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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武汉史稿》、《武汉市志》等一批著作先后出版，再现了武汉昔日的落寞与辉煌，让武汉市民更为熟悉自己生活的城市，但城市通史研究领域一直没有专著。
由皮明庥主编，刘玉堂、涂文学等副主编的《武汉通史》，填补了这一空白。《武汉通史》集武汉20多位学院派专家和乡土派方家，五载寒暑，笔耕不辍，以7卷10册，煌煌420万字之巨，多维纵深的阐释了武汉历史文化的独特内涵，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细览全书，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
其一，在时空维度上进行纵深研究，通武汉古今之变。《武汉通史》在时间维度上纵向延伸，上下贯通。从城市发生学的视角，以城市发生、发展、演变为主轴，将城市发展划分为五个时期：一为从远古到秦汉，是武汉外缘区的率先开发期；二为三国至隋唐，是武汉核心区和双城机制形成和发展期；三为宋元明清，湖广大区域行政、经济中心和三镇鼎立格局的奠定期；四为晚清至民国的近代都会期；五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社会主义新型特大城市发展期，将漫长而复杂的武汉历史梳理出了一条清晰的脉络，既分划鲜明，又气势一贯。
《武汉通史》在空间维度上横向贯通，纵横交错。武汉作为华中重镇，其发展必然离不开中国乃至世界这个大背景。再则，武汉历代疆域沿革十分复杂，过去武汉地区与今天的武汉市是不同的。该书的编撰者以传统武汉三镇为核心，以今之武汉行政区划为基础，又不囿于今武汉行政区划，而以与武汉有密切关系和历史渊源的市县为相关区，形成大武汉地区，作为该书涵盖范围。看似漫无边际，实则形散神聚。
其二，在内容取舍上进行多面相研究，观武汉社会全貌。《武汉通史》的编撰贯穿着“大史学”与总体史的观念。它不仅仅是政治军事斗争史，或经济和生产的发展史，更包罗了地理环境、社会形态和社会结构、思想文化、种族和民族融合。在晚清和民国卷中，还深发了武汉城市的市政机制、交通网络、社会组织、工商业态、人口职业、教育卫生、体育娱乐、民情风俗。但又不是这些因素简单的拼接杂陈，而是将这些因素结合成一个有机整体来思考和表述。既有对历史的整体鸟瞰，又有对社会的局部发微与社会生活的再现，让武汉市民在一个很深的层次上理解了自己和过去。
其三，在研究态度与方法上，求实求新。第一，重实证，注重发掘史料，充分利用考古成果，用史实说话。国学大师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倡导强调地下发现的考古资料和传世文献资料并重，对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横贯古今几千年的武汉市的历史，特别是先秦部分，单凭传世文献来爬梳，是远远不够的，许多问题的解决，必须依赖考古发现提供新的更有力的证据。在对武汉文明始端这个问题进行考察时，刘玉堂等充分利用改革开放以来武汉市北郊商代盘龙古城的考古发掘成果，博采众家之长，从城市发生学的视角提出了3500年前的盘龙城是武汉城市的始端等一些新的观点。而且，编撰者还巧妙的运用了民风和诗文，进行历史文献、考古发现与民俗风情的三重考证，使所述所论令人信服。
第二，《武汉通史》还充分体现了计量史学的研究方法。作者在行文中使用了很多数据和表格，力图使研究做到量化和精确。在研究西周时期武汉地区的社会经济时，作者对武汉地区出土的西周青铜生产工具以及玉器列出表格，作了数量分析，归纳了这些青铜器与玉器的诸多特征。表格被称为史料的“集装箱”，既能够说明问题，又不致横生枝节。大量表格的使用，表明编撰者将计量史学的方法引入本书，也反映了编撰者实事求是的治学倾向与凝练的文风。
其四，在学术观点上创新，难能可贵。通史编撰讲求“通”与集大成，因而常易落人芜杂叙事、“述而不作”的窠臼。《武汉通史》在求通求全的同时，力求学术创新，实为可贵。它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由于平铺直述在学术上很难提出新问题和新见解的弊端，提出了不少新问题和新概念，并进行了较全面的阐释。比如盘龙城之后到秦汉之间还有一段很长的城市发展历史，这一空白如何填补?汉口的崛起除了汉水改道的地理因素外，与明清之际中国经济发展的关系如何?武汉市的文化特征是什么?是码头文化，水文化，山水园林文化，还是兼容并包，抑或没有特色就是它的特色?相信在阅读完《武汉通史》之后，读者能够在其中找到令人信服的答案。本书还释难解疑，提出了许多新见解。如武汉历史上存在一个较大的商文化区；武汉古代文化是华夏文化和楚文化等不同文化的融合；武汉文化起自本地土著三苗文化；以及秦汉到隋唐卷，提出三国兴汉，市中心区奠基；宋元明清卷，论述宋代武汉已经成为长江流域三大城市之一，元代成为湖广行政区政治经济中心；清代早期，汉口成为四大名镇之首；晚清卷论述汉口开埠，张之洞治鄂，武汉初步近代化，发展成为重要都会；民国卷分析了武汉的经济发展，阐明了武汉建市和近代市制的确立。这些观点鲜明独特，精当确凿，读后可以得到许多启迪。
此外，《武汉通史》敢于直面武汉历史文化的缺陷。没有十全十美的城市，也没有完美的城市人群，《武汉通史》作为一部探讨地方性的通史性著作，对武汉历史与文化中消极方面的阐述并未讳言，尤为难能。
其五，在编写体例上创新，图文并茂。《武汉通史》在结构上突破了原有史书的固定模式，设有《图像卷》专册，被专家誉为“继承中国左图右史的传统，开创了新的编写体例”。《图像卷》分为5个部分，与其他9卷文字本相对应。全卷收集了各种图片1000余张，上起4亿年前的汉阳鱼，下至2004年长江第一隧道正式动工。《武汉通史》通过图片概览了武汉史的全过程，非常直观地展示了武汉历史发展的每一个重要时期的精彩片断。与一般史书侧重展示政治、经济方面的图片不同，在《图像卷》中用大量的图片对武汉的社会生活进行了详细的叙述。这些图片囊括了民间生产工具、民风习俗图、汉正街遗珍、民国社会百态等诸多方面，让我们得以见识与今日区别甚大的旧武汉生活场景，也从中看到编撰者对全卷赋予的人文内涵和文化精神。《图像卷》中有很多珍贵的照片资料是首次披露出来，其中包括1936年拍摄的汉阳古城墙照片，这是迄今为止我们见到的唯一的汉阳古城墙实录；武汉空战的油画，刊载于1945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画史》，由于《画史》发行量非常少，此画也是非常难得一见的珍品。
总之，《武汉通史》建构恢宏，脉络清晰，全面展示了武汉壮阔的历史进程，不仅占有丰富史料，而且有独到的见解，是武汉地区学者多年积累、研究的结晶，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地方通史性良篇佳构。
责任编辑 张卫东
由皮明庥主编，刘玉堂、涂文学等副主编的《武汉通史》，填补了这一空白。《武汉通史》集武汉20多位学院派专家和乡土派方家，五载寒暑，笔耕不辍，以7卷10册，煌煌420万字之巨，多维纵深的阐释了武汉历史文化的独特内涵，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细览全书，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
其一，在时空维度上进行纵深研究，通武汉古今之变。《武汉通史》在时间维度上纵向延伸，上下贯通。从城市发生学的视角，以城市发生、发展、演变为主轴，将城市发展划分为五个时期：一为从远古到秦汉，是武汉外缘区的率先开发期；二为三国至隋唐，是武汉核心区和双城机制形成和发展期；三为宋元明清，湖广大区域行政、经济中心和三镇鼎立格局的奠定期；四为晚清至民国的近代都会期；五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社会主义新型特大城市发展期，将漫长而复杂的武汉历史梳理出了一条清晰的脉络，既分划鲜明，又气势一贯。
《武汉通史》在空间维度上横向贯通，纵横交错。武汉作为华中重镇，其发展必然离不开中国乃至世界这个大背景。再则，武汉历代疆域沿革十分复杂，过去武汉地区与今天的武汉市是不同的。该书的编撰者以传统武汉三镇为核心，以今之武汉行政区划为基础，又不囿于今武汉行政区划，而以与武汉有密切关系和历史渊源的市县为相关区，形成大武汉地区，作为该书涵盖范围。看似漫无边际，实则形散神聚。
其二，在内容取舍上进行多面相研究，观武汉社会全貌。《武汉通史》的编撰贯穿着“大史学”与总体史的观念。它不仅仅是政治军事斗争史，或经济和生产的发展史，更包罗了地理环境、社会形态和社会结构、思想文化、种族和民族融合。在晚清和民国卷中，还深发了武汉城市的市政机制、交通网络、社会组织、工商业态、人口职业、教育卫生、体育娱乐、民情风俗。但又不是这些因素简单的拼接杂陈，而是将这些因素结合成一个有机整体来思考和表述。既有对历史的整体鸟瞰，又有对社会的局部发微与社会生活的再现，让武汉市民在一个很深的层次上理解了自己和过去。
其三，在研究态度与方法上，求实求新。第一，重实证，注重发掘史料，充分利用考古成果，用史实说话。国学大师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倡导强调地下发现的考古资料和传世文献资料并重，对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横贯古今几千年的武汉市的历史，特别是先秦部分，单凭传世文献来爬梳，是远远不够的，许多问题的解决，必须依赖考古发现提供新的更有力的证据。在对武汉文明始端这个问题进行考察时，刘玉堂等充分利用改革开放以来武汉市北郊商代盘龙古城的考古发掘成果，博采众家之长，从城市发生学的视角提出了3500年前的盘龙城是武汉城市的始端等一些新的观点。而且，编撰者还巧妙的运用了民风和诗文，进行历史文献、考古发现与民俗风情的三重考证，使所述所论令人信服。
第二，《武汉通史》还充分体现了计量史学的研究方法。作者在行文中使用了很多数据和表格，力图使研究做到量化和精确。在研究西周时期武汉地区的社会经济时，作者对武汉地区出土的西周青铜生产工具以及玉器列出表格，作了数量分析，归纳了这些青铜器与玉器的诸多特征。表格被称为史料的“集装箱”，既能够说明问题，又不致横生枝节。大量表格的使用，表明编撰者将计量史学的方法引入本书，也反映了编撰者实事求是的治学倾向与凝练的文风。
其四，在学术观点上创新，难能可贵。通史编撰讲求“通”与集大成，因而常易落人芜杂叙事、“述而不作”的窠臼。《武汉通史》在求通求全的同时，力求学术创新，实为可贵。它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由于平铺直述在学术上很难提出新问题和新见解的弊端，提出了不少新问题和新概念，并进行了较全面的阐释。比如盘龙城之后到秦汉之间还有一段很长的城市发展历史，这一空白如何填补?汉口的崛起除了汉水改道的地理因素外，与明清之际中国经济发展的关系如何?武汉市的文化特征是什么?是码头文化，水文化，山水园林文化，还是兼容并包，抑或没有特色就是它的特色?相信在阅读完《武汉通史》之后，读者能够在其中找到令人信服的答案。本书还释难解疑，提出了许多新见解。如武汉历史上存在一个较大的商文化区；武汉古代文化是华夏文化和楚文化等不同文化的融合；武汉文化起自本地土著三苗文化；以及秦汉到隋唐卷，提出三国兴汉，市中心区奠基；宋元明清卷，论述宋代武汉已经成为长江流域三大城市之一，元代成为湖广行政区政治经济中心；清代早期，汉口成为四大名镇之首；晚清卷论述汉口开埠，张之洞治鄂，武汉初步近代化，发展成为重要都会；民国卷分析了武汉的经济发展，阐明了武汉建市和近代市制的确立。这些观点鲜明独特，精当确凿，读后可以得到许多启迪。
此外，《武汉通史》敢于直面武汉历史文化的缺陷。没有十全十美的城市，也没有完美的城市人群，《武汉通史》作为一部探讨地方性的通史性著作，对武汉历史与文化中消极方面的阐述并未讳言，尤为难能。
其五，在编写体例上创新，图文并茂。《武汉通史》在结构上突破了原有史书的固定模式，设有《图像卷》专册，被专家誉为“继承中国左图右史的传统，开创了新的编写体例”。《图像卷》分为5个部分，与其他9卷文字本相对应。全卷收集了各种图片1000余张，上起4亿年前的汉阳鱼，下至2004年长江第一隧道正式动工。《武汉通史》通过图片概览了武汉史的全过程，非常直观地展示了武汉历史发展的每一个重要时期的精彩片断。与一般史书侧重展示政治、经济方面的图片不同，在《图像卷》中用大量的图片对武汉的社会生活进行了详细的叙述。这些图片囊括了民间生产工具、民风习俗图、汉正街遗珍、民国社会百态等诸多方面，让我们得以见识与今日区别甚大的旧武汉生活场景，也从中看到编撰者对全卷赋予的人文内涵和文化精神。《图像卷》中有很多珍贵的照片资料是首次披露出来，其中包括1936年拍摄的汉阳古城墙照片，这是迄今为止我们见到的唯一的汉阳古城墙实录；武汉空战的油画，刊载于1945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画史》，由于《画史》发行量非常少，此画也是非常难得一见的珍品。
总之，《武汉通史》建构恢宏，脉络清晰，全面展示了武汉壮阔的历史进程，不仅占有丰富史料，而且有独到的见解，是武汉地区学者多年积累、研究的结晶，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地方通史性良篇佳构。
责任编辑 张卫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