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三农”问题的核心也是农民问题。从国富到民富民强，首先是农民富强。“十二五”规划期间，如何让农民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如何打破粮价疯涨与农民收入下降的怪圈？
　　对此，《中国周刊》专访了著名“三农”问题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
　　
　　“活棋”的喜与忧
　　《中国周刊》：你曾说新农村建设是招“活棋”，走到现在，你如何评价现阶段这招棋的盘面？它发挥了哪些作用？
　　温铁军：必须要说明，理论界对于新农村建设这一概念本身有一些争议，我个人认为这是林毅夫在1999年提出的，他提的是中国进入双重过剩（劳动力过剩和资本过剩）下的恶性循环，要及时启动政府主导下的新农村建设，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可是他提出后，理论界没有足够的重视。等到2001年，林毅夫当面向江泽民总书记提出，江总书记说我会负责任地把所有建议提交政治局讨论，我也参加了这个会议，后来“三农”问题成为国家建设的重中之重，新农村建设成为国家化解“三农”问题的国家战略，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我高度评价新农村建设。它的第一大成就是我国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演化为2009年全球经济危机挑战的前提性的国家战略，如果我们没有事先做好新农村建设的基础投资，没有大规模开展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缓解“三农”困境，那这次经济危机打击对中国来说，意味着灾难性后果。
　　第二个成就是保证了国家的粮食安全。伴随经济危机的发生，是大量热钱涌入期货市场，导致粮食价格攀升，2008年有38个国家粮荒，中国却在新农村建设的大量投入下，出现连续七年的丰收，这是一大奇迹。
　　第三个则是胡锦涛主席提出“三农”问题要重在给实惠，财政新增部分要主要用在农村，特别是县以下，解决财政对于农民的公共开支不足的问题，解决上学难、看病难、告状难等需求，公共需求不能再让农民拿钱。2006年以后，最重大的变化是农村的公共开支不需要农民拿钱了。
　　
　　《中国周刊》：下一步走势如何？
　　温铁军：这一步活棋已经凸显了新农村建设增强国家竞争力的作用，应该继续走下去，也就是我们应该以庞大的财力去加强新农村建设，以保证第二次探底到来的时候，我们有基本的能力来应对。
　　目前情况看，维护基本粮食安全的作用是达到了，可是要提高农民收入，证明此路不通。粮食安全无外乎两个方法，一是国家完全承担，二是让农民成为粮食安全的受益者和粮食安全的主体，这就得把农民组织起来，让所有跟国家共同从事粮食生产的合作组织得到二三产业的增加收益，并且免税，把国家投入投给合作社，让合作社来进行粮食生产，让合作社来抗灾，国家的大量投入不投给个体，而是更多投给集体，这样才能使所有农民受惠。一部分人认为只要把权力赋予单个农户就能保护自己，这是一种痴人说梦。
　　
　　《中国周刊》：在你看来，目前，新农村建设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温铁军：最大的困难仍然是农民至今没有成为主体，仍然是剃头挑子一头热，只有政府有积极性，可是这种积极性必然内含着资本剥夺资源的、外来产业剥夺农民的特点。
　　
　　《中国周刊》：如何解决新农村建设中的主体缺失问题？
　　温铁军：为什么现在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是政府，而不是农民？我们在新农村建设政策提出的当年，就提出“自下而上”和 “自上而下”两个积极性如何能够结合？我们从一开始就强调，可是很遗憾。比如，加强粮食安全是政府的事情，农民并不积极，农民看不到钱，粮食安全的主体现在不是农民。
　　我们一直在持之以恒地强调，只有一条能够让农民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主体，那就是组织起来，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是唯一的求解方程。
　　
　　须推进综合农协
　　《中国周刊》：把农民组织起来的方式是什么？
　　温铁军：综合农协。我们先来看一个前提，一个国际经验的对比。单看工业化阶段的农业模式，世界上大体是“三分天下”的局面。其一，以美国为代表的不超过十个的前殖民地国家实现了规模农业，并靠规模扩张、简单生产力外延扩张来积累足够资本，进行资本化农业。其二，以欧盟为代表的现代化市民农业，其中超过60%的农场主是无力进入高端资本市场的中产阶级市民，这种农业不可能完全靠机械化，而是与生物技术相结合的资本半深化的农业和绿色主义运动导向的生态化休闲农业。第三种，以我国大陆及台湾地区、日本、韩国所代表的东亚模式，有大量的原住民人口，由于人口密集、资源高度稀缺形成的是小农村社制。
　　这样一比较，我们的选择就很明了了，既不能通过血腥殖民的方式成倍扩充土地资源，也不能通过城市化来使人均土地达到像美国那样的规模从而实现专业化规模经营。我们应该学习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综合农协(农会)经验，将农民组织起来开展多领域多层次的综合性合作，保障其在部分非农领域的收益，普惠性而不是精英俘获性地给予财政与税收扶持。
　　
　　《中国周刊》：如何推进综合农协在农村的发展？
　　温铁军：所有的综合农协都是国家战略的产物，任何靠农民自发的主动推进不太可能，我们从日韩的经验可以看出。
　　要不要在农村中发展合作经济，理论界与政府之间差不多已经达成共识，真正的问题是开展什么样的合作? 小农经济的两个特征，“剩余少、兼业”，目前我国还得加上“高度分散缺乏组织化”这么一条。在此基础上实现小农之间的合作，除非用同一套组织一次性承担组织成本和交易费用，否则，若是让一家只种了几亩地、养了几只鸡几头猪的农户，分门别类地参加什么蔬菜合作社、水稻合作社、养鸡合作社和养猪合作社等等，光是交点会费开个会都要远远超过加入此类专业合作社所能享受的好处。
　　综合农协的综合性，关键的一点是以内部化多种金融业务的合作为核心。因为，资金要素是任何产业发展必需的龙头要素，而我们的农村金融机构与世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农业金融机构的情况类似，不管是四大国有银行还是农信社，改革以来一直在离农而去、越行越远，近年来才在中央政府反复督促之下有所改变。
　　应该关注的是，符合国情约束的日韩综合农协模式虽然问题多多，却自问世以来一直是政府多重优惠政策长期保护的百年老店——历经百年国家制度巨变而毫发无损，无论何种意识形态都认同、包括外来统治者都得继承和加强的农村基本制度体系。
　　
　　《中国周刊》：目前，综合农协在我们国家有无先行的地方？情况如何？
　　温铁军：近年，国内已经开始综合农协的探索。像浙江就开始了专业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三位一体综合合作组织的探索，该省瑞安市建立的瑞安农协是我国首家县级以上的综合农协，它把该市的信用社、供销社和大大小小的专业合作社联合到一块儿，实现了新老合作经济资源的对接和各种合作经济组织的合作与联合，真正办成了一个综合性的合作社。同时，还吸引了各级政府、部门以及广泛的社会力量的注入，搭建了一个多方协作的局面 ——条与条之间相互合作而不是摩擦。瑞安农协的实践在浙江省乃至全国都产生了积极影响，具有推广意义。
　　
　　变个体为组织
　　《中国周刊》：一般人提国强民富，我们认为除了民富，民强也很重要。不止是要富裕起来。在你看来，对于农民来说，“民强”的概念还应该包括哪些内容？
　　温铁军：实现民富与民强是不可置疑的，民富一般指经济上的富裕，民强则很多是精神和权利方面的，比如他们要参与到乡村治理和社会治理中去，他们的权利意识在增强，他们的情感生活和个体感受更应该受到重视。
　　这里面有一个去组织化的问题，我们长期以来的农村改革是一个强迫农民去组织化的改革，以致农民处于长期分散的状态。怎么样把农民组织起来，这个问题到了应该讨论的时候了，这样才能实现真正的民强，单个的个体是很难“强”起来的。
　　
　　《中国周刊》：现在，大家都在谈论农村的城镇化过程中，一大突出问题就是农民并不情愿“上楼”，他们自己的感受得不到重视，有些甚至面临着暴力拆迁。我们应该如何去化解这些农民心里的矛盾？
　　温铁军：这还是一个老问题，农民不是主体，要是农民组织起来，他们自会去跟基层政府博弈，正常的谈判会产生，现在是非正常。原来在城市中出现的暴力拆迁，现在在农村逐渐增多，这就是矛盾的体现。个体性的抗争就是以暴力对暴力。人们以为钱云会是一个个案，其实不对，长期以来让农民分散应对，当无力应对的时候就演变为个体复仇。
　　
　　《中国周刊》：农民增产不增收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也有说法是国家的种种补贴似乎并不能有效促进农民种粮的积极性，粮价上涨与收入下降的怪圈依然存在。你怎么看待这一问题？
　　温铁军：我希望从这个问题的另外一个方面去看。我们要看到，东亚社会中，农村在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让农民收入超过社会平均收入的典型就在我们身边——你看日本、韩国都是农民人均纯收入高于社会平均收入水平的，而且日本和韩国在整个社会发展过程中间，农业并没有衰败。
　　日韩是以农民为主体形成综合农协，政府特殊赋权，允许综合农协把所有涉农的二三线产业统一经营，所有产生的收益以政府免税、或者以政府投资的保证收益返还农民。日本最近的例子是，日本的农业只有三万四千亿的产出，可是日本农业金融所运作的金融资产总规模是82万亿，82万亿的农业金融所产生的收益返还给农民。怎么可能让农民在三万多亿的农业产出中得到如此丰厚收益呢？这不是拔着自己头发离开地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