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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会，是贯彻上级文件、会议或指示精神的重要手段，同时更是讨论重大事项、落实重要决策、布置重点工作的主要方法。相对于印发文件、电话通知或口头传达等，召开教育会议具有主题明、内容准、效率高、范围广的优点。好的会议能够有效发挥出这些优势，自然深受人们的欢迎。如果会议泛滥失控，便会流于形式，不仅达不到预期目的，反而会适得其反。
闹心的“会议通知”
小孟是某高校校长办公室的秘书。每天到班之后，小孟的第一件事便是整理传真件，查看有无重要事项需要及时处理。为了防止漏收重要传真，他每天下班之前都会把传真机设置成“自动接收”模式。如此一来，该收的收到了，不想收的却也趁机自动发了过来。这其中比例最大的就是名目繁多的教育会议通知。
小孟所在的学校是一所地方行业高校，妥善处理好与地方政府及各个部门、省市教育主管部门、行业垂直上级部门、各类相关协会等的关系，事关学校发展。因此，巧妙协调学校领导参加各类会议，就成为办公室的一项重要工作。校级领导实在安排不过来的，便不得不商请行政科室负责人或二级学院院长代为出席。如此“两全之策”已成为诸多学校的习惯做法。
然而，各种名目繁多的会议实在令学校难以招架。除了由上级部门组织召开的教育会议之外，另有很多会议的举办方并非教育主管部门，以学校参会“经验”看，这些会议大多没有多少实质性意义，小孟称之为“垃圾”会议。对这种会议，小孟一直坚持“收了就收了，收了也不传送”的原则，坚决不让此类糟粕信息去干扰领导的正常工作。然而，由于此类传真数量特别多，全校各部门的几十台传真机每天都要为此浪费很多纸张和墨粉。
与会议通知配套的，还有追踪电话。“小孟”经常接到此类电话，不仅数量多、频次高，而且非常难缠。起初出于礼貌，“小孟”会尽量让打电话的人把话说完，然后根据情况告诉对方，并婉拒对方的会议邀请。但他常常需要为自己的“仁慈”付出很多宝贵时间。
最近两年，随着网络的日益普及，此类会议广告的传播途径也发生了变化。电子邮箱成为会议广告的海量接收媒介，不仅在形式上更加光鲜夺目，在内容上也更为全面，可以收到全方位展示的效果。而电话追踪作为一种邮件的“落实”“敲定”方式，仍然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只不过，原来的固话被手机或网络电话取代，既便宜，又能隐藏身份，防止被拒接。
“无孔不入的会议通知扰乱了正常的生活秩序，甚至影响了人與人之间的信任。”一位高校办公室主任感慨道。
“良莠不齐”的教育会议
虽说教育会议过多会耗费心神，然而，从积极的层面看，教育会议繁荣其实也是一种“风向标”，说明教育领域的的工作处于进步活跃的状态，大家关注的教育热点多了，积极性高了，才会真正坐下来进行研讨，组织者才会有心组织教育会议。
而事实上，随着国家对职业教育的重视，近年来职业教育获得了跨越式发展，作为一种与社会联系最为紧密的教育形式，开放式办学、校企之间的广泛合作、地区校际之间的经验交流等，很大程度上都通过教育会议来反馈呈现。而教育会议也优势尽显，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让各方受益良多。
比如说，以高职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相比，高职领域这几年的会议活动就相对多得多，其中尤以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项目为最。
教育部、财政部于2006年启动了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项目，被业内称为高职教育领域的“211”“985”工程。为了有效推进这项工作，自2007年至2012年，教育部曾先后主办召开了5次全国性的大型高职教育发展年会。而且每次会议都有一个非常明确的重大主题，以此来推动全国高职教育的改革、创新与发展。2007年的“校企合作工学结合”，2008年的“百所名高职、百家名企业”，2009年的“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2011年的“展示职教风采，培养阳光青年，构筑人人皆可成才之路”，2012年的“高等职业教育服务青年成长发展”等，都着眼于立体呈现“国家示范高职院校建设”项目成果，引领全国高职院校同步、健康、快速发展，也为相关各方搭建了互动交流的平台。
再者，为解决职业教育中校企合作“校热企冷”“剃头挑子一头热”的现状，教育部推动的职业教育与行业产业“对话会”，为职业学校与行业企业搭建了有效合作平台。在教育部等相关部门积极努力下，成立了职业教育“行指委”，并召开了教育部门与国家十大支柱产业的“对接会”，营造校企合作的热烈氛围，成效明显，反响良好。
然而，伴随着教育事业的大发展，教育会议也呈现出“繁荣”状态，这其中也存在参差不齐、鱼龙混杂的状况，尤其是一些低质量的教育会议让学校管理者由烦生厌，干扰了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
不同于教育主管部门以及一些教育权威组织的一些高质量教育会议，也有一些单位或组织也热衷于“办会”，不同的是它们办会并没有将促进教育发展放到应有的位置，而是过分看重办会所带来的收益，经济效益重于社会效益是其特征。
比如说，国家示范高职院校建设项目对于高职院校来说意义重大，曾吸引了全国1280多所高职院校参与其中。于是一些部门、组织便从中觅到了商机。尤其是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项目中所规定的多项内容，如师资培训项目、精品课程开发项目、资源库建设项目、案例库建设项目、实训基地建设项目、专业群建设项目、工程研发中心项目等，都有相关的支持费用，这也直接导致了全国各类营利性研讨、培训活动的蓬勃开展。
此类会议过多也让学校不堪重负。这类会议往往由基层学校的行政或业务主管部门举办。由于涉及教育工作的方方面面，与学校相关部门对接的相关部门可能会有十几个、甚至几十个，即便每个部门年均召集一次工作部署会议和工作总结会议（甚至还有评比会、表彰会），会议总数相当可观。
由于这些会议多在每学年开始或结束时召开，而这时也正是学校工作最为忙碌的时候，即便如此，许多学校领导也不得不分身参加这些会议。由于同一时间的会议“重合度”较高，常会以“会套会”来减轻基层学校负担。一般来讲，这类会议大多强调学校主要负责人出席，显然，会议开完，即告工作落实完毕。有学者认为，虽然有些会议十分必要，但也让学校跑得苦不堪言。 有办会者，必有赴会者。名目繁多的会议，都有哪些人参加？大体而言，有两个群体特征比较显著。
一种是无可奈何赴会者。在高校“去行政化”的呼声中，校长们为会所累是一个重要原因。在此方面，高职院校的院校长们更是一个重大的“受害”群体。相比本科和重点高校，高职院校的校长往往位低言轻，许多会议都需要无条件出席，即使未被点名批评，也都“不好意思”不去。
另一种是乐此不疲的赴会者。有人厌会，也有人乐于参加各种会议。在一所学校，能够经常享受“开会”待遇的，大多是那些平时不受实质性工作任务约束的“游离者”，此类人员的存在及其赴会“需求”的持续不断，为以营利为目的的各类虚假会议的长盛不衰提供了有力的支撑。这类人员的信息经由很多专业办会者的相互交流，常常成为办会者的宝贵资源，因而他们经常会收到各种专门的会议“邀请”。
再者，如今会议通知上的“出席对象”已经非常宽泛，从校领导、分管领导、教务处长、科研处长、学工处长，直至“骨干教师”，几乎无所不包，可以说派谁参加都是“对口”，都能名正言顺。
规范”势在必行
显然，教育会议不是不可以开，而是要开得有效果，能够促进教育教学的发展，尤其是一些内容好、影响大、口碑好的会议要坚持办下去，这样的会议越多，对教育发展越有利。相反，对于那些“滥竽充数”的教育会议则应该进行整顿整理，不能让虚化的会议浪费宝贵的教育资源，影响了教育会议的健康“生态”，干扰了学校正常的教育秩序。这一点，也符合国家有关精神。
压缩会议、精减会议一直是国家三令五申的禁令。会议成灾，浪费的是国家的钱财，糟蹋的是纳税人的权益，损害的是政府的形象。有人曾对会议成本进行过粗略的统计，以四川、重庆等中部地区为例，若有一人出席在北京召开、为时三天的会议，其参会成本大约为：往返机票2200元，会务费800～1000元，住宿费800～1200元，考察费400～800元，总计平均不低于5000元/人。一次中小型会议以180人计算，总成本便达到90万元以上。如此庞大的支出都要由公共财政承担，若只为了召开一次无关紧要、可开可不开的会议，实在是一种巨大的浪费。
在资源并不充足的教育而言，这样的浪费无疑更应避免。更让人忧虑的是，一些教育会议议程已渐渐形成了“套路”和“模板”。嘉宾讲的多是客套话，专家说的也是一家言，分组讨论是轮流发言或“圆桌会议”，经验交流则多是照稿（或PPT）宣读。如此教育会议，不开也罢。
1992年1月，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在武昌火车站月台上的谈话中提到，“……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不能动摇。”2010年8月，深圳特區迎来30岁生日，组织评选“深圳最有影响力十大观念”，“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最终入选并位列十大观念第二位。
2012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发表重要讲话，再次强调“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充分体现了新一代领导人的务实作风。
2012年11月21日，十八大闭幕刚刚6天，再次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李克强主持召开“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有关省市相关负责人发言不到两分钟，李克强便插话打断并要求不念发言稿，“只讲问题和困难”，身体力行转变会风。
国家领导人的讲话，可谓说到了“会灾”痛处，点到了“会灾”的死穴。会灾浪费，会灾误事，会灾扰民，该当禁绝。教育作为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基石，作为育人的知识殿堂，理当带头身体力行。
闹心的“会议通知”
小孟是某高校校长办公室的秘书。每天到班之后，小孟的第一件事便是整理传真件，查看有无重要事项需要及时处理。为了防止漏收重要传真，他每天下班之前都会把传真机设置成“自动接收”模式。如此一来，该收的收到了，不想收的却也趁机自动发了过来。这其中比例最大的就是名目繁多的教育会议通知。
小孟所在的学校是一所地方行业高校，妥善处理好与地方政府及各个部门、省市教育主管部门、行业垂直上级部门、各类相关协会等的关系，事关学校发展。因此，巧妙协调学校领导参加各类会议，就成为办公室的一项重要工作。校级领导实在安排不过来的，便不得不商请行政科室负责人或二级学院院长代为出席。如此“两全之策”已成为诸多学校的习惯做法。
然而，各种名目繁多的会议实在令学校难以招架。除了由上级部门组织召开的教育会议之外，另有很多会议的举办方并非教育主管部门，以学校参会“经验”看，这些会议大多没有多少实质性意义，小孟称之为“垃圾”会议。对这种会议，小孟一直坚持“收了就收了，收了也不传送”的原则，坚决不让此类糟粕信息去干扰领导的正常工作。然而，由于此类传真数量特别多，全校各部门的几十台传真机每天都要为此浪费很多纸张和墨粉。
与会议通知配套的，还有追踪电话。“小孟”经常接到此类电话，不仅数量多、频次高，而且非常难缠。起初出于礼貌，“小孟”会尽量让打电话的人把话说完，然后根据情况告诉对方，并婉拒对方的会议邀请。但他常常需要为自己的“仁慈”付出很多宝贵时间。
最近两年，随着网络的日益普及，此类会议广告的传播途径也发生了变化。电子邮箱成为会议广告的海量接收媒介，不仅在形式上更加光鲜夺目，在内容上也更为全面，可以收到全方位展示的效果。而电话追踪作为一种邮件的“落实”“敲定”方式，仍然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只不过，原来的固话被手机或网络电话取代，既便宜，又能隐藏身份，防止被拒接。
“无孔不入的会议通知扰乱了正常的生活秩序，甚至影响了人與人之间的信任。”一位高校办公室主任感慨道。
“良莠不齐”的教育会议
虽说教育会议过多会耗费心神，然而，从积极的层面看，教育会议繁荣其实也是一种“风向标”，说明教育领域的的工作处于进步活跃的状态，大家关注的教育热点多了，积极性高了，才会真正坐下来进行研讨，组织者才会有心组织教育会议。
而事实上，随着国家对职业教育的重视，近年来职业教育获得了跨越式发展，作为一种与社会联系最为紧密的教育形式，开放式办学、校企之间的广泛合作、地区校际之间的经验交流等，很大程度上都通过教育会议来反馈呈现。而教育会议也优势尽显，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让各方受益良多。
比如说，以高职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相比，高职领域这几年的会议活动就相对多得多，其中尤以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项目为最。
教育部、财政部于2006年启动了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项目，被业内称为高职教育领域的“211”“985”工程。为了有效推进这项工作，自2007年至2012年，教育部曾先后主办召开了5次全国性的大型高职教育发展年会。而且每次会议都有一个非常明确的重大主题，以此来推动全国高职教育的改革、创新与发展。2007年的“校企合作工学结合”，2008年的“百所名高职、百家名企业”，2009年的“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2011年的“展示职教风采，培养阳光青年，构筑人人皆可成才之路”，2012年的“高等职业教育服务青年成长发展”等，都着眼于立体呈现“国家示范高职院校建设”项目成果，引领全国高职院校同步、健康、快速发展，也为相关各方搭建了互动交流的平台。
再者，为解决职业教育中校企合作“校热企冷”“剃头挑子一头热”的现状，教育部推动的职业教育与行业产业“对话会”，为职业学校与行业企业搭建了有效合作平台。在教育部等相关部门积极努力下，成立了职业教育“行指委”，并召开了教育部门与国家十大支柱产业的“对接会”，营造校企合作的热烈氛围，成效明显，反响良好。
然而，伴随着教育事业的大发展，教育会议也呈现出“繁荣”状态，这其中也存在参差不齐、鱼龙混杂的状况，尤其是一些低质量的教育会议让学校管理者由烦生厌，干扰了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
不同于教育主管部门以及一些教育权威组织的一些高质量教育会议，也有一些单位或组织也热衷于“办会”，不同的是它们办会并没有将促进教育发展放到应有的位置，而是过分看重办会所带来的收益，经济效益重于社会效益是其特征。
比如说，国家示范高职院校建设项目对于高职院校来说意义重大，曾吸引了全国1280多所高职院校参与其中。于是一些部门、组织便从中觅到了商机。尤其是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项目中所规定的多项内容，如师资培训项目、精品课程开发项目、资源库建设项目、案例库建设项目、实训基地建设项目、专业群建设项目、工程研发中心项目等，都有相关的支持费用，这也直接导致了全国各类营利性研讨、培训活动的蓬勃开展。
此类会议过多也让学校不堪重负。这类会议往往由基层学校的行政或业务主管部门举办。由于涉及教育工作的方方面面，与学校相关部门对接的相关部门可能会有十几个、甚至几十个，即便每个部门年均召集一次工作部署会议和工作总结会议（甚至还有评比会、表彰会），会议总数相当可观。
由于这些会议多在每学年开始或结束时召开，而这时也正是学校工作最为忙碌的时候，即便如此，许多学校领导也不得不分身参加这些会议。由于同一时间的会议“重合度”较高，常会以“会套会”来减轻基层学校负担。一般来讲，这类会议大多强调学校主要负责人出席，显然，会议开完，即告工作落实完毕。有学者认为，虽然有些会议十分必要，但也让学校跑得苦不堪言。 有办会者，必有赴会者。名目繁多的会议，都有哪些人参加？大体而言，有两个群体特征比较显著。
一种是无可奈何赴会者。在高校“去行政化”的呼声中，校长们为会所累是一个重要原因。在此方面，高职院校的院校长们更是一个重大的“受害”群体。相比本科和重点高校，高职院校的校长往往位低言轻，许多会议都需要无条件出席，即使未被点名批评，也都“不好意思”不去。
另一种是乐此不疲的赴会者。有人厌会，也有人乐于参加各种会议。在一所学校，能够经常享受“开会”待遇的，大多是那些平时不受实质性工作任务约束的“游离者”，此类人员的存在及其赴会“需求”的持续不断，为以营利为目的的各类虚假会议的长盛不衰提供了有力的支撑。这类人员的信息经由很多专业办会者的相互交流，常常成为办会者的宝贵资源，因而他们经常会收到各种专门的会议“邀请”。
再者，如今会议通知上的“出席对象”已经非常宽泛，从校领导、分管领导、教务处长、科研处长、学工处长，直至“骨干教师”，几乎无所不包，可以说派谁参加都是“对口”，都能名正言顺。
规范”势在必行
显然，教育会议不是不可以开，而是要开得有效果，能够促进教育教学的发展，尤其是一些内容好、影响大、口碑好的会议要坚持办下去，这样的会议越多，对教育发展越有利。相反，对于那些“滥竽充数”的教育会议则应该进行整顿整理，不能让虚化的会议浪费宝贵的教育资源，影响了教育会议的健康“生态”，干扰了学校正常的教育秩序。这一点，也符合国家有关精神。
压缩会议、精减会议一直是国家三令五申的禁令。会议成灾，浪费的是国家的钱财，糟蹋的是纳税人的权益，损害的是政府的形象。有人曾对会议成本进行过粗略的统计，以四川、重庆等中部地区为例，若有一人出席在北京召开、为时三天的会议，其参会成本大约为：往返机票2200元，会务费800～1000元，住宿费800～1200元，考察费400～800元，总计平均不低于5000元/人。一次中小型会议以180人计算，总成本便达到90万元以上。如此庞大的支出都要由公共财政承担，若只为了召开一次无关紧要、可开可不开的会议，实在是一种巨大的浪费。
在资源并不充足的教育而言，这样的浪费无疑更应避免。更让人忧虑的是，一些教育会议议程已渐渐形成了“套路”和“模板”。嘉宾讲的多是客套话，专家说的也是一家言，分组讨论是轮流发言或“圆桌会议”，经验交流则多是照稿（或PPT）宣读。如此教育会议，不开也罢。
1992年1月，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在武昌火车站月台上的谈话中提到，“……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不能动摇。”2010年8月，深圳特區迎来30岁生日，组织评选“深圳最有影响力十大观念”，“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最终入选并位列十大观念第二位。
2012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发表重要讲话，再次强调“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充分体现了新一代领导人的务实作风。
2012年11月21日，十八大闭幕刚刚6天，再次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李克强主持召开“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有关省市相关负责人发言不到两分钟，李克强便插话打断并要求不念发言稿，“只讲问题和困难”，身体力行转变会风。
国家领导人的讲话，可谓说到了“会灾”痛处，点到了“会灾”的死穴。会灾浪费，会灾误事，会灾扰民，该当禁绝。教育作为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基石，作为育人的知识殿堂，理当带头身体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