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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甘肃籍女孩杨丽萍，在乌鲁木齐一家酒店打工了近一年，却依然没有得到酒店给她买的任何保险。所以当她的手被卷进冰冷的机器里时，她以后的悲剧命运就注定了。失去健康的左手之后，杨丽萍又经历了更让她痛楚的遭遇：被酒店“冷藏”，又各处求助无门。
工伤者成为城市打工者中处境最困难的群体。面对遭遇工伤的打工者，人们常会建议他们拿起法律的武器去获得合理合法的赔偿，但是实际情况怎样呢？
来疆打工不幸受伤
２００４年，新年刚过，２２岁的杨丽萍就告别家乡甘肃的亲人，来到新疆。“我听说乌鲁木齐特别美，这里的人也特别朴实。来得时候，我父亲一直反对我来，但是我还是违背了父亲的意愿，怀着美好的憧憬来了。”
２００４年２月１８日，是她上班第一天，杨丽萍在她的回忆中这样描述“我感到自己像是漂浮的小船找到了归属”。她像许多外地来疆的打工者一样，把工作单位当成
是自己在异乡的家。
直到２００４年１１月２７日晚上，她平静的生活彻底改变了。
那天，上班还不到一个小时，负责在包子中心压面的杨丽萍，一不小心左手被卷进了压面机。她一急之下，立刻往外拉。可是机器力量太大，刚拉出来一点，立刻又被卷进去。
这时，杨丽萍才觉得自己的处境危险，大叫“师傅，我的手被卷进机器了，快救我！”她的师傅高小霞听到杨丽萍的叫声，立刻关了电源。可是机器由于惯性，还是在转，杨丽萍疼的晕了过去。
当她醒来时，她的左手已经被同事从机器里拉出来了，只是左手完全变形了。左手露出的白森森的骨头和不断流出的鲜血使得杨丽萍再次晕了过去。
服从安排冒名住院
被疼痛和恐惧折磨的糊里糊涂的杨丽萍，被同事送到了就近一家医院的骨科。还在去医院的路上时，送她去的副总经理就打电话给老板，请示该怎么办。杨丽萍模糊记得，她听到老板说，住院时，让用酒店另一个人的名字挂号和手术，这个人就是杨丽萍的师傅高小霞。她在酒店干了很久，酒店为她买了保险。
善良的杨丽萍也担心自己受伤会给酒店带来什么损失，造成什么麻烦，所以，她从一开始就决定，一切都服从酒店的安排，“毕竟在酒店干了这么久，还是很有感情的，我也想把酒店的损失降到最低。”
从进医院挂号、手术到办理住院手续、拿药，陪伴杨丽萍的同事都不忘提醒她“老板说叫你写高小霞的名字”，杨丽萍都一一照办了。
听劝说未痊愈匆忙出院
住了一段时间的医院之后，杨丽萍的左手开始做第二次手术。两次手术都因为缺少治疗费用，并不很成功。她的几根手指没法恢复，特别是小拇指，医生说要么截掉，要么做第三次手术保住一半。
还在第二次手术刚做完的时候，杨丽萍就接到了老板娘的电话：“小杨子，你出院吧，回来好的快，我们太忙了，没时间去照顾你，你先回来，我们也好看着你。要万一不行，咱们再住进去。”本来就对酒店充满歉意的杨丽萍听了这些话，更加过意不去，立刻同意出院。
到了医院规定复检的时候，杨丽萍再次被告知，小拇指必须立刻处理，要保留还是截掉必须赶紧决定。
杨丽萍给老板打电话征求意见，老板说要保住手指，同意她做第三次手术。“但是医生告诉我，老板一直不愿意出那么多钱，所以只能在换药房给我做手术，这样能省两三千元钱。但是不能保证一定成功，因为手术器械不够。”
这次手术失败了，杨丽萍仅剩的半截小拇指完全变形了。医生说：“没有好的手术刀只能这样了，而且你第二次手术遗留的问题还需要手术，可是你没钱，你们酒店也不给钱，我也没办法了。”
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杨丽萍找到律师，想要依靠法律手段解决问题。可是，直到这时她才发现，由于她没有和酒店签定劳动合同，而且住院时用的是别人的名字，无法做工伤认定，也不能给劳动仲裁部门提供任何证据，依法维权这条路她没法走下去。
打不了拖不起的维权官司
从发生事故到现在已经一年了，但事情迟迟不能得到圆满解决。
杨丽萍请的律师和酒店经理约了多次，他都以“在外地出差，不在乌市”为由，拒绝见面。半年多来，律师和杨丽萍给经理打了无数的电话，每次都被他们以各种理由推脱，更让杨丽萍无奈的是，酒店的经理也已经换了好几个。
今年８月，律师终于见到了酒店的副总付经理，付经理告诉他们：“我们不是不管杨丽萍，我们可以给她安排活干，养着她，而且我们也一直在积极给她治疗，为此酒店已经花了一万多元，也算仁至义尽了。在这件事情上，我们酒店该做的都已经做了，至于你们说的冒名住院的事，我们已经给保险公司退还了保险金，我们没有什么错的地方了。”
杨丽萍无奈地说：“每一次去找劳动仲裁部门，他们都表示支持我，但是由于我住院时用的是师傅高小霞的名字，没有办法取证，所以，我连官司都打不了。可是我也拖不起，因为我现在不能正常劳动，工作也不好找，家里人都催我快回去，我现在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的路可真难走啊！”
维权道路难以继续
律师给杨丽萍算了一笔账，以她的情况，可以向酒店要求补偿近三万元。但是，酒店方面最后只答应给她１万元，而且，即使这样，还只是口头说法，至于什么时候给，怎么给，酒店方面迟迟没有动静。今年９月底，杨丽萍在律师的帮助下，终于拿到了第一笔补偿金３５００元，可是剩余的钱她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拿到。
据了解，我国现行有关保护工伤者的法律法规是非常健全的，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存在很多问题。如工伤保险覆盖率不高，工伤者被迫以假名住院或答应用工方“私了”；许多打工者没有签劳动合同，有的甚至是在没有营业执照的“黑工厂”打工。
杨丽萍的遭遇，正是由于她没有和用人单位签定劳动合同，用人单位也没有依法办事。这样，一旦她出现什么问题，最终受伤害的，只能是她自己。但是，用杨丽萍的话来说，就是“找工作不易，单位不说，我怎么敢提出签定合同的事呢？”其实这正是许多打工者共同的担忧。
为杨丽萍代理的某律师事务所律师高峰认为：民工在社会的底层本身就是个弱者，弱势群体，他们的问题如果得不到保护，甚至尽快的保护的话，他们就容易采用一些极端的方式，比如自杀的方式或者闹事的方式都会对我们的社会造成危害。所以民工的问题说是小事就是小事，说是大事就是大事。
工伤者成为城市打工者中处境最困难的群体。面对遭遇工伤的打工者，人们常会建议他们拿起法律的武器去获得合理合法的赔偿，但是实际情况怎样呢？
来疆打工不幸受伤
２００４年，新年刚过，２２岁的杨丽萍就告别家乡甘肃的亲人，来到新疆。“我听说乌鲁木齐特别美，这里的人也特别朴实。来得时候，我父亲一直反对我来，但是我还是违背了父亲的意愿，怀着美好的憧憬来了。”
２００４年２月１８日，是她上班第一天，杨丽萍在她的回忆中这样描述“我感到自己像是漂浮的小船找到了归属”。她像许多外地来疆的打工者一样，把工作单位当成
是自己在异乡的家。
直到２００４年１１月２７日晚上，她平静的生活彻底改变了。
那天，上班还不到一个小时，负责在包子中心压面的杨丽萍，一不小心左手被卷进了压面机。她一急之下，立刻往外拉。可是机器力量太大，刚拉出来一点，立刻又被卷进去。
这时，杨丽萍才觉得自己的处境危险，大叫“师傅，我的手被卷进机器了，快救我！”她的师傅高小霞听到杨丽萍的叫声，立刻关了电源。可是机器由于惯性，还是在转，杨丽萍疼的晕了过去。
当她醒来时，她的左手已经被同事从机器里拉出来了，只是左手完全变形了。左手露出的白森森的骨头和不断流出的鲜血使得杨丽萍再次晕了过去。
服从安排冒名住院
被疼痛和恐惧折磨的糊里糊涂的杨丽萍，被同事送到了就近一家医院的骨科。还在去医院的路上时，送她去的副总经理就打电话给老板，请示该怎么办。杨丽萍模糊记得，她听到老板说，住院时，让用酒店另一个人的名字挂号和手术，这个人就是杨丽萍的师傅高小霞。她在酒店干了很久，酒店为她买了保险。
善良的杨丽萍也担心自己受伤会给酒店带来什么损失，造成什么麻烦，所以，她从一开始就决定，一切都服从酒店的安排，“毕竟在酒店干了这么久，还是很有感情的，我也想把酒店的损失降到最低。”
从进医院挂号、手术到办理住院手续、拿药，陪伴杨丽萍的同事都不忘提醒她“老板说叫你写高小霞的名字”，杨丽萍都一一照办了。
听劝说未痊愈匆忙出院
住了一段时间的医院之后，杨丽萍的左手开始做第二次手术。两次手术都因为缺少治疗费用，并不很成功。她的几根手指没法恢复，特别是小拇指，医生说要么截掉，要么做第三次手术保住一半。
还在第二次手术刚做完的时候，杨丽萍就接到了老板娘的电话：“小杨子，你出院吧，回来好的快，我们太忙了，没时间去照顾你，你先回来，我们也好看着你。要万一不行，咱们再住进去。”本来就对酒店充满歉意的杨丽萍听了这些话，更加过意不去，立刻同意出院。
到了医院规定复检的时候，杨丽萍再次被告知，小拇指必须立刻处理，要保留还是截掉必须赶紧决定。
杨丽萍给老板打电话征求意见，老板说要保住手指，同意她做第三次手术。“但是医生告诉我，老板一直不愿意出那么多钱，所以只能在换药房给我做手术，这样能省两三千元钱。但是不能保证一定成功，因为手术器械不够。”
这次手术失败了，杨丽萍仅剩的半截小拇指完全变形了。医生说：“没有好的手术刀只能这样了，而且你第二次手术遗留的问题还需要手术，可是你没钱，你们酒店也不给钱，我也没办法了。”
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杨丽萍找到律师，想要依靠法律手段解决问题。可是，直到这时她才发现，由于她没有和酒店签定劳动合同，而且住院时用的是别人的名字，无法做工伤认定，也不能给劳动仲裁部门提供任何证据，依法维权这条路她没法走下去。
打不了拖不起的维权官司
从发生事故到现在已经一年了，但事情迟迟不能得到圆满解决。
杨丽萍请的律师和酒店经理约了多次，他都以“在外地出差，不在乌市”为由，拒绝见面。半年多来，律师和杨丽萍给经理打了无数的电话，每次都被他们以各种理由推脱，更让杨丽萍无奈的是，酒店的经理也已经换了好几个。
今年８月，律师终于见到了酒店的副总付经理，付经理告诉他们：“我们不是不管杨丽萍，我们可以给她安排活干，养着她，而且我们也一直在积极给她治疗，为此酒店已经花了一万多元，也算仁至义尽了。在这件事情上，我们酒店该做的都已经做了，至于你们说的冒名住院的事，我们已经给保险公司退还了保险金，我们没有什么错的地方了。”
杨丽萍无奈地说：“每一次去找劳动仲裁部门，他们都表示支持我，但是由于我住院时用的是师傅高小霞的名字，没有办法取证，所以，我连官司都打不了。可是我也拖不起，因为我现在不能正常劳动，工作也不好找，家里人都催我快回去，我现在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的路可真难走啊！”
维权道路难以继续
律师给杨丽萍算了一笔账，以她的情况，可以向酒店要求补偿近三万元。但是，酒店方面最后只答应给她１万元，而且，即使这样，还只是口头说法，至于什么时候给，怎么给，酒店方面迟迟没有动静。今年９月底，杨丽萍在律师的帮助下，终于拿到了第一笔补偿金３５００元，可是剩余的钱她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拿到。
据了解，我国现行有关保护工伤者的法律法规是非常健全的，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存在很多问题。如工伤保险覆盖率不高，工伤者被迫以假名住院或答应用工方“私了”；许多打工者没有签劳动合同，有的甚至是在没有营业执照的“黑工厂”打工。
杨丽萍的遭遇，正是由于她没有和用人单位签定劳动合同，用人单位也没有依法办事。这样，一旦她出现什么问题，最终受伤害的，只能是她自己。但是，用杨丽萍的话来说，就是“找工作不易，单位不说，我怎么敢提出签定合同的事呢？”其实这正是许多打工者共同的担忧。
为杨丽萍代理的某律师事务所律师高峰认为：民工在社会的底层本身就是个弱者，弱势群体，他们的问题如果得不到保护，甚至尽快的保护的话，他们就容易采用一些极端的方式，比如自杀的方式或者闹事的方式都会对我们的社会造成危害。所以民工的问题说是小事就是小事，说是大事就是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