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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首先阐释了政府公共服务合同外包的基本内涵，然后分析政府公共服务合同外包存在专门性法律缺失、竞争不充分、信息不对称、监管不严谨等方面的问题，最后有针对性的提出公共服务合同外包的完善路径。
关键词：公共服务合同外包;政府;非政府组织;承包方
根据各国的社会实践可以看出，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也无论是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近几十年以来，公共服务的市场化已然是政府改革的最主要的方向之一。而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中，公共服务合同外包是最核心的实现机制，也是政府改革最重要的工具。近些年来，我国政府同样采取公共服务外包的模式，解决了财政等很多问题，获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高速公路、轻轨、机场等公共设施就是我国很好的政府公共服务合同外包的典型示例。
一、政府公共服务合同外包的基本内涵
1.概念
政府公共服务合同外包，顾名思义，就是政府为了实现某一公共服务的目标，通过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沟通、协商，最后达成一致形成合同，将某公共服务的项目交给该非政府组织承包。可以看出，政府公共服务合同外包的实质就是非政府组织成为了公共服务的生产者或者提供者，而政府最主要充当的是资金提供者的角色。
2.特征
政府公共服务合同明显有行政合同的性质，因此，政府公共服务合同外包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其一，目的特殊，是为了公共利益，为了社会有更好的公共服务;其二，主体特殊，政府公共服务合同的当事人一方是政府，另一方是非政府组织;其三，法律地位平等，政府公共服务合同是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达成的，在法律上有平等的地位;其四，权利义务不平等，一般情况下，政府在合同的履行、变更、解除等方面有优益权。[1]
3.范围
一般认为，作为公共管理的社会公共服务是指由政府经办的、涉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民众基本利益的可收费的或不可收费的公用事业。[2]大多数学者认为并非所有的公共服务都可以外包，而是有适合外包的标准，最重要的观点包括：（1）该公共服务是否属于政府的核心职能，如果不是政府核心职能则可以外包;（2）该公共服务的质量保证的难易程度，从项目的可表述性、竞争力、监督效果等进行判断，如果较为容易则可以外包;（3）该公共服务项目要求的公共责任性大小，如果要求公益性不高则可以外包。
4.意义
政府公共服务合同外包是社会进步的体现，它对政府、非政府组织甚至是整个社会大众都会有很积极的影响。具体有：（1）对政府而言，政府公共服务合同的外包可以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2）对非政府组织来说，政府公共服务合同外包招标、竞标过程中无一不存在竞争，这种竞争会产生积极的作用，促使非政府组织不断改革创新，最终突破自己提高生产率;（3）在社会大众看来，政府公共服务合同的外包可以使该公共服务更专业化，更产品化，更优质化，普通群众对公共服务更加满意。
二、我国政府公共服务合同外包存在的问题
我国政府公共服务合同外包的实践中存在一些问题，具体概括如下：
1.法律缺位导致不能充分保障承包方的利益
我国没有针对政府公共服务合同外包方面的法律法规，因此目前最常见的做法就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但这明显不规范，完全混淆了政府采购与政府公共服务外包。尽管政府与相对人也是平等协商的法律地位，然而政府采购实质上是受民法、合同法等私法调整，属于私法领域的范畴;但是政府公共服务合同在理论上适用于公法还是私法并没有明确的统一，甚至可能更倾向于行政合同的性质。
正是由于法律规定上的缺失，导致政府公共服务合同外包存在很多现实中的问题，最明显体现在合同具体的权利、义务、法律责任等没能有效地规制。而实践中，政府作为一方当事人往往拥有比较强势的地位，常会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去直接干预承包方项目的实施，并且在实际履行公共服务合同时有更多的权利，比如变更合同、解除合同、增加或者减少合同违约金等等。无论是法律的缺失还是政策的变动，非政府组织相对于政府而言都可能会面临合同变动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但是法律在对承包方蒙受损失后并没有给予补偿等规定，根本不能充分保障承包方的权益。
2.政府专业性不够导致交易成本较高
公共服务外包是通过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合同进行交易的，在交易过程中最重要当然是合同约定的价格，这也是政府给予承包方的相应报酬。政府作为资金的提供者，在核算整个公共服务项目需要的成本上显得尤为重要，这就更需要对该公共服务项目有充分的认识，有专业的水准。但是实际上，在招标竞标成本、公共设施设备的建设成本、交通工具的使用成本等各种公共服务项目的具体成本上，政府部门相比较于非政府组织而言缺乏相应的专业能力，再加上公共服务成本本身的难估算性，使得承包方在价格商定上有很大的优势，这导致了政府公共服务合同外包的交易成本较高。
3.招标中的竞争不充分导致承包商并非最优
政府进行公开招标，其最终目的是为了选择最有实力的竞标者来承担提供公共服务的责任。[3]招标应秉承“公平、公正、公开”的理念，充分保障各竞标人的合法权利。但是现实生活中，首先因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发展还不是很健全，所以真正完全具备公共服务项目承包能力的第三方非政府组织（无论是非营利性企业还是营利性企业）数量有限，可选择的对象较少;其次，受地方保护主义的某些影响，在进行竞标的时候，一些当地的企业可能已经被优先看好，不公平的现象时有发生，使得可挑选的竞争对象更少;最后，还存在“内幕交易”，一些企业贿赂，一些国家工作人员以权谋私，致使整个招标竞标流于形式。种种现状导致市场竞争不充分，并没有招到该公共服务项目最适合的承包方。
4.政府监管不足导致项目质量得不到保障
政府订立公共服务合同的目的是让公共利益最大化，而承包方作为非政府组织往往是营利性企业，以私人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这本来就存在矛盾。因此，为防止承包方全然不顾公共利益的考量，政府必须加强对项目實施的监管。但是在实际操作中，承包方往往会利用与政府的信息不对称巧取私利，政府部门也缺乏公共服务技术问题的专业性，导致政府很难进行监管。另外，因为公共服务项目本身所应该具备的质量标准、验收标准很难估摸，更加导致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的监管不足，主要是以绩效评估作为项目质量的考核依据。 通过上面对我国政府公共服务合同外包的问题的分析，我们可以对症下药，探索相应的完善途径，这对于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降低公共服务外包的风险以及保障社会大众享受更好的公共服务的权益来说，有很重要的意义。
三、设想政府公共服务合同外包的完善路径
1.出台公共服务合同外包的专门性立法
公共服务合同外包属于行政行为，也属于法律上的行为。虽然我国有关的法律、法规甚至政策为公共服务合同外包提供了一些依据，比如2001年国家计委《关于印发促进和引导民间投资的若干意见的通知》、2002年国家计委《“十五”期间加快发展服务业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2002年建设部《关于加快市政公用行业市场化进程的意见》等，但是并没有专门性的法律规定进行规制与调整。我认为日前政府公共服务合同外包的逐步推广，需要尽快出台专门性立法，明确规定公共服务外包合同的性质、双方的权利义务、法律责任（包括政府责任），变更、解除合同的严格条件与程序以及承包方因政府的原因或其他不可抗力的原因而蒙受损失后的补偿等。
2.招标中注重公平竞争的原则
为使项目招标过程中能够得到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防止暗箱操作，应该营造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首先，政府应该依法向社会大众发出招标公告，并且公告力争在国家级或者省级期刊媒体上发布，争取吸纳更多有意向的企业参与竞标，招标书尽量详细，包括作为招标人的政府的名称、地址，项目的性质、数量，招标文件获取方法等等，这可以充分保障各非政府组织平等的知情权;其次，竞标过程中列席媒体工作人员以及与该项目有密切联系的公民的代表人物，动员社会的监督力量，保证竞标过程中的相对公平;最后，让各竞标者提出自己实施该公共服务的具体方案，将各具体方案公布在特定网站上，根据各方案的优势、社会大众的反响以及最有能力胜任与政府合作的竞标者选为该政府公共服务合同外包的当事人，并将中标者的基本信息以及选任原因公开。
3.建立强制信息披露的机制
委托代理理论中，限制委托人目标实现的最大问题就在于信息不对称，使代理人拥有更多的机会和动机实施机会主义行为[4]。因此，为防止承包方利用信息不对称而使政府蒙受损失，或者价格不合理导致合同较为不公平，建立强制信息披露机制显得尤为重要。当然，政府在决定公共服务合同外包之前，就应该在掌握大量的社会信息的基础之上对该项目进行评估，包括市场环境是否适合该项目的外包等。而强制信息披露机制更重要是保障社会大众的知情权，有关该政府公共服务外包合同的基本信息，该项目的进展情况等要定期进行信息披露，而项目完成后也要将定期检测结果或者质量评估结果公之于众。
4.设立专门的监管机构
为防止项目质量验收不合格，克服政府缺乏专业性评估等监管经验，政府可以设专门的监管机构以加强政府公共服务合同外包的监管。该机构负有法律上的监管职责，可以采取一系列具体措施，比如明确制定绩效考核标准、绩效评价管理办法，合同签订前的评估标准、合同履行后的检测标准等等。这些评估、检测的手段可以包括实地考察、民意反馈、投诉监督、工作记录的查看等，也可以及时处理在监管过程中的一些违法或者违纪行为。另外，该监管机构能够享有一定的奖惩权利，对其制定的各项指标都达到，可以给予该政府公共服务合同之外的一些物质或者荣誉奖励，而如果低于某些硬性标准，则可以采取处以罚款或者将其纳入到失信企业的黑名单等惩罚措施。
注釋：
[1]参见：陈静.论政府公共服务合同外包[J].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176.
[2]Joseph Nye，Soft Power[J].Foreign Policy，Fall 1990.
[3]陈薇.政府公共服务外包：问题及对策[J].兰州学刊，2005（3）：44.
[4]MICHAEL JENSEN，WILLIAM MECKLING.Theory of The Firm：Managerial behavior，Agency Cost and ownership structure[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1976，3（10）：309.
参考文献：
[1]宋世明.工业化国家公共服务市场化对中国行政改革的启示[J].政治学研究，2002，（4）：46—52.
[2]韩俊魁.当前我国非政府组织参与政府购买服务的模式比较[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9年（6）：128—134.
[3]李东林，杨海洪.契约合作： 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购买的选择与实践——以正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和“酷中国2009低碳”项目为例[J].宁厦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11）.
[4]敬嘉.中国公共服务外部购买的实证分析——一个治理转型的角度[J].管理世界，2007，（2）.
[5]韩俊魁.当前我国非政府组织参与政府购买服务的模式比较[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9，（6）.
[6]王名，乐园.中国民间组织参与公共服务购买的模式分析[J].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08，（4）.
[7]陈松.公共服务事业外包问题研究[D].杭州：浙江大学，2006.
[8]黎民.公共管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9]杨福韬.我国乡镇公共服务外包中的行政合同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8.
[10]陈振明.公共管理前沿[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
[11]句华.中国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合同外包的发展现状—基于二手数据的分析[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2（1）.
关键词：公共服务合同外包;政府;非政府组织;承包方
根据各国的社会实践可以看出，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也无论是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近几十年以来，公共服务的市场化已然是政府改革的最主要的方向之一。而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中，公共服务合同外包是最核心的实现机制，也是政府改革最重要的工具。近些年来，我国政府同样采取公共服务外包的模式，解决了财政等很多问题，获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高速公路、轻轨、机场等公共设施就是我国很好的政府公共服务合同外包的典型示例。
一、政府公共服务合同外包的基本内涵
1.概念
政府公共服务合同外包，顾名思义，就是政府为了实现某一公共服务的目标，通过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沟通、协商，最后达成一致形成合同，将某公共服务的项目交给该非政府组织承包。可以看出，政府公共服务合同外包的实质就是非政府组织成为了公共服务的生产者或者提供者，而政府最主要充当的是资金提供者的角色。
2.特征
政府公共服务合同明显有行政合同的性质，因此，政府公共服务合同外包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其一，目的特殊，是为了公共利益，为了社会有更好的公共服务;其二，主体特殊，政府公共服务合同的当事人一方是政府，另一方是非政府组织;其三，法律地位平等，政府公共服务合同是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达成的，在法律上有平等的地位;其四，权利义务不平等，一般情况下，政府在合同的履行、变更、解除等方面有优益权。[1]
3.范围
一般认为，作为公共管理的社会公共服务是指由政府经办的、涉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民众基本利益的可收费的或不可收费的公用事业。[2]大多数学者认为并非所有的公共服务都可以外包，而是有适合外包的标准，最重要的观点包括：（1）该公共服务是否属于政府的核心职能，如果不是政府核心职能则可以外包;（2）该公共服务的质量保证的难易程度，从项目的可表述性、竞争力、监督效果等进行判断，如果较为容易则可以外包;（3）该公共服务项目要求的公共责任性大小，如果要求公益性不高则可以外包。
4.意义
政府公共服务合同外包是社会进步的体现，它对政府、非政府组织甚至是整个社会大众都会有很积极的影响。具体有：（1）对政府而言，政府公共服务合同的外包可以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2）对非政府组织来说，政府公共服务合同外包招标、竞标过程中无一不存在竞争，这种竞争会产生积极的作用，促使非政府组织不断改革创新，最终突破自己提高生产率;（3）在社会大众看来，政府公共服务合同的外包可以使该公共服务更专业化，更产品化，更优质化，普通群众对公共服务更加满意。
二、我国政府公共服务合同外包存在的问题
我国政府公共服务合同外包的实践中存在一些问题，具体概括如下：
1.法律缺位导致不能充分保障承包方的利益
我国没有针对政府公共服务合同外包方面的法律法规，因此目前最常见的做法就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但这明显不规范，完全混淆了政府采购与政府公共服务外包。尽管政府与相对人也是平等协商的法律地位，然而政府采购实质上是受民法、合同法等私法调整，属于私法领域的范畴;但是政府公共服务合同在理论上适用于公法还是私法并没有明确的统一，甚至可能更倾向于行政合同的性质。
正是由于法律规定上的缺失，导致政府公共服务合同外包存在很多现实中的问题，最明显体现在合同具体的权利、义务、法律责任等没能有效地规制。而实践中，政府作为一方当事人往往拥有比较强势的地位，常会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去直接干预承包方项目的实施，并且在实际履行公共服务合同时有更多的权利，比如变更合同、解除合同、增加或者减少合同违约金等等。无论是法律的缺失还是政策的变动，非政府组织相对于政府而言都可能会面临合同变动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但是法律在对承包方蒙受损失后并没有给予补偿等规定，根本不能充分保障承包方的权益。
2.政府专业性不够导致交易成本较高
公共服务外包是通过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合同进行交易的，在交易过程中最重要当然是合同约定的价格，这也是政府给予承包方的相应报酬。政府作为资金的提供者，在核算整个公共服务项目需要的成本上显得尤为重要，这就更需要对该公共服务项目有充分的认识，有专业的水准。但是实际上，在招标竞标成本、公共设施设备的建设成本、交通工具的使用成本等各种公共服务项目的具体成本上，政府部门相比较于非政府组织而言缺乏相应的专业能力，再加上公共服务成本本身的难估算性，使得承包方在价格商定上有很大的优势，这导致了政府公共服务合同外包的交易成本较高。
3.招标中的竞争不充分导致承包商并非最优
政府进行公开招标，其最终目的是为了选择最有实力的竞标者来承担提供公共服务的责任。[3]招标应秉承“公平、公正、公开”的理念，充分保障各竞标人的合法权利。但是现实生活中，首先因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发展还不是很健全，所以真正完全具备公共服务项目承包能力的第三方非政府组织（无论是非营利性企业还是营利性企业）数量有限，可选择的对象较少;其次，受地方保护主义的某些影响，在进行竞标的时候，一些当地的企业可能已经被优先看好，不公平的现象时有发生，使得可挑选的竞争对象更少;最后，还存在“内幕交易”，一些企业贿赂，一些国家工作人员以权谋私，致使整个招标竞标流于形式。种种现状导致市场竞争不充分，并没有招到该公共服务项目最适合的承包方。
4.政府监管不足导致项目质量得不到保障
政府订立公共服务合同的目的是让公共利益最大化，而承包方作为非政府组织往往是营利性企业，以私人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这本来就存在矛盾。因此，为防止承包方全然不顾公共利益的考量，政府必须加强对项目實施的监管。但是在实际操作中，承包方往往会利用与政府的信息不对称巧取私利，政府部门也缺乏公共服务技术问题的专业性，导致政府很难进行监管。另外，因为公共服务项目本身所应该具备的质量标准、验收标准很难估摸，更加导致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的监管不足，主要是以绩效评估作为项目质量的考核依据。 通过上面对我国政府公共服务合同外包的问题的分析，我们可以对症下药，探索相应的完善途径，这对于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降低公共服务外包的风险以及保障社会大众享受更好的公共服务的权益来说，有很重要的意义。
三、设想政府公共服务合同外包的完善路径
1.出台公共服务合同外包的专门性立法
公共服务合同外包属于行政行为，也属于法律上的行为。虽然我国有关的法律、法规甚至政策为公共服务合同外包提供了一些依据，比如2001年国家计委《关于印发促进和引导民间投资的若干意见的通知》、2002年国家计委《“十五”期间加快发展服务业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2002年建设部《关于加快市政公用行业市场化进程的意见》等，但是并没有专门性的法律规定进行规制与调整。我认为日前政府公共服务合同外包的逐步推广，需要尽快出台专门性立法，明确规定公共服务外包合同的性质、双方的权利义务、法律责任（包括政府责任），变更、解除合同的严格条件与程序以及承包方因政府的原因或其他不可抗力的原因而蒙受损失后的补偿等。
2.招标中注重公平竞争的原则
为使项目招标过程中能够得到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防止暗箱操作，应该营造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首先，政府应该依法向社会大众发出招标公告，并且公告力争在国家级或者省级期刊媒体上发布，争取吸纳更多有意向的企业参与竞标，招标书尽量详细，包括作为招标人的政府的名称、地址，项目的性质、数量，招标文件获取方法等等，这可以充分保障各非政府组织平等的知情权;其次，竞标过程中列席媒体工作人员以及与该项目有密切联系的公民的代表人物，动员社会的监督力量，保证竞标过程中的相对公平;最后，让各竞标者提出自己实施该公共服务的具体方案，将各具体方案公布在特定网站上，根据各方案的优势、社会大众的反响以及最有能力胜任与政府合作的竞标者选为该政府公共服务合同外包的当事人，并将中标者的基本信息以及选任原因公开。
3.建立强制信息披露的机制
委托代理理论中，限制委托人目标实现的最大问题就在于信息不对称，使代理人拥有更多的机会和动机实施机会主义行为[4]。因此，为防止承包方利用信息不对称而使政府蒙受损失，或者价格不合理导致合同较为不公平，建立强制信息披露机制显得尤为重要。当然，政府在决定公共服务合同外包之前，就应该在掌握大量的社会信息的基础之上对该项目进行评估，包括市场环境是否适合该项目的外包等。而强制信息披露机制更重要是保障社会大众的知情权，有关该政府公共服务外包合同的基本信息，该项目的进展情况等要定期进行信息披露，而项目完成后也要将定期检测结果或者质量评估结果公之于众。
4.设立专门的监管机构
为防止项目质量验收不合格，克服政府缺乏专业性评估等监管经验，政府可以设专门的监管机构以加强政府公共服务合同外包的监管。该机构负有法律上的监管职责，可以采取一系列具体措施，比如明确制定绩效考核标准、绩效评价管理办法，合同签订前的评估标准、合同履行后的检测标准等等。这些评估、检测的手段可以包括实地考察、民意反馈、投诉监督、工作记录的查看等，也可以及时处理在监管过程中的一些违法或者违纪行为。另外，该监管机构能够享有一定的奖惩权利，对其制定的各项指标都达到，可以给予该政府公共服务合同之外的一些物质或者荣誉奖励，而如果低于某些硬性标准，则可以采取处以罚款或者将其纳入到失信企业的黑名单等惩罚措施。
注釋：
[1]参见：陈静.论政府公共服务合同外包[J].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176.
[2]Joseph Nye，Soft Power[J].Foreign Policy，Fall 1990.
[3]陈薇.政府公共服务外包：问题及对策[J].兰州学刊，2005（3）：44.
[4]MICHAEL JENSEN，WILLIAM MECKLING.Theory of The Firm：Managerial behavior，Agency Cost and ownership structure[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1976，3（10）：309.
参考文献：
[1]宋世明.工业化国家公共服务市场化对中国行政改革的启示[J].政治学研究，2002，（4）：46—52.
[2]韩俊魁.当前我国非政府组织参与政府购买服务的模式比较[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9年（6）：128—134.
[3]李东林，杨海洪.契约合作： 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购买的选择与实践——以正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和“酷中国2009低碳”项目为例[J].宁厦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11）.
[4]敬嘉.中国公共服务外部购买的实证分析——一个治理转型的角度[J].管理世界，2007，（2）.
[5]韩俊魁.当前我国非政府组织参与政府购买服务的模式比较[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9，（6）.
[6]王名，乐园.中国民间组织参与公共服务购买的模式分析[J].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08，（4）.
[7]陈松.公共服务事业外包问题研究[D].杭州：浙江大学，2006.
[8]黎民.公共管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9]杨福韬.我国乡镇公共服务外包中的行政合同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8.
[10]陈振明.公共管理前沿[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
[11]句华.中国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合同外包的发展现状—基于二手数据的分析[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2（1）.