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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成本电影制作在各国有巨大差异，你们国家通常的资金花费是多少？低成本到底意味着什么？
塔玛尔·塔尔：在以色列，纪录片标准的资金是10-20万美金，我的这部《照片中的人生》从我见到人物开始到片子的首映，一共用了七年时间。在一开始的两三年我一直接到资金赞助商、电视台等各种拒绝信，于是我直接自己拿着摄像机去拍。后来以色列纪录片频道开始介入，我们才有了一队人马，摄像师、剪辑师等等。最后资金到位时已经是剪辑阶段，一共是10万美元。也就是，前三四年都是我自己掏腰包拍摄，白天拍，夜里去做其它工作把食宿钱挣出来。
爱丽斯·奥尔森：芬兰这个国家很小，总共有600万人口，这无形中也是一个限制，一方面只说这个语言的群体就这么多，另一方面资金上也会很有限。故事片的制作会有国家资助，一般每年会制作出20部故事片，价钱每部1500万欧元。如果是在电影院上映的纪录片花费一般在2-8万欧元，我的这部《心灵重荷》拍摄一共用了一年半时间。我当时没有申请任何资金资助，也确实不想去接受任何资助，因为我不想因别人的期望而让自己的思想有所限制。当时的花费主要是3000欧元的一台索尼PMW-EX1、机票、食宿、租车的费用。后来我获得了一个6000欧元的资助，这个资金是没有任何成品要求的。那时我们拍摄与调研只有七个星期的时间，后来拍完回来找了一个剪辑师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剪辑。然后我用剪辑出来的版本再去申请资助，联合制作的后期与电视台合作。最后我们获得6万欧元的资助，对片子的调色、音效、剪辑进行了再次修饰。
法丽达·巴夏：在印度，有一百万人拍摄纪录片，但是对于纪录片来说根本就没有钱，和中国情况一样。我通过“荷兰国际纪录片电影节”申请到贝尔塔夫资金，用它做前期调研，然后拍了点东西剪成小片花，想去申请别的资助。但问题是拿到了荷兰的这笔钱，另外一个机构就不能和我合作，因为他们需要全部版权。然后我去做宣讲，在加尔各答去推广自己的片子，后来BBC电视台开始介入，是个很好的锻炼机会，但没有资金进来。后来，我又去荷兰电影节申请到另一笔基金做后期制作，最终获得21000欧元，那时候我的电影还没有钱做剪辑，搁浅了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再后来，我们在瑞士以众筹的形式得到1万欧元，用这个钱制作了粗剪版本。我用它申请到瑞士的资金来做完整的后期制作。整个过程，从2005年最初开始做研究，到2010-2011年拍摄，2012年做众筹，2013粗剪，直到最后上映一共用了8年时间。
雅各布·安胡：我出生在越南，但在澳大利亚生活，我的片子拍摄共申请到21万-30万澳元。之前我没有什么经验，我去问了越南当地的资金渠道但是没什么结果，后来我就直接去拍了。当时买了一款一千澳元的索尼摄像机，然后就是机票花费，每次我飞越南的成本是1500澳元，一共去了三次，另外还有三脚架、HDV磁带的费用，我在孤儿院隔壁租了个房子，第一年我总花费差不多5000美元。从初始到完成用了七年时间。
帕维尔·克洛茨：波兰的电影资金很难说是多少钱，因为差别巨大。纪录片更差，国家提供的资助在3000-50000欧元，但那是对凤毛麟角的影片来说的。我当时为电视台和制作公司工作，去柬埔寨是为拍一个商业广告。所以，我本身是带着摄像设备去的。当天到达的夜里我就见到了我的人物，后来他失踪了，我找不到他，当时就想放弃了。但后来他又突然出现在了我面前，我们去他的住处拍了几个小时，差点错过了飞机。回来后，我又给摄影师、录音师付钱买机票再次飞过去。当时我跟柬埔寨的波兰大使馆申请资金，他们给了我们每晚共10美金的资助。费用很低，而且时间上有限制，迫使我们仅用三周半就完成了拍摄。拍摄回来后遇到了很大的问题——没有后期制作费用。我们的拍摄算是一个非法拍摄，在印度这些国家，官方申请不用想，因为申请起来时间很长。拍摄成本上的花费主要是人员成本，最多的花费在剪辑和后期声音制作上，而后期用了两年半时间。
法丽达·巴夏：我当时是有一个团队来拍摄，我的老公担任摄影师，身兼制片人。当时我们的录音师是孟买人，每天他只工作半天，因为我们没钱支付更多工资。我一开始是租赁录音设备，后来发现太贵就自己买了录音设备。声音设备花了我们很多钱，因为声音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另外的花费就是机票。我们一共三个人，我、摄像师、录音师，就住在拍摄者的家里、沙漠里，这样我们就省去了住宿费。
如何推广和售卖自己的纪录片？
雅各布·安胡：《瓜熟蒂落》拍完以后，我回到澳大利亚做编辑。因为失业我可以领到失业救济金，每次接到失业补助我就去申请电影节资金，有些电影节费用甚至达到60欧元，所以我一年6000欧元补助的一半都用来申请电影节了。但是去了很多个电影节都被拒绝。后来送到阿姆斯特丹纪录片荷兰电影节时，事情有了转机，有人接洽我做发行，有个法国的公司给了我一些资助，并在波兰放映几次，有大概5D0欧元的进项。排除7年生活费，我整个花费大概在两万欧元。
帕维尔·克洛茨：我是在电影制作完成之后去申请的国家基金，但被拒绝了。电影做完两三年后再次申请，影片放映之后我的资金才能收回来，所以这需要我保留原来在这部电影上的所有发票来证明，而且我必须去建立一个公司以法人的身份申请资金。我们发现，作为纪录片导演，最好是自己当制片人，身兼二职。因为再专门雇一个人花销会增加很多，而且你还需要和他做很多沟通。我还想告诉大家，在拍摄一部片子时不要被任何困难吓跑，要考虑积极的一面。所以现在我们可以这样交流，见各种稀奇的人，看到很多人看完自己片子的反应。这是钱所不能衡量的，是我们死了能带入坟墓的东西。没人强迫我们去做电影，这是一种内在的驱动力。每次拍完以后我都会说，这是我最后一个片子了。但，就是停不下来。有关计划之外的突发费用和突发事件处理？
雅各布·安胡：因为我拍摄的人很难搞定，他会踢我的设备，还会一直问我要钱。我有时会对他们嚷嚷，还给他们买食物和酒。为了做这部片子，后期制作时我几乎和所有朋友失去了联系，工作上也不是很上心后来被炒鱿鱼。当时有一首歌叫“it’s my life”，然后我每天单曲循环，坐公共汽车或者火车漫无目的地走。 塔玛尔·塔尔：我见到我的拍摄对象时，她已经95岁，我跟她说拍摄要持续几年时，她很怕自己活不了那么久。我几乎没有什么突发费用，有的话可能就是机票了。老人在拍摄时从来没有离开过以色列，拍摄之中需要去德国，但是这笔预算是我计划之外的。但对她来说，这可能就是人生中最后的旅行了，所以我们努力解决了这部分费用。
爱丽斯·奥尔森：对我来说，看到这两条街上的流浪儿童包括他们的朋友、没有腿的女单身妈妈，我确实给他们钱了。所以有的关系很难处理，我回到家之后还会给他们寄钱，但这种状态要持续多久，自己的能力能支撑多久，对我来说这是个最难的抉择。这是我自己的一道坎。
帕维尔·克洛茨：有一次，在一个咖啡馆有个人告诉我可以允许我纪录他的整个家庭，我去了以后发现是一个荒僻的小山村，没有电，拍了点东西我想回去，但是他们不允许，而后我发现我箱子里的所有东西都被他们瓜分了，包括我的电话，这种事情发生过很多次。但无论如何，要知道没有任何一部电影是值得你去付出生命的。
但一定不要因为钱停止拍摄，很奇怪你总能找到钱方面的解决方法。其实理想的状态是，拍摄个片子的同时，下一部片子也在筹备，因为如果你做完一个片子，下一部片子还没到位，那种感觉是很危险的。
怎样去建立信任关系？如果中间他们想撒出怎么办？
塔玛尔·塔尔：如果是和电视台合作，需要协议和合同，对我来说，这个合同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人物能有机会看到这个片子，而不是做任何改变，我每次都签。合同必须要短，如果你带了20页法律合同过去，你的人物可能就被吓跑了。同时要明确告诉人物与他们的关系，比如“不会改变你的生活，不会让你富有，不会让你一举成名，你可能会讨厌我，我可以做到的就是讲故事，而且要花很长时间来完成……”我会坦诚把一切说清楚，君子在先，小人在后。
雅各布·安胡：我拍摄时花了很长时间和他们成为朋友，这个过程一点没拍，直到他们对我有一定信任度。拍摄过程中，有人允许你拍有人不允许你拍，比如五六个阿姨中有一个不想拍，我拍摄时她要到拍摄范围之外，我拍摄的素材中有她的都不能用。
爱丽斯·奥尔森：在我拍摄过程中，接到一个法律通知大吃一惊，有人竟然把我给告了。后来我才知道被拍摄者之间也会因为被拍摄的多少互生嫉妒。这样我就需要和律师接洽来保护我自己和我的素材。所以，该签的合同还是要签，你需要书面的形式。另一方面，作为电影人需要考虑到，这对人物来说也是很大风险，所以你要让你的人物信任你，结果怎么样取决于你怎么对待你的人物。
法丽达·巴夏：我原来在孟买三个学校任教，但是这个片子每年我必须持续拍摄八个月，所以我必须辞职，整个拍摄中我是没有其它收入的。我的人物有时会问我，电影会不会改变我们的生活？会不会让盐能卖更好的价钱？我总是如实告诉他们不会，这不是我拍电影所该做的事，所以我跟他们说不可能。
纪录片导演应不应该为了故事精彩而将素材在剪接上做改编？
帕维尔·克洛茨：这是你的电影，你有责任也应该去爱你拍摄的人物，我不会毁坏我的人物来成就一部电影。需要明确的一点是，你是要做电影而不是改变世界。
有一本书叫《冷血》，讲的是1959年美国的堪萨斯州，农场主克拉特一家四口全部被杀，引起了全美国震惊。不久之后案件告破，凶手是两名白人，随即二人被判绞刑。卡波特通过走访大量的人物，其中包括被害家庭的邻居，警方的调查人员，被捕后的凶手等等，用纪实+小说的手法，把丰富的素材组织起来，还原和演绎了一场凶杀案的始末。当真实在你面前时，你甚至会同情这些杀人犯。这没有标准答案也没有规则，你做这部纪录片其实和他们就形成了一种关系，必须要明确你的人物到底如何展现，你的道德底线在哪儿。
还有一部电影《杀戮演绎》，这部片子不是去访问那些受害者家属，而是访问杀死这些人的谋杀者。所以，我们拍摄一部片子并不是在讲真理，电影不是真理。你必须遵循自己的信念，要不然我们为什么要做电影？
雅各布·安胡：我其实不想判断只是拍，所以拍摄纪录片你不需要去鉴别某个人是好是坏，最后剪辑时，最重要是展示发生的事，展示人性的所有面，让观众自己判断。
有的人不想进入你的画面，作为拍摄者怎么处理？
帕维尔·克洛茨：我拍摄的那条街上，基本上是贩卖毒品和妓女。相当于一个红灯街，如果这些人不想被拍摄，就必须要把视频中人的脸藏起来。我其实没有把他们的脸蒙起来，有时甚至用了灯光。因为我当时并不同情这些卖毒品的人，最近我看到了一句话特别喜欢——艺术家不一定非得是个好人。
爱丽斯·奥尔森：可以采用声音、马赛克的方式解决。带着录音机进去，再找个合适的方式拍摄画面，这可能是个方法。即使你有勇气拍下来，但你一定要考虑后果。
五六年前声音不被重视，很多电影制作非常好但是音效很差，现在大家开始认识到音效的重要性，这也是为什么对纪录片来说，会有那么多费用需要用后期制作上的一个因素。
法丽达·巴夏：画面和声音的质量能够区分谁专业谁不专业。声音是讲故事的一个很好的工具，有时候比画面更重要。对于我来说，最大的投资在于买设备。我从来不会用一个麦克风来录制，我一般使用一个是立体声录制，一个无线麦克。如果一个坏了，另一个也会很快派上用场。声音剪辑、音效制作、混音都是很大的工程，会对电影产生很大影响。
帕维尔·克洛茨：好莱坞的故事片中有一个计算值，就是70%故事情节和情绪是靠声音营造出来的。我的建议是，对于纪录片来说，专业的摄像师和录音师首先是最重要的。
法丽达·巴夏：纪录片的声音你在后期的制作中很难弥补，必须要在拍摄时一次到位达到很好的质量。我花了6个月时间剪辑，其中两周是在改善声音，6周是专注于声音的艺术性，为了营造一种气氛。纪录片中可以没有配乐，但用声音来营造气氛很重要。
面对摄像机时，怎么做到让人物自然流露？ 塔玛尔·塔尔：我的人物的爱人是摄影师，所以他对摄像机很熟悉，我的方法是把摄像机放到三脚架上，我去做一些别的事情，这样她也会忘了摄像机这件事。有时候好多日子都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而当有事情发生的时候她都已经习惯了。
帕维尔·克洛茨：我的人物并不害羞，只是一开始时他们不理解。我们每天待在一起十七八个小时，我告诉摄像师，即使不录制也直将摄像机对准他们，然后他们就习惯了。有时候看一些素材我知道他们在表演，我就会减掉这些镜头，总有一些时间他们不再关心摄像机了。
法丽达·巴夏：我的人物做的大多数事情总是重复的，后来看素材时，我发现前两三天的素材都不能用，因为我们的移动太频繁，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他们的紧张感。后来我们决定跟着他们的节奏拍摄而不是让他们跟随我们的拍摄节奏。所以，有些距离我不能跨越，保持这个距离他们就会很从容。另外，如果我们能在一个地方待足够长的时间，就会捕捉到重要的事情。
低成本制作要不要专门雇佣剪辑师，你们和剪辑师是怎么样的工作关系？
塔玛尔·塔尔：我还是更喜欢找专门的剪辑师，因为你已经拍过了，也知道拍了些什么，你知道所有事情，有时候你所想要表达的东西画面中并没有表现出来，而剪辑师会告诉你他没有看到你说的东西。而且，剪辑师会给你一个不同的角度。另外，你还要找你信任的人来看粗剪版本，最主要的是，你需要一双来自外界的眼睛和视角。
帕维尔·克洛茨：电影学院拍电影时，同一部片子我们自己剪一个版本，剪辑师也剪辑一个版本，然后再让同学分析谁剪得好。后来大家都觉得剪辑师的更有意思，毕竟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纪录片和故事片一样。我把我的所有素材都给到剪辑师，给他两个星期时间，先不告诉他我的想法让他做一个他的版本，这样看后我反而更清楚自己想要什么。
雅各布·安胡：当时因为没有钱，所以我就自己来做后期。做这个片子前我不会后期剪辑、混音、调色等等，为此我买了很多软件现学现用。我有120盘60分钟的HDV带，花了14个月剪辑，每天工作18个小时。为了谋生我去做呼叫中心接线员。除了钱，最大的困难就是孤军奋战的孤独感，我把自己锁起来，整年都在制作这个东西。
如果回过头再看自己拍摄片子，你们会做出什么改变吗？
塔玛尔·塔尔：我的第一部电影自己做了很多工作，这让我发现，其实对于一个导演来说，一人身兼数职你会有很多东西看不见。我完全同意，不要单兵作战，找到你的摄影师录音师一起工作。但如果你感觉到自己有很强的驱动力，那你就拍，不要让别的人阻止你影响你，最后证明你自己。
帕维尔·克洛茨：我不会做任何改变，我坚信人不能两次踩进同一条河流，我做的东西就是那样。就像孩子画画将一只猫画上橘色的斑纹，但它本质上还是一只猫。
关于小成本，希望我们都不要坚持小成本，怎么让下一部片子不再是小成本，这也许是需要改变的。当然小成本某方面更自由，但要知道，有些方面没有钱是不可能做到的。可能你付出了很多精力但是没有回报，甚至因为没有钱，最后做不出东西。所以，应该事先做充足的思想准备，如果你有一个限制，在这个限制之内工作会相对容易。
爱丽斯·奥尔森：如果你有片子已经获得了认可，并且和资助的机构建立关系的话，这对你的下一步片子有很大帮助。但对于我来说，就是接受我自己还有自己的工作方式，比如在初始阶段没有钱我也是可以接受的，我不会给自己画条框。
法丽达·巴夏：我认为不见得每部片子都要有巨大的成功，只要有想法尝试过，失败也没关系。然后再去尝试，当现实把你逼到一定境地，就会有新的东西出现。
雅各布·安胡：第一个片子有一些自己的问题，第二部片子也会有期望值方面的问题。我同意前面的人所说的，不用担心，自己坚信什么就去做什么，不要顾虑太多。
责编/王晶
塔玛尔·塔尔：在以色列，纪录片标准的资金是10-20万美金，我的这部《照片中的人生》从我见到人物开始到片子的首映，一共用了七年时间。在一开始的两三年我一直接到资金赞助商、电视台等各种拒绝信，于是我直接自己拿着摄像机去拍。后来以色列纪录片频道开始介入，我们才有了一队人马，摄像师、剪辑师等等。最后资金到位时已经是剪辑阶段，一共是10万美元。也就是，前三四年都是我自己掏腰包拍摄，白天拍，夜里去做其它工作把食宿钱挣出来。
爱丽斯·奥尔森：芬兰这个国家很小，总共有600万人口，这无形中也是一个限制，一方面只说这个语言的群体就这么多，另一方面资金上也会很有限。故事片的制作会有国家资助，一般每年会制作出20部故事片，价钱每部1500万欧元。如果是在电影院上映的纪录片花费一般在2-8万欧元，我的这部《心灵重荷》拍摄一共用了一年半时间。我当时没有申请任何资金资助，也确实不想去接受任何资助，因为我不想因别人的期望而让自己的思想有所限制。当时的花费主要是3000欧元的一台索尼PMW-EX1、机票、食宿、租车的费用。后来我获得了一个6000欧元的资助，这个资金是没有任何成品要求的。那时我们拍摄与调研只有七个星期的时间，后来拍完回来找了一个剪辑师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剪辑。然后我用剪辑出来的版本再去申请资助，联合制作的后期与电视台合作。最后我们获得6万欧元的资助，对片子的调色、音效、剪辑进行了再次修饰。
法丽达·巴夏：在印度，有一百万人拍摄纪录片，但是对于纪录片来说根本就没有钱，和中国情况一样。我通过“荷兰国际纪录片电影节”申请到贝尔塔夫资金，用它做前期调研，然后拍了点东西剪成小片花，想去申请别的资助。但问题是拿到了荷兰的这笔钱，另外一个机构就不能和我合作，因为他们需要全部版权。然后我去做宣讲，在加尔各答去推广自己的片子，后来BBC电视台开始介入，是个很好的锻炼机会，但没有资金进来。后来，我又去荷兰电影节申请到另一笔基金做后期制作，最终获得21000欧元，那时候我的电影还没有钱做剪辑，搁浅了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再后来，我们在瑞士以众筹的形式得到1万欧元，用这个钱制作了粗剪版本。我用它申请到瑞士的资金来做完整的后期制作。整个过程，从2005年最初开始做研究，到2010-2011年拍摄，2012年做众筹，2013粗剪，直到最后上映一共用了8年时间。
雅各布·安胡：我出生在越南，但在澳大利亚生活，我的片子拍摄共申请到21万-30万澳元。之前我没有什么经验，我去问了越南当地的资金渠道但是没什么结果，后来我就直接去拍了。当时买了一款一千澳元的索尼摄像机，然后就是机票花费，每次我飞越南的成本是1500澳元，一共去了三次，另外还有三脚架、HDV磁带的费用，我在孤儿院隔壁租了个房子，第一年我总花费差不多5000美元。从初始到完成用了七年时间。
帕维尔·克洛茨：波兰的电影资金很难说是多少钱，因为差别巨大。纪录片更差，国家提供的资助在3000-50000欧元，但那是对凤毛麟角的影片来说的。我当时为电视台和制作公司工作，去柬埔寨是为拍一个商业广告。所以，我本身是带着摄像设备去的。当天到达的夜里我就见到了我的人物，后来他失踪了，我找不到他，当时就想放弃了。但后来他又突然出现在了我面前，我们去他的住处拍了几个小时，差点错过了飞机。回来后，我又给摄影师、录音师付钱买机票再次飞过去。当时我跟柬埔寨的波兰大使馆申请资金，他们给了我们每晚共10美金的资助。费用很低，而且时间上有限制，迫使我们仅用三周半就完成了拍摄。拍摄回来后遇到了很大的问题——没有后期制作费用。我们的拍摄算是一个非法拍摄，在印度这些国家，官方申请不用想，因为申请起来时间很长。拍摄成本上的花费主要是人员成本，最多的花费在剪辑和后期声音制作上，而后期用了两年半时间。
法丽达·巴夏：我当时是有一个团队来拍摄，我的老公担任摄影师，身兼制片人。当时我们的录音师是孟买人，每天他只工作半天，因为我们没钱支付更多工资。我一开始是租赁录音设备，后来发现太贵就自己买了录音设备。声音设备花了我们很多钱，因为声音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另外的花费就是机票。我们一共三个人，我、摄像师、录音师，就住在拍摄者的家里、沙漠里，这样我们就省去了住宿费。
如何推广和售卖自己的纪录片？
雅各布·安胡：《瓜熟蒂落》拍完以后，我回到澳大利亚做编辑。因为失业我可以领到失业救济金，每次接到失业补助我就去申请电影节资金，有些电影节费用甚至达到60欧元，所以我一年6000欧元补助的一半都用来申请电影节了。但是去了很多个电影节都被拒绝。后来送到阿姆斯特丹纪录片荷兰电影节时，事情有了转机，有人接洽我做发行，有个法国的公司给了我一些资助，并在波兰放映几次，有大概5D0欧元的进项。排除7年生活费，我整个花费大概在两万欧元。
帕维尔·克洛茨：我是在电影制作完成之后去申请的国家基金，但被拒绝了。电影做完两三年后再次申请，影片放映之后我的资金才能收回来，所以这需要我保留原来在这部电影上的所有发票来证明，而且我必须去建立一个公司以法人的身份申请资金。我们发现，作为纪录片导演，最好是自己当制片人，身兼二职。因为再专门雇一个人花销会增加很多，而且你还需要和他做很多沟通。我还想告诉大家，在拍摄一部片子时不要被任何困难吓跑，要考虑积极的一面。所以现在我们可以这样交流，见各种稀奇的人，看到很多人看完自己片子的反应。这是钱所不能衡量的，是我们死了能带入坟墓的东西。没人强迫我们去做电影，这是一种内在的驱动力。每次拍完以后我都会说，这是我最后一个片子了。但，就是停不下来。有关计划之外的突发费用和突发事件处理？
雅各布·安胡：因为我拍摄的人很难搞定，他会踢我的设备，还会一直问我要钱。我有时会对他们嚷嚷，还给他们买食物和酒。为了做这部片子，后期制作时我几乎和所有朋友失去了联系，工作上也不是很上心后来被炒鱿鱼。当时有一首歌叫“it’s my life”，然后我每天单曲循环，坐公共汽车或者火车漫无目的地走。 塔玛尔·塔尔：我见到我的拍摄对象时，她已经95岁，我跟她说拍摄要持续几年时，她很怕自己活不了那么久。我几乎没有什么突发费用，有的话可能就是机票了。老人在拍摄时从来没有离开过以色列，拍摄之中需要去德国，但是这笔预算是我计划之外的。但对她来说，这可能就是人生中最后的旅行了，所以我们努力解决了这部分费用。
爱丽斯·奥尔森：对我来说，看到这两条街上的流浪儿童包括他们的朋友、没有腿的女单身妈妈，我确实给他们钱了。所以有的关系很难处理，我回到家之后还会给他们寄钱，但这种状态要持续多久，自己的能力能支撑多久，对我来说这是个最难的抉择。这是我自己的一道坎。
帕维尔·克洛茨：有一次，在一个咖啡馆有个人告诉我可以允许我纪录他的整个家庭，我去了以后发现是一个荒僻的小山村，没有电，拍了点东西我想回去，但是他们不允许，而后我发现我箱子里的所有东西都被他们瓜分了，包括我的电话，这种事情发生过很多次。但无论如何，要知道没有任何一部电影是值得你去付出生命的。
但一定不要因为钱停止拍摄，很奇怪你总能找到钱方面的解决方法。其实理想的状态是，拍摄个片子的同时，下一部片子也在筹备，因为如果你做完一个片子，下一部片子还没到位，那种感觉是很危险的。
怎样去建立信任关系？如果中间他们想撒出怎么办？
塔玛尔·塔尔：如果是和电视台合作，需要协议和合同，对我来说，这个合同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人物能有机会看到这个片子，而不是做任何改变，我每次都签。合同必须要短，如果你带了20页法律合同过去，你的人物可能就被吓跑了。同时要明确告诉人物与他们的关系，比如“不会改变你的生活，不会让你富有，不会让你一举成名，你可能会讨厌我，我可以做到的就是讲故事，而且要花很长时间来完成……”我会坦诚把一切说清楚，君子在先，小人在后。
雅各布·安胡：我拍摄时花了很长时间和他们成为朋友，这个过程一点没拍，直到他们对我有一定信任度。拍摄过程中，有人允许你拍有人不允许你拍，比如五六个阿姨中有一个不想拍，我拍摄时她要到拍摄范围之外，我拍摄的素材中有她的都不能用。
爱丽斯·奥尔森：在我拍摄过程中，接到一个法律通知大吃一惊，有人竟然把我给告了。后来我才知道被拍摄者之间也会因为被拍摄的多少互生嫉妒。这样我就需要和律师接洽来保护我自己和我的素材。所以，该签的合同还是要签，你需要书面的形式。另一方面，作为电影人需要考虑到，这对人物来说也是很大风险，所以你要让你的人物信任你，结果怎么样取决于你怎么对待你的人物。
法丽达·巴夏：我原来在孟买三个学校任教，但是这个片子每年我必须持续拍摄八个月，所以我必须辞职，整个拍摄中我是没有其它收入的。我的人物有时会问我，电影会不会改变我们的生活？会不会让盐能卖更好的价钱？我总是如实告诉他们不会，这不是我拍电影所该做的事，所以我跟他们说不可能。
纪录片导演应不应该为了故事精彩而将素材在剪接上做改编？
帕维尔·克洛茨：这是你的电影，你有责任也应该去爱你拍摄的人物，我不会毁坏我的人物来成就一部电影。需要明确的一点是，你是要做电影而不是改变世界。
有一本书叫《冷血》，讲的是1959年美国的堪萨斯州，农场主克拉特一家四口全部被杀，引起了全美国震惊。不久之后案件告破，凶手是两名白人，随即二人被判绞刑。卡波特通过走访大量的人物，其中包括被害家庭的邻居，警方的调查人员，被捕后的凶手等等，用纪实+小说的手法，把丰富的素材组织起来，还原和演绎了一场凶杀案的始末。当真实在你面前时，你甚至会同情这些杀人犯。这没有标准答案也没有规则，你做这部纪录片其实和他们就形成了一种关系，必须要明确你的人物到底如何展现，你的道德底线在哪儿。
还有一部电影《杀戮演绎》，这部片子不是去访问那些受害者家属，而是访问杀死这些人的谋杀者。所以，我们拍摄一部片子并不是在讲真理，电影不是真理。你必须遵循自己的信念，要不然我们为什么要做电影？
雅各布·安胡：我其实不想判断只是拍，所以拍摄纪录片你不需要去鉴别某个人是好是坏，最后剪辑时，最重要是展示发生的事，展示人性的所有面，让观众自己判断。
有的人不想进入你的画面，作为拍摄者怎么处理？
帕维尔·克洛茨：我拍摄的那条街上，基本上是贩卖毒品和妓女。相当于一个红灯街，如果这些人不想被拍摄，就必须要把视频中人的脸藏起来。我其实没有把他们的脸蒙起来，有时甚至用了灯光。因为我当时并不同情这些卖毒品的人，最近我看到了一句话特别喜欢——艺术家不一定非得是个好人。
爱丽斯·奥尔森：可以采用声音、马赛克的方式解决。带着录音机进去，再找个合适的方式拍摄画面，这可能是个方法。即使你有勇气拍下来，但你一定要考虑后果。
五六年前声音不被重视，很多电影制作非常好但是音效很差，现在大家开始认识到音效的重要性，这也是为什么对纪录片来说，会有那么多费用需要用后期制作上的一个因素。
法丽达·巴夏：画面和声音的质量能够区分谁专业谁不专业。声音是讲故事的一个很好的工具，有时候比画面更重要。对于我来说，最大的投资在于买设备。我从来不会用一个麦克风来录制，我一般使用一个是立体声录制，一个无线麦克。如果一个坏了，另一个也会很快派上用场。声音剪辑、音效制作、混音都是很大的工程，会对电影产生很大影响。
帕维尔·克洛茨：好莱坞的故事片中有一个计算值，就是70%故事情节和情绪是靠声音营造出来的。我的建议是，对于纪录片来说，专业的摄像师和录音师首先是最重要的。
法丽达·巴夏：纪录片的声音你在后期的制作中很难弥补，必须要在拍摄时一次到位达到很好的质量。我花了6个月时间剪辑，其中两周是在改善声音，6周是专注于声音的艺术性，为了营造一种气氛。纪录片中可以没有配乐，但用声音来营造气氛很重要。
面对摄像机时，怎么做到让人物自然流露？ 塔玛尔·塔尔：我的人物的爱人是摄影师，所以他对摄像机很熟悉，我的方法是把摄像机放到三脚架上，我去做一些别的事情，这样她也会忘了摄像机这件事。有时候好多日子都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而当有事情发生的时候她都已经习惯了。
帕维尔·克洛茨：我的人物并不害羞，只是一开始时他们不理解。我们每天待在一起十七八个小时，我告诉摄像师，即使不录制也直将摄像机对准他们，然后他们就习惯了。有时候看一些素材我知道他们在表演，我就会减掉这些镜头，总有一些时间他们不再关心摄像机了。
法丽达·巴夏：我的人物做的大多数事情总是重复的，后来看素材时，我发现前两三天的素材都不能用，因为我们的移动太频繁，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他们的紧张感。后来我们决定跟着他们的节奏拍摄而不是让他们跟随我们的拍摄节奏。所以，有些距离我不能跨越，保持这个距离他们就会很从容。另外，如果我们能在一个地方待足够长的时间，就会捕捉到重要的事情。
低成本制作要不要专门雇佣剪辑师，你们和剪辑师是怎么样的工作关系？
塔玛尔·塔尔：我还是更喜欢找专门的剪辑师，因为你已经拍过了，也知道拍了些什么，你知道所有事情，有时候你所想要表达的东西画面中并没有表现出来，而剪辑师会告诉你他没有看到你说的东西。而且，剪辑师会给你一个不同的角度。另外，你还要找你信任的人来看粗剪版本，最主要的是，你需要一双来自外界的眼睛和视角。
帕维尔·克洛茨：电影学院拍电影时，同一部片子我们自己剪一个版本，剪辑师也剪辑一个版本，然后再让同学分析谁剪得好。后来大家都觉得剪辑师的更有意思，毕竟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纪录片和故事片一样。我把我的所有素材都给到剪辑师，给他两个星期时间，先不告诉他我的想法让他做一个他的版本，这样看后我反而更清楚自己想要什么。
雅各布·安胡：当时因为没有钱，所以我就自己来做后期。做这个片子前我不会后期剪辑、混音、调色等等，为此我买了很多软件现学现用。我有120盘60分钟的HDV带，花了14个月剪辑，每天工作18个小时。为了谋生我去做呼叫中心接线员。除了钱，最大的困难就是孤军奋战的孤独感，我把自己锁起来，整年都在制作这个东西。
如果回过头再看自己拍摄片子，你们会做出什么改变吗？
塔玛尔·塔尔：我的第一部电影自己做了很多工作，这让我发现，其实对于一个导演来说，一人身兼数职你会有很多东西看不见。我完全同意，不要单兵作战，找到你的摄影师录音师一起工作。但如果你感觉到自己有很强的驱动力，那你就拍，不要让别的人阻止你影响你，最后证明你自己。
帕维尔·克洛茨：我不会做任何改变，我坚信人不能两次踩进同一条河流，我做的东西就是那样。就像孩子画画将一只猫画上橘色的斑纹，但它本质上还是一只猫。
关于小成本，希望我们都不要坚持小成本，怎么让下一部片子不再是小成本，这也许是需要改变的。当然小成本某方面更自由，但要知道，有些方面没有钱是不可能做到的。可能你付出了很多精力但是没有回报，甚至因为没有钱，最后做不出东西。所以，应该事先做充足的思想准备，如果你有一个限制，在这个限制之内工作会相对容易。
爱丽斯·奥尔森：如果你有片子已经获得了认可，并且和资助的机构建立关系的话，这对你的下一步片子有很大帮助。但对于我来说，就是接受我自己还有自己的工作方式，比如在初始阶段没有钱我也是可以接受的，我不会给自己画条框。
法丽达·巴夏：我认为不见得每部片子都要有巨大的成功，只要有想法尝试过，失败也没关系。然后再去尝试，当现实把你逼到一定境地，就会有新的东西出现。
雅各布·安胡：第一个片子有一些自己的问题，第二部片子也会有期望值方面的问题。我同意前面的人所说的，不用担心，自己坚信什么就去做什么，不要顾虑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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