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位名日本侵华战争期间受害的“慰安妇”，她们经历过什么？现在又过着什么样的生活？纪录片上映前，这些极其珍贵的影像资料被外人期待为“历史的橱窗”。可真正看到这部“没有冲突”的片子，觀众们才恍悟，相比那段历史的“暗”“苦”，她们穷尽余生在寻找“明”“甜”。相比宏大的“历史”，有一种更宏大的主题：活着。
　　没有控诉、生活平静、难见眼泪，当了十几年副导演的郭柯，感觉自己似乎触碰到了一个更真实的“慰安妇”。
　　赶在“0”之前
　　导演郭柯的镜头一直在追赶时间：几年前，他拍了一个“慰安妇”的故事，以《三十二》命名——当时全国仅有32位公开身份的“慰安妇”幸存者。
　　两年后，这个数字减少到22。他把镜头对准了这22位“慰安妇”，片子取名《二十二》。如今，这个数字减至9。他很清楚，这个数字最终会成为0。
　　林爱兰的腿抬不起来了，抗战期间曾被强抓进日军慰安所的她，如今瘦小的身子陷进了一张粉色的塑料椅子。海南农村，暴雨和艳阳不断切换，这位幸存者日复一日抬起“面条粗细”的胳膊，一点一点挪动椅子到门口。她收养的子女都大了，走远了。
　　两次被抓进日军慰安所的李爱连把过去压在了最深处。她会留意院子里的野猫是否吃了饭，自言自语问小猫“你咋一个人来了呢？怎么没带上你的孩子啊？”她不愿提起那段“珍贵”的历史。“17岁以后我再没说过这些了。”
　　韩国老人毛银梅似乎已经接受了遗忘。幼年流浪的她被骗到日本人在武汉开设的慰安所，在那里度过了4年。70余年过去，住在湖北孝感农村的老人说一口流利的湖北方言，不太能看懂韩文了。在慰安所的4年像是被橡皮擦去了，她对着郭柯的镜头说：“我记得一点，不记得一点。”
　　韦绍兰1944年被日军掳走，送至马岭慰安所。3个月后，她好不容易趁日本士兵打瞌睡逃了出来，一回到家，她就哭了，丈夫却说她“到外面去学坏”。她喝药自杀，被救回来。那时，她发现自己怀孕了。那个有着日本血统的儿子罗善学从一出生开始就学习着认命，他没上过学、一生未娶，从小到大，就有人指指点点说他是“日本人”，这三个字，“背了这一辈子，坏了这一辈子”。
　　片子里全是大段大段日常生活“乏味”的镜头，看不出历史的“大风大浪”。
　　与老人相处的时间越长，这个擅长拍摄“剧情跌宕起伏”的导演，越来越难开口要求老人讲述“故事冲突”了，“她如果是我奶奶，我能问你是怎么被强奸的吗？”这个年轻的80后导演说：“其他东西都不重要了，首先得尊重她。”
　　慢下来的镜头里，藏着历史的“伤痛”
　　去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帮助下，郭柯面向社会众筹片子上映的宣发费用，大半年过去，100余万元被凑齐，31850个名字留在了纪录片的片尾。这个名单从0走到31850花了大半年的时间，也有很多事情悄然改变：
　　当《三十二》正式授权在一家视频网站上播放，当那个因为日本血缘而一辈子不能上学、娶不了妻的70多岁老人罗善学在镜头前讲述自己的一生时，视频弹出了铺天盖地的弹幕：“你是中国人。”
　　林爱兰悄悄去世了。摄制组赶赴海南，想办法为没有男性后代的老人立碑，将老人的遗物收好，寄给上海的中国“慰安妇”历史博物馆。他们奔走的身影触动到了老人最小的养女阿香，家境并不富裕的阿香为纪录片捐了款。
　　那位被儿子抢走善款的老人89岁了。她后来告诉拍摄组说，自己很多年没过生日了，今年儿女都回来给自己祝寿，无论如何要请摄制组的人一起吃饭，“我管饭，你们一定要来”。
　　每当一位老人离世，郭柯就会在纪录片片尾处，给老人的名字加个框。可最近这些日子，老人走得太快了，他甚至来不及加框。他说，也许有一天，自己会把那些框全部抹掉，回到当初遇见她们时那样，老人对着镜头笑啊笑，彷佛这些年，她们从没有离开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