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8月的一个艳阳天，我们如约来到了孙战科老人居住的北京海淀区稻香园。就在我们左顾右盼的时候，孙老已经迈着稳健的步伐来迎接我们了，已近八十高龄的他虽然身材不高，但身体特别硬朗，精神矍铄，举手投足之间都能感觉到一种特殊的英气。
　　他一生中有40年在《人民中国》杂志做记者，《当代中国人心目中的毛泽东》、《民主改革的新起点——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采访记》、《香港回归与一国两制》一篇篇脍炙人口的文章留在外宣史册上。他曾受冤被打为“右派”，在北大荒下放22年，但他心里对生活、对事业的热爱却从不动摇。记者通常用一支笔写天下，但他手里却比别人多了一支画笔，20年来，他手握“双桨”在一衣带水的中日两国之间摆渡着友好交流之船。
　　
　　以画为舟渡瀚海
　　
　　踏入客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墙上一幅题为《桂林山水幻如梦》的中国画。桂林的奇山异石、葱茏草木、清澈漓江、游荡扁舟跃然于三尺画卷上，让人不禁想起了贺敬之的诗句来——“如情似梦漓江的水！”这是孙老1992年带日本学员写生时画的。
　　墙上有两幅珍贵的照片，孙老介绍说，左边的一幅是他自己1955年应苏联《真理报》之邀采访齐白石时照的。当时，齐白石一边画虾，一边介绍什么时候应该蘸水等，孙战科仔细地看着，也记住了画虾的笔法。30年后，当他正式学画时，齐白石老人的指点犹在耳畔。当孙老画的虾有模有样、初具神韵的时候，这些画就成为了面向日本发行的日文综合性月刊《人民中国》的外赠礼品。从此，再有日本读者来访，他都要为之赠送一幅虾。
　　有一次，有22名日本读者来访，孙老从凌晨3点就起来画虾，直到晚上10点才把22幅虾画好，正准备休息的时候，忽然想到还有两位翻译，就又铺纸挥笔作了两张。第二天举行赠画仪式时，有的日本读者说这将是他的传家宝，两位翻译也显得格外高兴。
　　“开始我也只是把绘画当作一个爱好，没想太多，但是当我发现我的画能作为与读者交流的使者后，觉得这些画更有价值了。”孙老面对记者“作为记者是如何拿起画笔的”这样的提问时如是说。
　　孙老在函授大学学习绘画的时候，突然想起了《人民中国》的日本读者。他想：如果他们能够同我一样了解这些珍贵的知识该多好！于是在征求日本专家的意见后，便向编委会建议在杂志上开办一个新栏目：《中国画教室》，得到赞同后他便成为这个教室的主编。教授的内容主要来自他上函授大学学的知识，还参考了各大学的教材。每次上课他都一边听一边琢磨怎样编教材。
　　《中国画教室》专栏对日本读者开办后，很受读者欢迎，一些日本读者觉得跟着杂志学画不过瘾，还想亲自来中国接受老师的当面指点。于是孙战科于1991、1992年分别参办了《人民中国》组织的日本书画爱好者画黄山、画桂林学习班，并撰写《怎样画黄山》、《怎样画桂林》教材。在黄山和桂林，由张宏钊（郭传璋的徒弟）现场作画，孙战科为日本读者讲解。讲课之余，他还带领学生四处写生，学生们的绘画水平进步神速，有四五篇习作还发表在《人民中国》上。
　　“中日文化同宗同源，日本学生对中国画很感兴趣，他们热爱绘画，还特别喜欢中国山水。”孙老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在黄山的时候，有个读者泪流满面，我问他是不是因为想家了，他说不是，而是他觉得中国的山水太美了，美得让自己热泪盈眶。”
　　1999年1月，孙战科的学生在日本东京为老师举办了个人画展，展示的作品多被参观者买走。至今，孙战科还和学生们联系着，逢年过节，明信片会载着深深的敬意和祝福飞越海洋来到孙老的手里说到做别人的老师教绘画，孙老指着墙上右边的照片动情地说：“我之所以在绘画上有今天的成就，之所以能够从画虾飞跃到画山水，都是因为我也有老师的指点。”
　　


　　这张珍贵的照片就是他1988年采访郭传璋大师时拍的，郭大师把自己独到的郭派山水技法传授给了孙战科。郭大师教他绘画不到一年，就去世了，悲痛之中，孙战科坚定了要沿着郭大师开创的道路走下去的决心。他在学习绘画的过程中，向许多老师请教，博采众家之长，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他画黄山，用郭派皴法和烘染法，气势磅礴，令人震撼；画桂林，多用白雪石的笔法，画得气势雄健，色墨俏丽；画江南水乡，则用金陵画派的技法，色墨交辉，酣畅淋漓。
　　迄今为止，孙战科赠送给日本读者的画作和在画展上卖出的作品有300多幅。他用手中的画笔画出了一条中日友好交流之船，让它在中日两国之间的滔滔海波中平稳地航行。
　　
　　“记者画家”的称号让他感到特别亲切
　　
　　说到孙老的绘画，就不能不提“大京九”。
　　京九铁路北起北京西客站，跨越京、津、冀、鲁、豫、皖、鄂、赣、粤9省市的98个市县，南至深圳，连接香港九龙。它是北京到香港的最短路径，也是贯穿中国南北的交通大动脉。京九铁路从1993年全面开工到1996年9月1日通车，历时不到3年，这条盘山卧水的“中国龙”在当时引起了世界瞩目。
　　1994～1995年，为了让日本读者了解京九铁路沿线各地的情况，已离休的孙老受《人民中国》之约沿京九线采访，在铁路施工期间，从北京到深圳，采访了沿途47个城市，撰文20余篇：《仅次于三峡工程的世纪丰碑》、《激动人心的西客站工程》、《京九线上两座最古老的城市》、《从京九心脏到将军县》、《越过北回归线到深圳》一篇篇来自现场的报道读来令人荡气回肠。
　　在京九铁路之旅中，66岁的孙老登上了正在修建的黄河铁桥，桥有30多米高，在空中晃晃荡荡，当时的工地负责人惊讶地说孙老“创造了踏上这个铁桥最高年龄的纪录!”而孙老觉得这根本不算什么，身为记者就要大胆一点，无论什么都要亲自去看一看。
　　写作是用文字表现，绘画是用笔墨表现，在孙老眼里绘画也是新闻报道，而且是让人欣赏的报道。于是，他走到哪里就画到哪里。在他描绘京九铁路沿线的作品中，既有《车过大别山》这样的雄浑苍劲之作，也有《善斗的梁山小尾寒羊》这样妙趣横生的速写。
　　虽然写生讲求“快”，但是孙老的画作笔触很细腻，先用线勾勒轮廓，然后皴染。光是画建设中的北京西客站，他就画了三幅——从东面、正面、西面分别画，最后选了西面的发表。
　　孙老与京九有关的国画作品有70余幅，图文并茂的报道在《人民中国》和《科学与经济画报》各连载一年，还曾经在日本出过书。这些作品在国内外引起了轰动，读者从他的报道中获知了京九铁路沿线城镇农村的新面貌，许多读者（包括一些日本读者）循着他笔下的描述来到中国旅游。
　　当问起他如何看待自己的“独具特色的记者画家”称誉时，他沉吟片刻，说：“我喜欢写作，也喜欢画画。但我至今不敢认为自己已经成为画家了，不过对于‘记者画家’的称号却感到特别亲切。我不管走到哪里，不仅可以写出文字篇章，而且可以凭借记者的敏感作出水墨报道来。”
　　像这样独特的“水墨报道”还有很多。为迎香港回归孙老曾画过两幅四尺竖画，一幅是三百山图，此山在江西安远县，飞瀑百丈，是向香港送水的源头。由于香港淡水资源奇缺，日常用水主要来自内地，早就有港人到此作饮水思源游。孙老在“京九之行”中曾来到这里，当即觉得这是个迎香港回归的好题材。多次琢磨之后，他以郭传璋大师教的云托巨瀑之法表现其水从天降、源远流长的磅礴气势，题款：“情源三百山”。
　　还有一幅，是他在深圳中英街上看到的一棵老榕树，根在深圳，枝叶却越过了界碑，伸向香港新界的空间。这个情景触动了孙老的心弦：这不是一个非常动人的话题嘛！他立刻拍了照，画了速写。回京以后，画出了一幅名为《中英街的老榕树》的作品，并在题款中写道：“她根在深圳，枝叶却伸进了香港，好像她早就知道那面也是自己的家。”
　　


　　以上两幅画在中国美术馆展出时，很多国内外参观者感到很新鲜，心底不知不觉流淌出一种感动，有人说这才是从生活中发掘的迎香港回归的画题，只有具备新闻记者的敏感又具有绘画技能的人才能做到，这是“记者画家”的独创之处。提到这两件作品，孙老感到格外自豪。
　　
　　“说实话讲真理是记者的天责”
　　
　　“在下是旅居日本之中国人，拜读先生之北大荒22年，很令我感动。我仔细地念了两遍。大凡世界之有名小说都是作者经历了痛苦的遭遇才写出来的。先生之经历若能更详细地描述出来一定是世界性的名作，亦是一部好电影的剧本。”
　　这是一位热心读者在看了孙战科的《跟党走过的道路》（在《人民中国》连载时日文题目为《我的党历》）后给他的来信中写的。
　　《跟党走过的道路》是1981年孙战科为纪念建党60周年而作的自传，在《人民中国》连载后引起了日本读者强烈的反响，孙老依然记得1982年第一次出访日本的时候，当日本读者得知他就是《跟党走过的道路》的作者时，崇敬之情油然而生，一齐鼓掌欢迎他。
　　如果不是看到这样的文字，如果不是亲耳听到孙老的诉说，我们根本无法想象眼前这位神清气爽、乐观自信的老人有着被错划成右派22年下放到北大荒的经历。
　　孙老说，虽然落到那种境地，但是后来也释然了。总结自己的右派生涯，他说自己既是不幸的，也是幸运的。他感激能在最艰苦的岁月与终身伴侣在北大荒相逢，并肩携手走过人生路。
　　“北大荒虽然使我和《人民中国》基本断了联系，但是我一直笔耕不辍，没有停止过宣传报道工作。那22年对于我以后的外宣工作也算是一笔财富，无论再遇到什么艰难险阻我都不怕，而且我还愈挫愈勇，敢于挑战重大的问题。”
　　从15岁写第一篇报道至今，孙战科发表的文章总字数已达到100多万。“我准备选取40多万字的文章出一本书，不过之前我还想再写几篇‘重量级’的文章。”孙老兴致勃勃地拿出一本草拟的目录给我们看。整整14页稿纸，上面写着一篇篇享誉中外的文章的题目，捧在手里，我们感到一种沉甸甸的分量。
　　记者有幸拜读了其中的一篇文章《当代中国人心目中的毛泽东》，这篇文章曾获中国外文局对外宣传优秀作品一等奖。当时《人民中国》收到了197封日本读者寄来的调查信卡，都说这篇文章是他们最喜欢的一篇，有反馈认为它能针对读者的疑问大胆地做出分析判断，语言通俗，用事实说话，令人信服。香港《文汇报》也曾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
　　提到写这篇文章时的背景，孙老侃侃而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的政治生活走向正轨，全国上下经过一次思想大解放的洗礼之后，大家都充分认识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纷纷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我们的外宣工作也不像1957年之后那样畏首畏尾了，《人民中国》也与党的思想保持一致，沐浴在改革开放的春风里。我们写文章就要写能让读者接受的问题，特别是让他们产生兴趣、发生疑问的问题，这样他们才会觉得读了以后有收获。日本读者十分注重科学的态度、深邃的思想，他们想了解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对毛泽东思想到底持什么态度，中国人现在怎么看待毛泽东这个人。所以我就找来大量的资料，了解问题的来龙去脉，然后找来几个专家主持他们座谈，通过他们之口反映我的想法。
　　“当时国外有这种言论，认为既然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那么毛泽东思想也就有错误了。我就通过我的文章反驳：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主席晚年的错误正是他本人违犯毛泽东思想的结果。
　　“写政治题材的文章是比较难的，但是我总觉得越是重大的、敏感的题材越具有挑战性，越是迎难而上，越能写好。要实事求是，旗帜鲜明，错的就是错的，对的就是对的，没有商量。说实话讲真理是记者的天责。这样读者才会相信你，另外读起来也觉得有意思。”孙老笑着说。
　　摆在记者面前的还有《民主改革的新起点》这篇文章，这是孙老在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写的采访记，也是孙老从北大荒回到北京写的第一篇报道。日本专家村山孚先生说这是他来《人民中国》工作以来读到的写中国政治写得最好的文章。因为当时的政治文章不是一些理论、文件或者条条框框，就是光讲个人历史，没有反映当时的历史背景，没有和大的政治环境融合在一起。
　　这届人民代表大会会场气氛焕然一新，领导人和代表同时入座，不要起立鼓掌，这与1954年孙战科采访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完全不一样。而小组会议上热烈讨论的氛围更是宣告“四人帮”横行时期压抑民主的枷锁被彻底打破了。“这些都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政治生活的变化，特别是人民民主的恢复和民主建设进程。而这也是日本读者所渴望了解的。所以我把它们都写了出来。”孙老解释道。
　　作为对日外宣的记者，在京九铁路沿线采访的时候，凡是有日本游客足迹的他都要提及，并且写出日本人的名字来。湖北黄梅五祖寺的墙上有为该寺捐款的64位日本香客的名字，他一个个地数了并写进了报道。当记者得知这个小细节时，胸中生出了一股莫名的暖意。
　　当孙老照着书目认真地一条一条讲述时，记者突然有了这种感觉：面前的这位老人不也是一部大书吗？
　　
　　在稻香飘溢中一路骑行
　　
　　在连接海淀区稻香园与西城区车公庄人民中国杂志社的路途之间，每天上下班时，总有一个骑着自行车的身影，风雨无阻，他总是戴着耳机，听着广播里播放的国内外新闻。
　　这是孙战科离休之前的一个真实写照。
　　而今，颐养天年的孙老仍然坚持骑车。“不过现在不用耳机听广播了，”孙老笑道，“我现在天天读报，每年订800多元的报刊，有《京华时报》、《参考消息》、《文摘报》、《中国美术报》、《炎黄春秋》
　　“我还坚持游泳，从前年开始每个夏天都去颐和园的柳浪游泳场游泳，前年去了75次，去年76次，今年的目标是80次！
　　“我觉得咱们国家现在的政治形势特别好，我看什么都心情舒畅。我也比较重视政治学习，所以无论遇到什么问题都能理解，能够正确判断这是咱们国家在前进道路上的一个事件、一个挫折或者一个成功。”
　　尽管已经离休多年，但是孙老一直惦记着《人民中国》，因为他从《人民中国》1953年创刊的时候就到那里工作了。“《人民中国》就像是我的老家，再通俗点说就叫‘窝’。每当我听到这个名字就觉得特别亲切，我自己的名字和《人民中国》是不可分割的，我所取得的成绩和赢得的赞誉都是它带给我的。所以我总觉得应该为《人民中国》多做一点事，哪怕是在离休之后。”孙老用这样朴实的语言表达自己对《人民中国》的感情。离休以后的孙老已成为《人民中国》的“情报员”，有好几次还亲自上马。
　　1998年，年近七十的孙老应邀去山东莱西作画。他在那里发现有一个日本记者，就问要采访什么，对方说要采访那里即将举行的村民选举。孙老觉得日本记者跑这么远来采访村民选举，说明日本读者对这个题材感兴趣。于是他就找来选举的材料仔细阅读，看完以后觉得确实很有价值。回到北京以后他就把材料拿给《人民中国》的编辑部主任看，希望他能找人编个特辑。主任说，现在人手不够了，要不就你去完成吧。孙老不假思索，欣然再赴莱西。选举那天，正是三九天，天寒地冻。孙老却坚持在那里待了十几天，采访完了还画了几幅画，其中有两张是村民投票的速写。回到北京，他写了通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举——村选》。由此可见，对外宣事业的情感已深植进孙老的人生岁月中。
　　两个多小时的访谈如同飞逝。在送我们去车站的路上，孙老指着稻香园的高楼对我们说，以前这里都种的是水稻，一到收获的季节，稻香四溢，所以叫做“稻香园”。因此他刻了一枚印章，上书“稻香楼”，后来稻田不存，他又刻了一枚“忆稻楼”的印章，以此记念。
　　说到这里，记者的眼前一下子浮现出这样一幅画面：蜿蜒的路途上，一位快乐老人骑着自行车前行，在他的身边，稻田灿灿，稻香浓郁。
　　后记：“老夫喜作黄昏颂，满目青山夕照明。”这是叶帅《八十抒怀》中的最后一句，也是孙老非常喜欢的诗句。
　　“我佩服你们年轻有为。看到你们就想起了我年轻的时候，也是朝气蓬勃的，这点要保持。但是最重要的是要有坚定的国家立场。要多了解国外的舆论报道，有的放矢，勇攀高峰！”孙老的一番话语饱含着对青年外宣工作者的殷切期盼。
　　孙老这样的老外宣工作者们曾用自己的热诚为中国的对外传播事业奠基，而今仍然以各自的方式证明着自己的价值，他们写的一篇篇文章如同经过岁月熔炉淬炼的金石，永恒，璀璨，折射着一代人理想的光辉。我们衷心祝愿他们在生活上晚景如春，在事业上登高望远。
　　中国外文局曾有这样一本老编辑们自办的刊物《青山在》，人们这样看待这些行走在路上的“老兵”：“‘满目青山夕照明’，‘夕照明’的岂止是青山，照亮的更是后来者正在行走的路。”
　　愿老外宣工作者们用他们宝贵的思想、智慧与品格继续为我们照明。
　　（本文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孙战科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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