得真假难辨，我们只是在为艺人争取应得的利益而已。”他还举了例子，此前谢霆锋被爆出30万元一集接拍《剑侠情缘》，其实最初的消息来源就是制片方，而实际价码远低于此。
同时，因为市场环境，经纪人纷纷表示抬价也有合理的理由。一位明星经纪人告诉记者，所谓的高片酬，实际是明星给出的最高报价，实际片酬会有较大出入，“报一个相对高的价钱，可以推掉一些不喜欢的剧本，控制自己的工作、休息节奏。”对此，明星们也大都欣然接受，就算推不掉，不喜欢，起码也有高额的酬薪作为补偿，同时他们也可借高报价来保持自己的所谓行业位置。“明星需要比对其他明星的报价，哪怕有价无市；影片投资方也哄抬成本，乐意对外虚报演员片酬。真正的成交价，你知我知就行。”
一位演员向记者透露，报价通常是实价的3倍以上，“这很正常，你叫得再低，人家也会压价，不如叫一个比较高的价格，给对方一个砍价的空间。”看来，其实明星的片酬也和菜市场一样，可以讨价还价。
苦经二：
大明星不好管，小明星不挣钱
随着演艺行业的迅猛发展，演艺经纪人成为了颇具“钱途”的行业。经纪人能从明星的片酬中提成，无疑是极大受益者。据悉，专业的经纪人有机会直接参与明星收入分成，能抽取10%以上，甚至50%的佣金。
但资深经纪人刘先生对记者说，片酬能抬得起来的都是一线明星。“一个演员刚出道时都签长约，经纪人提成也高一些，但这个时候经纪人的付出也更多，基本上是赚不到什么钱的。等到明星开始在经纪人的打造下逐渐走红，他们的心也野了，不是闹解约就是要求改合约，经纪人真的不好做。”不少明星经纪人也纷纷抱怨：“大明星不好管，小明星不挣钱，现在经纪人真的不好做。”还有比较惨的，某一经纪人花费100万投资在某新秀身上，但最终市场反响平平，钱瞬间打了水漂。
天娱某经纪部王小姐向记者介绍道，国内的明星经纪人一般都从服务型做起，刚开始都是拿公司硬工资，月收入少则千元，多则4000元上下不等。在人脉建立和经验丰富后就有可能做专业型的经纪人。专业的经纪人就有机会直接参与明星收入分成，比如明星接一个100万元的广告，有的经纪人可能就能分数万元到10万元左右不等，但这必须是你本身就很强了，而且这个分成没有一定的标准。
“中国的经纪公司都很善良，”北京太合麦田音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宋柯感叹道。他认为中国的经纪公司抽取的佣金是比较少的，“我们作为同行来说很羡慕日本和韩国的经纪公司，它们的很多艺人在培养期是没有分成的，然后在真正成名以后带来的收入里面公司是可以享有很大部分的收入，但是在中国是倒过来的，而且是非常严重的倒过来，通常对于一线艺人来讲，经纪公司拿到20%就不错了。”提及原因，宋柯认为，除了中国的经纪公司善良外，中国关于合约的法律方面的保障还没有到一个比较专业的地步也是一大原因，很多艺人一旦走红以后，可能很快就用各种办法直接翻脸，这是此行业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苦经三：
工作看似光鲜，实则身心俱疲
在追星族眼中，明星经纪人是幸福的，因为他们距离明星最近。在一些演员眼里，厉害的经纪人往往令人畏惧，因为他们掌握着艺人发展的生杀大权，一不听话，就以“雪藏”惩罚之。他们帮艺人接通告、接演出、接广告，演员如同手中被摆布的棋子。有人说，经纪人靠明星吃饭，他们立马回应：经纪人才是明星的衣食父母，没有经纪人的沟通和斡旋，有的演员根本走不到一线明星的地步，甚至会从高峰跌落谷底。
一些人认为经纪人做的是无本买卖，手中有几个艺人，拉出去干活就能挣钱。对此经纪人们纷纷抱怨，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比明星还累的人。一些大型的经纪公司，每个经纪人要负责3到4位明星，明星们可以轮流休假，他们却不能。霍汶希是香港最年轻的经纪人，任英皇娱乐集团艺人管理部总监，手握谢霆锋、容祖儿、Twins、郑希怡、泳儿等当红艺人。而她付出的代价是加入英皇10余年只放过不到20天的假，每天至少工作16个小时，睡眠4到6个小时，常年有黑眼圈，无时无刻不在作战状态。
况且，要成就一位巨星，都是大事小事一点点积累起来的，小事包括端茶送水、演出的时候站在旁边抱衣服，身兼保姆和助理之职；大事包括与媒体联络，一旦手下艺人闯祸，就得像一个灭火队员，立即手持灭火器挺身而出。待到辛辛苦苦打造好的明星功成名就，却可能转身就跟经纪人“拜拜”，这对经纪人而言无疑是釜底抽薪的打击，张柏芝前经纪人朱永龙就是一个例子。1998年，朱永龙慧眼识才挑得张柏芝，并用大力气进行培训包装，将之成功推进娱乐圈并成为香港一代玉女。然而后因合约纠纷而对簿公堂、分道扬镳。“煮熟的鸭子飞了”也就罢了，更惨的还有赔上命的，比如歌手孙悦经纪人居鹏被袭不治，陈晓东女经纪人梁少英因压力过大跳楼自杀，毛阿敏前经纪人老野在毛阿敏“税案”发生4个多月后自缢身亡。
经纪人与明星如影随形，相处的时间比家人还长，一些明星与经纪人会亲如家人，但是同时经纪人的工作性质决定了他们要以“利”字为先，所以又与明星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容易产生误会。即便是点石成金的造星高手，也会被明星认为是剥削自己劳动的资本家。于是，经纪人抱怨：“帮他赚钱还被他骂”；而明星则愤怒：“靠我赚钱还敢传播小道消息。”郭可盈、林文龙的前经纪人汪子琦、王怡卿曾和他们夫妻俩亲密无间，然而之后却反目成仇，汪子琦被控“敲诈罪”沦为阶下囚，王怡卿被扣上“携款潜逃”的帽子被公司扫地出门。心有不甘的两人绝地反击，联手上杂志爆料，之前夫妻俩敞开心扉说出的“小秘密”成了“把柄”和“罪证”。
很多明星尝试摆脱这一怪圈，其中最常见的方式是起用自己的亲人——赵薇找大嫂，那英、李冰冰找姐姐或妹妹，李玟、陈德伦找妈妈……正所谓“肥水不流外人田”，但这也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章子怡的前经纪人、其兄章子男，曾说出一句“成龙还要靠咱们家子怡炒作呢”，引起轩然大波，给章子怡带来了大麻烦。于是，国内的经纪人与明星之间“互炒”，已经成为常态。
苦经四：
工作难度高，缺乏专业培训，只能摸石头过河
在国外特别是娱乐产业十分发达的美国，明星经纪人这一职业已有百年历史，有较成熟的行业规范，而在我国，明星经纪人只出现十多年，经纪人制度还在初步探索阶段。
《风云人物》周刊总编田金双表示，现今国内的经纪人超过80%都不合格，“一是缺乏危机公关意识，比如孙燕姿枪击事件这一假新闻最后就差点无法收场；二是急功近利，看重短期利益，缺乏长期的营销理念，比如陆毅常年都有沉默期就是例子。”
作为一个优秀的明星经纪人，他们的情商和智商应该高人一等，丰富的阅历是必备的素质，不但要深刻了解娱乐行业，还要了解与其行业有直接甚至间接关系的国际形势。他们要具备高水平的商务能力，包括商务谈利、营销管理、策划等。他们必须懂法律，因为演员要签各种合约，经常可能遇到法律纠纷。他们应该是艺术方面的专家，能够对演员所涉及的艺术领域进行一定指导。他们还能扮演心理专家的角色，给予演员很好的心灵辅导。此外，他们应该是公关高手，能依托广泛的社会关系，帮助艺人寻找机会。
然而，盘点圈内，几乎所有的知名经纪人都是半路出家，大多是做过娱记或者做过影视相关行业的，有的甚至是白纸一张，还有的是明星的亲朋好友等，顺势进入圈子。这些经纪人在为明星签约、搞活动时，砍价的能力都非常强，其他方面却比较薄弱，那只能算是“经济人”，算不上是称职的“经纪人”。很多情况下，那些缺乏经验的经纪人要生存，又不能无所作为，演员就成为了“试验品”，一旦有机会，不管合不合适，都会让自己手底下的艺人去试一试。
目前，我国许多领域，如房地产业、证券业的经纪人都已经比较成熟了，但文化市场经纪人却一直不够规范，原因何在？很多专业人士认为是缺乏完善的教育培养机制。明星经纪人属于文化经纪人范畴，我国第一个文化经纪人专业班始于2001年，其后国内不少大学陆续开设该专业，多数为“文化管理”或“艺术管理”专业或者是“文化管理”专业下的一个方向专业。但这些普通本科大学下设的文化经纪专业，课程内容比较偏向理论教学。此外，自2006年起，国家已经有全国统一的考试，对明星经纪人进行资格考核和认证，各种明星经纪人培训班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但对明星经纪人的培养、教育没有连续性，很难满足不断发展的娱乐市场对明星经纪人的需求。
橙天娱乐公司的经纪总监陈健之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以前我是做证券交易的，任何一家证券公司都有庞大的研究队伍，从业人员必须具备哪些素质、对手实力如何等，我们都一清二楚。而现在的明星经纪人市场却刚好相反，门槛低，要进来很容易，进来后也没有方向，走一步算一步。在这种情况下，经纪人的水平肯定会良莠不齐。”
经纪公司理直气壮大打明星牌之理由
研讨会上，导演们义愤填膺，宣称要废除经纪人制，但是会议刚开完，香港著名电影人文隽就撰文表示，“要废掉明星经纪人公司制度，谈何容易，亦为现实所不容许。”同时称当时都只是逞一时之快的情绪之言。为何如此悲观？这实在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现状所迫。各种因素都在为经纪人与明星的强势撑腰。
理由一：
粉丝泛滥，国民个性单一
随着演员变成了明星，身后也尾随了大量的粉丝。黄建新回忆说：“以前我最早拍片的时候用了很多很好的演员，但是那个时候没粉丝团。而现在，比方说在河北的郊区拍戏，粉丝团开着车从北京机场一直追到郊区，在外头租着房子，第二天就坐在门口。我们已经开始看到粉丝疯狂追星的情景，如同好莱坞初期的现象，就是说有些人是为明星去看电影的，是冲着某一个演员去看电影的，而不是传统的一部好电影我要去看。这在中国市场上已经形成了一种规律。”
除了爱看明星，观众的观影审美也比较单一。针对现在电影的趣味和种类比较单调的现状，姜文表示：“这事儿你不能要求种类本身，你得看国民和电影人是不是具有那么多的个性，他们有多少种个性，才可以拍出多少种电影。咱这么说吧，电影人产生自国民，对吧？他们不是独立存在的。如果整个国民的个性单一，电影人的个性又怎么能丰富呢？所以我们不能单单强调电影的种类，而是得看电影人本身的个性是不是具有那么多。电影人本身的个性多少，跟母体——国民的个性有关系，所以这还跟社会的心态有关系。”照这番逻辑，银屏上翻来覆去几张明星熟脸是应大众所需，什么时候可以换些不同面孔，得等到观众的审美改变了。
理由二：
优秀明星稀缺，争抢出天价
为什么明星涨幅那么快呢？香港知名导演陈嘉上认为，板子不能只打在明星身上。“有一个演员跟我说过，同时有17个项目，17个人在抢他。我觉得有关演员的价钱问题，有时候不能全把责任推到明星身上。最主要是有人在给这个价钱去抢，要是明星没有这个价值的时候，他即使送你钱，你也不用他啊。多少演员在外头他们很愿意免费去拍的，可是导演不用他；甚至导演愿意用，老板也不愿意让你用啊！”
吴思远也认为，演员青黄不接是片酬飞涨的重要原因，“成熟演员就那么几个，档期一个比一个紧张，你要请，就要出高价，出了高价还要下手快，不然可能就要等到后年。”据业内人士处获悉，目前国内的一线明星，2012年前的工作安排基本都已经满了。这意味着，如果你要请他们去主演一个片子，两年以后再说吧。
许多圈内人士表示，追涨已经成为如今影视剧制作的一种风气，比如去年盛传孙红雷出演电视剧每集片酬有20万元，导演高希希就证实这样的天价片酬是抢出来的，你比如说孙红雷，人家已经很累了，你还必须得他演，人家一看，一部戏够我五部戏的，那我就先拍，哪怕辛苦一点。
如今，每年投拍的片子越来越多，有票房号召力的明星却屈指可数，在供不应求的情况下，就算是高片酬，也是片方“愿打”，明星“愿挨”。是啊，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这不就是娱乐行业的现状？演员趁年轻赶紧捞钱才是正道。一般人看来，演员可以串场，一部戏拍两三个月，一年可以接四五个项目，而导演、编剧参与到一部电影中，一般要做一年时间，可见演员的酬金是如何好赚。
然而，著名演员徐帆认为，虽然明星短时间内拿很多钱，但是年限有限，特别是那些漂亮的，漂亮一阵后就没了，还不赶紧在被人急需的这一段时间内多捞些钱。但是导演、编剧工作的年限比演员长得多，特别是编剧，可以一直写到写不动，所以从长时间看，这也是平衡的。况且，编剧的工具是笔，导演的工具是镜头，而演员的工具就是自己的身体外貌，“演员需要去健身，要保持形体，要做这方面的投资。如果不去做这种投资，过几年身体就啪啪啪胖出来了。保持形体不是光不吃饭就行了，否则最后干活都晕了。而这些身体的投资都是看不见的。”
理由三：
热钱纷纷滚入，电影投资不差钱
通气会上，主持人刘仪伟在现场讲述了一个小小的事例：有电影投资老板拿着一份合同兴高采烈地找到他，说“我跟张柏芝签合同了，你能帮我写个剧本吗？”
这样的现象在影视圈里屡见不鲜，导演们交出剧本，投资人根本不看，只问是谁演的。所以，观众也开始反映，有些影片，很好的导演，明星云集，但是故事索然无味，这也是投资人对大牌明星一味追捧，忽视剧本基础的恶果。陈嘉上指出：“所谓的明星带来的危机其实不在明星，而在投资者。他们是宁愿把所有的钱用来抢明星，然后降低我们的制作费，而不是合理地让导演去拍好他们的戏，然后培养新的明星。不要忘记，所有明星都是培养出来的，要是我们的投资者今天还是想着我们手里头的一堆明星，那很快就没了。”
2010年，中国电影票房收入突破100亿元，比上年增长60%。前几年，票房过亿元就被称作大片，2010年，票房超过3亿元，才能叫大片，可见其速度增长之猛。而这些数字所昭示的产业前景，吸引了众多的资本拥有者。中国电影产业目前的资本格局，简单来说是：不差钱。然而，这些滚滚而来的热钱有时很烫手。很多情景下，拿钱的代价是失去话语权。有时候导演明明说可以选一些能演戏的、能对他的戏有帮助的演员，投资人不一定答应。更恐怖的是那些带有玩票性质的人，突然在另外一个行业赚了大钱，来玩玩电影，却不按圈里游戏规则来。“你拍到半截，还有给你塞人的呢！是新认识的女朋友。于是，赶紧写一个，放在后半部分。当然电视剧比较多，电影少。小三来了，小四来了，接着再加十集在后边，这种事情都会发生。全世界都有，只要是娱乐行业和资本一结合，一定有这种事。”导演何平举例说，“所以，大部分比较成熟的导演会用那些职业制片人的钱来拍电影，就是职业制片公司的投资来拍电影。因为大家的游戏规则是在这个行业内的游戏规则，你要用了一个不是这个行业内的钱，这里就很麻烦。”
对此，台湾知名导演朱延平也曾指出，导演不能在资本面前失去原则，要先看一下投资的目的，“他如果是要捧他一个女朋友啊，或者他的二奶啊，来做女主角，我觉得那导演就真的不必为五斗米折腰。以前炒房的，他现在来炒电影，他是不是能够成功，我也存了很大一个问号。”
然而，这些拎着钱袋子的投资者真如导演们所言是一群脑袋发热的傻子或好色之徒吗？恐怕也未必。2010年中国生产了460多部电影，只有约1/4在院线上映，即便是上映的影片中，也上演着“二八定律”，就是说，80%的电影只挣20%的钱，剩下的20%的电影赚了80%的钱。尤其是2010年12月，按华谊兄弟发行部门提供的数据，《让子弹飞》和《非诚勿扰2》这两部电影竟占到88%的银幕数据。在这样垄断的现状下，精明的投资者们怎会甘愿做只图个振兴中国电影美名而血本无归的活雷锋呢？他们要投资电影挣钱，势必会选择有票房号召力的演员和导演保驾护航。这就是在中国特色电影产业背景下资本的理性。
那么中国有票房号召力的演员有多少呢？这在刚刚过去的2010年底贺岁档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赵氏孤儿》、《让子弹飞》和《非诚勿扰2》三部大片，男主角竟然都是葛优，所以姜文说：“中国不缺好电影，缺葛优。”而两岸三地，我们有多少能够制造出高回报率电影的导演呢？恐怕不超过30位。可见，钱的数量越来越多，但是投资的机会却是有限的。这也正印证了《天下无贼》中的一句台词：“21世纪最缺什么？人才。”
反思明星经纪人制度背后的市场本位主义
无论是导演、明星、经纪人还是投资者，都各有自己的抱怨与理由。问题是在他们各自的托词与追求下，中国电影呈现的是金钱堆积的繁荣外表和贫乏的精神内里。在一片热闹与盲从中，少有人考虑百亿元票房产出背后的投入有多少，少有人追询在“抵抗好莱坞”的豪言壮语下，华语电影的整体发展如何？而这危机到了门口还自鸣得意的姿态，与市场本位主义的幽灵盛行的大环境息息相关。
明星经纪人制，市场本位主义的典型
“年底很多网络公司很多媒体很多杂志都在搞颁奖，恨不得每天一个，每个都有大批明星去。真正拍电影的这么多导演需要明星来捧一场的，没人来，反正每个人都有具体的原因，也都是可以理解的原因，看来我们导演和导演会影响力非常弱，终归大家觉得导演会很没面子。”冯小刚直指明星冷淡对待导演会的根本原因。在商业和艺术的天平上，大部分明星们以及经纪公司明显是偏向商业的。
明星经纪作为我国文化市场开放前提下出现的新职业，似乎与生俱来地偏向于趋利主义。在很多经纪人眼里，明星被视为商品。他或她身上有什么卖点，是每一个经纪人在面对新客户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怎么好卖，就怎么包装、怎么调教，于是炒作、绯闻、作秀铺天盖地，一切为了堂而皇之的“赚人气”。 当经纪人与导演和剧组接触时，不少人的感觉是“哟，来谈钱的”。这就是某些低素质经纪人给人留下的印象。
影视明星戴娇倩接受记者采访时，坦言自己和经纪人的矛盾，“经纪人至今在说我的问题是：冲不出去。而‘冲’是在这个圈子里不可缺少的。记得一次晚会上，我公司非得让我主动拉着谢霆锋的手走红地毯，其实我们认识，因为都是一家公司，但是我做不出来，结果另外一个女艺人马上就冲上去拉他的手，果然第二天报纸头条就是他们，所谓的新闻点。但是我做不出来，我还是和自己的师兄走的红地毯，我不是不知道，不是不明白，是做不出来，逾越不了自己的心。”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戴娇倩很喜欢写博客，然而信马由缰的内容并不对经纪人的胃口，经纪人帮她定热点话题，示意让宣传人员代她写，“不过她写完我就自己删除，我要留我自己的东西。我的东西一看就是我的文笔。我不爱看艺人的博客，套路化的东西谁都能写，无非是我最近在干嘛，然后贴美图。而我希望很多年之后再回看自己的文章，那是成长的见证。没有人可以代替我去经历。”也许是性格使然，出道十几年的戴娇倩依然处于“粉红”状态。
然而，经纪公司的趋利行为看似在为艺人谋取更高的物质利益，却可能缩短演员的艺术生命。在影视剧行业特别发达的韩国，早就有一个非常极端的例子：凭借《我的野蛮女友》一夜之间在全亚洲爆红的全智贤，其演技和人气都毋庸置疑，曾一度成为韩国的片酬女王，但正是因为片酬过高，导致其11年没有出演电视剧，之后的电影作品也是寥寥无几，导致观众长期无缘看到全智贤的作品。之前也有媒体爆料，蒋勤勤很想拍吴子牛导演的《大瓷商》的女一号，但因其经纪公司坚持这是蒋勤勤生产之后复出的第一部戏，价钱卡在10万元一集不能再低，而伊能静则以不到一半的价格成为《大瓷商》女主角。还有一些经纪人已经跟人签了约，一看有价格更高的，马上毁约，把人家急得够呛，非常生气，“以后再也不用他了。”这种见利忘义的经纪人表面看是帮了演员一把，从长远利益来讲，实际上是断送了明星的前程。
为此，不少有主见的明星忍无可忍下甩手“炒”了经纪人和经纪公司。自2005年艺人范冰冰开创自己的工作室后，艺人纷纷独立出经纪公司，建立自己的工作室，到2010年8月为止，北京商务区出现大大小小17个明星工作室。这也说明明星经纪制度需要给予重新的反思与审视。
“经纪公司或者是制片砸那么多钱的时候，他忘了明星是从哪里来的，是从电影培养来的，是导演、编剧所有人的努力培养来的，你今天把母鸡杀了，以后你要它生金蛋，它生不出来。所以不能对本家要求那么多，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电影圈的道理，只有遵守这个道理才能走更长的路。”台湾知名导演侯孝贤奉劝道，“所以有时候经纪人、演员他们本身要有这种自觉，才能寿命长，才能一直往这条路上走。在日本，明星主要赚的是广告钱，在广告上他们要价非常高，但是他们绝对不敢在片酬上要价高，因为等于是得罪了这个圈子，然后联合起来不用你。”
中国电影商业化是过度还是不足？
然而，即便明星经纪人制发展不成熟，处处受人诟病，但是依然无法阻碍它蓬勃发展，成为21世纪“吃香”的职业。这主要是因为它的市场本位主义契合着商业化大步前进的环境。
研讨会上，导演们纷纷表示目前投资人的非理性追捧，明星、经纪人的漫天要价，在恶性循环下，必然是两败俱伤的结果。吴思远告诫投资者：“任何一个大牌的演员，遇上了烂剧本、烂导演，不成功的例子比比皆是，所以我希望他们脑子不要进水，要清醒地认识中国电影的格局。”冯小刚透露：“监制了《唐山大地震》、《非诚勿扰》等作品的陈国富是一个清醒的、有文艺修养的电影人，对于作品，他不遗余力、费尽心血，但是，在给他署名的时候，我却犯难了，因为有太多需要挂名的监制了，陈国富这个真监制的名字反倒没地方放了，最后没办法，我给他安排了一个‘总监制’。”冯小刚呼吁道：“我真希望投资方能够把明星的片酬减一减，有的明星的片酬以千万计，片商拿出来一些，匀200万给监制也行啊，相比于监制对一部作品的真心付出，这并不为过。”侯孝贤与朱延平两位导演以香港电影的惨痛教训为例，为目前中国电影过度市场化的局面敲响警钟。侯孝贤指出，当年台湾片商购片，把香港电影害得很惨，片商指定谁导，谁演，规定什么样的类型，多少时间限定，本身香港电影的创作力就在减弱，再重复去消耗，更加不行了。朱延平回忆，大家都经历过演员同时拍七八部电影，最少是四五部，疯狂跑戏的情形，这是香港最后几年的电影，现在内地也有这个趋势。
研讨会上大导演们对于经纪人、投资人的怒斥是出于对影视艺术的爱护与坚守，这让我们欣喜，然而，观众对整个导演群体的表现显然也有着更高的要求。“中国那么多人，要多培养一些演员，可能竞争力就不那么大了，明星片酬也不会那么虚高了。现在总是那么几个，可不就这样吗？”这样的道理谁都懂，问题是谁在培养呢？导演们强调是戏捧人，但是事实上，捧出了多少新人呢？扫视一下影视圈，像张艺谋那样敢选拔、发掘、启用新演员的能有几个？很多演员的片酬都是在演了张艺谋的电影后才涨起来的。其实抱怨着的导演们也可以像张艺谋这样，去找便宜的演员啊。但是、然而……没底气了吧？也许导演们在希望刺破明星片酬泡沫的同时，也可以反省一下自己，如何让自己更加强势，如何能理直气壮地让明星甘愿自降片酬来参与摄制。
之前冯小刚的微博也引来评论数千条。有人说：“导演聚会要演员来助兴？你以为跟以前的官老爷开会叫戏子来助兴一样啊？这不叫现实，这叫平等。”有人说：“导演开会为啥非要明星参加，来是情谊，来不了也没有什么好指责的。”有人分析：“如今市场经济，明星日程都由经纪公司安排。除旧迎新之际，正是明星们赚钱极佳时机，若让数十位分身乏术的当红明星变更计划、放弃诸多利益甚至违约前来义务捧场，这是否有点强加于人？导演研讨会还要与市场争夺明星资源，只会导致明星身价上涨，这不正是导演们所抱怨的吗？”还有网友嘲讽道：“导演太多，演员们看来犯了‘潜规则’恐惧症！”
看来群众们心中的秤可是端得平平的，导演们在被投资方宠爱的大牌明星们面前显得弱势，受挤压，但是在那些二三线演员面前可是强势异常。君不见国内仍有不少半红不黑老混不出头的二三线演员，他们可是盼星星盼月亮地盼着制片导演们对他们青睐，甚至不惜以身体作为踏脚石。可是又有多少导演会俯身怜悯、肯悉心培养演员金字塔下的芸芸众生？一旦有了资本，争取到明星，不少导演立马听随市场号令，紧跟于商业大片之后，甚至有狠心挥刀自宫倾向，近几年《无极》《英雄》《满城尽带黄金甲》《江山美人》之类不中不西、劳民伤财的影片就是实例。怪不得当《图雅的婚事》在柏林获得金熊奖时，评委对导演王全安语重心长地说：把奖颁给你们，是让你们能好好拍电影，其它的事不要多想。
一些导演口喊艺术、心向市场的态度已然昭昭，那么那些经营者就更加肆无忌惮。眼下的电影市场，一部电影尚未上映，前期宣传已狂轰滥炸，为扩大宣传效应，片方经常有意识地泄漏或干脆编造一些骇人听闻的消息，如绯闻、争斗、事故、粗口、走光等。比如《赵氏孤儿》上映前夕，网上突然爆出主演“王学圻、范冰冰同居两年”的绯闻，当事人均称这是造谣，必将诉诸法律。随后，网上又爆出“《赵氏孤儿》偷《大笑江湖》票房”的视频，再次引起热议，片方均信誓旦旦地表示要查清事实真相。不少网友嘲笑，这是两部影片串通了相互炒作。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赵宁宇在贺岁档研究中感叹道，不幸的是，这些低俗的招数大多效果良好，为贺岁片票房的飙升贡献了奇特的力量。“贺岁片在宣传营销方面的进步，远远快于电影本身的进步。这使得贺岁片在营销方面，产生了过度宣传、过度包装的现象。”
恶性营销、炒作的手段，被观众认为是电影过度商业化操作的典型，但也有些人不同意这种判断，他们认为，“酒香不怕巷子深”早已成为历史，商业化运作是中国电影财富增长的必由之路，中国电影的问题恰恰在于商业化还远远不够，或者是一种畸形的商业化。
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尹鸿在接受采访时指出，今天的娱乐早已超出低俗的水平，而国产商业片为追求票房，娱乐观众的方式还是那么低级趣味，手法显得很幼稚。尹鸿认为，中国电影与欧美电影相比，还处在市场化的初级阶段，在商业诉求上显得太浮躁、太急功近利。“某些商业电影过度依赖明星资源，过度依赖商业炒作，过度依赖暴力情色，过度依赖插科打诨，难免出现叫座不叫好、养眼不养心、雅俗不共赏等负面现象。这也导致电影文化品质受到影响，被过度山寨化搞得不伦不类。”不少业内人士认为，中国电影看上去很商业化，其实离真正成熟的商业化还差得很远。
还有一个问题是，电影在市场化的进程中蜕化得只剩下商业属性？清华大学教授肖鹰声称，中国电影不缺少“血腥”，缺的是艺术。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黄式宪更加尖锐地指出，中国电影不能以“文化贫血症”来迎合票房GDP。
呼唤艺术本位的回归
在资本与大片的疯狂追逐中，票房数越推越高，可是谁在关心真实的观影人数有多少呢？2010年，中国的票房增长60%，而观影人数的增长相比票房的增长相差3倍。照这样的速度，“中国人均4年看一部电影”的良好预期短时间内只是一个遥远的梦。同时，有人质疑，整整百亿元票房，观众看到了什么？翻来覆去，无非是爱情片、动作片、剧情片等。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商业电影已经垄断了院线，而艺术片早已到了无人问津的地步。王小帅的新作《日照重庆》是入围去年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唯一华语电影，这部影片国内上映一周就被撤片，票房不到400万元，可谓血本无归。王小帅感叹，国内电影市场已经成了艺术片的“盐碱地”。事实上，艺术类导演在跟中国电影商业化大潮的长期战斗中，已开始有了一种悲壮的味道。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年度电影产业报告类型专题研究者蒲剑分析，就2010年总体来说，无论创作者的类型观念和类型意识，还是观众的类型欣赏习惯和诉求，都是有待完善的。“虽然总产值达到了百亿元数量级的可观，但是全民营销的大片，尤其是几大导演的年度作品，仍旧是国产电影市场的主力产品，是国产票房的基石，实际上这并不是符合产业合理化的生存结果。”蒲剑举例，在工业化了近百年的好莱坞全年提供给电影市场的绝大多数影片，是丰富的、具有创造力同时具备类型属性的电影，犹如金字塔的基石，这样的电影作品构成了整个产业相对更加稳固、抗风险的基础，这不仅仅是提升总体票房的问题，而且电影的丰富性才是带动更多的观众走进电影院的前提。
好莱坞大片正是娱乐时代应运而生的典型产物，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对于艺术也是尊重的。相比于国内华语片一线梯队们在接片的数量和频率上的“肆无忌惮”，好莱坞大腕们采取的是谨慎选片、隔年露脸的休养方式。国内一个小时就可能决定投拍一部片子，而在国外，一个剧本要跟好莱坞合作，来来回回没有三年，这个电影绝对拍不了。同时，在好莱坞，可以经常看到一些大明星自降片酬但求拍好片的新闻。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好莱坞的特技、电影工业化程度、电影工作人员、制作流水线比我们先进，他们手上拥有的资源比我们更多，但这不足以成为中国电影不成器的理由。更重要的在于，影视工作者们在市场的大潮中是否丢弃了艺术本位。
艺术应该有其自身的追求，独立的品格，它与市场的关系应是平等、自由的，而不是依附性的。艺术性可以是市场性的恋人、伙伴，但决不能是奴婢和仆人。如果电影人们坚守着艺术本位，就不会在竞争中失去尺度，失去可贵的自主性，失去自己的追求目标，从而使艺术流向俗媚平庸，让资本成为左右艺术市场的上帝。
事实证明，坚持艺术本位的同时遵循电影市场的规律，才能走得长远。比如，《让子弹飞》作为2010年度票房冠军以及中国国产电影史上的票房冠军，制片人马珂大胆的宣传计划功不可没。不过宣传攻势再猛烈，影片若是“扶不起的阿斗”也白搭。两岸三地研讨会后的媒体见面会上，黄建新特别举例，《让子弹飞》的成功，可以看到几种东西结合的好处，“第一，这是具有很好基础的马识途的小说，姜文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在改这个小说，开了无数次剧本会议，很多不同的编剧进去充实这个电影，做了一个非常扎实的剧本；第二，姜文是具有独特想象力的导演，他找到这个剧本展开了他的想象力；第三，他第一次把几个最大的演员融合在他的戏里，以前的电影他演，但是其他的明星没有那么大，现在《让子弹飞》聚集了他、葛优、周润发三大明星，包括其他大部分的配角也是当红影星，体现了明星的力量。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
同时，对于明星经纪人而言，艺术本位也使他们更具有远见，能从演员的长远发展考虑，帮助艺人成长，从而也使自己的工作得到信任与尊重。比如作为内地第一代演艺经纪人的王京花就对艺人的发展规划有独到的见解。在左小青还用一叠浓妆艳抹的艺术照到处见组时，王京花直言不讳地说：“这些照片太浓了，根本不适合你，你就适合像你本人一样，清清淡淡的形象，给人一种亲和力、邻家女孩的感觉。”她也曾大骂过艺人，据说李冰冰当年想推掉张元导演的《过年回家》，是王京花在电话里吼她：“你还想不想当演员了，如果不想，干脆回家结婚生孩子算了！”后来这部电影让李冰冰第一次尝到得奖的滋味。中国台湾知名演艺经纪人阎柔怡表示，经纪人不仅仅是耍耍嘴皮子，做做公关这么简单，还要有能力跟演员一起讨论剧本，演出的角色，分析导演的拍摄手法等等。北京太合麦田音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宋柯介绍，国外的经纪人都是经纪公司老板级的人物，很多大的经纪公司经营的艺人都上千，完全是产业化运作，同时又是以人为本，发展每个艺人的特性。黄建新告诫演员：“如果没有好剧本，而是烂剧本，可以把明星迅速地毁掉。”是片酬的意义高于剧本，还是剧本的意义高于片酬，其实也是市场为首还是艺术为首的选择，前者的结果往往是快速催生、昙花一现，而后者才能成为长久的四季青。此外对于投资者而言，只有懂得艺术，才能摆脱“更多的人投入更多的钱拍出更多没有票房的电影”的怪圈，才不会莫名其妙地沦陷在票房搭建的中国电影美好未来的途中。
21世纪应是艺术与文化“回归本位”的时代，横行世界的好莱坞大片要继续盛行，技术与经济势必要与艺术有效缝合。而在国内，如果说之前为了迎合大众消费者，一些“老练”的艺术家在市场的指挥下把艺术变成了一场嬉戏，那么，在各种盗版补习下快速成长的观众很快会提出更高的要求。那些“潜规则” 、“钱规则”下的伎俩，满天飞的植入广告，势必会引起观众的反感，而明星们被统一调教出来的 “牙痛”、“腰痛”、“腿痛”式的惺惺作态，也会引发人们的审美疲劳。如果电影仅是生活的消遣品，或是商家为我们定制的娱乐品，那么只会被一次性消费而快速抛弃，而当电影作品成为真正的艺术品，才能让观众感动与尊重。当电影发展有了艺术本位的坚守，商业化也不会走向歧路。
两岸三地导演研讨会上，168位电影导演在三亚郑重呼吁，两岸三地各类电影同业协会携手努力，为华语电影创造良性发展环境。呼吁电影在可计算回收的成本内，分配好制作成本与人力成本的比例，避免目前不合理的人力成本支出，保质保量，促使华语电影良性、健康地发展。呼吁进一步建立更加完善的电影法律法规，保护知识产权，确立行业规范，尊重创作权益，为新的创作人才的出现创造环境。呼吁尽快建立完善正规的电影监制制度，杜绝电影专业职位被过多行政挂名的现象，保持电影产品经济效益与艺术文化品格的有机平衡。可见，这些搭着自己的时间精力筹备研讨会、甚至让自己公司的人免费做事儿的导演们正在努力反思。
同时，中国电影导演协会还举行了2010年度表彰大会，会上对谢铁骊、冯小刚、王小帅、徐静蕾、王学圻、徐帆、薛晓路、林超贤等导演、演员、编剧进行了表彰。这些或许算是艺术与文化回归本位的可喜标志吧。
贴士：
中国电影导演协会简介
中国电影导演协会是中国大陆电影导演最具权威性的行业社团，于1992年1月在香港发起，1992年末民政部批准正式注册，1993年1月在上海正式成立，创始会员31名。目前已有正式会员287名，几乎包括大陆所有著名的电影导演及新生代导演。自成立以来，中国电影导演协会与香港电影导演协会和台湾电影导演协会，已成功地举办了十一届海峡两岸暨香港电影导演研讨会，每两年在两岸三地轮流举办。研讨会成为了两岸三地电影界交流的盛事，促进了三地导演间的了解和互助，增强了三地导演间的情谊和合作，为中华电影的振兴和繁荣，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网上盛传明星片酬榜
甄子丹 1200万元
刘德华 1000万元
章子怡 1000万元
梁朝伟 900万元
葛优 600万元
郭富城 600万元
金城武 600万元
黎明 500万元
古天乐 500万元
周迅 450万元
舒淇 400万元
赵薇 350万元
谢霆锋 300万元
吴彦祖 300万元
陈坤 250万元
林志玲 250万元
范冰冰 250万元
张涵予 200万元
孙红雷 200万元
胡军 200万元
李冰冰 200万元
徐静蕾 200万元
黄晓明 100万元
刘烨 100万元
孙俪 100万元
高圆圆 100万元
刘桦 100万元
邓超 80万元
陆毅 80万元
大S 80万元
艺人和经纪人的合作模式
雇佣式：像郭启华和郑秀文；又或者黎明与陈善之。表面上郭和陈都是艺人的经理人。但其实他们只是受聘支月薪，不存在抽佣得益。真正话事，决定什么工作做或者不做，都是艺人本身。至于像刘德华或如今已经独立的古天乐，他们更进一步纯粹自雇，干脆不用代为出头的经理人，只请助手，直截了当。
家长式：现在香港最有实力的经理人公司，像“英皇”或者“金牌大风”都用这种形式去管理旗下的大牌艺人。霍汶希或者黄柏高（现在的陈辉虹）就像大家长，全权决定一切。底下再分不同小组。艺人的前途，基本上由家长策划筹谋，他们只要勤力尽本份被抽佣就可以了。
企业式：像林建岳投资的“红馆”，底下艺人包括舒淇、黄秋生、何韵诗、任贤齐等大牌，林老板日理万机，当然不可能事无大小，由他拍板。所以，他交由公司管理层去处理事务。类似模式的，还有TVB的艺人部门，或者内地的华谊兄弟。
兄弟姐妹式：在内地最常见，李冰冰的姐姐，蒋雯丽的姐姐，都成为经理人。在香港，张卫健把所有事务交给他的弟弟。但更多的情况是，艺人和经理人关系已情同手足，像林珊珊和郑伊健，合作十多年，已成为一家人。又例如陈家瑛与王菲，你说她们是否更像姐妹。至于内地的王京花，她与很多艺人的关系，也十分类似。
爱侣式：有两个例子可研究，其一是古巨基和他的女友经理人；另一个是小美与郭富城，前者肯定是爱侣关系，至于小美，相信她已从“喜欢”郭富城，所以甘心为他当经理人的关系，“升华”到像一家人，所以“爱侣”两个字有点变质。
朋友式：有些艺人，平时不需要经理人或者公司的束缚。但有事发生时，却需要有人帮忙处理众多琐事。像张学友和陈淑芬，就是这种关系。至于肥姐的女儿郑欣宜，她和陈淑芬的关系，更多是长辈无条件地提携。
伙伴式：纯粹互相需要，谁也管不了谁的合作方式。像王家卫公司和梁朝伟、刘嘉玲的关系，就是如此。
这些都只是部分类型的例子。艺人和经理人关系，在未来日子里，肯定还会出现更多变数。 （摘录自文隽博客）
抱怨始于年初在三亚召开的第11届“海峡两岸暨香港电影导演研讨会”。两岸三地电影导演协会的168位导演们齐聚一堂，探讨电影发展问题，同时希望明星们来共襄盛举，不料在关键时刻明星们无视盛情之邀。据了解，不仅是助阵的明星推辞，连一些角逐主要奖项的演员也纷纷表示，没有档期，其中就有导演眼中的男主角提名者谢霆锋以及导演眼中的女主角提名者桂纶镁。这让名导们不胜失落。
冯小刚在微博上如此叙述：两岸三地导演会在三亚开幕，之前筹备时曾设想邀请数十位明星参加闭幕晚宴，为三地导演捧场助威。为此项差旅费用，多位导演搭上人情筹措资金。原来还担心明星来得多了费用不够，未曾预料，时至今日竟无一位明星应邀出席。
让人欣慰的是，冯导在微博上的振臂一呼立显威力，明星们忙不迭地回应。陈坤给参会导演李少红发去安慰短信：“导演，因为拍戏没能参与很遗憾，看到小刚导演的围脖很难过，一直以为演员和导演是一起的，你们的盛会也是我们的荣耀，希望我们没能到场的原因您能体会！坤。”
随后，冯小刚也在微博得意地写道，“陈坤、周迅、张静初等都发信给导演说明因拍摄无法分身。在此一并感谢与理解。上午开会获悉王志文已确定出席，在场导演全体向志文致以掌声。几大制片公司老板已陆续到会并联合赞助导演会费用，张国立老板也亲临并捐出10万，歌手李健、尚雯婕、水木年华也都辞去商演免费为13号的闭幕演唱。”
于是，明星缺席的闹战随之化解。然而，研讨会上，明星依然成为众矢之的，黄建新、陈嘉上、侯孝贤等两岸三地的资深导演纷纷指出现在明星片酬太高的问题。言谈中，明星片酬飞涨似乎已经严重影响了电影正常的拍摄制作，影响了影片的品质，成为电影发展的毒瘤。甚至还有人尖锐地指出，大牌明星正在消灭电影。
“我觉得很多的演员，我相信他们都很愿意和导演相聚，其实我觉得很多的事情可能跟经纪公司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觉得很多的经纪人、经纪公司，确实希望这些演员的所有活动都跟商业关联，跟他们的收入关联。”著名导演何平一针见血地指出明星的冷淡与背后操作手——经纪人密切相关。
“有时候真想拿一把枪，对着经纪人，砰！”此前，被问及明星高片酬的现状时，香港资深电影人吴思远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表达了自己对某些明星经纪人的愤怒。
可见，导演们对于“明星经纪人制”的愤怒由来已久，却又对这个市场经济下催生的新生职业有些无能为力。实际上，明星经纪人制的问题，反射出的是市场本位至上的电影大环境的问题。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黄式宪指出：“中国电影不能只顾100亿票房，数字没什么了不起，不必得意忘形。为了利润的最大化，而放弃文化精神的固有准则，失去的是文化尊严。惟票房马首是瞻，我们势必要付出高昂的社会成本。”
国产电影发展十来年，人们在庆贺票房突破百亿元之余，也到了需要深刻反思的时刻。
研讨会上，导演列数经纪人三大罪状
在两岸三地导演研讨会上，已年过七旬的台湾资深导演李行非常激动地说道：“最近十年来，有了经纪公司，我觉得讨厌得不得了。到底是先有明星还是先有导演？演员都是我们造就的，培植他们的。你摆什么谱？我觉得假如能把经纪人制废掉，咱们中国的电影是另外一个面貌。”台下鼓掌一片。
冯小刚坦言，开会的时候有过激动，但不是导演之间，是觉得明星经纪人制度太过分了。“我希望我们拍桌子的声音让不在场的明星们通过咱们媒体听到。”
为何导演们对于明星经纪人深恶痛绝呢？且听他们列数经纪人的罪状。
罪状一：
半路杀出的“程咬金”
对于起初研讨会明星的缺席，李少红认为：“实际上演员自己不知道，经纪公司那边已经拦掉了，所以也有很多演员觉得特别委屈，说你看我也不知道这个事情，以前我们实际上打个电话给演员就OK了，现在有时候演员想来，或者演员有自己的愿望，但是都要放到经济的天枰上或者商业的天枰上来称一下。”
活动安排、演艺接洽等都是经纪人包揽的活，虽然演员省心了很多，但是代价便是失去了不少自由。之前记者想专访一位当红男影星，以为有他正参与拍摄影视剧的导演的介绍，采访不成问题。不料该演员只是淡淡地说，你找我经纪人吧。宣传这类事情不卖面子，也就罢了，然而最让导演们胸闷的是，经纪人与经纪团队的出现，成为了导演与明星沟通顺畅的拦路虎。之前，尔冬升在《窃听风云》的庆功宴上就举了一个亲身体验的例子：曾试过约见一位演员四次，但一直见不到，只能见到她的经纪人。
“以前没有这套的时候多好，导演觅到好的剧本，觉得角色合适，就叫演员直接来谈，大家说起话来很方便。”吴思远回忆道。然而，老一辈念念不忘的导演中心制的时代已经远去。横亘在导演与演员之间的经纪人，或因经验不够，任由明星恃宠而娇，或不负责任、言行不慎给外界造成“这个艺人难以服侍”的误会。总之，这位“第三者”的插足，让明星们越来越显高傲之余，也越来越显做作与不真实。同时，经纪人为了竞争搏出位的方式也使原本复杂的演艺圈更加混乱。随着我国影视业的发展，“黑社会”根源、“潜规则”上位等现象在香港和大陆内地演艺圈中屡有曝光，明星经纪人制度的弊端和相对落后也难辞其咎。
罪状二：
片场最令人厌的闲人
“有个导演告诉我说，拍戏的时候在监视器旁边有五六个助理，趴在那边议论纷纷，就没导演坐的地方，不觉得是很可笑的事情嘛！”研讨会上，著名导演吴天明举例，有一次他去张艺谋的《满城尽带黄金甲》片场探班，张艺谋指给他看，“你看我这前门站着什么人？”只见四个戴黑墨镜，穿着黑西装的人，像保镖一样很威武地站着。吴天明心中就纳闷了：这是干什么的呀，是怕别人来杀他么？摆出这样一个架子，吓唬谁呢？摄制组包括照明工人什么没见过啊！张艺谋告诉吴天明，主演的四位明星一共带来了四十个跟班的，一个人平均十个。“你怎么不管管他们啊！”吴天明脱口而出。张艺谋有些无奈地笑笑，道：“我管不了，制片方愿意掏这个钱。”这番话迅速引起在场导演的共鸣。
导演李行有些眷恋地回忆起了以前的年代，“演员就是演员，女主角也是一个人来，坐巴士出去拍外景，哪里还三丫头，四小子，后面跟着一大堆人，不可能的事情，还讲什么明星派头？”
然而，这已经不是演员的年代，而是明星的年代。何谓明星？众星拱月才谓明星。经纪人、助理越多，明星就显得越大牌。在同一经纪公司，分配助理的多少似乎也成为了对旗下明星有多宠爱的有力证据。
“明星不断加钱，不断地带经纪人，带助理，一个明星带8个助理到剧组，是个明星都要住五星级的，要有几十间给明星及其助理住。”冯小刚气愤地说。
如今，带几个助理拍戏，已经是很普遍的现象，虽然这直接影响了导演的工作和影片的拍摄进程，但是导演们也大都敢怒不敢言。
“反正到现在我还在抵制这个，谁要带什么助理，我一概谢绝。”吴天明有些愤慨地表示，然后停顿了一下，话锋又一转，有些悲凉地说道，“但是现在看来，我今年再拍戏，大概顶不住了。”
罪状三：
哄抬明星片酬，“吃掉”制作费用
“我问文隽，在我经验里——因为我监制了很多电影——好像涨了20%到30%，文隽回答我，哪里，翻倍，就是一年之内翻了倍了。”中国电影导演协会会长黄建新告诉记者。
中国娱乐业逆市上扬，明星身价“涨价”成主流，而这也成为导演们最为头疼的问题。早在2007年，李连杰高达1亿元的票房被曝光，揭开了明星高片酬的序幕，几年后高片酬的演员遍地开花，往往没有最高，只有更高。最近热映的电影《让子弹飞》，周润发的片酬据说就高达4000万元，而整部电影的投资才1.3亿元。女明星中，刚刚产后复出的张柏芝，片酬一举突破千万元。
黄建新指出，过去一年时间内，内地投资不缺钱，但投资的大部分却被明星的片酬挤占了，留给导演的制作费用越来越少，这样对明星、导演、投资方都不是什么好事。冯小刚表示，外界往往只看到大牌演员带来的票房号召力，可过度迷信明星只会导致电影制作水平越来越差，最终市场会给出最残酷的答案。
剧组穷得请民工，大牌明星们金装革履，群众演员粗布褴褛，这已是不少剧组的现状。“一千多万元归一个演员，那这个戏还怎么拍？只有糙着干，服装错了，化妆错了，这个道具摆错了，戏没演好，不准确，算了，凑合吧，只有粗制滥造了。”吴天明感慨。
电视剧方面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中国电视制片委员会副会长于朴曾指出：由于大腕演员酬金比例过高，其余摄制成本减少，导致剧组拼命压缩拍摄周期。为压缩开支，剧组只得聘用大量民工，有的剧组，灯光、道具都只请一个专业人员当组长，其余都由民工顶替。有的剧组为了抢戏重复进景、压缩景地拍摄，200个景压缩到150个，有些小的景干脆删掉了。
演戏也是一个危险的行当，在安全方面，需要专业人士操作。然而有时为了压缩成本，剧组往往雇一个三四流的业余对象干活，这就会出现问题。去年，台湾S.H.E组合中的Selina在拍摄一场爆破戏时被烧伤，其实就是工作人员不专业的后果。
“经纪人总是在不断加钱！”导演们直指明星片酬飞涨背后经纪人打得啪啪响的如意算盘。吴思远透露，一些经纪人为了提成更多，不断哄抬价格，“以前大家一起做，说有个好片子，投资少片酬不能给很高，都能接受；现在，一些经纪人站在前面，只认钱。”
一位资深制片人透露，在不少制片人心里，经纪人的确被他们所痛恨，“经纪人什么价都敢往外喊，有经验的制片人，往往会在经纪人的报价上砍上个对折，一些二线演员，经纪人也敢往外报价18万元一集。可气的是，一些没经验的剧组，明星要多少就给多少，这样一来，明星身价就被哄抬上去了。”
经纪公司喊冤，大叹苦经
何为明星经纪人？对于大众而言，他们是神秘的。在娱乐圈里，他们总是少言寡语，神情机敏；他们站在镁光灯外，却总能适时地挡住镜头，他们与明星如影随形……据了解，目前明星经纪人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艺人出名后帮助艺人处理一些事务的“服务型经纪人”。他们如双子星般藏于明星身侧，当保姆、挡狗仔、应付记者、安排行程。另一类是具有开拓市场能力的“专业型经纪人”，他们开发艺人的潜质，寻找包装机会，这类人左右着明星的立场，掌控着明星的前途。
在光怪陆离的娱乐圈，明星片酬狂涨，经纪人是始作俑者？艺人的“耍大牌”，是经纪人的精心策划？明星经纪人是造星高手还是明星们金库的吸血鬼？对于这类问题，经纪人们向记者大叹苦经。
苦经一：
明星片酬如同卖白菜，抬价只是常见市场行为
明星的高片酬，经纪人是罪魁祸首？不少经纪人表示，这种说法未免过于以偏概全。有圈内人士指出，明星片酬狂涨，这是整个市场大环境造成的，制片方的追捧、市场因素的推动都有影响，不能只责怪经纪人。“比如甄子丹，因为《叶问》走红，片酬一年间从1500万元涨到3000万元，可还是有剧组愿意请。也有些一线明星，一部戏砸了，片酬就往下降，你能说经纪人影响了全局吗？”一位经纪人解释说，“有时候为了炒作噱头，明明没有那么高的价钱请到明星，制片方还会故意放出假消息，经过媒体传播，变得真假难辨，我们只是在为艺人争取应得的利益而已。”他还举了例子，此前谢霆锋被爆出30万元一集接拍《剑侠情缘》，其实最初的消息来源就是制片方，而实际价码远低于此。
同时，因为市场环境，经纪人纷纷表示抬价也有合理的理由。一位明星经纪人告诉记者，所谓的高片酬，实际是明星给出的最高报价，实际片酬会有较大出入，“报一个相对高的价钱，可以推掉一些不喜欢的剧本，控制自己的工作、休息节奏。”对此，明星们也大都欣然接受，就算推不掉，不喜欢，起码也有高额的酬薪作为补偿，同时他们也可借高报价来保持自己的所谓行业位置。“明星需要比对其他明星的报价，哪怕有价无市；影片投资方也哄抬成本，乐意对外虚报演员片酬。真正的成交价，你知我知就行。”
一位演员向记者透露，报价通常是实价的3倍以上，“这很正常，你叫得再低，人家也会压价，不如叫一个比较高的价格，给对方一个砍价的空间。”看来，其实明星的片酬也和菜市场一样，可以讨价还价。
苦经二：
大明星不好管，小明星不挣钱
随着演艺行业的迅猛发展，演艺经纪人成为了颇具“钱途”的行业。经纪人能从明星的片酬中提成，无疑是极大受益者。据悉，专业的经纪人有机会直接参与明星收入分成，能抽取10%以上，甚至50%的佣金。
但资深经纪人刘先生对记者说，片酬能抬得起来的都是一线明星。“一个演员刚出道时都签长约，经纪人提成也高一些，但这个时候经纪人的付出也更多，基本上是赚不到什么钱的。等到明星开始在经纪人的打造下逐渐走红，他们的心也野了，不是闹解约就是要求改合约，经纪人真的不好做。”不少明星经纪人也纷纷抱怨：“大明星不好管，小明星不挣钱，现在经纪人真的不好做。”还有比较惨的，某一经纪人花费100万投资在某新秀身上，但最终市场反响平平，钱瞬间打了水漂。
天娱某经纪部王小姐向记者介绍道，国内的明星经纪人一般都从服务型做起，刚开始都是拿公司硬工资，月收入少则千元，多则4000元上下不等。在人脉建立和经验丰富后就有可能做专业型的经纪人。专业的经纪人就有机会直接参与明星收入分成，比如明星接一个100万元的广告，有的经纪人可能就能分数万元到10万元左右不等，但这必须是你本身就很强了，而且这个分成没有一定的标准。
“中国的经纪公司都很善良，”北京太合麦田音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宋柯感叹道。他认为中国的经纪公司抽取的佣金是比较少的，“我们作为同行来说很羡慕日本和韩国的经纪公司，它们的很多艺人在培养期是没有分成的，然后在真正成名以后带来的收入里面公司是可以享有很大部分的收入，但是在中国是倒过来的，而且是非常严重的倒过来，通常对于一线艺人来讲，经纪公司拿到20%就不错了。”提及原因，宋柯认为，除了中国的经纪公司善良外，中国关于合约的法律方面的保障还没有到一个比较专业的地步也是一大原因，很多艺人一旦走红以后，可能很快就用各种办法直接翻脸，这是此行业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苦经三：
工作看似光鲜，实则身心俱疲
在追星族眼中，明星经纪人是幸福的，因为他们距离明星最近。在一些演员眼里，厉害的经纪人往往令人畏惧，因为他们掌握着艺人发展的生杀大权，一不听话，就以“雪藏”惩罚之。他们帮艺人接通告、接演出、接广告，演员如同手中被摆布的棋子。有人说，经纪人靠明星吃饭，他们立马回应：经纪人才是明星的衣食父母，没有经纪人的沟通和斡旋，有的演员根本走不到一线明星的地步，甚至会从高峰跌落谷底。
一些人认为经纪人做的是无本买卖，手中有几个艺人，拉出去干活就能挣钱。对此经纪人们纷纷抱怨，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比明星还累的人。一些大型的经纪公司，每个经纪人要负责3到4位明星，明星们可以轮流休假，他们却不能。霍汶希是香港最年轻的经纪人，任英皇娱乐集团艺人管理部总监，手握谢霆锋、容祖儿、Twins、郑希怡、泳儿等当红艺人。而她付出的代价是加入英皇10余年只放过不到20天的假，每天至少工作16个小时，睡眠4到6个小时，常年有黑眼圈，无时无刻不在作战状态。
况且，要成就一位巨星，都是大事小事一点点积累起来的，小事包括端茶送水、演出的时候站在旁边抱衣服，身兼保姆和助理之职；大事包括与媒体联络，一旦手下艺人闯祸，就得像一个灭火队员，立即手持灭火器挺身而出。待到辛辛苦苦打造好的明星功成名就，却可能转身就跟经纪人“拜拜”，这对经纪人而言无疑是釜底抽薪的打击，张柏芝前经纪人朱永龙就是一个例子。1998年，朱永龙慧眼识才挑得张柏芝，并用大力气进行培训包装，将之成功推进娱乐圈并成为香港一代玉女。然而后因合约纠纷而对簿公堂、分道扬镳。“煮熟的鸭子飞了”也就罢了，更惨的还有赔上命的，比如歌手孙悦经纪人居鹏被袭不治，陈晓东女经纪人梁少英因压力过大跳楼自杀，毛阿敏前经纪人老野在毛阿敏“税案”发生4个多月后自缢身亡。
经纪人与明星如影随形，相处的时间比家人还长，一些明星与经纪人会亲如家人，但是同时经纪人的工作性质决定了他们要以“利”字为先，所以又与明星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容易产生误会。即便是点石成金的造星高手，也会被明星认为是剥削自己劳动的资本家。于是，经纪人抱怨：“帮他赚钱还被他骂”；而明星则愤怒：“靠我赚钱还敢传播小道消息。”郭可盈、林文龙的前经纪人汪子琦、王怡卿曾和他们夫妻俩亲密无间，然而之后却反目成仇，汪子琦被控“敲诈罪”沦为阶下囚，王怡卿被扣上“携款潜逃”的帽子被公司扫地出门。心有不甘的两人绝地反击，联手上杂志爆料，之前夫妻俩敞开心扉说出的“小秘密”成了“把柄”和“罪证”。
很多明星尝试摆脱这一怪圈，其中最常见的方式是起用自己的亲人——赵薇找大嫂，那英、李冰冰找姐姐或妹妹，李玟、陈德伦找妈妈……正所谓“肥水不流外人田”，但这也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章子怡的前经纪人、其兄章子男，曾说出一句“成龙还要靠咱们家子怡炒作呢”，引起轩然大波，给章子怡带来了大麻烦。于是，国内的经纪人与明星之间“互炒”，已经成为常态。
苦经四：
工作难度高，缺乏专业培训，只能摸石头过河
在国外特别是娱乐产业十分发达的美国，明星经纪人这一职业已有百年历史，有较成熟的行业规范，而在我国，明星经纪人只出现十多年，经纪人制度还在初步探索阶段。
《风云人物》周刊总编田金双表示，现今国内的经纪人超过80%都不合格，“一是缺乏危机公关意识，比如孙燕姿枪击事件这一假新闻最后就差点无法收场；二是急功近利，看重短期利益，缺乏长期的营销理念，比如陆毅常年都有沉默期就是例子。”
作为一个优秀的明星经纪人，他们的情商和智商应该高人一等，丰富的阅历是必备的素质，不但要深刻了解娱乐行业，还要了解与其行业有直接甚至间接关系的国际形势。他们要具备高水平的商务能力，包括商务谈利、营销管理、策划等。他们必须懂法律，因为演员要签各种合约，经常可能遇到法律纠纷。他们应该是艺术方面的专家，能够对演员所涉及的艺术领域进行一定指导。他们还能扮演心理专家的角色，给予演员很好的心灵辅导。此外，他们应该是公关高手，能依托广泛的社会关系，帮助艺人寻找机会。
然而，盘点圈内，几乎所有的知名经纪人都是半路出家，大多是做过娱记或者做过影视相关行业的，有的甚至是白纸一张，还有的是明星的亲朋好友等，顺势进入圈子。这些经纪人在为明星签约、搞活动时，砍价的能力都非常强，其他方面却比较薄弱，那只能算是“经济人”，算不上是称职的“经纪人”。很多情况下，那些缺乏经验的经纪人要生存，又不能无所作为，演员就成为了“试验品”，一旦有机会，不管合不合适，都会让自己手底下的艺人去试一试。
目前，我国许多领域，如房地产业、证券业的经纪人都已经比较成熟了，但文化市场经纪人却一直不够规范，原因何在？很多专业人士认为是缺乏完善的教育培养机制。明星经纪人属于文化经纪人范畴，我国第一个文化经纪人专业班始于2001年，其后国内不少大学陆续开设该专业，多数为“文化管理”或“艺术管理”专业或者是“文化管理”专业下的一个方向专业。但这些普通本科大学下设的文化经纪专业，课程内容比较偏向理论教学。此外，自2006年起，国家已经有全国统一的考试，对明星经纪人进行资格考核和认证，各种明星经纪人培训班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但对明星经纪人的培养、教育没有连续性，很难满足不断发展的娱乐市场对明星经纪人的需求。
橙天娱乐公司的经纪总监陈健之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以前我是做证券交易的，任何一家证券公司都有庞大的研究队伍，从业人员必须具备哪些素质、对手实力如何等，我们都一清二楚。而现在的明星经纪人市场却刚好相反，门槛低，要进来很容易，进来后也没有方向，走一步算一步。在这种情况下，经纪人的水平肯定会良莠不齐。”
经纪公司理直气壮大打明星牌之理由
研讨会上，导演们义愤填膺，宣称要废除经纪人制，但是会议刚开完，香港著名电影人文隽就撰文表示，“要废掉明星经纪人公司制度，谈何容易，亦为现实所不容许。”同时称当时都只是逞一时之快的情绪之言。为何如此悲观？这实在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现状所迫。各种因素都在为经纪人与明星的强势撑腰。
理由一：
粉丝泛滥，国民个性单一
随着演员变成了明星，身后也尾随了大量的粉丝。黄建新回忆说：“以前我最早拍片的时候用了很多很好的演员，但是那个时候没粉丝团。而现在，比方说在河北的郊区拍戏，粉丝团开着车从北京机场一直追到郊区，在外头租着房子，第二天就坐在门口。我们已经开始看到粉丝疯狂追星的情景，如同好莱坞初期的现象，就是说有些人是为明星去看电影的，是冲着某一个演员去看电影的，而不是传统的一部好电影我要去看。这在中国市场上已经形成了一种规律。”
除了爱看明星，观众的观影审美也比较单一。针对现在电影的趣味和种类比较单调的现状，姜文表示：“这事儿你不能要求种类本身，你得看国民和电影人是不是具有那么多的个性，他们有多少种个性，才可以拍出多少种电影。咱这么说吧，电影人产生自国民，对吧？他们不是独立存在的。如果整个国民的个性单一，电影人的个性又怎么能丰富呢？所以我们不能单单强调电影的种类，而是得看电影人本身的个性是不是具有那么多。电影人本身的个性多少，跟母体——国民的个性有关系，所以这还跟社会的心态有关系。”照这番逻辑，银屏上翻来覆去几张明星熟脸是应大众所需，什么时候可以换些不同面孔，得等到观众的审美改变了。
理由二：
优秀明星稀缺，争抢出天价
为什么明星涨幅那么快呢？香港知名导演陈嘉上认为，板子不能只打在明星身上。“有一个演员跟我说过，同时有17个项目，17个人在抢他。我觉得有关演员的价钱问题，有时候不能全把责任推到明星身上。最主要是有人在给这个价钱去抢，要是明星没有这个价值的时候，他即使送你钱，你也不用他啊。多少演员在外头他们很愿意免费去拍的，可是导演不用他；甚至导演愿意用，老板也不愿意让你用啊！”
吴思远也认为，演员青黄不接是片酬飞涨的重要原因，“成熟演员就那么几个，档期一个比一个紧张，你要请，就要出高价，出了高价还要下手快，不然可能就要等到后年。”据业内人士处获悉，目前国内的一线明星，2012年前的工作安排基本都已经满了。这意味着，如果你要请他们去主演一个片子，两年以后再说吧。
许多圈内人士表示，追涨已经成为如今影视剧制作的一种风气，比如去年盛传孙红雷出演电视剧每集片酬有20万元，导演高希希就证实这样的天价片酬是抢出来的，你比如说孙红雷，人家已经很累了，你还必须得他演，人家一看，一部戏够我五部戏的，那我就先拍，哪怕辛苦一点。
如今，每年投拍的片子越来越多，有票房号召力的明星却屈指可数，在供不应求的情况下，就算是高片酬，也是片方“愿打”，明星“愿挨”。是啊，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这不就是娱乐行业的现状？演员趁年轻赶紧捞钱才是正道。一般人看来，演员可以串场，一部戏拍两三个月，一年可以接四五个项目，而导演、编剧参与到一部电影中，一般要做一年时间，可见演员的酬金是如何好赚。
然而，著名演员徐帆认为，虽然明星短时间内拿很多钱，但是年限有限，特别是那些漂亮的，漂亮一阵后就没了，还不赶紧在被人急需的这一段时间内多捞些钱。但是导演、编剧工作的年限比演员长得多，特别是编剧，可以一直写到写不动，所以从长时间看，这也是平衡的。况且，编剧的工具是笔，导演的工具是镜头，而演员的工具就是自己的身体外貌，“演员需要去健身，要保持形体，要做这方面的投资。如果不去做这种投资，过几年身体就啪啪啪胖出来了。保持形体不是光不吃饭就行了，否则最后干活都晕了。而这些身体的投资都是看不见的。”
理由三：
热钱纷纷滚入，电影投资不差钱
通气会上，主持人刘仪伟在现场讲述了一个小小的事例：有电影投资老板拿着一份合同兴高采烈地找到他，说“我跟张柏芝签合同了，你能帮我写个剧本吗？”
这样的现象在影视圈里屡见不鲜，导演们交出剧本，投资人根本不看，只问是谁演的。所以，观众也开始反映，有些影片，很好的导演，明星云集，但是故事索然无味，这也是投资人对大牌明星一味追捧，忽视剧本基础的恶果。陈嘉上指出：“所谓的明星带来的危机其实不在明星，而在投资者。他们是宁愿把所有的钱用来抢明星，然后降低我们的制作费，而不是合理地让导演去拍好他们的戏，然后培养新的明星。不要忘记，所有明星都是培养出来的，要是我们的投资者今天还是想着我们手里头的一堆明星，那很快就没了。”
2010年，中国电影票房收入突破100亿元，比上年增长60%。前几年，票房过亿元就被称作大片，2010年，票房超过3亿元，才能叫大片，可见其速度增长之猛。而这些数字所昭示的产业前景，吸引了众多的资本拥有者。中国电影产业目前的资本格局，简单来说是：不差钱。然而，这些滚滚而来的热钱有时很烫手。很多情景下，拿钱的代价是失去话语权。有时候导演明明说可以选一些能演戏的、能对他的戏有帮助的演员，投资人不一定答应。更恐怖的是那些带有玩票性质的人，突然在另外一个行业赚了大钱，来玩玩电影，却不按圈里游戏规则来。“你拍到半截，还有给你塞人的呢！是新认识的女朋友。于是，赶紧写一个，放在后半部分。当然电视剧比较多，电影少。小三来了，小四来了，接着再加十集在后边，这种事情都会发生。全世界都有，只要是娱乐行业和资本一结合，一定有这种事。”导演何平举例说，“所以，大部分比较成熟的导演会用那些职业制片人的钱来拍电影，就是职业制片公司的投资来拍电影。因为大家的游戏规则是在这个行业内的游戏规则，你要用了一个不是这个行业内的钱，这里就很麻烦。”
对此，台湾知名导演朱延平也曾指出，导演不能在资本面前失去原则，要先看一下投资的目的，“他如果是要捧他一个女朋友啊，或者他的二奶啊，来做女主角，我觉得那导演就真的不必为五斗米折腰。以前炒房的，他现在来炒电影，他是不是能够成功，我也存了很大一个问号。”
然而，这些拎着钱袋子的投资者真如导演们所言是一群脑袋发热的傻子或好色之徒吗？恐怕也未必。2010年中国生产了460多部电影，只有约1/4在院线上映，即便是上映的影片中，也上演着“二八定律”，就是说，80%的电影只挣20%的钱，剩下的20%的电影赚了80%的钱。尤其是2010年12月，按华谊兄弟发行部门提供的数据，《让子弹飞》和《非诚勿扰2》这两部电影竟占到88%的银幕数据。在这样垄断的现状下，精明的投资者们怎会甘愿做只图个振兴中国电影美名而血本无归的活雷锋呢？他们要投资电影挣钱，势必会选择有票房号召力的演员和导演保驾护航。这就是在中国特色电影产业背景下资本的理性。
那么中国有票房号召力的演员有多少呢？这在刚刚过去的2010年底贺岁档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赵氏孤儿》、《让子弹飞》和《非诚勿扰2》三部大片，男主角竟然都是葛优，所以姜文说：“中国不缺好电影，缺葛优。”而两岸三地，我们有多少能够制造出高回报率电影的导演呢？恐怕不超过30位。可见，钱的数量越来越多，但是投资的机会却是有限的。这也正印证了《天下无贼》中的一句台词：“21世纪最缺什么？人才。”
反思明星经纪人制度背后的市场本位主义
无论是导演、明星、经纪人还是投资者，都各有自己的抱怨与理由。问题是在他们各自的托词与追求下，中国电影呈现的是金钱堆积的繁荣外表和贫乏的精神内里。在一片热闹与盲从中，少有人考虑百亿元票房产出背后的投入有多少，少有人追询在“抵抗好莱坞”的豪言壮语下，华语电影的整体发展如何？而这危机到了门口还自鸣得意的姿态，与市场本位主义的幽灵盛行的大环境息息相关。
明星经纪人制，市场本位主义的典型
“年底很多网络公司很多媒体很多杂志都在搞颁奖，恨不得每天一个，每个都有大批明星去。真正拍电影的这么多导演需要明星来捧一场的，没人来，反正每个人都有具体的原因，也都是可以理解的原因，看来我们导演和导演会影响力非常弱，终归大家觉得导演会很没面子。”冯小刚直指明星冷淡对待导演会的根本原因。在商业和艺术的天平上，大部分明星们以及经纪公司明显是偏向商业的。
明星经纪作为我国文化市场开放前提下出现的新职业，似乎与生俱来地偏向于趋利主义。在很多经纪人眼里，明星被视为商品。他或她身上有什么卖点，是每一个经纪人在面对新客户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怎么好卖，就怎么包装、怎么调教，于是炒作、绯闻、作秀铺天盖地，一切为了堂而皇之的“赚人气”。 当经纪人与导演和剧组接触时，不少人的感觉是“哟，来谈钱的”。这就是某些低素质经纪人给人留下的印象。
影视明星戴娇倩接受记者采访时，坦言自己和经纪人的矛盾，“经纪人至今在说我的问题是：冲不出去。而‘冲’是在这个圈子里不可缺少的。记得一次晚会上，我公司非得让我主动拉着谢霆锋的手走红地毯，其实我们认识，因为都是一家公司，但是我做不出来，结果另外一个女艺人马上就冲上去拉他的手，果然第二天报纸头条就是他们，所谓的新闻点。但是我做不出来，我还是和自己的师兄走的红地毯，我不是不知道，不是不明白，是做不出来，逾越不了自己的心。”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戴娇倩很喜欢写博客，然而信马由缰的内容并不对经纪人的胃口，经纪人帮她定热点话题，示意让宣传人员代她写，“不过她写完我就自己删除，我要留我自己的东西。我的东西一看就是我的文笔。我不爱看艺人的博客，套路化的东西谁都能写，无非是我最近在干嘛，然后贴美图。而我希望很多年之后再回看自己的文章，那是成长的见证。没有人可以代替我去经历。”也许是性格使然，出道十几年的戴娇倩依然处于“粉红”状态。
然而，经纪公司的趋利行为看似在为艺人谋取更高的物质利益，却可能缩短演员的艺术生命。在影视剧行业特别发达的韩国，早就有一个非常极端的例子：凭借《我的野蛮女友》一夜之间在全亚洲爆红的全智贤，其演技和人气都毋庸置疑，曾一度成为韩国的片酬女王，但正是因为片酬过高，导致其11年没有出演电视剧，之后的电影作品也是寥寥无几，导致观众长期无缘看到全智贤的作品。之前也有媒体爆料，蒋勤勤很想拍吴子牛导演的《大瓷商》的女一号，但因其经纪公司坚持这是蒋勤勤生产之后复出的第一部戏，价钱卡在10万元一集不能再低，而伊能静则以不到一半的价格成为《大瓷商》女主角。还有一些经纪人已经跟人签了约，一看有价格更高的，马上毁约，把人家急得够呛，非常生气，“以后再也不用他了。”这种见利忘义的经纪人表面看是帮了演员一把，从长远利益来讲，实际上是断送了明星的前程。
为此，不少有主见的明星忍无可忍下甩手“炒”了经纪人和经纪公司。自2005年艺人范冰冰开创自己的工作室后，艺人纷纷独立出经纪公司，建立自己的工作室，到2010年8月为止，北京商务区出现大大小小17个明星工作室。这也说明明星经纪制度需要给予重新的反思与审视。
“经纪公司或者是制片砸那么多钱的时候，他忘了明星是从哪里来的，是从电影培养来的，是导演、编剧所有人的努力培养来的，你今天把母鸡杀了，以后你要它生金蛋，它生不出来。所以不能对本家要求那么多，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电影圈的道理，只有遵守这个道理才能走更长的路。”台湾知名导演侯孝贤奉劝道，“所以有时候经纪人、演员他们本身要有这种自觉，才能寿命长，才能一直往这条路上走。在日本，明星主要赚的是广告钱，在广告上他们要价非常高，但是他们绝对不敢在片酬上要价高，因为等于是得罪了这个圈子，然后联合起来不用你。”
中国电影商业化是过度还是不足？
然而，即便明星经纪人制发展不成熟，处处受人诟病，但是依然无法阻碍它蓬勃发展，成为21世纪“吃香”的职业。这主要是因为它的市场本位主义契合着商业化大步前进的环境。
研讨会上，导演们纷纷表示目前投资人的非理性追捧，明星、经纪人的漫天要价，在恶性循环下，必然是两败俱伤的结果。吴思远告诫投资者：“任何一个大牌的演员，遇上了烂剧本、烂导演，不成功的例子比比皆是，所以我希望他们脑子不要进水，要清醒地认识中国电影的格局。”冯小刚透露：“监制了《唐山大地震》、《非诚勿扰》等作品的陈国富是一个清醒的、有文艺修养的电影人，对于作品，他不遗余力、费尽心血，但是，在给他署名的时候，我却犯难了，因为有太多需要挂名的监制了，陈国富这个真监制的名字反倒没地方放了，最后没办法，我给他安排了一个‘总监制’。”冯小刚呼吁道：“我真希望投资方能够把明星的片酬减一减，有的明星的片酬以千万计，片商拿出来一些，匀200万给监制也行啊，相比于监制对一部作品的真心付出，这并不为过。”侯孝贤与朱延平两位导演以香港电影的惨痛教训为例，为目前中国电影过度市场化的局面敲响警钟。侯孝贤指出，当年台湾片商购片，把香港电影害得很惨，片商指定谁导，谁演，规定什么样的类型，多少时间限定，本身香港电影的创作力就在减弱，再重复去消耗，更加不行了。朱延平回忆，大家都经历过演员同时拍七八部电影，最少是四五部，疯狂跑戏的情形，这是香港最后几年的电影，现在内地也有这个趋势。
研讨会上大导演们对于经纪人、投资人的怒斥是出于对影视艺术的爱护与坚守，这让我们欣喜，然而，观众对整个导演群体的表现显然也有着更高的要求。“中国那么多人，要多培养一些演员，可能竞争力就不那么大了，明星片酬也不会那么虚高了。现在总是那么几个，可不就这样吗？”这样的道理谁都懂，问题是谁在培养呢？导演们强调是戏捧人，但是事实上，捧出了多少新人呢？扫视一下影视圈，像张艺谋那样敢选拔、发掘、启用新演员的能有几个？很多演员的片酬都是在演了张艺谋的电影后才涨起来的。其实抱怨着的导演们也可以像张艺谋这样，去找便宜的演员啊。但是、然而……没底气了吧？也许导演们在希望刺破明星片酬泡沫的同时，也可以反省一下自己，如何让自己更加强势，如何能理直气壮地让明星甘愿自降片酬来参与摄制。
之前冯小刚的微博也引来评论数千条。有人说：“导演聚会要演员来助兴？你以为跟以前的官老爷开会叫戏子来助兴一样啊？这不叫现实，这叫平等。”有人说：“导演开会为啥非要明星参加，来是情谊，来不了也没有什么好指责的。”有人分析：“如今市场经济，明星日程都由经纪公司安排。除旧迎新之际，正是明星们赚钱极佳时机，若让数十位分身乏术的当红明星变更计划、放弃诸多利益甚至违约前来义务捧场，这是否有点强加于人？导演研讨会还要与市场争夺明星资源，只会导致明星身价上涨，这不正是导演们所抱怨的吗？”还有网友嘲讽道：“导演太多，演员们看来犯了‘潜规则’恐惧症！”
看来群众们心中的秤可是端得平平的，导演们在被投资方宠爱的大牌明星们面前显得弱势，受挤压，但是在那些二三线演员面前可是强势异常。君不见国内仍有不少半红不黑老混不出头的二三线演员，他们可是盼星星盼月亮地盼着制片导演们对他们青睐，甚至不惜以身体作为踏脚石。可是又有多少导演会俯身怜悯、肯悉心培养演员金字塔下的芸芸众生？一旦有了资本，争取到明星，不少导演立马听随市场号令，紧跟于商业大片之后，甚至有狠心挥刀自宫倾向，近几年《无极》《英雄》《满城尽带黄金甲》《江山美人》之类不中不西、劳民伤财的影片就是实例。怪不得当《图雅的婚事》在柏林获得金熊奖时，评委对导演王全安语重心长地说：把奖颁给你们，是让你们能好好拍电影，其它的事不要多想。
一些导演口喊艺术、心向市场的态度已然昭昭，那么那些经营者就更加肆无忌惮。眼下的电影市场，一部电影尚未上映，前期宣传已狂轰滥炸，为扩大宣传效应，片方经常有意识地泄漏或干脆编造一些骇人听闻的消息，如绯闻、争斗、事故、粗口、走光等。比如《赵氏孤儿》上映前夕，网上突然爆出主演“王学圻、范冰冰同居两年”的绯闻，当事人均称这是造谣，必将诉诸法律。随后，网上又爆出“《赵氏孤儿》偷《大笑江湖》票房”的视频，再次引起热议，片方均信誓旦旦地表示要查清事实真相。不少网友嘲笑，这是两部影片串通了相互炒作。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赵宁宇在贺岁档研究中感叹道，不幸的是，这些低俗的招数大多效果良好，为贺岁片票房的飙升贡献了奇特的力量。“贺岁片在宣传营销方面的进步，远远快于电影本身的进步。这使得贺岁片在营销方面，产生了过度宣传、过度包装的现象。”
恶性营销、炒作的手段，被观众认为是电影过度商业化操作的典型，但也有些人不同意这种判断，他们认为，“酒香不怕巷子深”早已成为历史，商业化运作是中国电影财富增长的必由之路，中国电影的问题恰恰在于商业化还远远不够，或者是一种畸形的商业化。
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尹鸿在接受采访时指出，今天的娱乐早已超出低俗的水平，而国产商业片为追求票房，娱乐观众的方式还是那么低级趣味，手法显得很幼稚。尹鸿认为，中国电影与欧美电影相比，还处在市场化的初级阶段，在商业诉求上显得太浮躁、太急功近利。“某些商业电影过度依赖明星资源，过度依赖商业炒作，过度依赖暴力情色，过度依赖插科打诨，难免出现叫座不叫好、养眼不养心、雅俗不共赏等负面现象。这也导致电影文化品质受到影响，被过度山寨化搞得不伦不类。”不少业内人士认为，中国电影看上去很商业化，其实离真正成熟的商业化还差得很远。
还有一个问题是，电影在市场化的进程中蜕化得只剩下商业属性？清华大学教授肖鹰声称，中国电影不缺少“血腥”，缺的是艺术。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黄式宪更加尖锐地指出，中国电影不能以“文化贫血症”来迎合票房GDP。
呼唤艺术本位的回归
在资本与大片的疯狂追逐中，票房数越推越高，可是谁在关心真实的观影人数有多少呢？2010年，中国的票房增长60%，而观影人数的增长相比票房的增长相差3倍。照这样的速度，“中国人均4年看一部电影”的良好预期短时间内只是一个遥远的梦。同时，有人质疑，整整百亿元票房，观众看到了什么？翻来覆去，无非是爱情片、动作片、剧情片等。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商业电影已经垄断了院线，而艺术片早已到了无人问津的地步。王小帅的新作《日照重庆》是入围去年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唯一华语电影，这部影片国内上映一周就被撤片，票房不到400万元，可谓血本无归。王小帅感叹，国内电影市场已经成了艺术片的“盐碱地”。事实上，艺术类导演在跟中国电影商业化大潮的长期战斗中，已开始有了一种悲壮的味道。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年度电影产业报告类型专题研究者蒲剑分析，就2010年总体来说，无论创作者的类型观念和类型意识，还是观众的类型欣赏习惯和诉求，都是有待完善的。“虽然总产值达到了百亿元数量级的可观，但是全民营销的大片，尤其是几大导演的年度作品，仍旧是国产电影市场的主力产品，是国产票房的基石，实际上这并不是符合产业合理化的生存结果。”蒲剑举例，在工业化了近百年的好莱坞全年提供给电影市场的绝大多数影片，是丰富的、具有创造力同时具备类型属性的电影，犹如金字塔的基石，这样的电影作品构成了整个产业相对更加稳固、抗风险的基础，这不仅仅是提升总体票房的问题，而且电影的丰富性才是带动更多的观众走进电影院的前提。
好莱坞大片正是娱乐时代应运而生的典型产物，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对于艺术也是尊重的。相比于国内华语片一线梯队们在接片的数量和频率上的“肆无忌惮”，好莱坞大腕们采取的是谨慎选片、隔年露脸的休养方式。国内一个小时就可能决定投拍一部片子，而在国外，一个剧本要跟好莱坞合作，来来回回没有三年，这个电影绝对拍不了。同时，在好莱坞，可以经常看到一些大明星自降片酬但求拍好片的新闻。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好莱坞的特技、电影工业化程度、电影工作人员、制作流水线比我们先进，他们手上拥有的资源比我们更多，但这不足以成为中国电影不成器的理由。更重要的在于，影视工作者们在市场的大潮中是否丢弃了艺术本位。
艺术应该有其自身的追求，独立的品格，它与市场的关系应是平等、自由的，而不是依附性的。艺术性可以是市场性的恋人、伙伴，但决不能是奴婢和仆人。如果电影人们坚守着艺术本位，就不会在竞争中失去尺度，失去可贵的自主性，失去自己的追求目标，从而使艺术流向俗媚平庸，让资本成为左右艺术市场的上帝。
事实证明，坚持艺术本位的同时遵循电影市场的规律，才能走得长远。比如，《让子弹飞》作为2010年度票房冠军以及中国国产电影史上的票房冠军，制片人马珂大胆的宣传计划功不可没。不过宣传攻势再猛烈，影片若是“扶不起的阿斗”也白搭。两岸三地研讨会后的媒体见面会上，黄建新特别举例，《让子弹飞》的成功，可以看到几种东西结合的好处，“第一，这是具有很好基础的马识途的小说，姜文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在改这个小说，开了无数次剧本会议，很多不同的编剧进去充实这个电影，做了一个非常扎实的剧本；第二，姜文是具有独特想象力的导演，他找到这个剧本展开了他的想象力；第三，他第一次把几个最大的演员融合在他的戏里，以前的电影他演，但是其他的明星没有那么大，现在《让子弹飞》聚集了他、葛优、周润发三大明星，包括其他大部分的配角也是当红影星，体现了明星的力量。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
同时，对于明星经纪人而言，艺术本位也使他们更具有远见，能从演员的长远发展考虑，帮助艺人成长，从而也使自己的工作得到信任与尊重。比如作为内地第一代演艺经纪人的王京花就对艺人的发展规划有独到的见解。在左小青还用一叠浓妆艳抹的艺术照到处见组时，王京花直言不讳地说：“这些照片太浓了，根本不适合你，你就适合像你本人一样，清清淡淡的形象，给人一种亲和力、邻家女孩的感觉。”她也曾大骂过艺人，据说李冰冰当年想推掉张元导演的《过年回家》，是王京花在电话里吼她：“你还想不想当演员了，如果不想，干脆回家结婚生孩子算了！”后来这部电影让李冰冰第一次尝到得奖的滋味。中国台湾知名演艺经纪人阎柔怡表示，经纪人不仅仅是耍耍嘴皮子，做做公关这么简单，还要有能力跟演员一起讨论剧本，演出的角色，分析导演的拍摄手法等等。北京太合麦田音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宋柯介绍，国外的经纪人都是经纪公司老板级的人物，很多大的经纪公司经营的艺人都上千，完全是产业化运作，同时又是以人为本，发展每个艺人的特性。黄建新告诫演员：“如果没有好剧本，而是烂剧本，可以把明星迅速地毁掉。”是片酬的意义高于剧本，还是剧本的意义高于片酬，其实也是市场为首还是艺术为首的选择，前者的结果往往是快速催生、昙花一现，而后者才能成为长久的四季青。此外对于投资者而言，只有懂得艺术，才能摆脱“更多的人投入更多的钱拍出更多没有票房的电影”的怪圈，才不会莫名其妙地沦陷在票房搭建的中国电影美好未来的途中。
21世纪应是艺术与文化“回归本位”的时代，横行世界的好莱坞大片要继续盛行，技术与经济势必要与艺术有效缝合。而在国内，如果说之前为了迎合大众消费者，一些“老练”的艺术家在市场的指挥下把艺术变成了一场嬉戏，那么，在各种盗版补习下快速成长的观众很快会提出更高的要求。那些“潜规则” 、“钱规则”下的伎俩，满天飞的植入广告，势必会引起观众的反感，而明星们被统一调教出来的 “牙痛”、“腰痛”、“腿痛”式的惺惺作态，也会引发人们的审美疲劳。如果电影仅是生活的消遣品，或是商家为我们定制的娱乐品，那么只会被一次性消费而快速抛弃，而当电影作品成为真正的艺术品，才能让观众感动与尊重。当电影发展有了艺术本位的坚守，商业化也不会走向歧路。
两岸三地导演研讨会上，168位电影导演在三亚郑重呼吁，两岸三地各类电影同业协会携手努力，为华语电影创造良性发展环境。呼吁电影在可计算回收的成本内，分配好制作成本与人力成本的比例，避免目前不合理的人力成本支出，保质保量，促使华语电影良性、健康地发展。呼吁进一步建立更加完善的电影法律法规，保护知识产权，确立行业规范，尊重创作权益，为新的创作人才的出现创造环境。呼吁尽快建立完善正规的电影监制制度，杜绝电影专业职位被过多行政挂名的现象，保持电影产品经济效益与艺术文化品格的有机平衡。可见，这些搭着自己的时间精力筹备研讨会、甚至让自己公司的人免费做事儿的导演们正在努力反思。
同时，中国电影导演协会还举行了2010年度表彰大会，会上对谢铁骊、冯小刚、王小帅、徐静蕾、王学圻、徐帆、薛晓路、林超贤等导演、演员、编剧进行了表彰。这些或许算是艺术与文化回归本位的可喜标志吧。
贴士：
中国电影导演协会简介
中国电影导演协会是中国大陆电影导演最具权威性的行业社团，于1992年1月在香港发起，1992年末民政部批准正式注册，1993年1月在上海正式成立，创始会员31名。目前已有正式会员287名，几乎包括大陆所有著名的电影导演及新生代导演。自成立以来，中国电影导演协会与香港电影导演协会和台湾电影导演协会，已成功地举办了十一届海峡两岸暨香港电影导演研讨会，每两年在两岸三地轮流举办。研讨会成为了两岸三地电影界交流的盛事，促进了三地导演间的了解和互助，增强了三地导演间的情谊和合作，为中华电影的振兴和繁荣，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网上盛传明星片酬榜
甄子丹 1200万元
刘德华 1000万元
章子怡 1000万元
梁朝伟 900万元
葛优 600万元
郭富城 600万元
金城武 600万元
黎明 500万元
古天乐 500万元
周迅 450万元
舒淇 400万元
赵薇 350万元
谢霆锋 300万元
吴彦祖 300万元
陈坤 250万元
林志玲 250万元
范冰冰 250万元
张涵予 200万元
孙红雷 200万元
胡军 200万元
李冰冰 200万元
徐静蕾 200万元
黄晓明 100万元
刘烨 100万元
孙俪 100万元
高圆圆 100万元
刘桦 100万元
邓超 80万元
陆毅 80万元
大S 80万元
艺人和经纪人的合作模式
雇佣式：像郭启华和郑秀文；又或者黎明与陈善之。表面上郭和陈都是艺人的经理人。但其实他们只是受聘支月薪，不存在抽佣得益。真正话事，决定什么工作做或者不做，都是艺人本身。至于像刘德华或如今已经独立的古天乐，他们更进一步纯粹自雇，干脆不用代为出头的经理人，只请助手，直截了当。
家长式：现在香港最有实力的经理人公司，像“英皇”或者“金牌大风”都用这种形式去管理旗下的大牌艺人。霍汶希或者黄柏高（现在的陈辉虹）就像大家长，全权决定一切。底下再分不同小组。艺人的前途，基本上由家长策划筹谋，他们只要勤力尽本份被抽佣就可以了。
企业式：像林建岳投资的“红馆”，底下艺人包括舒淇、黄秋生、何韵诗、任贤齐等大牌，林老板日理万机，当然不可能事无大小，由他拍板。所以，他交由公司管理层去处理事务。类似模式的，还有TVB的艺人部门，或者内地的华谊兄弟。
兄弟姐妹式：在内地最常见，李冰冰的姐姐，蒋雯丽的姐姐，都成为经理人。在香港，张卫健把所有事务交给他的弟弟。但更多的情况是，艺人和经理人关系已情同手足，像林珊珊和郑伊健，合作十多年，已成为一家人。又例如陈家瑛与王菲，你说她们是否更像姐妹。至于内地的王京花，她与很多艺人的关系，也十分类似。
爱侣式：有两个例子可研究，其一是古巨基和他的女友经理人；另一个是小美与郭富城，前者肯定是爱侣关系，至于小美，相信她已从“喜欢”郭富城，所以甘心为他当经理人的关系，“升华”到像一家人，所以“爱侣”两个字有点变质。
朋友式：有些艺人，平时不需要经理人或者公司的束缚。但有事发生时，却需要有人帮忙处理众多琐事。像张学友和陈淑芬，就是这种关系。至于肥姐的女儿郑欣宜，她和陈淑芬的关系，更多是长辈无条件地提携。
伙伴式：纯粹互相需要，谁也管不了谁的合作方式。像王家卫公司和梁朝伟、刘嘉玲的关系，就是如此。
这些都只是部分类型的例子。艺人和经理人关系，在未来日子里，肯定还会出现更多变数。 （摘录自文隽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