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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个过程中，“20世纪80年代后”是一个有其明显特点的时期。20世纪80年代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特点主要是：回顾和总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过程、基本经验，对邓小平理论进行全面、科学、深刻的概括，形成了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回答什么问题、怎样回答问题”的理论范式；突出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探索；呈现出快速发展的趋势。
关键词：20世纪80年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特点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07)07—0010—04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个过程中，“20世纪80年代后”是一个有其明显特点的时期。我们之所以选择“20世纪80年代后”作为研究的范围，主要是基于：第一，20世纪80年代后，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发生蜕变、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失去执政地位的严峻局面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命运引人注目。第二，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经先后出现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两次飞跃之后，在国内社会主义建设波澜壮阔、国际形势风云变幻的世纪之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没有新的成果令人关心。因此，对20世纪80年代后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特点进行研究，对于完整地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规律，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进程，是从回顾和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过程、基本经验开始的，尤其是从对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进行全面、科学、深刻的概括开始的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形成后，在开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进程时，回顾和总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过程和基本经验。199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江泽民指出：党的全部历史和70年斗争中所积累的极其丰富的经验，可以“归结到一点”，那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指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有两次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即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即邓小平理论。江泽民郑重地建议，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写进党章。在十五大的报告中，江泽民还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关键在于两个“深刻认识和掌握”，即深刻认识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深刻认识和掌握中国国情。200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江泽民再次指出：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科学理论的指导，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这是总结我们党的历史得出的“最基本的经验”。从1991年的“归结到一点”，到2001年的“最基本的经验”，江泽民一直在深刻思考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
在这个过程中，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所做的以下两个方面的工作，对我们回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总结其基本经验和规律有着重要的意义：
第一，在阐明“邓小平理论”所回答的基本问题的基础上，形成了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回答什么问题、怎样回答问题”的理论范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从中国共产党成立算起，到20世纪80年代，已经有60多年的时间，非常需要有一种理论范式来对其进行概括。比如，是以某一代领导集体形成及发挥作用的时间的长短来判断是否有新的飞跃，还是以有没有大部头的著作或提出多少崭新的概念来判断是否有新的成果，这都经常使人困惑。“回答什么问题、怎样回答问题”的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范式，较早而且比较完整的出现是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十四大报告尽管还没有提出“邓小平理论”的概念(当时叫“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但是报告指出：“这个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同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从那以后，这样的理论范式，即党的领导集体是否回答、解决了事关中国发展的根本性问题，成为共同的分析方法。按照这样的理论范式，毛泽东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都是因为回答了它们所在的时代所面临的重大基本问题，从而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前进。
第二，概括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品格——与时俱进。由于其科学性、批判性、开放性，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不断丰富以及在中国的发展，客观上是一个与时俱进的过程。但是，如果对这种客观事实的理解达到了理论高度的自觉概括，就会反过来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这与毛泽东提出“实事求是”、邓小平提出“解放思想”所起的推动作用是一样的道理。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历史上，毛泽东第一个在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中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实事求是”的内涵，为全党确立马克思主义学风、共同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正确的思想路线。没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确立，就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就没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所倡导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学风成为新的历史时期全党共同的思想路线，大大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没有“解放思想”，就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就不可能形成邓小平理论。同样，把“与时俱进”明确地概括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实际上是要求中国共产党人把“与时俱进”作为适应新形势、认识新事物、完成新任务的根本思想武器，“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发展着的实践”，从而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继续推向前进。
二、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进程，突出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探索
2001年7月1日，江泽民指出：“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的规律、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的认识，不断吸取一切科学的新经验、新思想、新成果，我们就能够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新的贡献。”提出“共产党执政规律”这一概念，将其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并列为三大规律，并突出地对共产党执政规律进行探索，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明显特点。
“三大规律”分别处在人类实践的不同层面，其起作用的范围依次递减，但其内涵却依次深入。只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才有可能揭示社会主义社会这一特定的人类社会形态的发展规律；只有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比较充分地被人们所揭示、所认识的基础上，才能揭示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共产党的执 政规律。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进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也正是沿着这个轨迹而不断深化的。马克思、恩格斯从宏观上揭示人类社会的一般规律，使社会主义理论从一种空想变为科学。在帝国主义时代，列宁深刻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矛盾运动的趋势，丰富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的认识。但是，由于历史条件限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还来不及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进行全面论述。毛泽东、邓小平不仅揭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而且对如何保持党的执政地位也有许多重要的论述，从不同侧面揭示了共产党执政的规律。但是，全面揭示共产党执政规律是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历史任务。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发展到21世纪，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的认识已经基本解决(当然还要不断深化)，为全面揭示共产党的执政规律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从前苏联共产党执政起到20世纪80年代末，共产党执政历史已有70多年，中国共产党执政也有了半个世纪的历史，大量的经验教训为揭示共产党执政规律提供了素材。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不仅首先提出了“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概念，而且通过“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阐述对共产党执政规律作了比较系统的探索。我们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揭示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规律，是因为它回答了执政资格、执政能力和为谁执政这三个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首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置于“三个代表”之首，既放眼世界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趋势，又立足于中国生产力发展的实际，强调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揭示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资格。第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出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揭示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一个政党如果只代表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而在坚持什么样的文化方向、推动建设什么样的文化上不能树立起思想上精神上的一面旗帜，就没有执政能力去履行执政资格。在过去的80多年中，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保持执政地位，不仅在于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还在于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了意识形态领域的深刻变革，建设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思想文化体系。第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声明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谁执政的问题。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所包含的价值趋向都是共同的，那就是最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对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与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予以同时强调，目的在于强调三者对共产党执政来说都具有本质的、必然的联系，即具有规律性的意义。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中国共产党和世界上其他执政党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发展问题对保持党的先进性、保持党的执政地位至关重要，如何解决“为什么发展”、“为谁发展”、“靠谁发展”、“怎样发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新课题。从逻辑上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了保持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的问题之后，就必须进一步回答“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通过推进国家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来保持党的先进性。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逻辑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是统一的。我们国家已经顺利地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第二步目标，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开始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迈进，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在这样的新发展阶段。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未变，而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凸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加上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使得“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急需回答的重大问题。摆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的党中央面前的基本问题，是在继续强调发展的重要性、在坚持“发展是硬道理”、 “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的基础上，回答怎样的发展才是硬道理、怎样的发展才能成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而不是执政兴国的包袱。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进一步揭示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规律：中国共产党必须通过全面发展来获得先进性、通过协调发展来巩固先进性、通过可持续发展来保持先进性。
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经先后形成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等两大理论成果相比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20世纪80年代后的发展进程呈现出快速发展的趋势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已经先后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两大理论成果。但是，正如马克思主义不能穷尽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任务一样，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也不可能穷尽认识中国、改造中国的任务。历史要求中国共产党不断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进行结合，也必然会形成新的理论成果。在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共产党人把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又先后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成果，从而继续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1989年，邓小平对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作出了“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的“政治交代”。为了回答“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2000年2月21日，江泽民在出席广东省高州市领导干部“三讲”教育会议的讲话中首次提出“三个代表”的要求，即我们党要始终成为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代表。2000年5月14日，江泽民指出：“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㈤2001年7月，江泽民在“七一”讲话中全面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和基本内容。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进一步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时代背景、历史地位、精神实质和指导意义；十六大通过的党章，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2003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入我国的宪法。
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首次在党的文件中提出“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2004年9月，十六届四中全会作出《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 定》，把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作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内容。2006年3月，十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指出：促进国民经济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2006年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组织编写的《科学发展观学习读本》指出：“科学发展观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脉相承的科学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从以上简单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出，在20世纪80年代后，不管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还是科学发展观，从提出到被确立为指导思想或指导方针的时间，都比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所经历的时间要短。也就是说，在20世纪80年代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出现快速化的趋势。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
首先，从历史基础看，中国共产党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已先后实现的两次飞跃，以及先后形成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历史基础和经验。借鉴和继承这些基础和经验，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候，可以少走弯路，更加顺利。
其次，从思想基础看，20世纪80年代后，在中国共产党内，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已经深入人心，与时俱进、开拓进取的精神蔚然成风，全党同志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作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三个解放”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加快提供了思想条件。
再次，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需要的群众基础看，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广大的人民群众亲眼目睹了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沉着应对国内外复杂多变的形势，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处于暂时低潮的情况下保持了蓬勃生机，从而增强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并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各行各业的改革开放。广大人民群众在实践中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快速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经验素材。
责任编辑 刘龙伏
关键词：20世纪80年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特点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07)07—0010—04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个过程中，“20世纪80年代后”是一个有其明显特点的时期。我们之所以选择“20世纪80年代后”作为研究的范围，主要是基于：第一，20世纪80年代后，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发生蜕变、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失去执政地位的严峻局面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命运引人注目。第二，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经先后出现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两次飞跃之后，在国内社会主义建设波澜壮阔、国际形势风云变幻的世纪之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没有新的成果令人关心。因此，对20世纪80年代后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特点进行研究，对于完整地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规律，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进程，是从回顾和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过程、基本经验开始的，尤其是从对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进行全面、科学、深刻的概括开始的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形成后，在开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进程时，回顾和总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过程和基本经验。199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江泽民指出：党的全部历史和70年斗争中所积累的极其丰富的经验，可以“归结到一点”，那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指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有两次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即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即邓小平理论。江泽民郑重地建议，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写进党章。在十五大的报告中，江泽民还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关键在于两个“深刻认识和掌握”，即深刻认识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深刻认识和掌握中国国情。200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江泽民再次指出：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科学理论的指导，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这是总结我们党的历史得出的“最基本的经验”。从1991年的“归结到一点”，到2001年的“最基本的经验”，江泽民一直在深刻思考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
在这个过程中，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所做的以下两个方面的工作，对我们回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总结其基本经验和规律有着重要的意义：
第一，在阐明“邓小平理论”所回答的基本问题的基础上，形成了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回答什么问题、怎样回答问题”的理论范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从中国共产党成立算起，到20世纪80年代，已经有60多年的时间，非常需要有一种理论范式来对其进行概括。比如，是以某一代领导集体形成及发挥作用的时间的长短来判断是否有新的飞跃，还是以有没有大部头的著作或提出多少崭新的概念来判断是否有新的成果，这都经常使人困惑。“回答什么问题、怎样回答问题”的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范式，较早而且比较完整的出现是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十四大报告尽管还没有提出“邓小平理论”的概念(当时叫“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但是报告指出：“这个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同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从那以后，这样的理论范式，即党的领导集体是否回答、解决了事关中国发展的根本性问题，成为共同的分析方法。按照这样的理论范式，毛泽东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都是因为回答了它们所在的时代所面临的重大基本问题，从而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前进。
第二，概括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品格——与时俱进。由于其科学性、批判性、开放性，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不断丰富以及在中国的发展，客观上是一个与时俱进的过程。但是，如果对这种客观事实的理解达到了理论高度的自觉概括，就会反过来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这与毛泽东提出“实事求是”、邓小平提出“解放思想”所起的推动作用是一样的道理。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历史上，毛泽东第一个在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中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实事求是”的内涵，为全党确立马克思主义学风、共同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正确的思想路线。没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确立，就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就没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所倡导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学风成为新的历史时期全党共同的思想路线，大大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没有“解放思想”，就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就不可能形成邓小平理论。同样，把“与时俱进”明确地概括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实际上是要求中国共产党人把“与时俱进”作为适应新形势、认识新事物、完成新任务的根本思想武器，“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发展着的实践”，从而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继续推向前进。
二、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进程，突出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探索
2001年7月1日，江泽民指出：“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的规律、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的认识，不断吸取一切科学的新经验、新思想、新成果，我们就能够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新的贡献。”提出“共产党执政规律”这一概念，将其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并列为三大规律，并突出地对共产党执政规律进行探索，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明显特点。
“三大规律”分别处在人类实践的不同层面，其起作用的范围依次递减，但其内涵却依次深入。只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才有可能揭示社会主义社会这一特定的人类社会形态的发展规律；只有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比较充分地被人们所揭示、所认识的基础上，才能揭示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共产党的执 政规律。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进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也正是沿着这个轨迹而不断深化的。马克思、恩格斯从宏观上揭示人类社会的一般规律，使社会主义理论从一种空想变为科学。在帝国主义时代，列宁深刻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矛盾运动的趋势，丰富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的认识。但是，由于历史条件限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还来不及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进行全面论述。毛泽东、邓小平不仅揭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而且对如何保持党的执政地位也有许多重要的论述，从不同侧面揭示了共产党执政的规律。但是，全面揭示共产党执政规律是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历史任务。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发展到21世纪，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的认识已经基本解决(当然还要不断深化)，为全面揭示共产党的执政规律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从前苏联共产党执政起到20世纪80年代末，共产党执政历史已有70多年，中国共产党执政也有了半个世纪的历史，大量的经验教训为揭示共产党执政规律提供了素材。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不仅首先提出了“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概念，而且通过“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阐述对共产党执政规律作了比较系统的探索。我们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揭示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规律，是因为它回答了执政资格、执政能力和为谁执政这三个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首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置于“三个代表”之首，既放眼世界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趋势，又立足于中国生产力发展的实际，强调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揭示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资格。第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出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揭示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一个政党如果只代表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而在坚持什么样的文化方向、推动建设什么样的文化上不能树立起思想上精神上的一面旗帜，就没有执政能力去履行执政资格。在过去的80多年中，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保持执政地位，不仅在于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还在于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了意识形态领域的深刻变革，建设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思想文化体系。第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声明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谁执政的问题。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所包含的价值趋向都是共同的，那就是最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对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与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予以同时强调，目的在于强调三者对共产党执政来说都具有本质的、必然的联系，即具有规律性的意义。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中国共产党和世界上其他执政党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发展问题对保持党的先进性、保持党的执政地位至关重要，如何解决“为什么发展”、“为谁发展”、“靠谁发展”、“怎样发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新课题。从逻辑上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了保持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的问题之后，就必须进一步回答“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通过推进国家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来保持党的先进性。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逻辑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是统一的。我们国家已经顺利地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第二步目标，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开始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迈进，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在这样的新发展阶段。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未变，而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凸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加上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使得“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急需回答的重大问题。摆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的党中央面前的基本问题，是在继续强调发展的重要性、在坚持“发展是硬道理”、 “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的基础上，回答怎样的发展才是硬道理、怎样的发展才能成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而不是执政兴国的包袱。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进一步揭示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规律：中国共产党必须通过全面发展来获得先进性、通过协调发展来巩固先进性、通过可持续发展来保持先进性。
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经先后形成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等两大理论成果相比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20世纪80年代后的发展进程呈现出快速发展的趋势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已经先后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两大理论成果。但是，正如马克思主义不能穷尽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任务一样，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也不可能穷尽认识中国、改造中国的任务。历史要求中国共产党不断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进行结合，也必然会形成新的理论成果。在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共产党人把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又先后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成果，从而继续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1989年，邓小平对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作出了“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的“政治交代”。为了回答“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2000年2月21日，江泽民在出席广东省高州市领导干部“三讲”教育会议的讲话中首次提出“三个代表”的要求，即我们党要始终成为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代表。2000年5月14日，江泽民指出：“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㈤2001年7月，江泽民在“七一”讲话中全面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和基本内容。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进一步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时代背景、历史地位、精神实质和指导意义；十六大通过的党章，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2003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入我国的宪法。
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首次在党的文件中提出“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2004年9月，十六届四中全会作出《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 定》，把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作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内容。2006年3月，十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指出：促进国民经济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2006年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组织编写的《科学发展观学习读本》指出：“科学发展观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脉相承的科学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从以上简单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出，在20世纪80年代后，不管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还是科学发展观，从提出到被确立为指导思想或指导方针的时间，都比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所经历的时间要短。也就是说，在20世纪80年代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出现快速化的趋势。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
首先，从历史基础看，中国共产党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已先后实现的两次飞跃，以及先后形成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历史基础和经验。借鉴和继承这些基础和经验，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候，可以少走弯路，更加顺利。
其次，从思想基础看，20世纪80年代后，在中国共产党内，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已经深入人心，与时俱进、开拓进取的精神蔚然成风，全党同志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作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三个解放”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加快提供了思想条件。
再次，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需要的群众基础看，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广大的人民群众亲眼目睹了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沉着应对国内外复杂多变的形势，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处于暂时低潮的情况下保持了蓬勃生机，从而增强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并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各行各业的改革开放。广大人民群众在实践中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快速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经验素材。
责任编辑 刘龙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