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李聚奎上将交往最直接、最密切的时间是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以后的长征途中。1934年，我在中央红军的总政治部任组织干事，被派到红一军团检查工作，在红一军团的“八一”庆祝活动结束后，我随红一师参加了几次反“围剿”战斗，特别是在兴国西北的高兴圩、乱石圩打了最后一仗。这一仗，红军没有能粉碎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我就留在了红一师任巡视团主任，随着部队开始了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那时李聚奎是红一师师长，我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参加了突破四道封锁线、巧渡乌江、强渡大渡河、抢占泸定桥、爬雪山和与四方面军会合等著名的战役、战斗。李聚奎师长敢打硬仗、恶仗，睿智果敢的作战作风和厚道老实、平易近人的人格魅力，给我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
　　下面说的是我和李聚奎接触过程中的几个鲜为人知的小故事。
　　


　　
　　救我一命
　　
　　1934年10月16日，高兴圩保卫战失利，中央机关和红一方面军被迫匆促地进行战略转移。李聚奎安排我暂时到红一师三团代理总支书记（原总支书记生病）。我们自兴国乱石圩出发，开始了艰难的行军、作战。三团作为红一师的先锋部队，10月21日，在赣南信丰县的金鸡、新田、固陂一带和兄弟部队一起突破了国民党陈济棠的第一道封锁线，消灭了陈济棠教导旅3个团加一个多营。29日，部队继续向西，翻过无人走过的山路，越过桃河，攻占了粤北。在湖南汝城至城口一线，突破了国民党苦心布设的第二道封锁线，消灭了何键的两个团。
　　为了避开敌人的围堵大军，我们绕道罗霄山脉的南端，红三团由大余的茅古宅爬大王山。11月4日晚，我们在大余西的古经吃完晚饭，带着干粮，按三团、师直、一、二团的顺序，在大雨迷雾中向大王山进发。我是红三团的收容队长，和孙大仲医生及王有才的三营在后面行走。大王山山高路险，荆棘满山。部队整天在敌人围追堵截下爬山越岭，得不到休息，再加上离开了苏区，粮食供应紧张，同志们又累又饿。我是边走边打盹儿，到了半夜三更才爬到山顶。
　　这时，我踩到了一个小水沟滑倒后，不料一下滑到无底的深渊。往下掉的一瞬间，我想：这下可完了，我再也看不见我苦命的母亲……突然，一棵岩石上生长的大树叉把我挡住了。我定了定神，估摸着从这到岩顶约有50米，求生的欲望使我大喊：“救命！救命！”三营营部的通信员何万明是大梅岭刚参军的壮族战士，听到呼救后，立即报告给孙大仲和三营长，他们急得团团转，还是何万明机灵，让大家把绑腿、绳子接起来朝深渊放下去。当时正是夜里3点多，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我看不到绳子，那个树叉开始松动，发出“咔嚓”的响声。我急得浑身冒冷汗，时间在一秒秒地过去，危险正一分分地逼近，孙大仲和营救人员一筹莫展。正在这时，李聚奎和谭政率师直队伍经过这里，得知我滑入深渊。当时尽管敌情紧急，大家人困马乏，李聚奎二话没讲，命令尽全力抢救。特务员钟耀礼将首长们用的手电筒借过来，用绳子系下去。有了亮光，我好不容易抓到绳子，把自己系牢，上面有二三十人拉绳子。为了双保险，还把绳子的一端系在骡马上面，又怕绳子被岩石磨破，大家使劲悬空往上拉。我在深涧悠荡了3个圈后，大约20分钟，我终于爬到了沟岩顶部。我被救上来后，定了定神，用脚踢了块小石头下去，听到大约300米处有水流哗哗的声音，那树叉被我压得“咔嚓”直响，若再晚一会儿，我就掉下去没命了。
　　李聚奎拍拍我的肩膀说：“你要注意呀，这太危险了！”谭政说：“幸好我们有几匹骡马和手电，否则再也见不到你了。”团卫生队的孙大仲说：“你的命真大呀！苏区两次被活埋，这次又险些掉进深涧。”我十分感激患难与共的阶级弟兄奋力抢救，才使我又一次死里逃生。
　　
　　险被活埋
　　


　　
　　红一师掩护中央纵队和军团南渡乌江后，奉命继续南征。4月初，我们来到贵阳城东。这里离贵阳只有十几公里，登高远望，机场和加工厂的烟囱近在咫尺。
　　坐镇贵阳的蒋介石因被我红军甩在乌江北，守贵阳兵力不足两个师，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于是，他手忙脚乱地一面电令云南的军阀龙云火速派兵增援贵阳，一面急调薛岳、周浑元及湘军往余庆、石阡布防，防止我军东进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
　　这一着，正中毛泽东和党中央的调虎离山之计。我们开动铁脚板，忽而向南，忽而向西，忽而向东，在云南和贵州两省交界地域打圈圈。
　　4月底，红一师已从曲靖、十八里站，分3路大摇大摆地通过昆明市郊，摆出一副围攻昆明的架势。李聚奎令我随红一团杨团长的三营尹国赤营长行动。我们站在象山2158高地树林里纵目远望，昆明美景尽收眼底。东关的飞机场停着一排排飞机，好像一朵朵白云。不一会儿，敌机就开始向我一连扫射轰炸。但昆明市外，到处是森林、山崖和山洞，有利我们隐蔽，敌机奈何不得。
　　我们一围昆明，把龙云吓得魂飞魄散，因为滇军已全部被蒋介石北调，被红九军牵制住了。他们只得抽调、拼凑云南民团来守昆明城。红九军迅速占领东川著名的铜矿区后，那里1400多农民兄弟起来造反，参加了红军，商民沿街燃放鞭炮，夹道欢迎红九军罗炳辉军长回滇闹革命。
　　30日晨，红一团一营和红三团三营在昆明北红石岩会合，杨团长、黎林政委令部队将迫击炮架在老北龙处，向昆明市连放24炮，把龙云吓得不轻。他忙派12架飞机，向我部队扫射轰炸。敌机一来，我们就在丛林、山洞中隐蔽，气得敌人干瞪眼。
　　下午15时，我同匡道维、金衍生从昆明北6公里的桃园树林和南子坪山坡地，越过公路回到师直，李聚奎令我们一起到三团视察。当我们一行快到三团驻防的西沟村警戒区时，被盘旋在低空的敌机发现，有3架敌机狂轰滥炸，顿时黄土卷起，把李聚奎、金衍生和我等3人埋在山沟里。当时，我被压得喘不过气来，耳朵嗡嗡作响，后来什么也听不见了。我心中在想，这两年我让炸弹活埋了好几次，都活过来了，难道这次就真的“革命到底”了吗？警卫连一个排极力抢救，我睁开了眼，孙大仲帮我把鼻孔里的泥土掏出来，给我做人工呼吸。有一袋烟的功夫，我缓过气，迷惑地问周围的人：“我还活着吗？”大家听了笑着说：“你命大，没死。”我看见坐在土坡上喘着粗气、灰头土脸的李聚奎，他笑眯眯地对我说：“革命未成功，阎王老子也不同意收我们！让我们回来和老蒋干到底！”他说完，又乐呵呵地带领我们向三团驻地走去。他这种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感染教育了我，使我终生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