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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全球已有瑞典、丹麦、瑞士、欧元区和日本等五家央行实施了负利率政策，引起各界广泛关注。作为一个相对较新的概念，负利率在以前的经济理论和政策实践中都较少提及。
负利率政策的一个大的时代背景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虽然本轮金融危机爆发到现在已经将近8年，但全球经济仍处于缓慢复苏中。
危机爆发后，各国纷纷紧急出台应对措施。由于财政政策会受到政府既有债务水平及赤字率的“刚性”约束，在一些国家已经没有进一步发挥的空间；而结构性政策往往中长期才见效，且过程比较痛苦；相比而言，灵活性较强、政治阻力较小、见效较快的货币政策自然地成为各国应对危机的首选。尽管各国央行在危机爆发后迅速做出了很多及时适当的反应，有效缓解了危机，但在后危机时代，一些国家却出现了过度依赖货币政策的倾向。宽松的货币政策层层加码，从降息、央行资产购买计划到货币贬值、负利率政策等，而其他政策却没有及时跟上。
我个人以为，负利率政策并非如支持者们设想的那么美好，有着明显的负面作用。
一是对货币拥有者的剥夺。央行对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实施负利率后，商业银行有可能向存款人转嫁成本，对存款人收取负利率。事实上已经有一些商业银行对部分机构客户实施了负利率。这直接侵蚀了存款人财富，伤害了依靠利息收入群体的利益。财富的缩减有可能导致居民消费需求下降，从而反而会抵消负利率政策扩大总需求的初衷。实际上已有学者指出QE或QQE扩大了收入差距，因为持续宽松的货币政策促进风险类金融资产价格上涨，使得持有股票、共同基金的富人从中获益，而穷人只能得到极少的利息收入，从而加剧了收入不平等。
二是伤害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如果商业银行选择将负利率转嫁给存款人，那么会面临损失存款客户的风险。现实中已经有一些商业银行因为要缴纳负的存款准备金利率，拒绝了部分机构存款者的存款请求。如果商业银行无法将负利率转嫁给存款人，那么就需要通过调整资产的结构和期限来消化。因为要覆盖掉向央行支付的利息，商业银行可能提高贷款利率来转嫁成本，也有可能去配置高风险资产来弥补被侵蚀的利润，增加投资资本的套利行为，而这不利于金融稳定。即使真如央行所希望的，受负利率“逼迫”后，商业银行会将原先留存在央行的资金放贷出去，但这部分新增贷款可能会以更高的贷款利率放贷给原先商业银行没有给予信用的企业，导致贷款利率不降反升。金融危机后经济前景低迷，资本回报率很低，企业信贷需求不强烈，商业银行的借贷意愿和能力都较弱，被迫从央行账户上腾挪出来的资金能对扩大信贷规模有多大贡献还不好说。
三是不利于存款创造和实体经济融资。如果对居民存款也实施负利率的话，居民会大量持有现金，导致货币乘数下降，理论上可能降为零。危机前金融机构是存款创造或信用创造的主体，实行QE或QQE后，央行直接取代商业银行创造货币，替代商业银行做本来应该是商业银行做的事，而负利率的出现会进一步削弱商业银行的存款创造功能。
四是负利率不是没有边界的。负利率并不是可以无限制为负，因为公众可以选择持有现金来抵制负利率，而持有现金的存储、交易、保险等成本就是负利率政策的下限。经测算，负利率下限大概在-0.5%至-2%之间。即使用足负利率的下降空间，以BP为单位的这种利率的波动，对实体经济的作用并不会特别大。相反会鼓励逐利的投机资本在国际上进行套利交易。
五是切换了交易规则和估值体系，可能造成金融交易的额外成本。负利率切换了金融交易的“坐标体系”。金融机构需要改变交易习惯，重新构建对应负利率的模型，调整金融产品估值体系。在操作层面上，原来的一部分交易系统只设置了零利率下限，因为负利率的出现需要重新设置参数、修改交易编码等，给金融交易额外增加了成本。在法律层面上，负利率使得债券作为抵押品的质量下降，容易引发违约风险，产生法律摩擦。
本轮金融危机后，宽松货币政策层层加码，但其对经济复苏的边际效应在减弱。尽管如此，一些央行开始尝试负利率政策。实际上，我们对负利率的效果不宜抱太高期望，负利率甚至还会有诸多负面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我个人认为，可以从以下方面做出一些努力：
一是减少对货币政策的过度依赖。货币政策实际上也不足以完全依赖。后危机时代，宽松的货币政策对经济复苏的边际效应在减弱，潜在的副作用还不清楚。固然宽松的货币政策可以为结构性改革赢取时间，但不能以它为主、过度依赖；饮鸩止渴，反倒容易忽略了其他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如果不在改革方面下大功夫，而是大家成天盯着中央银行，看各国央行出什么政策，那世界经济是没有希望的。
二是切实推进深层次的结构性改革。各国财政政策可用的空间不同，更要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力度，解决实体经济的供需平衡问题。结构性僵化和市场的不完善会降低需求端政策的有效性以及资源配置的效率，推行可靠的结构性改革能在短期内建立信心并在长期内改善经济韧性。
三是不断完善国际货币体系。此次危机是过去几十年来全球性失衡不断积累的总爆发，而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的诸多不足则可能是促成全球性失衡的根源之一。遗憾的是，这种全球性失衡问题至今仍未得到根本性解决，各主要国家缺乏改革现状的勇气和动力，理论界也远未就未来国际货币体系安排达成明确的共识。但可以肯定的是，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安排必须基于全球整体利益考虑，在制度架构上督促某些储备货币履行好全球储备货币的职能。全球货币发行失去实物黄金的制约，是危机后全球流动性泛滥的制度原因之一。在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设计中需要一个国际的“货币锚”。这是对国际金融理论和实践的挑战。只有这样做才能约束信用的无限放大，对解决全球性失衡、维持金融市场稳定、提高金融监管效率也都是有好处的。
（本文引自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官网。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
负利率政策的一个大的时代背景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虽然本轮金融危机爆发到现在已经将近8年，但全球经济仍处于缓慢复苏中。
危机爆发后，各国纷纷紧急出台应对措施。由于财政政策会受到政府既有债务水平及赤字率的“刚性”约束，在一些国家已经没有进一步发挥的空间；而结构性政策往往中长期才见效，且过程比较痛苦；相比而言，灵活性较强、政治阻力较小、见效较快的货币政策自然地成为各国应对危机的首选。尽管各国央行在危机爆发后迅速做出了很多及时适当的反应，有效缓解了危机，但在后危机时代，一些国家却出现了过度依赖货币政策的倾向。宽松的货币政策层层加码，从降息、央行资产购买计划到货币贬值、负利率政策等，而其他政策却没有及时跟上。
我个人以为，负利率政策并非如支持者们设想的那么美好，有着明显的负面作用。
一是对货币拥有者的剥夺。央行对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实施负利率后，商业银行有可能向存款人转嫁成本，对存款人收取负利率。事实上已经有一些商业银行对部分机构客户实施了负利率。这直接侵蚀了存款人财富，伤害了依靠利息收入群体的利益。财富的缩减有可能导致居民消费需求下降，从而反而会抵消负利率政策扩大总需求的初衷。实际上已有学者指出QE或QQE扩大了收入差距，因为持续宽松的货币政策促进风险类金融资产价格上涨，使得持有股票、共同基金的富人从中获益，而穷人只能得到极少的利息收入，从而加剧了收入不平等。
二是伤害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如果商业银行选择将负利率转嫁给存款人，那么会面临损失存款客户的风险。现实中已经有一些商业银行因为要缴纳负的存款准备金利率，拒绝了部分机构存款者的存款请求。如果商业银行无法将负利率转嫁给存款人，那么就需要通过调整资产的结构和期限来消化。因为要覆盖掉向央行支付的利息，商业银行可能提高贷款利率来转嫁成本，也有可能去配置高风险资产来弥补被侵蚀的利润，增加投资资本的套利行为，而这不利于金融稳定。即使真如央行所希望的，受负利率“逼迫”后，商业银行会将原先留存在央行的资金放贷出去，但这部分新增贷款可能会以更高的贷款利率放贷给原先商业银行没有给予信用的企业，导致贷款利率不降反升。金融危机后经济前景低迷，资本回报率很低，企业信贷需求不强烈，商业银行的借贷意愿和能力都较弱，被迫从央行账户上腾挪出来的资金能对扩大信贷规模有多大贡献还不好说。
三是不利于存款创造和实体经济融资。如果对居民存款也实施负利率的话，居民会大量持有现金，导致货币乘数下降，理论上可能降为零。危机前金融机构是存款创造或信用创造的主体，实行QE或QQE后，央行直接取代商业银行创造货币，替代商业银行做本来应该是商业银行做的事，而负利率的出现会进一步削弱商业银行的存款创造功能。
四是负利率不是没有边界的。负利率并不是可以无限制为负，因为公众可以选择持有现金来抵制负利率，而持有现金的存储、交易、保险等成本就是负利率政策的下限。经测算，负利率下限大概在-0.5%至-2%之间。即使用足负利率的下降空间，以BP为单位的这种利率的波动，对实体经济的作用并不会特别大。相反会鼓励逐利的投机资本在国际上进行套利交易。
五是切换了交易规则和估值体系，可能造成金融交易的额外成本。负利率切换了金融交易的“坐标体系”。金融机构需要改变交易习惯，重新构建对应负利率的模型，调整金融产品估值体系。在操作层面上，原来的一部分交易系统只设置了零利率下限，因为负利率的出现需要重新设置参数、修改交易编码等，给金融交易额外增加了成本。在法律层面上，负利率使得债券作为抵押品的质量下降，容易引发违约风险，产生法律摩擦。
本轮金融危机后，宽松货币政策层层加码，但其对经济复苏的边际效应在减弱。尽管如此，一些央行开始尝试负利率政策。实际上，我们对负利率的效果不宜抱太高期望，负利率甚至还会有诸多负面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我个人认为，可以从以下方面做出一些努力：
一是减少对货币政策的过度依赖。货币政策实际上也不足以完全依赖。后危机时代，宽松的货币政策对经济复苏的边际效应在减弱，潜在的副作用还不清楚。固然宽松的货币政策可以为结构性改革赢取时间，但不能以它为主、过度依赖；饮鸩止渴，反倒容易忽略了其他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如果不在改革方面下大功夫，而是大家成天盯着中央银行，看各国央行出什么政策，那世界经济是没有希望的。
二是切实推进深层次的结构性改革。各国财政政策可用的空间不同，更要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力度，解决实体经济的供需平衡问题。结构性僵化和市场的不完善会降低需求端政策的有效性以及资源配置的效率，推行可靠的结构性改革能在短期内建立信心并在长期内改善经济韧性。
三是不断完善国际货币体系。此次危机是过去几十年来全球性失衡不断积累的总爆发，而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的诸多不足则可能是促成全球性失衡的根源之一。遗憾的是，这种全球性失衡问题至今仍未得到根本性解决，各主要国家缺乏改革现状的勇气和动力，理论界也远未就未来国际货币体系安排达成明确的共识。但可以肯定的是，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安排必须基于全球整体利益考虑，在制度架构上督促某些储备货币履行好全球储备货币的职能。全球货币发行失去实物黄金的制约，是危机后全球流动性泛滥的制度原因之一。在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设计中需要一个国际的“货币锚”。这是对国际金融理论和实践的挑战。只有这样做才能约束信用的无限放大，对解决全球性失衡、维持金融市场稳定、提高金融监管效率也都是有好处的。
（本文引自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官网。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