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西南地区的“打虎”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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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1年底,中共中央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一场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为内容的“三反”运动。在这场反腐败的运动中,最为著名的一个词语即“打虎”。“老虎”,是当时官方对贪污腐化行为较严重者的统称。而在西南地区,这场“打虎”行动更是进行得如火如荼。
  “到处是森林,到处有老虎”
  建国初对于当时不少党政干部来说,经过了数十年来的艰苦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他们中不少人开始放纵自己,各地发生了不少贪污腐化的事件。这些现象主要可以归结为浪费与贪污两类。
  首先是公务机构物资浪费现象十分严重。如在川西地区一些贸易部门在商品流转费用方面浪费即达86亿元(旧币,下同。1万元旧币折合新币1元)。1952年1月,西南局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也承认,当年该局建一栋办公大楼,由于计划不善,“浪费即达15亿之多”。而其他虚报数量、造假账、化公为私的现象更是普遍。
  其次是贪污受贿现象较为突出。由于建国伊始,监管制度不健全,以致不少人心存侥幸,大肆以权谋私,侵吞国有资产。据西南人民检察分署的统计,西南区从1950年1月至7月间,发生了贪污渎职案件2042件,这些人非法盗窃国家财产110亿元以上,粮食达200吨以上。
  “老虎”,即是对那些具有较为严重的贪污腐败行为者的称呼。之所以将这些人比喻为“老虎”,主要说明这些人危害像老虎一样,“打虎”则有为民除害之意。当时有一首被改编的儿歌即可说明“打虎”行动在当时可谓家喻户晓:“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不吃饭,专吃大坏蛋,大坏蛋,贪污犯……”因为后勤部门掌管钱物,加之监管制度不健全,很容易出贪污犯,如当时中南军区后勤部门向中央递交的一份“打虎经验”中,即有“到处是森林,到处有老虎”的著名说法。这个断言实际上也是当时贪腐现象较为普遍的一个写照。
  “打虎”行动
  在西南,一场声势浩大的检举运动也迅速展开,通过本单位自行检查、专门小组的重点检查与各单位的互相检查结合起来,本人坦白与群众检举结合起来的方式,很快收到了实效。在强大的心理压力下,不少人难以支撑,甚至“有些干部已经躺下不吃饭了”。
  到1952年1月中旬,西南军政委员会所属的25个单位近3万名工作人员中,坦白的就达到9000余人,竟占总人数的34.5%,贪污总金额达到34亿元之多。
  按照中共中央的规定,贪污1亿元以上的为“大老虎”;1亿元以下1000万元以上的为“小老虎”。但在1952年1月,西南局及重庆市级机关,大的坦白运动已经基本结束,西南局发现,这些人贪污“超过1000万者很少”。也就是说,真正的“老虎”并未在坦白运动中现身。
  为此西南局决定,将运动的重点迅速转移到“打虎”上面。根据毛泽东传授的“打虎”经验,西南局“责成各首长亲自动手‘打虎’,限期具报”,并且规定“如果哪个单位的首长认为本单位没有‘老虎’,应签字向党和政府负责保证,领导即派人复查。”
  在上级部门的推动下,西南地区形成了一股“打虎”热潮。1952年4月底,西南局给中央的报告中称,西南地区共计打出“老虎”42117只,其中“大老虎”6840只。
  定案与追赃
  “打虎”结束后,紧接着就是处理遗留问题,主要是定案与追赃。由于之前暴风骤雨式的“打虎”,一些单位采取了非法的方式强迫一些贪污分子承认自己是“老虎”,使不少一般的贪污分子变成了“小老虎”,“小老虎”则变成了“大老虎”。但是,在定案时,情况则出现了变化。因为定案将牵涉到对自己的具体处理,那些假“(大)老虎”们便纷纷翻供,拒不承认自己的贪污数额。
  西南局向“老虎”们反复强调政策,用活事例指明前途,消除其思想顾虑,另外即通过向家属做工作,举办家属训练班等,动员他们主动交出赃物与赃款。但就西南总体而言,退赃情况并不乐观。1952年5月,邓小平在向中央做工作报告时表示,“三反”时西南区发现了3万亿元的贪污数额,但最后仅“可能追回1万亿”,其中尚未追回的部分,除了已经挥霍浪费掉的外,也包含了原本被夸大了的数额。
  西南区的“打虎”运动历时近半年,抓了4万余只“老虎”,不仅打击了大批贪污腐化分子,还使巨额国家财产得以挽回。但这次运动,也给后人留下了很多值得思考的地方。因为这种疾风骤雨式的“打虎”,在打出“真老虎”的同时,也打出了不少“假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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