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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悉尼
悉尼的独立书店多集中在Glebe和Newtown这两个靠近大学的内城区。几年前我在悉尼大学教书时常常淘书的地方，除了悉尼大学书店——那里每年有一次专门为教师开设的特价书日，但都是学术书籍，就是Glebe街的格里书店（Gleebooks）。那是当地的一个地标。典型的专营人文艺术的独立书店，在那里可以找到世界各地出版的文艺书籍，我去的那天就看到刚刚获奖的莫言作品被摆在陈列的位置上在卖，有三本葛浩文翻译的小说。这里每星期都有图书首发式，本地作者对话和国际作家的演讲等活动。不过我过去淘书的地方是几个街区外格里的分店，专营二手书和儿童书籍。记得里面常常有很多其他二手书店不可能有的文化研究和东亚研究方面的专业书，大概是附近悉尼大学的教授、研究生淘汰下来的。可惜这次来，看到这个部分被大大削减，后面的一大块店面都给租出去了。
与格里相邻的就是萨福书店/咖啡馆（Sappho Books Cafe）。这个兼二手书店、咖啡馆和酒吧为一体的杂拌名副其实地卖弄着一种“希腊文艺女神”的范儿。除了书架上罗列各种精致的文艺设计类书籍，这里的读书会和诗歌之夜也是它的特色。但最有名的还是它的后院，露天咖啡馆/酒吧。在香蕉树的阴影和茉莉的花香中，从午后直到午夜这里都是高朋满座，聚集着附近的大学学生和闲人们——艺术家、作家和各种各样自由职业者。上面画着五颜六色涂鸦的围墙把这里隔出一个乌托邦的世界。
随着本来是蓝领阶层和嬉皮聚居的Newtown这些年被开发成时髦的中产阶级的城市屋和排屋区，其主街繁忙杂乱的国王路上（King Street）也挤满了大大小小的古董店、泰国餐馆和当地品牌设计店。要了解悉尼的本地另类文化，这里的各种店都很值得进去看一看。国王路上还有几家很有名的独立书店，比如，兼卖很多设计新颖的文具和卡片和艺术品的伊丽莎白（Elizabeth’s），还有专卖文艺和哲学类书籍的“不读书毋宁死”（Better Read than Dead），最体现Newtown特色的是苟德书廊（Gould’s Book Arcade）。这里的二手书巨多而且杂乱无比，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至今的杂志和各种杂书，只要你有耐心，什么稀奇古怪的书籍你都能找到。这里原来的店主Bob Gould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悉尼反文化运动（Countercultural movement）的一个传奇人物，因反越战还坐过监狱。不过这次来，他已经去世不在了。不知道这个另类书店还能存在多久。
另一个不在Glebe也不在Newtown但值得一去的是东区邦代（Bondi）的“格特鲁德与埃利斯”（Gertrude&Alice）。那儿靠近有名的海滩，是冲浪者和背包客的天堂，也是时尚人士聚集地。这个书店据说在悉尼的地位有点像“莎士比亚及其伙伴们”（Shakespeare and Company）在巴黎的地位，带点文化上的国际主义，文学上的同道精神。二十世纪上半叶，侨居巴黎的美国人格特鲁德是欧洲现代主义不遗佘力的推销者，又以文化导师自居，而她和恋人兼仆人的埃利斯同居四十年的生活更是同性恋们的先锋典范。在悉尼这个同性恋文化大本营，书店打这块招牌也算适得其所。我个人感觉，从文化和时尚品味上，澳洲更势力地靠近欧洲的影响，或准确地说，更愿意以欧洲为样本，对美国暴发户是有些不以为然的。“格特鲁德与埃利斯”这里就是模仿当年“莎士比亚”那种文化沙龙的气氛，有蓝色的沙发和Chai茶，还有一问以海明威命名的房间。
如果想读中文书或者了解大陆台湾的最新出版情况，那就得去市中心的纪伊国屋书店（Kinokuniya）。众所周知，这家日本最大的连锁书店是以气势取胜。世界上以卖亚洲书籍起家并能做到英语世界的主流书店大概也就仅此一家。当年纪伊国屋借助美国人对日本动漫的热情，一口气在美国东西海岸连开几家书店，使日本的漫画书成了美国流行文化的一部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纪伊国屋在东南亚一带又开了很多店。但在澳洲却仅此一家。不过相当成功，从一九九六年开业到现在，快二十年了。占据着市中心最繁华的地界，在时尚购物中心Geleries的二楼。正对着老牌奢侈的维多利亚女王购物中心（QVB）。纪伊国屋走的是装扮成小资品味的大众路线，卖各种各样的文艺设计类书籍，还有就是世界各地各种语言的畅销小说。
诺大的书场装饰得明亮、欢快，带着日本文化的干净和讨巧。每个角落都精心布置，令人驻足。此时正逢阴历新年来临，书店进门的右手边就是用各种红色和东方设计装点的“中国角落”。上面陈列的书却是翻译成英文的中国小说或用英文写的以东方中国为背景的小说。让我想到北京三里屯的书虫书店。
我一个月里去了纪伊国屋两次，还只浏览了不到三分之一的部分，其最精彩的日本部分还根本没来得及看。这里的中文书籍也占地不小，还分成简繁体两部分，繁体部分多是台湾出版的各种畅销书和杂志。而简体部分则是大陆最新的畅销书。本年度最畅销的《五十种灰度》（Fifry Shades of Grey）已赫然有中译本，旁边一对年轻的留学生正讨论该买中文版还是英文版。记得五年前这里的大陆书籍还没有现在这么多、这么好看，现在大陆出版的书已经可以跟台湾、香港平分秋色了。不过，也可以看出在畅销和时尚书的制作策划上，台湾对大陆的影响。
临走买了北岛的《时间的玫瑰》和名不见经传的昂放的《66号公路》。昂放是一位在世界各地游荡的中国摄影师，这本书就是他沿美国著名的州际公路US Route66从芝加哥开到洛杉矶的记录。除了精彩的照片，这本书的句法和节奏也别具一格，而其中对美国公路文化的了解更让人刮目相看，是我看到中文写的最好的“公路文学”之一。而且作者是住在魁北克省的加拿大华人，让我有惺惺相惜的感觉：大家都在路上。
四月，香港
近年来，我发现自己越来越多地喜欢去香港而不是回大陆做研究、学术交流。这里的图书馆中英文书籍和资料都很齐备，香港学者也更踏实，不浮夸，办事有效率。近些年香港的大学致力于国际化，于是两岸三地和海外汉学家们常在这里进行碰面交流。我经常去的是中文大学。在新界的山上，远离闹市，很有做学问的气氛。但坐火车又十分方便，校园就有一站，近到港岛，远去罗湖，都是举足之劳。居港期间，我常常用早上和午后时间来读书写作，下午四点以后就乘车出发，探寻香港各个角落。几年下来，我发现随着对香港文化的了解，逐渐喜欢上这个都市，乃至即使要去大陆办事，也把香港当一个方便的落脚点。 不过香港来来回回很多次，却很少逛过书店。一开始是因为抱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大陆人对香港的成见，香港是文化沙漠，那里有的无非是港式流行音乐、通俗小说、八卦新闻和购物文化。也的确，如果我们自己都被香港的免税奢侈品或减价商品所诱惑，自然是看不到香港文化的多面。后来在了解了一点香港文化后，才开始欣赏香港文化人的那种独立特行，以及在国际都市和商业文化背景下，创造的混搭、多样、前卫和另类风格。曾读过陈冠中对比三地文化人的一个评价，觉得很中肯：台湾人其实跟大陆文化人很相似，比较传统也容易滥情。但是香港可能受英国文化更多些，在情感表达上反而讲究克制和理性，比较“冷”，或比较酷（cool）。
其实想想，像大陆文化人多年来被国家养活，在国家扶植的体制下谈文化是容易的。倒是香港文化人在那样商业的环境里还能孤独坚持，听过黄家驹“再见理想”，或读过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号外》杂志，那才是真正的少数人自己争取来的文化至上。
我这次终于注意到了香港的书店。就在最繁华最拥挤最寸土千金的地界上，九龙旺角。西洋菜街，当临街的店铺无一例外卖的是运动鞋、箱包、小吃、冷饮和化妆品，当不远的女人街纵横几个街区，琐屑杂乱，挤满讨价还价的脸，当在几乎遮住天空的花红酒绿的霓虹灯牌中间，忽然就看见田园书屋那白底绿色的招牌时，我几乎有种超现实的感觉。
这就是传说中的悬空而立的香港二楼/阁楼书店。据说这些书店始于香港文化的理想主义时代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当时这附近曾有近十家阁楼书店。由香港的知识分子和独立出版人发起经营，出售冷门的文学、电影、哲学一类书籍，希望籍此提升城市文化，宣扬自己的理想。
陈旧狭窄的楼梯把人引向不足四十平米的二楼书店。田园书屋里能利用的空间都见缝插针地用来储书，直抵屋顶。在其他的阁楼书店都开始卖畅销书和励志书籍，这里面的文史哲社科经典仍是最全面、最有分量。田园书屋是幸存下来的坚持者，但她那逼仄窘迫的的空间还是让我感到一种辛酸。北京最人文的万圣书园都能一迁再迁，不断扩展，可见大陆书店的生存还是要比香港容易些。
当然香港书店也不都是这般悲壮。事实上更为游客认同的或说代表新式香港书店的当推库布里克书店。之前几次来香港，就分别有温哥华和北京的朋友推荐我去库布里克“参拜”。可是位于油麻地的库布里克（众坊街3号）十分难找——因为我错过了地铁油麻地站c出口，那天傍晚我在油麻地曲折迷离的大街小巷徘徊了近一个小时。难找的一个原因也是沿路上几乎没有一个当地人知道这个书店。看过王家卫的《旺角卡门》等电影的人想必知道，油麻地是香港最底层最世俗的一个区。
不过一旦找对骏发花园的方向，就不会错过这个书店。就在这个诺大的新建小区大门旁边的购物和活动中心的中间。书店旁边是百老汇电影中心，还有西式快餐厅。
库布里克的空间占地，跟西洋菜街上的阁楼书店有天壤之别。一楼宽敞的店铺错落有致地陈列着最新的文艺书籍。主攻与电影和戏剧艺术。还有大量翻译的著作，的确够齐全。隔壁还有家专卖影碟的店铺。不过音乐、设计、时装和文学书籍也不少。还有来自台湾，大陆有关的书籍杂志，应有尽有。在老牌古典的台湾《联合文学》旁就是一本上海的新式城市文化杂志《城客》（Icity）。漂亮的图片印刷和夺目的策划标题让我不由自已捡了两本《城客》。一期的专题是“毛细香港”，正对我探究香港的好奇心；另一期是“创意城市”，把本土的城市发展和国外的创意文化概念结合起来，很有见识。而其中“N城便利店”的题目更是从街角小店入眼，描画出国内不同城市的风韵、变迁和记忆。这无疑是针对新一代城市人的杂志，编辑和读者也有很大的互动空间，个人博客摄影和搜藏等栏目都很有人气，也有品位。记得前不久刚刚在凤凰网读书会看到汪晖对话贝淡宁（Daniel A.Bell），大力提倡“爱城主义”。也许像“城客”这样从世俗日常的角度来呼吁热爱我们居住的城市才更贴切，更深入人心。
书店很大的一角是咖啡店。墙上贴着黑白的艺术照片和电影海报。座上的人多装扮得一丝不苟，时尚另类。一看就是来这里让人看也来看人的“文艺青年”，是活动的城市风景的一部分。
这就是香港或台湾中产阶级的新型书店。其模式正被大陆复制。我在广州太古汇的“方所”，北京凤凰汇的“字里行间”都看到了它的影子。由有名的室内设计师设计出最煽情小资的空间，经营最时髦的艺术设计类书籍，最好有台版和外文的，再混搭地摆设出各种新兴设计师的时装、瓷器、工艺品、旁边开个咖啡馆或茶室，成为时尚人士的“集散地”。
六月，牛津
六月的牛津正是考试和毕业的季节。在街上就看到胸前别着或红花或白花的穿着黑袍的年轻的学生。穿得这样正式其实是去参加考试的。据说牛津学生在校期间只有两次大考试，一次是在第一年末，另一次是毕业考。看到他们考完试骑车嬉笑着远去，风中长发飞扬，让我怀念大学的岁月。
牛津城虽小，但历史悠久，可看的东西很多。所以到处都是慕名而来走马观花的游客。他们拥挤又匆忙地在各个学院标志性建筑前面照相留念，再浩浩荡荡地转向另一个目标。所以闹哄哄的市中心其实真的一点反映不出牛津真正的气质。
这个大学城的魅力是要住下来，慢慢品味的。周末跟孩子在艾施穆琳博物馆（Ashmolean Museum）走上一天，看看这个大学人类学和艺术系的实验课堂；或独自坐在最古老的学院Balliol College庭院的安静的一角，遥想当年来自苏格兰的“交换学生”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在这里如何水土不服；或和朋友在泰晤士河边的酒吧，坐在长凳上一边喝啤酒，一边看河里荡舟的人；再或者，于夏日的傍晚在圣约翰教堂听国王合唱团优美和谐的男声吟唱着十七世纪诗人约翰-邓恩的诗句：“No man is an island.Entire of itself，Each is a piece of the continent.A part of the main…”这时才能体味到些许牛津的空气。 在牛津住的两个月里，却没有发现牛津有太多特色书店。除了高街（High Street）街上蓝色门脸的牛津大学出版社门市部，就只有老牌子的以经营学术书籍课本和专门供应大学图书馆而著名的Blackwell’s Bookshop。莫不是因为每个学院都有自己的图书馆，这里读书人反而不用去书店了？另一个可能就是都被Blackwell’s垄断了。听说它在英国主要大学所在地都有分店。单牛津就有七八个分店，除了总店隔壁的音乐专门店，同一条街上不远处的艺术和招贴画书店，还有卖珍本书、卖儿童书籍、卖地图的分店。总店在牛津城宽街，正对着科学史博物馆。紧邻著名的三一学院。低矮的店面并不起眼，却是访问牛津不可错过的人文风景。
Blackwell’s是发家于牛津本地的书商。本杰明-亨利·布莱克威尔（Benjamin Henry Blackwell）一八七九年开的这家书店，只有十二平方大小。这个“阅读室”当年其实有点宗教色彩，源于本杰明的父亲，也就是牛津城第一位图书馆员，积极参与提倡禁酒运动。而当时鼓励人们阅读被视为禁酒的有效方法。后来Blackwell’s店铺扩展到楼上地下、左邻右合。如今书店最大的诺宁顿房间（Norrington Room）据说有一万平方英尺，书架连起来五公里长，就是在邻居三一学院的地下开拓出来的空间，并以三一学院的前校长Sir Arthur Norrington命名。
本杰明的儿子Basil是家族里第一个上牛津大学的。他默顿学院毕业后到伦敦学徒，然后接手家族的出版事业。跟荷兰莱顿的出版商、书商一样，Blackwell’s利用大学这块资源，发展起图书销售之外的图书出版这一块，并主攻文史哲经典和学术书籍。如今大学课堂里常用的各种文科参考书籍，很多都是Blackwell系列。
六月底的一个晚上，我再次来到Blackwell’s的诺宁顿房间，来听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在这里的一个演讲。穿过一架一架的英文小说、哲学经典和最新学术专著，沿楼梯下行到由书架围出来的一个四方形开放式的会议空间。就看到一个正脱下夹克衫、穿着普通条格衫的老人。伊格尔顿灰白头发，敦实中等身材，戴着眼镜的圆脸也不刻薄，全然不是我曾经想象的权威摸样。
我上大学时伍晓明翻译的伊格尔顿《西方现代文学理论》被我们那些文科生捧为经典，也是我们接触西方文学理论的入门书。然后上世纪九十年代去了北美读书，那时文学系正是理论大兴其道之时，所以还是时不时与伊格尔顿的著作兜头碰上。伊格尔顿虽出身贫寒，但教育和生涯是傲倨众生的Oxbridge：剑桥读书牛津教书。其学术马克思主义的训练，使他成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文艺理论和学术左派的风云人物。不过伊格尔顿的出身决定了他对文化伦理问题的现实关注，在理论界翻云覆雨折腾了几十年后，终于“对理论也玩厌了”，拿小说家大卫·洛奇（David Lodge）的话说，于是二00三年改邪归正，写了《理论之外》（Beyond Theory）。最近几年更是正本清源，写了几本如何阅读诗歌、如何欣赏文学一类的书。
伊格尔顿这天晚上带来的他最新的书是一本感性的文化随笔集《大洋彼岸：一个英国人眼中的美国））（Across the Pond：An Englishman’View of America）——在英语中，大西洋是常常被用“池塘”代指，可见英美之间距离的亦远亦近。读过大卫·洛奇的小说的人都知道，英国人喜欢比较英美文化和语言的不同。可能对英国人来说，美式英语、美国文化甚至美国人，都是从自己的传统中“独立”叛逆出去的竖子，是横竖看不上眼的，可以因为藐视，也可以因为嫉妒。不管怎样，总得品头论足一番，然后顺便也把自己挖苦自嘲一顿。
伊格尔顿那天讲的就给我这种印象。他的随笔集听上去就是这些年他自己在美国的经验与观察，充满了轶闻趣事。也许其实不过是前辈英国人早都说过的陈词滥调，但被他用独特的有魅力的语言娓娓道来，就有种睿智和幽默，成了他自己的真理。伊格尔顿在美国教书教过不短时间，甚至现任太太也是一个美国人。但说起美国人那种单纯自信的“我们一定行”（we call do it）的乐观态度，还是情不自禁地露出英国人的冷嘲和热讽。
从书店出来，天色还没完全黑。旁边的酒吧King’s Arms里的学生教授们正谈笑风生。大学城的各个角落似乎都聚集着人群。世界上最沉思也最活跃、最坚定也最怀疑的头脑就孕育在这样的夜晚，古老而又年轻的夜晚，如流动的盛宴般的夜晚。
悉尼的独立书店多集中在Glebe和Newtown这两个靠近大学的内城区。几年前我在悉尼大学教书时常常淘书的地方，除了悉尼大学书店——那里每年有一次专门为教师开设的特价书日，但都是学术书籍，就是Glebe街的格里书店（Gleebooks）。那是当地的一个地标。典型的专营人文艺术的独立书店，在那里可以找到世界各地出版的文艺书籍，我去的那天就看到刚刚获奖的莫言作品被摆在陈列的位置上在卖，有三本葛浩文翻译的小说。这里每星期都有图书首发式，本地作者对话和国际作家的演讲等活动。不过我过去淘书的地方是几个街区外格里的分店，专营二手书和儿童书籍。记得里面常常有很多其他二手书店不可能有的文化研究和东亚研究方面的专业书，大概是附近悉尼大学的教授、研究生淘汰下来的。可惜这次来，看到这个部分被大大削减，后面的一大块店面都给租出去了。
与格里相邻的就是萨福书店/咖啡馆（Sappho Books Cafe）。这个兼二手书店、咖啡馆和酒吧为一体的杂拌名副其实地卖弄着一种“希腊文艺女神”的范儿。除了书架上罗列各种精致的文艺设计类书籍，这里的读书会和诗歌之夜也是它的特色。但最有名的还是它的后院，露天咖啡馆/酒吧。在香蕉树的阴影和茉莉的花香中，从午后直到午夜这里都是高朋满座，聚集着附近的大学学生和闲人们——艺术家、作家和各种各样自由职业者。上面画着五颜六色涂鸦的围墙把这里隔出一个乌托邦的世界。
随着本来是蓝领阶层和嬉皮聚居的Newtown这些年被开发成时髦的中产阶级的城市屋和排屋区，其主街繁忙杂乱的国王路上（King Street）也挤满了大大小小的古董店、泰国餐馆和当地品牌设计店。要了解悉尼的本地另类文化，这里的各种店都很值得进去看一看。国王路上还有几家很有名的独立书店，比如，兼卖很多设计新颖的文具和卡片和艺术品的伊丽莎白（Elizabeth’s），还有专卖文艺和哲学类书籍的“不读书毋宁死”（Better Read than Dead），最体现Newtown特色的是苟德书廊（Gould’s Book Arcade）。这里的二手书巨多而且杂乱无比，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至今的杂志和各种杂书，只要你有耐心，什么稀奇古怪的书籍你都能找到。这里原来的店主Bob Gould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悉尼反文化运动（Countercultural movement）的一个传奇人物，因反越战还坐过监狱。不过这次来，他已经去世不在了。不知道这个另类书店还能存在多久。
另一个不在Glebe也不在Newtown但值得一去的是东区邦代（Bondi）的“格特鲁德与埃利斯”（Gertrude&Alice）。那儿靠近有名的海滩，是冲浪者和背包客的天堂，也是时尚人士聚集地。这个书店据说在悉尼的地位有点像“莎士比亚及其伙伴们”（Shakespeare and Company）在巴黎的地位，带点文化上的国际主义，文学上的同道精神。二十世纪上半叶，侨居巴黎的美国人格特鲁德是欧洲现代主义不遗佘力的推销者，又以文化导师自居，而她和恋人兼仆人的埃利斯同居四十年的生活更是同性恋们的先锋典范。在悉尼这个同性恋文化大本营，书店打这块招牌也算适得其所。我个人感觉，从文化和时尚品味上，澳洲更势力地靠近欧洲的影响，或准确地说，更愿意以欧洲为样本，对美国暴发户是有些不以为然的。“格特鲁德与埃利斯”这里就是模仿当年“莎士比亚”那种文化沙龙的气氛，有蓝色的沙发和Chai茶，还有一问以海明威命名的房间。
如果想读中文书或者了解大陆台湾的最新出版情况，那就得去市中心的纪伊国屋书店（Kinokuniya）。众所周知，这家日本最大的连锁书店是以气势取胜。世界上以卖亚洲书籍起家并能做到英语世界的主流书店大概也就仅此一家。当年纪伊国屋借助美国人对日本动漫的热情，一口气在美国东西海岸连开几家书店，使日本的漫画书成了美国流行文化的一部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纪伊国屋在东南亚一带又开了很多店。但在澳洲却仅此一家。不过相当成功，从一九九六年开业到现在，快二十年了。占据着市中心最繁华的地界，在时尚购物中心Geleries的二楼。正对着老牌奢侈的维多利亚女王购物中心（QVB）。纪伊国屋走的是装扮成小资品味的大众路线，卖各种各样的文艺设计类书籍，还有就是世界各地各种语言的畅销小说。
诺大的书场装饰得明亮、欢快，带着日本文化的干净和讨巧。每个角落都精心布置，令人驻足。此时正逢阴历新年来临，书店进门的右手边就是用各种红色和东方设计装点的“中国角落”。上面陈列的书却是翻译成英文的中国小说或用英文写的以东方中国为背景的小说。让我想到北京三里屯的书虫书店。
我一个月里去了纪伊国屋两次，还只浏览了不到三分之一的部分，其最精彩的日本部分还根本没来得及看。这里的中文书籍也占地不小，还分成简繁体两部分，繁体部分多是台湾出版的各种畅销书和杂志。而简体部分则是大陆最新的畅销书。本年度最畅销的《五十种灰度》（Fifry Shades of Grey）已赫然有中译本，旁边一对年轻的留学生正讨论该买中文版还是英文版。记得五年前这里的大陆书籍还没有现在这么多、这么好看，现在大陆出版的书已经可以跟台湾、香港平分秋色了。不过，也可以看出在畅销和时尚书的制作策划上，台湾对大陆的影响。
临走买了北岛的《时间的玫瑰》和名不见经传的昂放的《66号公路》。昂放是一位在世界各地游荡的中国摄影师，这本书就是他沿美国著名的州际公路US Route66从芝加哥开到洛杉矶的记录。除了精彩的照片，这本书的句法和节奏也别具一格，而其中对美国公路文化的了解更让人刮目相看，是我看到中文写的最好的“公路文学”之一。而且作者是住在魁北克省的加拿大华人，让我有惺惺相惜的感觉：大家都在路上。
四月，香港
近年来，我发现自己越来越多地喜欢去香港而不是回大陆做研究、学术交流。这里的图书馆中英文书籍和资料都很齐备，香港学者也更踏实，不浮夸，办事有效率。近些年香港的大学致力于国际化，于是两岸三地和海外汉学家们常在这里进行碰面交流。我经常去的是中文大学。在新界的山上，远离闹市，很有做学问的气氛。但坐火车又十分方便，校园就有一站，近到港岛，远去罗湖，都是举足之劳。居港期间，我常常用早上和午后时间来读书写作，下午四点以后就乘车出发，探寻香港各个角落。几年下来，我发现随着对香港文化的了解，逐渐喜欢上这个都市，乃至即使要去大陆办事，也把香港当一个方便的落脚点。 不过香港来来回回很多次，却很少逛过书店。一开始是因为抱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大陆人对香港的成见，香港是文化沙漠，那里有的无非是港式流行音乐、通俗小说、八卦新闻和购物文化。也的确，如果我们自己都被香港的免税奢侈品或减价商品所诱惑，自然是看不到香港文化的多面。后来在了解了一点香港文化后，才开始欣赏香港文化人的那种独立特行，以及在国际都市和商业文化背景下，创造的混搭、多样、前卫和另类风格。曾读过陈冠中对比三地文化人的一个评价，觉得很中肯：台湾人其实跟大陆文化人很相似，比较传统也容易滥情。但是香港可能受英国文化更多些，在情感表达上反而讲究克制和理性，比较“冷”，或比较酷（cool）。
其实想想，像大陆文化人多年来被国家养活，在国家扶植的体制下谈文化是容易的。倒是香港文化人在那样商业的环境里还能孤独坚持，听过黄家驹“再见理想”，或读过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号外》杂志，那才是真正的少数人自己争取来的文化至上。
我这次终于注意到了香港的书店。就在最繁华最拥挤最寸土千金的地界上，九龙旺角。西洋菜街，当临街的店铺无一例外卖的是运动鞋、箱包、小吃、冷饮和化妆品，当不远的女人街纵横几个街区，琐屑杂乱，挤满讨价还价的脸，当在几乎遮住天空的花红酒绿的霓虹灯牌中间，忽然就看见田园书屋那白底绿色的招牌时，我几乎有种超现实的感觉。
这就是传说中的悬空而立的香港二楼/阁楼书店。据说这些书店始于香港文化的理想主义时代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当时这附近曾有近十家阁楼书店。由香港的知识分子和独立出版人发起经营，出售冷门的文学、电影、哲学一类书籍，希望籍此提升城市文化，宣扬自己的理想。
陈旧狭窄的楼梯把人引向不足四十平米的二楼书店。田园书屋里能利用的空间都见缝插针地用来储书，直抵屋顶。在其他的阁楼书店都开始卖畅销书和励志书籍，这里面的文史哲社科经典仍是最全面、最有分量。田园书屋是幸存下来的坚持者，但她那逼仄窘迫的的空间还是让我感到一种辛酸。北京最人文的万圣书园都能一迁再迁，不断扩展，可见大陆书店的生存还是要比香港容易些。
当然香港书店也不都是这般悲壮。事实上更为游客认同的或说代表新式香港书店的当推库布里克书店。之前几次来香港，就分别有温哥华和北京的朋友推荐我去库布里克“参拜”。可是位于油麻地的库布里克（众坊街3号）十分难找——因为我错过了地铁油麻地站c出口，那天傍晚我在油麻地曲折迷离的大街小巷徘徊了近一个小时。难找的一个原因也是沿路上几乎没有一个当地人知道这个书店。看过王家卫的《旺角卡门》等电影的人想必知道，油麻地是香港最底层最世俗的一个区。
不过一旦找对骏发花园的方向，就不会错过这个书店。就在这个诺大的新建小区大门旁边的购物和活动中心的中间。书店旁边是百老汇电影中心，还有西式快餐厅。
库布里克的空间占地，跟西洋菜街上的阁楼书店有天壤之别。一楼宽敞的店铺错落有致地陈列着最新的文艺书籍。主攻与电影和戏剧艺术。还有大量翻译的著作，的确够齐全。隔壁还有家专卖影碟的店铺。不过音乐、设计、时装和文学书籍也不少。还有来自台湾，大陆有关的书籍杂志，应有尽有。在老牌古典的台湾《联合文学》旁就是一本上海的新式城市文化杂志《城客》（Icity）。漂亮的图片印刷和夺目的策划标题让我不由自已捡了两本《城客》。一期的专题是“毛细香港”，正对我探究香港的好奇心；另一期是“创意城市”，把本土的城市发展和国外的创意文化概念结合起来，很有见识。而其中“N城便利店”的题目更是从街角小店入眼，描画出国内不同城市的风韵、变迁和记忆。这无疑是针对新一代城市人的杂志，编辑和读者也有很大的互动空间，个人博客摄影和搜藏等栏目都很有人气，也有品位。记得前不久刚刚在凤凰网读书会看到汪晖对话贝淡宁（Daniel A.Bell），大力提倡“爱城主义”。也许像“城客”这样从世俗日常的角度来呼吁热爱我们居住的城市才更贴切，更深入人心。
书店很大的一角是咖啡店。墙上贴着黑白的艺术照片和电影海报。座上的人多装扮得一丝不苟，时尚另类。一看就是来这里让人看也来看人的“文艺青年”，是活动的城市风景的一部分。
这就是香港或台湾中产阶级的新型书店。其模式正被大陆复制。我在广州太古汇的“方所”，北京凤凰汇的“字里行间”都看到了它的影子。由有名的室内设计师设计出最煽情小资的空间，经营最时髦的艺术设计类书籍，最好有台版和外文的，再混搭地摆设出各种新兴设计师的时装、瓷器、工艺品、旁边开个咖啡馆或茶室，成为时尚人士的“集散地”。
六月，牛津
六月的牛津正是考试和毕业的季节。在街上就看到胸前别着或红花或白花的穿着黑袍的年轻的学生。穿得这样正式其实是去参加考试的。据说牛津学生在校期间只有两次大考试，一次是在第一年末，另一次是毕业考。看到他们考完试骑车嬉笑着远去，风中长发飞扬，让我怀念大学的岁月。
牛津城虽小，但历史悠久，可看的东西很多。所以到处都是慕名而来走马观花的游客。他们拥挤又匆忙地在各个学院标志性建筑前面照相留念，再浩浩荡荡地转向另一个目标。所以闹哄哄的市中心其实真的一点反映不出牛津真正的气质。
这个大学城的魅力是要住下来，慢慢品味的。周末跟孩子在艾施穆琳博物馆（Ashmolean Museum）走上一天，看看这个大学人类学和艺术系的实验课堂；或独自坐在最古老的学院Balliol College庭院的安静的一角，遥想当年来自苏格兰的“交换学生”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在这里如何水土不服；或和朋友在泰晤士河边的酒吧，坐在长凳上一边喝啤酒，一边看河里荡舟的人；再或者，于夏日的傍晚在圣约翰教堂听国王合唱团优美和谐的男声吟唱着十七世纪诗人约翰-邓恩的诗句：“No man is an island.Entire of itself，Each is a piece of the continent.A part of the main…”这时才能体味到些许牛津的空气。 在牛津住的两个月里，却没有发现牛津有太多特色书店。除了高街（High Street）街上蓝色门脸的牛津大学出版社门市部，就只有老牌子的以经营学术书籍课本和专门供应大学图书馆而著名的Blackwell’s Bookshop。莫不是因为每个学院都有自己的图书馆，这里读书人反而不用去书店了？另一个可能就是都被Blackwell’s垄断了。听说它在英国主要大学所在地都有分店。单牛津就有七八个分店，除了总店隔壁的音乐专门店，同一条街上不远处的艺术和招贴画书店，还有卖珍本书、卖儿童书籍、卖地图的分店。总店在牛津城宽街，正对着科学史博物馆。紧邻著名的三一学院。低矮的店面并不起眼，却是访问牛津不可错过的人文风景。
Blackwell’s是发家于牛津本地的书商。本杰明-亨利·布莱克威尔（Benjamin Henry Blackwell）一八七九年开的这家书店，只有十二平方大小。这个“阅读室”当年其实有点宗教色彩，源于本杰明的父亲，也就是牛津城第一位图书馆员，积极参与提倡禁酒运动。而当时鼓励人们阅读被视为禁酒的有效方法。后来Blackwell’s店铺扩展到楼上地下、左邻右合。如今书店最大的诺宁顿房间（Norrington Room）据说有一万平方英尺，书架连起来五公里长，就是在邻居三一学院的地下开拓出来的空间，并以三一学院的前校长Sir Arthur Norrington命名。
本杰明的儿子Basil是家族里第一个上牛津大学的。他默顿学院毕业后到伦敦学徒，然后接手家族的出版事业。跟荷兰莱顿的出版商、书商一样，Blackwell’s利用大学这块资源，发展起图书销售之外的图书出版这一块，并主攻文史哲经典和学术书籍。如今大学课堂里常用的各种文科参考书籍，很多都是Blackwell系列。
六月底的一个晚上，我再次来到Blackwell’s的诺宁顿房间，来听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在这里的一个演讲。穿过一架一架的英文小说、哲学经典和最新学术专著，沿楼梯下行到由书架围出来的一个四方形开放式的会议空间。就看到一个正脱下夹克衫、穿着普通条格衫的老人。伊格尔顿灰白头发，敦实中等身材，戴着眼镜的圆脸也不刻薄，全然不是我曾经想象的权威摸样。
我上大学时伍晓明翻译的伊格尔顿《西方现代文学理论》被我们那些文科生捧为经典，也是我们接触西方文学理论的入门书。然后上世纪九十年代去了北美读书，那时文学系正是理论大兴其道之时，所以还是时不时与伊格尔顿的著作兜头碰上。伊格尔顿虽出身贫寒，但教育和生涯是傲倨众生的Oxbridge：剑桥读书牛津教书。其学术马克思主义的训练，使他成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文艺理论和学术左派的风云人物。不过伊格尔顿的出身决定了他对文化伦理问题的现实关注，在理论界翻云覆雨折腾了几十年后，终于“对理论也玩厌了”，拿小说家大卫·洛奇（David Lodge）的话说，于是二00三年改邪归正，写了《理论之外》（Beyond Theory）。最近几年更是正本清源，写了几本如何阅读诗歌、如何欣赏文学一类的书。
伊格尔顿这天晚上带来的他最新的书是一本感性的文化随笔集《大洋彼岸：一个英国人眼中的美国））（Across the Pond：An Englishman’View of America）——在英语中，大西洋是常常被用“池塘”代指，可见英美之间距离的亦远亦近。读过大卫·洛奇的小说的人都知道，英国人喜欢比较英美文化和语言的不同。可能对英国人来说，美式英语、美国文化甚至美国人，都是从自己的传统中“独立”叛逆出去的竖子，是横竖看不上眼的，可以因为藐视，也可以因为嫉妒。不管怎样，总得品头论足一番，然后顺便也把自己挖苦自嘲一顿。
伊格尔顿那天讲的就给我这种印象。他的随笔集听上去就是这些年他自己在美国的经验与观察，充满了轶闻趣事。也许其实不过是前辈英国人早都说过的陈词滥调，但被他用独特的有魅力的语言娓娓道来，就有种睿智和幽默，成了他自己的真理。伊格尔顿在美国教书教过不短时间，甚至现任太太也是一个美国人。但说起美国人那种单纯自信的“我们一定行”（we call do it）的乐观态度，还是情不自禁地露出英国人的冷嘲和热讽。
从书店出来，天色还没完全黑。旁边的酒吧King’s Arms里的学生教授们正谈笑风生。大学城的各个角落似乎都聚集着人群。世界上最沉思也最活跃、最坚定也最怀疑的头脑就孕育在这样的夜晚，古老而又年轻的夜晚，如流动的盛宴般的夜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