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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浙江历史高考卷存在以教材为本的命题研究亟需跟进，对于浙江卷存在过于苛刻的批评。无论基于释疑还是实际复习教学和备考的需要，研究浙江历史选考卷深具意义。2020年1月浙江历史高考选考卷第28题有着可供研究之处，今作如下简要分析，以探究未来历史命题的科学性。
一、关于该题的命题分析
先将2020年1月浙江历史高考选考卷第28题原题呈现如下：
读史本为求识，对过程的关注，有助于辨识社会历史的变迁。阅读材料，回答问题。（15分）
材料一：朕（康熙帝）早夜勤毖（劳），研求治理，念生民之本，以衣食为天。尝读《豳风》《無逸》诸篇，其言稼穑蚕桑，纤悉具备。昔人以此被（配）之管弦，列于典诰，有天下国家者，洵不可不留连三复于其际也。西汉诏令最为近古，其言日：“农事伤，则饥之本也;女红（功）害，则寒之原也。”又日：“老耆以寿终，幼孤得遂长。”
——摘自（清）康熙帝《御制耕织图》序
材料二：“佃户终岁勤动，祁寒暑雨，吾（地主）安坐而收其半，赋役之外，丰年所余，犹及三之二，不为薄矣。而俗每存不足之意，任仆者（管家）额外诛求……此何理耶？且思朝廷一布宽恤之诏，百亩之家所益几何，而欢传万口;下加微（征）之令，百亩之家所损几何，而怨咨载道。”“其买田者大率客户，然田虽买而无人为耕，大率买二十项田而所耕者不过二顷，以客居之人，非游宦则商贾，不能涂体沾星以从事南亩，而本地之人，则已死亡过半矣。”
——摘自（清）张履祥《补农书》、《清经世文编》
材料三：有学者认为，中国文化有两个根源：“一个是农耕生活，一个是家族本位”。“比起埃及、巴比伦，甚至印度，中国是个大农业区。……这一历史条件，使中国农耕文化得以继续发展……由于中国自古及今，主要是农业社会，农民都和植物一样定居在村庄里。这种凝聚力就更显得牢固。……家族的长期存在和成为社会的本位，遂使家族成为中国文化的繁殖和滋生点。”
——摘自何兹全《中国文化六讲》
（1）阅读材料一，结合所学，用一句话归纳为后世遵循的“近古”的治国原则。从“研求治理”、“天下国家”的角度，总结概括康熙帝思想主张的积极意义。（4分）
（2）阅读材料二，结合所学，指出地主剥削农民的主要方式，扼要分析说明材料所反映的经济现象。（5分）
（3）阅读材料一二三，结合所学，有两点认识可供选择讨论：①社会学家费孝通在对乡土中国的观察中，基于“社会原因所产生的不均”，提出了“反抗线”的认识。试从社会治理的角度，分析总结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到中国共产党人，解决土地赋税问题的思考与实践。②历史学家钱穆认为，“家族是中国文化最主要的柱石”。试以皖南古村落西递和宏村为例，指出家族聚落的中心所在，并加以实证例举，简述其所宣示的文化思想及其观念。（6分）
首先，从素养考查上看，命题人意在考查学生史料实证、历史解释等素养，以及论从史出、史论结合的能力。其次从历史知识考查上看，命题考查选修4中有关康熙治国思想和必修二中古代中国的经济政策相关内容，考查必修二古代中国农业经济和经济政策，考查人物评说中孔子、孙中山和必修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中国共产党的有关土地政策，以及选修6中皖南古村落一课文化遗产内容。再次从设问侧重点上分析，第一设问设定“研求治理”、“天下国家”的两个角度追问康熙思想主张的原则的积极意义。第二设问指向古代农业经济的农民困境，并联系第三设问。第三设问的选择性回答①考查土地问题的解决。第二选择性回答②指向材料三中家族文化相关遗产文化。最后，从答案设置上看，答案要点散落在四本教科书中，设计政治经济文化，体现综合性。
二、基于材料原情境的思考
通过材料的原情境理解、问题的设问和材料反映的教材内容和历史内容，逐条分析2020年1月浙江选考卷第28题。
材料一的原情境是，康熙二十八年（1689）康熙皇帝第二次南巡时接见江南士人并收到士人所承献的宋朝耕织图。南巡有调节满汉问题的政治意图。康熙三十五年（1696）康熙帝亲笔书御制序文和诗歌，由内务府印制了《康熙御制耕织图》（也称“佩文耕织图”）。清代御制耕织图和南巡同具政治意义，传承了汉民族重视农桑、体恤民生的观念，借此塑造贤明君主的形象。[1]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康熙教谕户部：“朕为阜民之道，端在重农，必东作功勤，然后西成有赖……”[2]由此可知，重农是为了“阜民”，体现以民为本的思想。
材料的原情境体现的历史解释较之命题预设更为丰富，即联系南巡的背景，康熙通过耕织图御制序文体现了以民为本和重农的思想，还有康熙调节满汉矛盾、尊重汉族农耕文化的内容，包含加强对中原统治的政治意图，既是打造了贤明君主传统形象，也是体现了满清政权接受汉民族文化。答案要点可以适当增加以民为本的思想。
材料二的出处《补农书》，是浙江桐乡先儒张履祥为补充《沈氏农书》之未足事宜而写的，撰成于清顺治十五年（1658）。张履祥本人即是地主。该书反映了浙江嘉兴、 湖州地区明末清初地主经营生产情况，是总结前人和当时农业生产技术、经验的综合性农学著作。[3]《补农书》是三四百年前嘉湖地区农业经济的一个缩影，截取该文献农民土地问题的史料未为不可。但该文献还有更大的史料价值，如通过该书能够见证清初嘉湖地区的农业商品化和雇佣关系出现的历史。
根据该材料反映的经济现象不止存在农民失地内容。材料中“其买田者大率客户……以客居之人，非游宦则商贾，”存在古代商人在致富后往往购买田地成为地主，即“以末致财，用本守之”的社会经济现象，该现象加剧了土地兼并。
此外，材料和设问体现了两个问题，即土地问题和赋税问题。从材料中得不出答案要点“赋税沉重”的经济现象。其中疑似材料“且思朝廷一布宽恤之诏，百亩之家所益几何，而欢传万口;下加微（征）之令，百亩之家所损几何，而怨咨载道。”该材料是张履祥从地主角度看“百亩之家”即农民表现出思考朝廷诏令而喜怒的情况，而非说明农民的赋税沉重，至少反映的赋税沉重信息是不充分的。 材料三出自何兹全先生的《中国文化六讲》，书中认为中国文化的根源有两个：一个是农耕生活，一个是家族本位;一个是外在的，一个是内在的。中国文化的特点和素质，都受这两个根源的影响。[4]材料中的“这一历史条件，使中国农耕文化得以继续发展”所指这一历史条件，原文背景其实是指黄河各小农业区形成大农业区，黄河长江珠江三大流域又合为一体，使得“汉民族已形成一大农业区统一整体，足以和它（北方游牧民族，笔者注）抗衡，保护自己。”[5]何兹全先生的历史逻辑是地理环境影响中国的主要经济生活，统治者以农业为本，农业社会又使得大小家族成为社会基础和社会本位。“家族成为中国文化的繁殖和滋生点。”[6]即农业和家族的双重作用促成了中國的传统文化。
介绍何兹全先生原文的意图，即为了理解命题者将三段材料联系的历史逻辑。我们发现材料三和第三设问的两个选择性问题，联系并不紧密。材料三的价值是为第二个选择性设问提供背景的历史认识。根据材料和设问存在土地问题和赋税问题，土地问题复杂性加剧了命题科学性负担。再从选择性问题①看，设定社会治理的角度切入，较为合理。但是从孔子来切入对农民对地主剥削的反抗认识，则明显与孔子所处时代农业特点相背离。在孔子时代地主阶级是新兴阶级，农民土地所有制和地主土地所有制为代表的土地私有制这样的生产关系尚处于萌芽成长时期，是先进生产关系。从孔子来思考“反抗线”问题有存疑。而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土地革命和改革鲜明针对地主剥削农民的土地问题，且包含对国家赋税的统一，和设问中以此解决土地赋税问题表述，相对更符合历史逻辑。
从选择性问题②看，依据材料三中已经有何兹全有关家族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再引用钱穆的家族影响观点作为背景句，显得多余。西递和宏村，均是以商而成村落，却有强烈农耕文化色彩，较之第一问，更何材料有密切的联系。
三、浙江高考命题的三重思考
回观浙江卷28题总体命题思路，历史选考卷保持了浙江卷以教材为本的特点。该题尝试采用新材料，设置新问题，体现了浙江卷在处理高考与历史教材的关系时，有着一定程度的创新尝试，这也符合全国历史高考卷淡化高考命题与教材之间直接关系的命题发展趋势。[7]基于对浙江卷28题的分析，展望未来高考的命题，有三重思考可供抛砖引玉。
第一，依托教材命题是命题的基本规律。
要反对的是过度依赖教材。过度削弱与教材的联系同样有待批判。浙江历史高考以教材为本，能够代表中学生一般的认知水平，顾及因地区教育水平参差和师资差异，体现教育公平性。以教材为本能够落实一种观念，即中学历史教育并非专业教育，力戒过分学科本位的倾向，是历史课程改革的目标之一。[8]
第二，依托史料的情境创新性设问是高考命题的发展路径。
高考命题需要突破的是建立新的原始真实材料和新情境作为铺垫来建立学生认知背景，学生通过史料研读分析和教材知识能够寻求问题的解决。好的材料和好的设问能够承担高考选拔不同素养学生的历史任务，并引导中学历史教学的改革和创新。
坚持史料合理选择和情境创新性设置相结合的原则。两者互为表里，紧密结合是高考命题的基本原则。新史料才能有新情境，新情境才能有创新性设问。史料的选择要考虑史料本身的历史情境。同时，摘选史料原文，避免多章多节摘取材料，为选材料而选材料。创新性设问是在合理的历史逻辑和语境中，激活学生学科素养，联系教材内容，将历史认识和解释写在试卷中，以供考查和选拔。但为了命题需要，为了迁就考点和设问而去摘取片段化的材料作为设问的情景材料，是不可取的。
第三，考查素养是高考命题坚持的根本原则。
明确考查目标和难度，践行选择性考试的本意，为不同的大学考查出不同水平的素养能力和知识的学生，是浙江卷的现实任务。有学者提出的知识（双基）、问题解决和学科思维三个层次的核心素养，[9]对于高考命题工作有着重要启示意义。
首先，高考考查历史知识，注重基础性，是由历史学科特点和中学历史教育特点决定的。命题注重知识基础，是命题取向的重要原则，也是考查核心素养的起点。历史知识的掌握是中学历史基础教育的考核内容，这一点毋庸置疑。而且，依据历史知识，才有学科语言解决历史问题的可能，进而上升为学科思维。
其次，问题解决层次是目前命题停留的主要层次。即利用历史知识以解决历史问题（设问），这个解决问题的能力层次也经常性的和学科思维层次互相渗透。浙江高考卷依据教材内容选择材料和设问，试图考查学生掌握历史知识和解决历史问题的能力。高考命题指向通过材料、材料反映的历史、设问，将不同水平的问题解决能力的学生选拔出来，考查学生应当具备的学科能力，即历史细节、具体问题和历史问题的解决技巧，为大学选拔服务。
最后，学科思维的养成需要命题研究不断跟进。这一层次的考查停留在理想阶段，指向学生的人生的终身发展。一般来讲，高考命题通过引导高中历史教学将宏观的、可迁移的、学科模式的方法和能力转移到解决日常人生和工作当中去。
总之，高考命题有着特殊的历史任务。命题人应对材料和材料情境、命题主题有着整体、深度的理解和把握，这是历史高考命题提高科学性，践行创新精神的重要前提条件，也是一线教学可以参考的一种复习路径。
【注释】
[1]王璐、于翠玲：《清代御制耕织图的编纂特征及文献价值》，《兰台世界》2015年第18期，第173页。
[2]《清实录（五）·清圣祖仁皇帝实录（二） 》（卷144），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584页。
[3]王达：《简述
一、关于该题的命题分析
先将2020年1月浙江历史高考选考卷第28题原题呈现如下：
读史本为求识，对过程的关注，有助于辨识社会历史的变迁。阅读材料，回答问题。（15分）
材料一：朕（康熙帝）早夜勤毖（劳），研求治理，念生民之本，以衣食为天。尝读《豳风》《無逸》诸篇，其言稼穑蚕桑，纤悉具备。昔人以此被（配）之管弦，列于典诰，有天下国家者，洵不可不留连三复于其际也。西汉诏令最为近古，其言日：“农事伤，则饥之本也;女红（功）害，则寒之原也。”又日：“老耆以寿终，幼孤得遂长。”
——摘自（清）康熙帝《御制耕织图》序
材料二：“佃户终岁勤动，祁寒暑雨，吾（地主）安坐而收其半，赋役之外，丰年所余，犹及三之二，不为薄矣。而俗每存不足之意，任仆者（管家）额外诛求……此何理耶？且思朝廷一布宽恤之诏，百亩之家所益几何，而欢传万口;下加微（征）之令，百亩之家所损几何，而怨咨载道。”“其买田者大率客户，然田虽买而无人为耕，大率买二十项田而所耕者不过二顷，以客居之人，非游宦则商贾，不能涂体沾星以从事南亩，而本地之人，则已死亡过半矣。”
——摘自（清）张履祥《补农书》、《清经世文编》
材料三：有学者认为，中国文化有两个根源：“一个是农耕生活，一个是家族本位”。“比起埃及、巴比伦，甚至印度，中国是个大农业区。……这一历史条件，使中国农耕文化得以继续发展……由于中国自古及今，主要是农业社会，农民都和植物一样定居在村庄里。这种凝聚力就更显得牢固。……家族的长期存在和成为社会的本位，遂使家族成为中国文化的繁殖和滋生点。”
——摘自何兹全《中国文化六讲》
（1）阅读材料一，结合所学，用一句话归纳为后世遵循的“近古”的治国原则。从“研求治理”、“天下国家”的角度，总结概括康熙帝思想主张的积极意义。（4分）
（2）阅读材料二，结合所学，指出地主剥削农民的主要方式，扼要分析说明材料所反映的经济现象。（5分）
（3）阅读材料一二三，结合所学，有两点认识可供选择讨论：①社会学家费孝通在对乡土中国的观察中，基于“社会原因所产生的不均”，提出了“反抗线”的认识。试从社会治理的角度，分析总结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到中国共产党人，解决土地赋税问题的思考与实践。②历史学家钱穆认为，“家族是中国文化最主要的柱石”。试以皖南古村落西递和宏村为例，指出家族聚落的中心所在，并加以实证例举，简述其所宣示的文化思想及其观念。（6分）
首先，从素养考查上看，命题人意在考查学生史料实证、历史解释等素养，以及论从史出、史论结合的能力。其次从历史知识考查上看，命题考查选修4中有关康熙治国思想和必修二中古代中国的经济政策相关内容，考查必修二古代中国农业经济和经济政策，考查人物评说中孔子、孙中山和必修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中国共产党的有关土地政策，以及选修6中皖南古村落一课文化遗产内容。再次从设问侧重点上分析，第一设问设定“研求治理”、“天下国家”的两个角度追问康熙思想主张的原则的积极意义。第二设问指向古代农业经济的农民困境，并联系第三设问。第三设问的选择性回答①考查土地问题的解决。第二选择性回答②指向材料三中家族文化相关遗产文化。最后，从答案设置上看，答案要点散落在四本教科书中，设计政治经济文化，体现综合性。
二、基于材料原情境的思考
通过材料的原情境理解、问题的设问和材料反映的教材内容和历史内容，逐条分析2020年1月浙江选考卷第28题。
材料一的原情境是，康熙二十八年（1689）康熙皇帝第二次南巡时接见江南士人并收到士人所承献的宋朝耕织图。南巡有调节满汉问题的政治意图。康熙三十五年（1696）康熙帝亲笔书御制序文和诗歌，由内务府印制了《康熙御制耕织图》（也称“佩文耕织图”）。清代御制耕织图和南巡同具政治意义，传承了汉民族重视农桑、体恤民生的观念，借此塑造贤明君主的形象。[1]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康熙教谕户部：“朕为阜民之道，端在重农，必东作功勤，然后西成有赖……”[2]由此可知，重农是为了“阜民”，体现以民为本的思想。
材料的原情境体现的历史解释较之命题预设更为丰富，即联系南巡的背景，康熙通过耕织图御制序文体现了以民为本和重农的思想，还有康熙调节满汉矛盾、尊重汉族农耕文化的内容，包含加强对中原统治的政治意图，既是打造了贤明君主传统形象，也是体现了满清政权接受汉民族文化。答案要点可以适当增加以民为本的思想。
材料二的出处《补农书》，是浙江桐乡先儒张履祥为补充《沈氏农书》之未足事宜而写的，撰成于清顺治十五年（1658）。张履祥本人即是地主。该书反映了浙江嘉兴、 湖州地区明末清初地主经营生产情况，是总结前人和当时农业生产技术、经验的综合性农学著作。[3]《补农书》是三四百年前嘉湖地区农业经济的一个缩影，截取该文献农民土地问题的史料未为不可。但该文献还有更大的史料价值，如通过该书能够见证清初嘉湖地区的农业商品化和雇佣关系出现的历史。
根据该材料反映的经济现象不止存在农民失地内容。材料中“其买田者大率客户……以客居之人，非游宦则商贾，”存在古代商人在致富后往往购买田地成为地主，即“以末致财，用本守之”的社会经济现象，该现象加剧了土地兼并。
此外，材料和设问体现了两个问题，即土地问题和赋税问题。从材料中得不出答案要点“赋税沉重”的经济现象。其中疑似材料“且思朝廷一布宽恤之诏，百亩之家所益几何，而欢传万口;下加微（征）之令，百亩之家所损几何，而怨咨载道。”该材料是张履祥从地主角度看“百亩之家”即农民表现出思考朝廷诏令而喜怒的情况，而非说明农民的赋税沉重，至少反映的赋税沉重信息是不充分的。 材料三出自何兹全先生的《中国文化六讲》，书中认为中国文化的根源有两个：一个是农耕生活，一个是家族本位;一个是外在的，一个是内在的。中国文化的特点和素质，都受这两个根源的影响。[4]材料中的“这一历史条件，使中国农耕文化得以继续发展”所指这一历史条件，原文背景其实是指黄河各小农业区形成大农业区，黄河长江珠江三大流域又合为一体，使得“汉民族已形成一大农业区统一整体，足以和它（北方游牧民族，笔者注）抗衡，保护自己。”[5]何兹全先生的历史逻辑是地理环境影响中国的主要经济生活，统治者以农业为本，农业社会又使得大小家族成为社会基础和社会本位。“家族成为中国文化的繁殖和滋生点。”[6]即农业和家族的双重作用促成了中國的传统文化。
介绍何兹全先生原文的意图，即为了理解命题者将三段材料联系的历史逻辑。我们发现材料三和第三设问的两个选择性问题，联系并不紧密。材料三的价值是为第二个选择性设问提供背景的历史认识。根据材料和设问存在土地问题和赋税问题，土地问题复杂性加剧了命题科学性负担。再从选择性问题①看，设定社会治理的角度切入，较为合理。但是从孔子来切入对农民对地主剥削的反抗认识，则明显与孔子所处时代农业特点相背离。在孔子时代地主阶级是新兴阶级，农民土地所有制和地主土地所有制为代表的土地私有制这样的生产关系尚处于萌芽成长时期，是先进生产关系。从孔子来思考“反抗线”问题有存疑。而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土地革命和改革鲜明针对地主剥削农民的土地问题，且包含对国家赋税的统一，和设问中以此解决土地赋税问题表述，相对更符合历史逻辑。
从选择性问题②看，依据材料三中已经有何兹全有关家族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再引用钱穆的家族影响观点作为背景句，显得多余。西递和宏村，均是以商而成村落，却有强烈农耕文化色彩，较之第一问，更何材料有密切的联系。
三、浙江高考命题的三重思考
回观浙江卷28题总体命题思路，历史选考卷保持了浙江卷以教材为本的特点。该题尝试采用新材料，设置新问题，体现了浙江卷在处理高考与历史教材的关系时，有着一定程度的创新尝试，这也符合全国历史高考卷淡化高考命题与教材之间直接关系的命题发展趋势。[7]基于对浙江卷28题的分析，展望未来高考的命题，有三重思考可供抛砖引玉。
第一，依托教材命题是命题的基本规律。
要反对的是过度依赖教材。过度削弱与教材的联系同样有待批判。浙江历史高考以教材为本，能够代表中学生一般的认知水平，顾及因地区教育水平参差和师资差异，体现教育公平性。以教材为本能够落实一种观念，即中学历史教育并非专业教育，力戒过分学科本位的倾向，是历史课程改革的目标之一。[8]
第二，依托史料的情境创新性设问是高考命题的发展路径。
高考命题需要突破的是建立新的原始真实材料和新情境作为铺垫来建立学生认知背景，学生通过史料研读分析和教材知识能够寻求问题的解决。好的材料和好的设问能够承担高考选拔不同素养学生的历史任务，并引导中学历史教学的改革和创新。
坚持史料合理选择和情境创新性设置相结合的原则。两者互为表里，紧密结合是高考命题的基本原则。新史料才能有新情境，新情境才能有创新性设问。史料的选择要考虑史料本身的历史情境。同时，摘选史料原文，避免多章多节摘取材料，为选材料而选材料。创新性设问是在合理的历史逻辑和语境中，激活学生学科素养，联系教材内容，将历史认识和解释写在试卷中，以供考查和选拔。但为了命题需要，为了迁就考点和设问而去摘取片段化的材料作为设问的情景材料，是不可取的。
第三，考查素养是高考命题坚持的根本原则。
明确考查目标和难度，践行选择性考试的本意，为不同的大学考查出不同水平的素养能力和知识的学生，是浙江卷的现实任务。有学者提出的知识（双基）、问题解决和学科思维三个层次的核心素养，[9]对于高考命题工作有着重要启示意义。
首先，高考考查历史知识，注重基础性，是由历史学科特点和中学历史教育特点决定的。命题注重知识基础，是命题取向的重要原则，也是考查核心素养的起点。历史知识的掌握是中学历史基础教育的考核内容，这一点毋庸置疑。而且，依据历史知识，才有学科语言解决历史问题的可能，进而上升为学科思维。
其次，问题解决层次是目前命题停留的主要层次。即利用历史知识以解决历史问题（设问），这个解决问题的能力层次也经常性的和学科思维层次互相渗透。浙江高考卷依据教材内容选择材料和设问，试图考查学生掌握历史知识和解决历史问题的能力。高考命题指向通过材料、材料反映的历史、设问，将不同水平的问题解决能力的学生选拔出来，考查学生应当具备的学科能力，即历史细节、具体问题和历史问题的解决技巧，为大学选拔服务。
最后，学科思维的养成需要命题研究不断跟进。这一层次的考查停留在理想阶段，指向学生的人生的终身发展。一般来讲，高考命题通过引导高中历史教学将宏观的、可迁移的、学科模式的方法和能力转移到解决日常人生和工作当中去。
总之，高考命题有着特殊的历史任务。命题人应对材料和材料情境、命题主题有着整体、深度的理解和把握，这是历史高考命题提高科学性，践行创新精神的重要前提条件，也是一线教学可以参考的一种复习路径。
【注释】
[1]王璐、于翠玲：《清代御制耕织图的编纂特征及文献价值》，《兰台世界》2015年第18期，第173页。
[2]《清实录（五）·清圣祖仁皇帝实录（二） 》（卷144），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584页。
[3]王达：《简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