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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众所周知，一个繁荣富强、存在了几千年的文明帝国的灭亡，肯定是多方面的因素互相作用而造成的。但最根本的原因应该是经济发展无法维持上层建筑的统治。拜占廷军区制就是在帝国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实行的兵农合一的经济军事制度。它使拜占廷帝国有效地抵御了外敌的入侵，增强了帝国的经济实力，成为举世瞩目的大帝国。但是军区制也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它引出的一系列不良后果，诸如大土地贵族的兴起，小农经济基础的瓦解，地方与中央抗衡等等，成为拜占廷帝国衰亡的根源。
关键词：军区制；矛盾；衰亡；根源；
一、军区制实行的背景
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拜占廷是欧亚大陆上历经蛮族入侵幸存下来、并从古典时代一直不间断地发展到近代的少数几个传统文明之一。然而这段持续不断、延续了1000年的历史最终遭致废弃和灭绝。因为拜占廷在地理位置上最易遭受攻击。”[1]它地跨欧亚非三洲，东起两河流域上游，西至直布罗陀海峡，北达多瑙河和黑海北岸的克里米亚半岛，南抵尼罗河第二瀑布和马个里布。由于拜占廷这优越的地理位置，所以君士坦丁一世发布命令，准备营建新都，可以凭借一面靠山两面临水防御来自各方面的进攻，又可以利用便利的水陆交通发展商业，满足新都的物质需求。为了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新都的建设，君士坦丁一世亲自跑马勘测、圈定城市界标。当时，他的随从官员对他确定的城市的巨大面积感到惊讶，疑惑不解地问道：“我的陛下，您将继续往前走多远？”他回答说：“我要继续走下去，直到在我前面引路的神认为合适为止。”[2]经过五年精心施工，新都基本完工。帝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提高新都的地位，使之迅速发展成为欧洲和地中海世界第一大城。
正因为拜占廷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君士坦丁的繁华，所以，她一直以来都为各种外来势力所觊觎。早期拜占廷面对的主要是各个“蛮族”，如哥特人、汪达尔人，它们对早期拜占廷统治构成了极大威胁；中期，拜占廷同来自东方的敌人进行斗争，强大的波斯帝国垂涎拜占廷“坐地收钱”的极具商业价值的地理位置，发动大规模入侵，占领了拜占廷大部分东方领土，直逼君士坦丁堡。随后，当穆罕默德创立的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半岛崛起，拜占廷又成为宗教战争的前线。这是拜占廷帝国极其严峻的外部形势。
内部形势的险恶一点也不亚于外敌入侵的危机。查士丁尼时代后期拜占廷经济危机严重，国库空虚，无钱支付军队军饷，皇帝查士丁尼二世（565--578年在位）因此心力交瘁，患上了精神病，不能治理国事，军国政务都有皇后索非亚控制。而索非亚则将其情人提比略一世扶上台。这样，宫廷斗争此起彼伏，福卡斯叛乱夺权后，将其前代皇帝莫里斯及其家族男性成员全部杀死。而他自己在维持了8年独裁统治后也被推翻砍头。政治动乱和外敌入侵使拜占廷农业遭受到严重破坏，土地荒芜，农民逃亡。
面对帝国内外交困的局势，伊拉克略一世即位后，毫不犹豫地进行国务改革，调整中央政府机构，整顿财务系统，加强军队建设。他根据帝国的具体实际情况，制定社会改革措施，建立军区，对帝国社会实行全面的军事化，军区制由此建立。
二、军区制的简介
军区制又称塞姆制，原意为“花名册”或“士兵名册”，[3]是公元7—12世纪在拜占廷帝国境内推行的军事和行政制度，即按军区、师、团等军队编制划分原有行政区。各级官兵均按其服役长短来得到土地，并将经营土地的收入作为军饷和一切军需的来源。
军区是由公元7世纪末拜占廷的“总督区”（exarchates）[4]演变而来。总督区各级权力机构保持军事系统与行政系统相对独立，只是由总督区的最高首脑总督总揽军政权力。这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但在战争中反应迟钝，不能互相配合，听从调配，有效地打击入侵之敌。7世纪中期以前，军区制还仅在拜占廷个别地区实行，此后便在整个帝国内推行。
军区制把全国分为十一个军区，以代替行省，由地方军事将领行使军事和行政权力，一身二任。自由农民被编入军队，并分得世袭份地。这种自由农民实际上成为屯田兵。他们向政府缴纳赋税，但免除劳役。[5]军区制的实行解决了拜占廷帝国面临的人力资源短缺和财源枯竭的困难，提高了军队的应急能力，加强了拜占廷帝国的国防力量。军区制也促进了农兵阶层的形成；小农阶层也得到发展。它的兴衰对于拜占廷历史的演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军区制的推行对稳定拜占廷局势，缓解外敌入侵的威胁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所以军区制是拜占廷帝国强盛的基础。现代拜占廷学家高度评价了军区制，认为它是：赋予拜占廷帝国新活力的大胆改革，其意义极为深远。[6]但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军区制发展过程中暴露了大量无法克服的矛盾。军区制下兴起的大土地贵族日益强大，在经济和政治上与帝国中央集权相对抗。而军区制赖以存在的小农经济基础瓦解，成为拜占廷帝国衰败的开端。
三、军区制产生的不良后果
1.小农经济的瓦解
军区制的推行，帝国中就出现了平时务农、战时出战，战斗与生产两结合的农兵阶层。但是参与管理的主要是地方军事贵族。这样，以军事贵族为代表的大地产迅速兴起。他们势必对以农兵为代表的小地产构成威胁。而在他们的斗争中，农民肯定就处于不利地位。小农经济原本就十分脆弱，经受不住自然灾害和战争的打击，加上军事贵族的迫害，它们逐渐瓦解。而这时，大地产主利用小农破产之机，以提高庇护权为条件吞并小农土地，限制小农的自由，使小农人身部分都依附于大地主。11世纪以后，小农甚至沦为大地主的农奴。[7]帝国的一些皇帝如瓦西里二世和罗曼努斯一世，认识到保护小农对于维护帝国统治的重要意义，因此采取立法措施来限制大地主的扩张。如罗曼努斯法令中指出：“此种小土地占有者予国利甚巨，因其缴纳国家税收，提供军队服役义务；倘若此类小农数量减少，其利必失。”[8]因此，在小农土地被侵吞时，政府也曾颁布法令保护小农的利益不受侵害。922年法令明确规定，小农及其公社享有购买、租用田产、农产的优先权，禁止大地主以任何方式（遗赠、捐赠、购买、承租等）接受贫困小农的田产，过去30年以任何方式从农兵手中获得的军役小土地必须无条件归还其原主人。然而，帝国皇帝的这些措施并未能有效地打击大地主，因为皇帝们在发展军区时必须借重大军事贵族的政治势力，维护其在地方的统治。因此，皇帝的立法并未得到贯彻，而皇帝们对小农经济的瓦解也无能为力，只能听只之任之。这样，小农的地位并没有得到改善。他们在各种灾变动乱的夹缝中求生存，随时都有被吞并的危险。有时迫于生存危机，他们也只能自动放弃或转让给大地主。这样，随着大地产的迅速兴起，小农经济逐渐瓦解，军区制赖以存在的基础消失了。军区制这种自相矛盾的发展最终归结于不能发展，这就从根本上瓦解了帝国的根基。
2.税制破坏
小农经济的瓦解，导致帝国的税源枯竭，税制破坏，帝国的经济无法维持。为了维护税收总量，增加财政收入，国家只好加重人民的税收，并且不断寻找新的税种。受害的首当小农，他们越来越穷，征收的赋税也就更少。农民破产后或流浪他乡，或汇集城市，经常发动起义。他们就成为帝国最不稳定的社会因素，影响帝国的社会安全。皇帝下令没收教会的土地和教产分赠给新兴军事贵族和士兵，以作军饷，或者奖励作战有功的军队官兵，从而培植了军事贵族和军士阶层，甚至还取消了他们的免税权。由此而引发了规模宏大、持续时间长远、对帝国产生严重破坏的圣像破坏运动。在这次运动中，教会和修院的圣像、圣迹和圣物被捣毁，土地和财产被没收，修士被破还俗，参加生产，承担国家赋税和徭役。圣像破坏运动遭到广大民众的反对，所以拜占廷帝国腹地爆发了许多民众起义，许多贵族也发动叛乱，引起了全社会的动荡和不安。军士和村社农民都迅速沦为依附农民和农奴。小农经济加速破产，导致拜占廷经济全面衰退。再加上圣像破坏运动的反复兴废，人民更加无心于经济生产，人心惶惶，社会政治、经济、安全全面倒退，这也许是拜占廷帝国灭亡的社会经济因素。
3.工商业的衰败
小农经济的衰退和瓦解也给予了拜占廷帝国的商业贸易和手工业以致命的打击。众所周知，拜占廷首都君士坦丁堡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处于东西、南北多条商路的交汇点，扼守东西交通陆路和南北航道的要冲，处于亚、欧、非物产交换活动的中心地位。据说君士坦丁堡每天向君主交纳两万块金币，而这钱都是从店铺、市场和经常从水路或陆路来到这首都的波斯和埃及、俄罗斯和匈牙利、意大利和西班牙商人那里征收来的。[9]有力的军防和国内的稳定，使君士坦丁堡的国际贸易得到充足的发展，使国家财政收入增加。而这一时期，拜占廷帝国的周边国家纷纷发展，对其构成巨大威胁，并且受其控制的地区也逐渐摆脱其统治，如11世纪时，位于亚得里亚海北岸的威尼斯就摆脱了拜占廷帝国的控制，并大力发展海上贸易和船队，夺得了亚得里亚海的制海权，最终取代了拜占廷在亚得里亚海的霸主地位。[10]拜占廷帝国的商业优势逐渐消失，国力下降，再加上第四次十字军战争严重摧残了君士坦丁堡，这就彻底改变了地中海贸易格局。过去由拜占廷帝国控制的海关关税几乎全部落入意大利国库。威尼斯也完全控制了东地中海重要航道和主要商站。拜占廷帝国工商业的繁荣也一去不复返了。
拜占廷的国际工商业贸易一落千丈，国内工商业也是逐渐委缩。小农经济的衰败，使国内市场失去依托，购买力急剧下降，这不仅使依靠短期消费维持生存的小工商业者无以为生，也使富豪们每况愈下，社会越来越不安定。在这种情况下，拜占廷政府还实行了货币贬值政策，这使帝国货币的国际地位也猛然下降。再加上帝国又增加税收，开辟新的税种，社会更是民不聊生。在国内外因素的侵蚀下，拜占廷帝国的灭亡势在必然。
4.地方政府的集权
军区制使中央政府向地方放权和地方政府的相对集权。军区的将军被赋予了极大的独立指挥权，使地方分裂势力得到发展。大贵族势力的兴起对拜占廷帝国的中央集权造成直接威胁，甚至直接参与皇室内部的权力斗争。一些贵族依靠手中的军权左右朝政，有些军区首领甚至通过叛乱当上皇帝，建立自己的新王朝。地方军事贵族势力与中央政府的官僚势力争权夺利、明争暗斗，这样就严重地瓦解中央集权。拜占廷皇帝就采取措施来削弱地方军事贵族的势力。他们将大军区划成更多的小军区，同时还派行政官员分担军区将军的行政权力，这就使军区上的军政权力重新分离，这又回到了以前的总督制，致使军区制逐渐消失。到12世纪，有关军区制的“名称从此几乎完全消失了”。[11]军区制的衰败，使拜占廷帝国的农兵日益减少，国防虚弱，为了保卫帝国的安全，增强国防，所以国家不得不雇佣外国的兵。罗斯人和诺曼人的雇佣兵就成为军队的主要组成部分。他们只为金钱而战，一旦军饷没有按时发下，就发生军事反叛，肆虐于拜占廷腹地。[12]国家的财政收入几乎大多都成为他们的军饷，但是还是不能满足需要。他们的军事叛乱也就给拜占廷帝国以致命的打击，成为帝国内乱
的源头，加速了帝国的灭亡。1453年，奥斯曼土尔其帝国攻占君士坦丁堡时，拜占廷已无兵可用，并且尽失外援。只有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带领精疲力竭的少数战士和亲兵在孤身抵抗，直至战死。[13]君士坦丁堡被土尔其人攻陷，这标志着具有千余年历史的拜占廷帝国寿终正寝了。
拜占廷帝国的灭亡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们就主要从军区制引发的矛盾来解析它灭亡的经济原因。军区制引发的各种自相矛盾的问题是拜占廷帝国灭亡的根本原因。它留给我们的教训是深刻的，对世界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代一位拜占廷学者仁西曼说：1453年，拜占廷帝国灭亡了。但它给世界留下了光辉的遗产；使所有的国家摆脱了野蛮，并给予其他国家文化精华；它的力量和智慧几个世纪中一直保护着基督教世界。君士坦丁堡在11世纪中始终是文明世界的中心。[14]
参考文献：
［1］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董书慧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9页。
［2］瓦西列夫：《拜占廷帝国史》，第57页。
［3］N.伊科诺米基斯：《“塞姆”词源》，引自《拜占廷学会学刊》，1975年，总字第16期，第5页。
［4］［10］［13］陈志强：《拜占廷帝国史》商务印书馆2003版，第174、488、351页。
［5］朱寰：《世界上古中古史》高等教育出版社，第106页。
［6］［11］奥斯特洛格尔斯基：《拜占廷国家史》第86、368页。
［7］奥斯特洛格尔斯基：《拜占廷农民历史问题研究》，第4章。
［8］陈志强：《拜占廷灭亡的经济考察》，《世界历史》1990年第4期第90页。
［9］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412页。
［12］陈志强：《精粹世界史：独特的拜占廷文明》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版，第130页。
［14］仁西曼：《拜占廷文明》，第299页。
关键词：军区制；矛盾；衰亡；根源；
一、军区制实行的背景
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拜占廷是欧亚大陆上历经蛮族入侵幸存下来、并从古典时代一直不间断地发展到近代的少数几个传统文明之一。然而这段持续不断、延续了1000年的历史最终遭致废弃和灭绝。因为拜占廷在地理位置上最易遭受攻击。”[1]它地跨欧亚非三洲，东起两河流域上游，西至直布罗陀海峡，北达多瑙河和黑海北岸的克里米亚半岛，南抵尼罗河第二瀑布和马个里布。由于拜占廷这优越的地理位置，所以君士坦丁一世发布命令，准备营建新都，可以凭借一面靠山两面临水防御来自各方面的进攻，又可以利用便利的水陆交通发展商业，满足新都的物质需求。为了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新都的建设，君士坦丁一世亲自跑马勘测、圈定城市界标。当时，他的随从官员对他确定的城市的巨大面积感到惊讶，疑惑不解地问道：“我的陛下，您将继续往前走多远？”他回答说：“我要继续走下去，直到在我前面引路的神认为合适为止。”[2]经过五年精心施工，新都基本完工。帝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提高新都的地位，使之迅速发展成为欧洲和地中海世界第一大城。
正因为拜占廷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君士坦丁的繁华，所以，她一直以来都为各种外来势力所觊觎。早期拜占廷面对的主要是各个“蛮族”，如哥特人、汪达尔人，它们对早期拜占廷统治构成了极大威胁；中期，拜占廷同来自东方的敌人进行斗争，强大的波斯帝国垂涎拜占廷“坐地收钱”的极具商业价值的地理位置，发动大规模入侵，占领了拜占廷大部分东方领土，直逼君士坦丁堡。随后，当穆罕默德创立的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半岛崛起，拜占廷又成为宗教战争的前线。这是拜占廷帝国极其严峻的外部形势。
内部形势的险恶一点也不亚于外敌入侵的危机。查士丁尼时代后期拜占廷经济危机严重，国库空虚，无钱支付军队军饷，皇帝查士丁尼二世（565--578年在位）因此心力交瘁，患上了精神病，不能治理国事，军国政务都有皇后索非亚控制。而索非亚则将其情人提比略一世扶上台。这样，宫廷斗争此起彼伏，福卡斯叛乱夺权后，将其前代皇帝莫里斯及其家族男性成员全部杀死。而他自己在维持了8年独裁统治后也被推翻砍头。政治动乱和外敌入侵使拜占廷农业遭受到严重破坏，土地荒芜，农民逃亡。
面对帝国内外交困的局势，伊拉克略一世即位后，毫不犹豫地进行国务改革，调整中央政府机构，整顿财务系统，加强军队建设。他根据帝国的具体实际情况，制定社会改革措施，建立军区，对帝国社会实行全面的军事化，军区制由此建立。
二、军区制的简介
军区制又称塞姆制，原意为“花名册”或“士兵名册”，[3]是公元7—12世纪在拜占廷帝国境内推行的军事和行政制度，即按军区、师、团等军队编制划分原有行政区。各级官兵均按其服役长短来得到土地，并将经营土地的收入作为军饷和一切军需的来源。
军区是由公元7世纪末拜占廷的“总督区”（exarchates）[4]演变而来。总督区各级权力机构保持军事系统与行政系统相对独立，只是由总督区的最高首脑总督总揽军政权力。这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但在战争中反应迟钝，不能互相配合，听从调配，有效地打击入侵之敌。7世纪中期以前，军区制还仅在拜占廷个别地区实行，此后便在整个帝国内推行。
军区制把全国分为十一个军区，以代替行省，由地方军事将领行使军事和行政权力，一身二任。自由农民被编入军队，并分得世袭份地。这种自由农民实际上成为屯田兵。他们向政府缴纳赋税，但免除劳役。[5]军区制的实行解决了拜占廷帝国面临的人力资源短缺和财源枯竭的困难，提高了军队的应急能力，加强了拜占廷帝国的国防力量。军区制也促进了农兵阶层的形成；小农阶层也得到发展。它的兴衰对于拜占廷历史的演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军区制的推行对稳定拜占廷局势，缓解外敌入侵的威胁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所以军区制是拜占廷帝国强盛的基础。现代拜占廷学家高度评价了军区制，认为它是：赋予拜占廷帝国新活力的大胆改革，其意义极为深远。[6]但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军区制发展过程中暴露了大量无法克服的矛盾。军区制下兴起的大土地贵族日益强大，在经济和政治上与帝国中央集权相对抗。而军区制赖以存在的小农经济基础瓦解，成为拜占廷帝国衰败的开端。
三、军区制产生的不良后果
1.小农经济的瓦解
军区制的推行，帝国中就出现了平时务农、战时出战，战斗与生产两结合的农兵阶层。但是参与管理的主要是地方军事贵族。这样，以军事贵族为代表的大地产迅速兴起。他们势必对以农兵为代表的小地产构成威胁。而在他们的斗争中，农民肯定就处于不利地位。小农经济原本就十分脆弱，经受不住自然灾害和战争的打击，加上军事贵族的迫害，它们逐渐瓦解。而这时，大地产主利用小农破产之机，以提高庇护权为条件吞并小农土地，限制小农的自由，使小农人身部分都依附于大地主。11世纪以后，小农甚至沦为大地主的农奴。[7]帝国的一些皇帝如瓦西里二世和罗曼努斯一世，认识到保护小农对于维护帝国统治的重要意义，因此采取立法措施来限制大地主的扩张。如罗曼努斯法令中指出：“此种小土地占有者予国利甚巨，因其缴纳国家税收，提供军队服役义务；倘若此类小农数量减少，其利必失。”[8]因此，在小农土地被侵吞时，政府也曾颁布法令保护小农的利益不受侵害。922年法令明确规定，小农及其公社享有购买、租用田产、农产的优先权，禁止大地主以任何方式（遗赠、捐赠、购买、承租等）接受贫困小农的田产，过去30年以任何方式从农兵手中获得的军役小土地必须无条件归还其原主人。然而，帝国皇帝的这些措施并未能有效地打击大地主，因为皇帝们在发展军区时必须借重大军事贵族的政治势力，维护其在地方的统治。因此，皇帝的立法并未得到贯彻，而皇帝们对小农经济的瓦解也无能为力，只能听只之任之。这样，小农的地位并没有得到改善。他们在各种灾变动乱的夹缝中求生存，随时都有被吞并的危险。有时迫于生存危机，他们也只能自动放弃或转让给大地主。这样，随着大地产的迅速兴起，小农经济逐渐瓦解，军区制赖以存在的基础消失了。军区制这种自相矛盾的发展最终归结于不能发展，这就从根本上瓦解了帝国的根基。
2.税制破坏
小农经济的瓦解，导致帝国的税源枯竭，税制破坏，帝国的经济无法维持。为了维护税收总量，增加财政收入，国家只好加重人民的税收，并且不断寻找新的税种。受害的首当小农，他们越来越穷，征收的赋税也就更少。农民破产后或流浪他乡，或汇集城市，经常发动起义。他们就成为帝国最不稳定的社会因素，影响帝国的社会安全。皇帝下令没收教会的土地和教产分赠给新兴军事贵族和士兵，以作军饷，或者奖励作战有功的军队官兵，从而培植了军事贵族和军士阶层，甚至还取消了他们的免税权。由此而引发了规模宏大、持续时间长远、对帝国产生严重破坏的圣像破坏运动。在这次运动中，教会和修院的圣像、圣迹和圣物被捣毁，土地和财产被没收，修士被破还俗，参加生产，承担国家赋税和徭役。圣像破坏运动遭到广大民众的反对，所以拜占廷帝国腹地爆发了许多民众起义，许多贵族也发动叛乱，引起了全社会的动荡和不安。军士和村社农民都迅速沦为依附农民和农奴。小农经济加速破产，导致拜占廷经济全面衰退。再加上圣像破坏运动的反复兴废，人民更加无心于经济生产，人心惶惶，社会政治、经济、安全全面倒退，这也许是拜占廷帝国灭亡的社会经济因素。
3.工商业的衰败
小农经济的衰退和瓦解也给予了拜占廷帝国的商业贸易和手工业以致命的打击。众所周知，拜占廷首都君士坦丁堡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处于东西、南北多条商路的交汇点，扼守东西交通陆路和南北航道的要冲，处于亚、欧、非物产交换活动的中心地位。据说君士坦丁堡每天向君主交纳两万块金币，而这钱都是从店铺、市场和经常从水路或陆路来到这首都的波斯和埃及、俄罗斯和匈牙利、意大利和西班牙商人那里征收来的。[9]有力的军防和国内的稳定，使君士坦丁堡的国际贸易得到充足的发展，使国家财政收入增加。而这一时期，拜占廷帝国的周边国家纷纷发展，对其构成巨大威胁，并且受其控制的地区也逐渐摆脱其统治，如11世纪时，位于亚得里亚海北岸的威尼斯就摆脱了拜占廷帝国的控制，并大力发展海上贸易和船队，夺得了亚得里亚海的制海权，最终取代了拜占廷在亚得里亚海的霸主地位。[10]拜占廷帝国的商业优势逐渐消失，国力下降，再加上第四次十字军战争严重摧残了君士坦丁堡，这就彻底改变了地中海贸易格局。过去由拜占廷帝国控制的海关关税几乎全部落入意大利国库。威尼斯也完全控制了东地中海重要航道和主要商站。拜占廷帝国工商业的繁荣也一去不复返了。
拜占廷的国际工商业贸易一落千丈，国内工商业也是逐渐委缩。小农经济的衰败，使国内市场失去依托，购买力急剧下降，这不仅使依靠短期消费维持生存的小工商业者无以为生，也使富豪们每况愈下，社会越来越不安定。在这种情况下，拜占廷政府还实行了货币贬值政策，这使帝国货币的国际地位也猛然下降。再加上帝国又增加税收，开辟新的税种，社会更是民不聊生。在国内外因素的侵蚀下，拜占廷帝国的灭亡势在必然。
4.地方政府的集权
军区制使中央政府向地方放权和地方政府的相对集权。军区的将军被赋予了极大的独立指挥权，使地方分裂势力得到发展。大贵族势力的兴起对拜占廷帝国的中央集权造成直接威胁，甚至直接参与皇室内部的权力斗争。一些贵族依靠手中的军权左右朝政，有些军区首领甚至通过叛乱当上皇帝，建立自己的新王朝。地方军事贵族势力与中央政府的官僚势力争权夺利、明争暗斗，这样就严重地瓦解中央集权。拜占廷皇帝就采取措施来削弱地方军事贵族的势力。他们将大军区划成更多的小军区，同时还派行政官员分担军区将军的行政权力，这就使军区上的军政权力重新分离，这又回到了以前的总督制，致使军区制逐渐消失。到12世纪，有关军区制的“名称从此几乎完全消失了”。[11]军区制的衰败，使拜占廷帝国的农兵日益减少，国防虚弱，为了保卫帝国的安全，增强国防，所以国家不得不雇佣外国的兵。罗斯人和诺曼人的雇佣兵就成为军队的主要组成部分。他们只为金钱而战，一旦军饷没有按时发下，就发生军事反叛，肆虐于拜占廷腹地。[12]国家的财政收入几乎大多都成为他们的军饷，但是还是不能满足需要。他们的军事叛乱也就给拜占廷帝国以致命的打击，成为帝国内乱
的源头，加速了帝国的灭亡。1453年，奥斯曼土尔其帝国攻占君士坦丁堡时，拜占廷已无兵可用，并且尽失外援。只有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带领精疲力竭的少数战士和亲兵在孤身抵抗，直至战死。[13]君士坦丁堡被土尔其人攻陷，这标志着具有千余年历史的拜占廷帝国寿终正寝了。
拜占廷帝国的灭亡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们就主要从军区制引发的矛盾来解析它灭亡的经济原因。军区制引发的各种自相矛盾的问题是拜占廷帝国灭亡的根本原因。它留给我们的教训是深刻的，对世界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代一位拜占廷学者仁西曼说：1453年，拜占廷帝国灭亡了。但它给世界留下了光辉的遗产；使所有的国家摆脱了野蛮，并给予其他国家文化精华；它的力量和智慧几个世纪中一直保护着基督教世界。君士坦丁堡在11世纪中始终是文明世界的中心。[14]
参考文献：
［1］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董书慧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9页。
［2］瓦西列夫：《拜占廷帝国史》，第57页。
［3］N.伊科诺米基斯：《“塞姆”词源》，引自《拜占廷学会学刊》，1975年，总字第16期，第5页。
［4］［10］［13］陈志强：《拜占廷帝国史》商务印书馆2003版，第174、488、351页。
［5］朱寰：《世界上古中古史》高等教育出版社，第106页。
［6］［11］奥斯特洛格尔斯基：《拜占廷国家史》第86、368页。
［7］奥斯特洛格尔斯基：《拜占廷农民历史问题研究》，第4章。
［8］陈志强：《拜占廷灭亡的经济考察》，《世界历史》1990年第4期第90页。
［9］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412页。
［12］陈志强：《精粹世界史：独特的拜占廷文明》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版，第130页。
［14］仁西曼：《拜占廷文明》，第2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